西班牙的铁路
——西班牙旅行记之四
田野底青色小径上
铁的生客就要经过,
一只铁腕行将收尽晨曦所播下的禾黍。
这是俄罗斯现代大诗人叶赛宁的诗句。当看见了俄罗斯的恬静的乡村一天天地被铁路所侵略,并被这个“铁的生客”所带来的近代文明所摧毁的时候,这位憧憬着古旧的、青色的俄罗斯,歌咏着猫、鸡、马、牛,以及整个梦境一般美丽的自然界的,俄罗斯的“最后的田园诗人”,便不禁发出这绝望的哀歌来,而终于和他的古旧的俄罗斯同归于尽。
和那吹着冰雪的风,飘着忧郁的云的俄罗斯比起来,西班牙的土地是更饶于诗情一点。在那里,一切都邀人入梦,催人怀古: 一溪一石,一树一花,山头碉堡,风际牛羊… … 当你静静地观察着的时候,你的神思便会飞越到一个更迢遥更幽古的地方去,而感到自己走到了一种恍惚一般的状态之中去,走到了那些古诗人的诗境中去。
这种恍惚,这种清丽的或雄伟的诗境,是和近代文明绝缘的。让魏特曼或凡尔哈仑去歌颂机械和近代生活吧,我们呢,我们宁可让自己沉浸在往昔的梦里。你要看一看在“铁的生客”未来到以前的西班牙吗? 在《大食故宫余载》(一八三二) 中,华盛顿·欧文这样地记着他从塞维拉到格腊拿达途中的风景的一个片断:
… … 见旧堡,遂徘徊于堡中久之。… … 堡踞小山,山趺瓜低拉河萦绕如带,河身非广,澌澌作声,绕堡而逝。山花覆水,红鲜欲滴。绿阴中间出石榴佛手之树,夜莺嘤鸣其间,柔婉动听。
去堡不远,有小桥跨河而渡;激流触石,直犯水礁。礁房环以黄石,那当日堡人用以屑面者。渔膝巨网,晒堵黄石之墉;小舟横陈,即隐绿阴之下。村妇衣红衣过桥,倒影入水作绛色,渡过绿漪而没。等流连景光,恨不能画… … (据林纾译文)
这是幽艹倩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的;而在乔治·鲍罗的《圣经在西班牙》(一八四三) 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加斯谛尔平原的雄警壮阔的姿态:
这天酷热异常,于是我们便缓缓地在旧加斯谛尔的平原上取道前进。说起西班牙,旷阔和宏壮是总要联想起的: 它的山岳是雄伟的,而它的平原也雄伟不少逊;它舒展出去,土央 无垠,但却也并不坦坦荡荡,满目荒芜,像俄罗斯的草原那样。崎岖土尧土角的土地触目皆是: 这里是寒泉所冲泻成的深涧和幽壑;那里是一个嶙峋而荒蛮的培土娄,而在它的顶上,显出了一个寂寥的孤村。欢欣快乐的成分很少,而忧郁的成分却很多。我们偶然可以看见有几个孤独的农夫,在田野间操作—— 那是没有分界的田野,不知橡树、榆树或槐树为何物;只有悒郁而悲凉的松树,在那里炫耀着它的金字塔一般的形式,而绿草也是找不到的。这些地域中的旅人是谁呢? 大部分是驴夫,以及他们的一长列一长列系着单调地响着的铃子的驴子。… …在这样的背景上,你想吧,近代文明会呈显着怎样的丑陋和不调和,而“铁的生客”的出现,又会怎样地破坏了那古旧的山川天地之间相互的默契和熟稔,怎样地破坏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融和的氛围气! 那爱着古旧的西班牙,带着一种深深的怅惘数说着它的一切往昔的事物的阿索林,在他的那本百读不厌的小书《加斯谛拉》中,把西班牙的历史缩成了三幅动人的画图—— 十六世纪的、十九世纪的和现代的—— ,现在,我们展开这最后一幅画图来吧:
… … 那边,在地平线的尽头,那些映现在澄澈的天宇上的山岗,好像已经被一把刀所砍断了。一道深深的挺直的罅隙穿过了它们;从这罅隙间,在地上,两条又长又光亮的平行的铁条穿了出来,节节地越过了整个原野。立刻,在那些山岗的断处,显现出了一个小黑点: 它动着,急骤地前进,一边在天上遗留下一长条的烟。它已来到平原上了。现在,我们看见一个奇特的铁车和它的喷出一道浓烟来的烟突,而在它的后面,我们看见了一列开着小窗的黑色的箱子,从那些小窗间,我们可以辨出许多男子的和妇女的脸儿来,每天早晨,这个铁车和它的那些黑色的箱子在远方现出来;它散播着一道道的烟,发着尖锐的啸声,急骤得使人目眩地奔跑着而进城市的一个近郊去… …铁路是在哪一种姿态之下在那古旧的西班牙出现,我们已可以在这幅画图中清楚地看到了。
的确,看见机关车的浓烟染黑了他们的光辉的和朦朦的风景,喧嚣的车声打破了他们的恬静,单调的铁轨毁坏了他们的山川的柔和或刚强的线条,西班牙人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的。西班牙的一切,从 的比雷奈山起一直到那伽尔陀思(Galedós)所谓“逐出外国的侵犯”的那种发着辛烈的臭味的煎油为止,都是抵抗着那现代文明的闯入的。所以,那“铁的生客”的出现,比在欧美各国都要迟一点,西班牙最早的几条铁路,从巴塞洛拿(Barc elona )到马达罗(Mataró) 那条是在一八四八年建立的,从马德里到阿朗胡爱斯(Ar anjuez)的那条更迟四年,是在一八五一年才筑成。而在建筑铁路之前,又是经过多少的困难和周折啊。
在一八三〇年,西班牙人已知道什么是铁路了。马尔赛里诺·加莱罗(Marcelino Calero)在一八三〇年出版了他的那本在英国印刷的,建筑一个从边境的海雷斯到圣玛丽港的铁路的计划书。在这本计划书后面,还附着一张地图和一幅插绘,是出自“拉蒙·赛沙·德·龚谛手笔”的。插绘上画着一列火车,喷着黑烟,驰行在海滨,而在海上,却航行着一只有着又高又细的烟筒的汽船。这插绘是有点幼稚的,然而它却至少带了一些火车的概念来给当时的西班牙人。加莱罗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那是当然的事,然而在那些喜欢新的事物的人们间,火车便常被提到了。
七年之后,在一八三七年,季崖尔莫· 罗佩(GuillermoLobè) 作了一次旅行,从古巴到美国,从美国又到欧洲。而在一八三九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他的那部《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旅行中给我的孩子们的书翰》。罗佩曾在美国和欧洲研究铁路,而在他的信上,铁路是常常讲到的。他希望西班牙全国都布满了铁路,然而他的愿望也没有很快地实现。以后,文人学士的关于铁路的记载渐渐地多起来了。在一八四一年美索奈罗·洛马诺思(MesoneroRomanos)发表了他的《法比旅行回忆记》;次年,莫代思多·拉福安德(Modesto Lauyente)发表了他的《修士海龙第奥的旅行记》第二卷。这两部游记中对于铁路都有详细的叙述,而尤以后者为更精密而有系统。这两位游记的作者都一致地公认火车旅行的诗意(这是我们所难以领略的) 。美索奈罗在他的记游文中描写着铁路的诗意底各方面,在白昼的或在黑夜的。而拉福安德也沉醉于车行中所见的光景。他写着,“这是一幅绝世的惊人的画图;而在暗黑的深夜中看起来,那便千倍地格外有趣味,格外有诗意。”
然而,就在这一八四二年的三月十四日,当元老院开会议论开筑一条从邦泊洛拿经巴斯当谷通到法兰西去的普通官路的时候,那元老议员却说: “我的意见是,我们永远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弄平了比雷奈山;反之,我们应该在原来的比雷奈山上,再加上一重比雷奈山。”多少的西班牙人会同意于这个意见啊!
在一八四四年,西班牙著名的数学家玛里阿诺·伐烈何(Mriano Vallejo)出版了一本题名为《铁路的新建筑》的书。这位数学家是一位折中主义者。他愿望旅行运输的便利,但他也好像不大愿意机关车的黑烟污了西班牙的青天,不大愿意它的尖锐的汽笛声冲破了西班牙的原野的平静。我们的这位伐烈何主张仍旧用牲口去牵车子,只不过那车子是在铁轨上滑行着罢了。可是,这个计划也还是没有被采用。
从一八四五年起,西班牙筑铁路的计划渐次地具体化了。报纸上继续地论着铁路的利益,资本家踊跃地想投资,而一批一批的铁路专家技师,又被从国外聘请来。一八四五年五月三十日,马德里的《传声报》记载着阿维拉、莱洪、马德里铁路企业公司的主持者之一华尔麦思来(Sir J . Walmsley) 抵京进行开筑铁路的消息;六月二十二日,马德里的《日报》上载着五位英国技师经过伐拉道里兹,测量从比尔鲍到马德里的铁路路线的消息;七月三日,《传声报》又公布了筑造法兰西西班牙铁路的计划,并说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委员会,也已制成了路线的草案并把关于筑路的一切都筹划好了;而在九月十八日的《日报》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工程师勃鲁麦尔(Brumell)和西班牙北方皇家铁路公司的一行技师的到来。以后,这一类的消息还是不绝如缕,然而这些计划的实现却还需要许多岁月,还要经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八四八年巴塞洛拿和马达罗之间的铁路,一八五一年马德里和阿朗胡爱斯之间的铁路,只能算是一种好奇心的满足而已。
从这些看来,我们可以见到这“铁的生客”在西班牙是遇到了多么冷漠的款待,多么顽强的抵抗。那些生野的西班牙人宁可让自己深闭在他们的家园里(真的,西班牙是一个大园林) ,亲切地,沉默地看着那些熟稔的花开出来又凋谢,看着那些祖先所抚摩过的遗物渐渐地涂上了岁月底色泽;而对于一切不速之客,他们都怀着一种隐隐的憎恨。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条从法兰西西班牙的边境到马德里去的铁路,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 这个文献我一时找不到。我所知道的是,一直到一八六〇年为止,这条路线还没有完工。一八五九年,阿尔都罗·马尔高阿尔都(ArturoMarcoartú) 在他替《一八六〇闰年“伊倍里亚”政治文艺年鉴》所写的那篇关于铁路的文章中,这样地告诉我们:
在一八五九年终,北方铁路公司已有六五〇基罗米突的铁路正在筑造中;没有动工的尚有七十三基罗米突。
在我前面,两条平行的铁轨在清晨的太阳下闪着光,一直延伸出去,然后在天涯消隐了。现在,西班牙已不再拒绝这“铁的生客”了。它翻过了西班牙的重重的山峦,驰过了它的广阔的平原,跨过它的潺氵爰的溪涧,湛湛的江河,披拂着它的晓雾暮霭,掠过它的松树的针,白杨的叶,橙树的花,喷着浓厚的黑烟,发着刺耳的汽笛声,隆隆的车轮声,每日地,在整个西班牙骤急地驰骋着了。沉在梦想中的西班牙人,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怅惘吗,你们感到有点轻微的惋惜吗?
而我,一个东方古国的梦想者,我就要跟着这“铁的生客”,怀着进香者一般虔诚的心,到这梦想的国土中来巡礼了。生野的西班牙人,生野的西班牙土地,不要对我有什么顾虑吧。我只不过来谦卑地,小心地,静默地分一点你们的太阳,你们的梦,你们的怅惘和你们的惋惜而已。
(载《新中华》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