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精神理念之源

中国新闻史研究始于晚清，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和学术研究经历了波澜壮阔的70余年发展，如今新闻史研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研究范式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史范式”向具有清晰理论和方法的“新闻本体范式”转变，逐步建构起来一套严谨和整体的学科研究体系。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具有多层次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包括中国报刊史和中国广播电视史两大部分。对播音口述史的研究需要我们追本溯源，重温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不朽精神，追寻其学科起源中的差异化研究路径，以全面的视角进一步探析播音口述史的史学价值与时代意义，倾听历史的回响，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 中国报刊史与广播电视史的差异化研究路径

如果说报纸是历史的文字记录，广播电视就是历史的音像记录，中国新闻史是中国报刊发展史和广播电视发展史的结合。报刊史源远流长，可以从近现代追溯到唐宋，而新闻史上灿若星辰的“报人”亦与中国报刊的演进过程密不可分。人们关注那些在中国新闻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新闻人，进而了解到中国新闻发展史。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端是1908年出版章士钊所著《苏报案纪事》，如今已经走过100多年。近代新闻史的发展为之后播音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早期雕版到铅印再到石印，印刷方式不断更替；从新闻画到画报，国人掀起第一次办报高潮；文摘报、纯白话报刊、行业报刊等逐渐出现，近代新闻业蓬勃发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徐宝璜于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标志着中国人自撰理论新闻学著作迈出第一步，在邹韬奋、黄远生、邵飘萍和范长江等著名“报人”的推动下，在“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的坚持下，中国报业朝着出版周期越来越短、发行范围越来越大的方向不断发展。除了报刊这一传统媒介，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愈发宽泛，有关广播、电视、新媒体、广告的研究新意迭出。

纵观作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广播电视史几十年的发展脉络，从其研究视角来看，学者往往将其与数字技术等新载体研究相结合，关注媒介数字化之下的广播电视新媒体现状与转型，较少将研究视角放置于“人”的价值上。“人”始终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这种研究取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广播电视人集体“缺席”的现象，已不能满足播音发展史以及广播电视史研究的时代诉求。声音作为语言传播的媒介，可以由收音机等电子设备传递到千家万户，同时收音机成为政策政令宣布的重要渠道之一。比如，早期的《记录新闻》，便是将国家主要的方针政策用播音员语音播读、各地抄收员实时记录的方式，第一时间传递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广播的出现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乐趣，一家人一起收听喜爱的广播节目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广播电视史并非无人诉说，从其发展分支来看，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中国播音事业也经历了由萌芽、草创到形成的阶段，在1940年12月30日，中国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第一声“红色电波”响彻中华大地，中国人民的播音员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第一位播音员徐瑞璋在革命圣地延安发出第一声呼号，人民广播的播音队伍从最初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几个人，发展到了当下的近十万人。播音员是广播电视发展脉络中的客观记录者，他们承载着人民广播播音、广播电视与中国新闻发展之间共进同演的历史渊源。

“新闻史的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同时从新闻史传递给人文与社会科学。”广播电视史研究需要借鉴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尤其是借鉴对“报人”在报刊史的地位研究，亟待学界立足播音主持的公开性与记录性，发掘亲历者与口述者的真实材料，将播音员和主持人这类“广播电视人”的“缺席”状态转为“在场”，以更好地固本与拓新中国广播电视人的新闻思想与精神理念，充实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也进一步为我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进程提供丰富的口述材料。

二 独树一帜的中国播音口述史

口述史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但是口述史学真正在我国起步并逐渐发展起来，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左右到20世纪末。中国播音口述史将“口述史”与“播音学科”以交叉融合的方式，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播音史的回溯与研究，通过梳理不同时代的播音发展历程，探索完善中国播音史的研究框架与路径。而人工智能与5G技术的发展，也为播音学科的拓新带来了历史机遇。

“口述史”是指通过采访历史亲历者，以口述方式获取并记录被访谈者的亲身经历或对事物的感受。口述历史的采访需要充分调研被访者的人生经历，评估其与自身关注主题的相关性，全方位设计采访提纲并进行采访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访谈产出的内容需要经过二次加工，与同时段的其他史实资料进行核对后整理成文字稿、音频以及视频资料，进行发表或留存。播音主持属于实践性学科，播音口述的史料采集过程往往难以通过文字形式进行阐明和传承。其中经常夹杂着大量的播读示范以展示对播音技巧的控制要领，受访者需要通过语音、语气、语调、节奏等变化进行多方位展示，而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在访谈现场产生的这种心领神会，有时候会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层面。因此，结合播音学科的专业属性，在口述史的采访过程中记录与编撰工作应更多地考虑运用音视频等新媒体手段，以全方位、更大限度地保留和还原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播音主持技巧与节目表现力。

口述史记录简便、呈现直观的特点让历史不再拘泥于学术、不再束之高阁，“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中国的播音主持事业几乎贯穿近代新闻发展史，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重要的时代使命。例如，抗美援朝时期，播音员通过电波用声音串联祖国与志愿军人的心，同时也把党中央最新政策传达到前线；改革开放后，播音员和主持人在一档档满怀激情的节目中与全国人民一起拥抱新时代。张颂认为，“播音是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表达，主持是个性言说下的共性诉求”。播音学科的教学与传承，需要使用大量音视频做指导示范，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和口述史研究方法收集到的史料和资料具有很强的生动性，而受访者在访谈现场的播读示范、播音员的肢体状态等，也是其播音专业性的体现。播音口述史的录音、录像，除资料留存外还有着宝贵的教学价值。

三 时不我待的中国播音口述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中国新闻史不仅可以梳理中国新闻学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也是以史为鉴、史为今用的过程。在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过程中引入“社会史”范式，“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吸取西方传播学和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同时综合采用媒介生态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将广播电视的发展模式纳入到与之相关的整体生存环境中进行考察，重点探究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联系，探讨新时代发展趋势下广播电视展现出的特征与表现形式，是不断加以创新从而推动当代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有效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我们非常骄傲自豪地看到我们的发展，同时我们又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面对新形势、新矛盾的情况下看到未来的挑战、发展的不足和面临的机遇。中国播音口述史的研究对象是1949年以来中国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方法论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时间线索进行采集及调研，通过专业化访谈忠实记录下受访者口述内容，既关注当前的集体记忆，也致力于发掘那些濒临被遗忘的珍贵历史细节，并对采访得来的文化记忆和重构式叙事内容，结合同时期的历史及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编码与解码，以此“由表及里”“相互印证”地构建出播音史的发展脉络与形态。

广播电视自诞生以来，在各个时代都发挥了传递政令、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播音学科伴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体现了与广播电视同频共振的变迁历程。人存在于语言的制度下，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民族性的体现，播音正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由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编辑、记者在各类节目中面向听众、观众直接进行传播的有声语言的活动”。回顾当前的播音学科研究，实践性理论论述较多，有关播音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口述史创造性地从位于新闻事件报道第一线的播音员、主持人视角，对广播电视业态进行分析，既是民族性的体现，也是摸索民族话语方式之下政治、经济与文化建构的重要途径。口述史的转录过程涉及叙述文本到历史文本的转移，对于播音员个体来说或许曾接受过相关采访，但站在新史学角度，根据时间发展脉络将播音员进行族群化访谈，并对采访对象观点进行横向整合与纵向对比，整合形成的资料兼具史学研究价值与播音学科专业价值，对相关学科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参考和促进作用。随着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夏青、林如等人的故去，对中国播音口述史这一断代史的研究刻不容缓。

四 忠实地记录中国播音历史

播音语言作为一种典型的媒介语言，不仅面向大众，而且具有艺术创作的审美属性，因而与其他种类的艺术语言也有着明显区别。“它把传者的生理过程、媒介的物理过程和受众的心理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维系‘传与受’关系的‘链条’。”口述访谈作为对话形式，强调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即便是研究者有计划地访谈，访谈过程中也很容易出现新的素材与观点的动态转移，受访者则采用“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由采访者最大程度地还原其表述及观点，并通过辑录整理形成可读之作。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也进一步加强了史料的真实性，并为播音学科的教育与传承提供指导与示范。

口述历史需要在充分调研后以标准化流程开展采访工作，对访谈所形成的内容进行核对与整理，进行资料发表或留存。口述史的采访应当是半开放式的，采访者要足够开放，要有敏锐的触觉、善于倾听的耳朵、和善的态度、鼓励的举动，要能够取得受访者的信任并且具备足够的视野，来引导整个采访的走向；在后期辑录过程中，对采访内容应本着真实、客观、尊重史实的原则，在不影响原汁原味内容输出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编辑，减少不必要的新闻写作手法的修饰。

其中，采访提纲的撰写起着纲领性的作用，采访内容质量也将对口述史整体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进行中国播音口述史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采访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采访提纲，并在兼顾史实全面性的基础上，遵循真实性、时效性、稀缺性原则，根据前期调研和策划挖掘出特有的价值点，立体化、交相印证地展现中国播音的发展历程。中国播音口述史前期准备包括团队组建、物料准备以及学术调研等。其中，团队构成人员应包括项目的专业学术顾问、项目管理者以及研究员等，以保证项目从执行方向、统筹管理到执行落地的有序开展；前期准备应包括录音棚、摄影摄像、灯光以及后期剪辑等设备及场所，以保证访谈录制过程的专业性；学术调研应充分考虑口述史访谈对象的背景资料并撰写采访提纲等，在调研基础上选择采访亲历中国播音发展且具有代表性的播音艺术家。在实际访谈时，应当考虑受访者的年龄与身体状况，制定合理的采访时长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休息时间。

唐纳德·里奇称口述历史访谈者为一群“必须压抑着想说话的冲动，做个安静的倾听者”的人。播音口述史采访者应当经过一定的专业采访知识学习训练，优先选择具有播音主持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以便于理解和领会采访对象的专业性表达。采访者最好能具有一定的访谈技巧并了解相关心理学知识，在受访者回忆播音主持艺术发展的过程时，应当注意给予其足够的表达空间，同时需要具有基本的访谈礼仪，避免提出冒犯性问题。

采访者应当本着真实、客观的原则记录访谈内容。文本的输出应遵循真实性、逻辑性、可读性等原则，在纷繁复杂的语音素材中选取有价值的部分，对口头语、口水音等做出一定的简化处理；录音、录像内容中出现部分重复或无意义的对话与句子，应在专业学术顾问的指导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播音口述史通常涉及练声、气息以及播音主持相关专业术语的表达，因而文本的转录与编辑工作应由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完成，避免出现术语误读等现象。口述史的采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本、照片、录音、录像等。在转录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保证采访内容的饱满性与真实性，也要注意与现存史料进行比对验证。鉴于口述史多由采访对象根据自身回忆加之个人判断进行描述，内容难免会包含个人感情色彩，也会由于年代的久远产生一些记忆的偏差，此时应与同时代相关资料或其他受访者的内容互相论证后进行内容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