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如何进入“十七年”新曲艺

1949年7月，“新曲艺”这一名称在“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被确立，紧接着，以“新曲艺”命名的《新民报·新曲艺周刊》和《新曲艺丛书》先后创刊与出版，由此拉开了“十七年”新曲艺发展与繁荣的序幕。而对“十七年”新曲艺的批评与研究，则几乎与这一过程同步展开。据本研究有限的统计，最早一篇批评来自王春的《评<新曲艺丛书>》（《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主要指出了该丛书不少篇目所存在的两大缺点：在思想上“不免把封建意识引进来”；在语言上“粗糙”“不自然”与“抄袭陈套”。此后，老舍、赵树理、陶钝、贾芝、王亚平、高元钧、金受申、魏同贤等都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对新曲艺（也包括新故事）的功能、意义、发展过程、创作方法、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过思考与探索。其中特别值得单独列出的是，1959年由赵树理与陶钝共同选编的《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该选集全方位地展示了新曲艺在新中国最初十年的成绩，也充分体现了选编者的艺术与政治眼光，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该书的序言（由陶钝执笔）较为全面地评价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曲艺所表现的主要题材，鼓词曲词、快板快书、相声、评书等四种主要曲艺的主要成就和代表作品，同时也指出新曲艺在“配合了历次政治运动，发挥了尖兵、轻武器的作用”的同时，“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并且，该序文也花了一定的笔墨谈新曲艺创作的特点。此外，1962年由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给了新曲艺三小节的篇幅。不过，在这三节中的前两节，新曲艺是被当作“群众文艺”的一部分而与“作家作品”区别开来，而第三节则又被视作既区别于诗歌、小说、散文，又与它们对等的形式叙述的，还没有形成对新曲艺统一的认识。

新时期以来，在基本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应该注意的是罗扬主编的《新文艺大系(1949—1966)·曲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由中国社科院民间文学室编选的《建国以来新故事选(1949—1979)》（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二者所选都兼顾了全面性与代表性。除此之外，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决定编辑出版并于1989年正式出版第一部的《中国曲艺志》，尽管不是专门针对“十七年”新曲艺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但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也厘清了一些概念。尤其是后者，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立卷编辑，编辑出版工作持续多年，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为后来的相关研究者进入历史现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导图和资料库。文化部等机构公布的《关于出版<中国曲艺志>的通知》也刺激了各省份以下的县市积极出版地方曲艺志，如《南阳市曲艺志》《镇平县曲艺志》《扬州曲艺志》《南京曲艺志》等，尽管有些图书编辑得较为简单粗糙，但也皆具有可资参考的史料价值。

就研究而言，主要分布于民俗学/民间文学/曲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这两大领域。在第一领域内，目前直接以新曲艺为研究对象的不多，时间也出现得比较晚，直到1991年，才有了吴文科的论文《对新曲艺的形成与发展的思索》（《文艺研究》1991年第4期），该文不仅给出了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新曲艺定义，且概要回顾和检讨了新曲艺的曲折发展历程，其中对新文化工作者参与曲艺改进工作评价较高，认为这是“使新曲艺真正确立自身特征与价值的关键”，指出新文化工作者的参与不但“使一些史料得以记录留存，一些曲（书）目得以出版交流，也使一些艺术经验得以及时总结和提高”。罗扬主编的《当代中国曲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虽然也涉及了不少传统曲艺在当代的发展，但基本上可归入直接研究新曲艺的专著。该书共七编，开篇第一编就回顾了中国新曲艺的发展历程，接下来的四编则按照曲艺种类（评书评话、鼓曲唱曲、快书快板和相声滑稽）分别详论，第六编集中在少数民族说唱，第七编则涉及曲艺队伍建设。总体而言，该书更偏向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给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目前依然是研究新曲艺的主要参考资料。

而相对间接的研究则又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隶属在曲艺史专著之中，有代表性的是蔡源莉与吴文科合著的《中国曲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新曲艺有专门的一章。另外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曲艺”中有一节“曲艺的战斗传统”也与新曲艺相关。另一本倪钟之的《中国曲艺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则只写到了民国时期为止，其中“解放区新曲艺的兴起”对了解“十七年”新曲艺的由来有一定的价值。第二类则散布于民俗学/民间文学史研究类论著之中，如岳永逸的《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七章“话语的偏执：对天桥街艺人言说的政治学”关涉到新曲艺。近几年的新著中值得注意的是祝鹏程的《文体的社会建构：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从书名可知，该书对新曲艺中的新相声有着集中的论述，并关联着整个“十七年”新曲艺的多重面向。

相比曲艺/民俗/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有关新曲艺的研究成果要更为丰富一些，现分类述之如下。

第一，在以老舍、赵树理等作家为本体的研究中发展出了对新曲艺/通俗文艺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如孙洁的《试述老舍新中国时期的文艺思想》（《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该文从文艺/政治二元对立观点和立场出发，对文人从事通俗文艺工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为教育民众宣传民众而向通俗文艺求救，是整个现代文艺界时不时钻入的一个牛角尖”，因此对老舍在新中国时期热心曲艺表示出强烈的惋惜态度，并对其将曲艺与新文艺对等看待不以为然，主张曲艺“与新文学是两根蔓上的两枝花，‘分出等级’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必须的文化归类，相提并论既不利于曲艺艺术的正常发展提高，也损害了新文艺的品格”，并认为“所谓评书体小说即是两者嫁接之后长出的畸形果实”。与之相比，武新军的《赵树理与“人民文艺”传播网络》[《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孙晓忠的《有声的乡村：赵树理乡村文化实践》（《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赵勇的《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牛菡的《论赵树理对田间<赶车传>的改编》（《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等则更有一种“了解的同情”，并能从说—听式文艺出发思考相关问题。如孙晓忠的文章认为，赵树理将传统曲艺中的“声音”植入其小说中，从而创造出“全新的文本形式，也创作出了当代文学的新的写作”，而区别于“现代小说”，其具体地突出之处在于读者变成了乡村中的听众，叙述者则相应变成了乡村中的说书人和讲故事人，从而形成了赵树理小说中独特的“声口叙事”。从知识分子与新曲艺/通俗文艺的关系这一视角，又牵连出新文艺作家内部由于持不同的“普及的前途观”而形成了不同“派系”以及“派系”之间的摩擦问题，首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派系之争——也即“东西总布胡同之争”——的文章是苏春生的《从通俗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兼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2期）。此后，张霖《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五十年代初文学与政治的多重博弈》（《文学评论》2009年2期）进一步推进了对问题的思考。

第二，考察新曲艺报纸杂志、出版及其背后的复杂现代性因素。如李豫、于红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方针的制定与实践——以<新曲艺丛书>刊行传播为例》（《晋中学院学报》2011年8期），文章极为详细地叙述了《新曲艺丛书》刊行传播过程及其背后的“大众文艺创研会”对新曲艺的推动工作，史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张均的《“普及”与“提高”之辩——论五十年代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势力之争》（《文学评论》2008年5期）则围绕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文艺刊物的“说唱化”调整事件，关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在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上的矛盾与博弈。整体而言，张均对此事件的观点与态度相当鲜明，认为俗对雅的“犯界”是一次“不免多余”的运动，同时又指出：“在精英文学势力与通俗文学势力的出版博弈中，‘群众’是缺席。”史静、郑鹏的《1947—1952年“工农兵”丛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6期）一文虽然集中讨论的是“工农兵”丛书，但由于“工农兵”丛书在具体所指上与新曲艺有较大重合，因而也可将此文纳入新曲艺出版研究的成果。文章详细列举了1947—1952年间的三套“工农兵”丛书，并在“世界格局”中探讨了丛书的意义，认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是整个世界两个阵营格局中所确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而“中国在两大世界格局中属于苏维埃世界的位置决定其文学方向的选择”，也即拥抱工农兵方向，而抵制“资产阶级文学方向”。这一视野是比较开阔的。这一层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还有徐志伟《十七年时期农村新文艺读物的出版与传播》（《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王秀涛《宝文堂书店改革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通俗文艺生产》（《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以及樫尾季美《50年代的通俗文艺——以赵树理<三里湾>的出版为中心》[收入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第三，集中检讨说唱文艺利用与改造的得失问题，此方面大致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虽然政治目的、文学性、艺人利益与受众趣味之间存在抵牾，但政治文化的触角渗透到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绝对支配性的影响。代表观点来自王笛，其论文《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通过考察20世纪50年代前期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改造这一个案则得出了“国家机器第一次能够真正深入到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并有力量改变其形式与内容，决定整个从事娱乐行业人们的生计、命运，控制人们从娱乐中所接受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一结论。第二种思路则与之相对，提出政治触角的限度问题。如张霖在《新文艺进城——“大众文艺创研会”与五十年代北京通俗文艺改造》（《文学评论》2006年6期）中认为1949年以后文化内部的冲突一直存在，“因为掌握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上层精英只能通过控制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来保证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在文本层面的一致性和纯粹性，但是，他们对意识形态在文学的接受环节中的损耗却往往鞭长莫及”。与之相比，肖文明《国家触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的探索要走得更远，指出在文化生产者（文艺工作者）、文化中介（文艺演出场所）和文化受众等方面都存在国家渗透的有限性问题。此外，何其亮的著作《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也基本持此种观点，并做出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第三种思路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即开始从说唱文艺的内在特征与实际效果上探讨社会主义政教—美学话语的得失。值得一提的是朱羽的《“革命”与“分心”——以1950—60年代新相声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从上述梳理可知，现有研究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与研究对象在历史中的实际地位相比，研究力度偏弱，专门性、整体性的研究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知识分子层面，向更下层、口头性层面开拓不够，内在研究也明显偏少；二是在如何看待新曲艺/大众文艺现象上有相当争议，整体上对新曲艺评价不高，从中能明显觉察到在新时期渐成主流的“新启蒙主义”这一“认识装置”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因而视野与方法还有待拓展；三是近几年随着学界对现代性、纯文学、“新启蒙”反思的深入以及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听觉研究、情感研究等方法的引入，“十七年”（也包括延安时期）的新曲艺/大众文艺重新引起关注和评价，不仅整理与发掘的史料开始丰富，而且研究方法也渐趋多元，对其评价也开始更为深化与多元化。本书正是在这一反思性契机之下，对“十七年”新曲艺的普及实践做出更为深入与全面的再考察与再评价。

从口头性、听觉艺术出发，以更下层、更民众的视角进入“十七年”的“人民文艺”实践，无疑是必要的，其必要性与意义前文中已有充分阐释，此处从新曲艺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关系角度再做一点补充论述。前些年有学者曾提出，要扩大“十七年”文学研究范围，一些二、三流作品也应纳入进来。这种考虑并非为了学术生产而学术生产，而应是顾及了“十七年”文学本身“向下”的特点。本书出于类似的考虑，认为更应该将“新曲艺”这一更为通俗的文艺形式纳入“十七年文学”的范围中来，并且将之作为十七年文学十分重要的一个面向来看待。

由于“新曲艺”这一文学形式，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影响、形塑更广大的底层人民对社会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想象与情感认同，因此本书主要关注它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上，也即从“文学社会学”以及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上思考它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功能以及其困境在何处。近些年来，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新批评式的文本分析已经逐渐让位于将具体文本与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打通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后者也文本化，并视文本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各种文本的互动以及文本背后的“编织”行为上，这自然受到各种西方新理论的影响。在这种学术趋势下，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研究成为热点。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对“十七年”文学这样政治与文学“浓得化不开”的文学实践而言，这种研究方法似乎颇为有效，因此采用这一视角进入“十七年”文学相当普遍。不过，有必要申明的是，聚焦于新曲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不意味撇开对新曲艺文本的细致分析，只是更强调一种有机勾连文本内外的细读方式，将围绕着文本的一切都文本化。只要我们不从精英文学观这一“外在”视角和标准出发，就可以发现，新曲艺在“十七年”中产生过不少经典性文本，凝聚着独特的政治美学和本土风格，本身就值得仔细解读。在具体方法上，一是可以从新旧曲艺的题材与类型上，分析比较二者的主要异同；二是可以在英雄传奇与日常生活相交错与融合而形成的主题与母题上，在媒介与修辞、情感与革命、实用性与文艺性、伦理性与超越性、公共性与私人性等范畴内解读故事性与政教性相结合之后的“文艺性”问题；三是可以通过对不同曲种的同一种曲目（即各种“异文”）以及“十七年”小说的曲艺改编的解读，挖掘新曲艺的整体性特征。

而在历史研究界，最近几十年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趋势转向当属社会文化史（也称其为“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兴起，思想史研究逐渐让位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如在美国史学界，正如达恩顿所观察到的，“到了90年代，大概再也不会有历史学家去研究时代精神、民族心理或思想流变了。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从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过渡”。而在中国，差不多在同时出现了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并逐渐进入当代史研究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正如达恩顿所指出，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种史学关注点的下移（“从阳春白雪向下里巴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微观史、下层史。由此小人物、边缘人物开始进入历史叙述的视野之中。由于“十七年”文艺与下层民众的广泛联系性，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与方法考察“革命通俗文艺”的生产与基层（主要是农村）的传播机制无疑是较为可行的。

鉴于上述种种考察与思考，本书拟分为四章分别展开论述。

第一章考察“十七年”新曲艺的“前史”，探讨新曲艺之所以能为“人民文艺”实践所青睐的历史因素，并初步勾勒出新曲艺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通过这一章，试图指出：从晚清至五四，一场“目光向下的革命”正式开启。在这场革命中，以往不被注意的民间、民俗以及通俗既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对象，又逐渐以一种“活态”的方式参与到新的文艺建设之中。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说唱文艺开启了现代转化之路，不仅传统曲目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而且以其形式要素对接新的时代内容，从而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现代说唱文艺”，并被“革命通俗文艺”所吸纳，最终汇集到新中国之后的“新曲艺”名目之下。在此过程中，顾颉刚、老舍、赵树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第二章首先梳理了“十七年”间在“普及第一”文艺方针的推进下新曲艺在整体上所呈现的繁荣状态，重点指明重大政治运动对其发展的影响，并据政治风尚的波动以及新曲艺自身的状况将“十七年”新曲艺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背景下，从行动者/文艺工作者的角度，讨论文艺工作者的参与与新曲艺繁荣之间的关联，指出文艺工作者的广泛参与恰好构成新曲艺区别于传统曲艺的主要方面，因为后者几乎完全依赖艺人，从而表现出生产与传播二者密不可分的特性。但围绕着普及与提高、改造与被改造，文艺工作者内部有着多重力量和观念的博弈，这不能简单地用“一体化”解释，也不能用结果的“受挫”而否认口头文艺被有机转化以及口头与案头相互融合的可能。

第三章将循着政治、文艺、普及等因素多重互动的理解，对新曲艺中的“好作品”及其创作理论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解读。试图揭示：面向最广大群众的政教性需求使得采用曲艺这种普及性的文艺形式成为某种必然，同时这种形式只有承载新的政教性内容才能被赋予新的生命，但这并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简单相加，“好作品”一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相互调适与融洽，这一过程也就必然是一个“新质”产生的过程。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被“还原”为某段可以被理解和鉴赏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与生活故事，从而改变了革命的抽象性并构成了革命的群众认同基础；另一方面，传统曲艺形式及其背后的观念体系（包括审美的与思想的）又被革命观照、重估、剔除与改造，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品格。新曲艺不是脱离了实际的超然艺术或者纯粹的政治宣讲，其创造性正是在这种可以建立在群众“前理解”基础之上的似新非新之中产生的。

第四章则聚焦新曲艺在基层的传播与普及问题，关注新曲艺基层传播组织与机制建设。“十七年”间，俱乐部、文化馆（站）、曲艺队（组）等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是新曲艺传播机制的重要部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式的集体性创作以及环环相扣、见缝插针式的密集性传播，都与此机制密不可分。以新曲艺下乡表演为主体的人际传播方式通过声音的在场性而与革命理念所强调的集体性与情感性相契合，而大众传播则沟通了口头性与现代大众传播技术，从中可以思考口头说唱与印刷文字、有线（无线）广播等互相促进/制约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的“新故事”活动则是以个案的形式，探索通过口头说唱文艺的形态，大众化到底如何成为可能，通过新故事唤醒与激发“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式的讲述策略使得政治话语与声音的艺术之间产生了怎样的相互影响，并借此思考群众是否能真正“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