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在开展对中国播音口述史的梳理研究工作无疑是重要且正逢其时的。此次，中国播音口述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研究团队不仅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科学的规划和扎实的调研，而且秉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史实的尊重，开启了这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可谓意义重大。

2020年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2021年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和我们的人民广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取得了辉煌业绩，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时，通过播音口述史的梳理和研究，回溯历史，不忘初心，展望未来，践行使命，恰是时代赋予新闻传媒人的责任与担当。

在我看来，播音口述史的研究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传承性和发展创新性、见证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第一，播音口述史的研究涉及中国播音发展的近百年历史和中国人民播音事业80多年的奋斗历程，播音员、主持人显然是播音口述史工作观照的主体，他们是中国新闻事业和播音事业的亲历者，他们是听众和观众心中的“时代脉动”，他们的声音和故事亲切真实，有着直抵人心的温度和力量。同时，播音口述史的宽度与广度又不止于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即便是第一手的信息源，也需要多维度的史料进行相互补充和验证。因此，播音口述史并不仅仅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口述，也需要来自他们子女、亲属和同事的声音，并融入新闻事业整体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以此带来更为宽广的话题辐射和更为鲜活的历史细节。同时，播音口述史还包括那些我们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的播音事件、重要的播音作品、重要的创作活动等。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记录和梳理，我们才能知道中国人民广播电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从何而来，以及我们将往哪里去。对于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后来者和广大受众而言，唯有这样丰富且多方面的口述材料，才能让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在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叙事背后，更多的是新闻传媒人砥砺前行的奋斗史、勇挑重担的敬业史。

第二，播音口述史的研究着眼于优良传统的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的：“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要永远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中国人民广播电视事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而其间所依靠的无疑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党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正确领导。同时，这种精神是在新闻实践中将党性原则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播音口述史所记录的正是中国人民广播电视事业中播音员和主持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宝贵资料，也正是通过对这些历史记录的挖掘和梳理，我们更清楚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历程和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在广播电视战线中是如何恪守原则、贯彻精神、履行使命的。而这样的精神也正是当下需要弘扬和传承的。

第三，播音口述史的发展体现出的既是技术的发展，也是语言的发展，更是时代的发展。从口述史的内容上看，播音口述史中包含的内容有广播，有电视，有声音，有画面。这是媒介技术发展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广播播音，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又有了电视播音，现在有了网络，产生了新媒体的播音，继而有了融媒体时代的播音。通过口述史，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广播电视的不同形态，看到播音主持的不同样态，看到技术是如何推动广播电视事业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同时，技术推动了语言的发展。播音口述史可以呈现这样一个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语言样态，才使得当下的播音员、主持人更具活力和时代感。另外，播音口述史还将广播电视的历史、播音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环境等的宏大发展历史联系起来。譬如，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人民广播在践行发展的记录。人民广播创立于1940年，1949年以后，我们到了和平建设时期，那个时候的历史得以记录留存，后来“文革”时期播音事业也遭遇了一些坎坷，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播音主持事业取得了全面发展。

第四，播音口述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口述的历史无疑将成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重要见证；另一方面，口述史的研究也将成为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新目标的重要契机。回溯人民广播事业8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播音主持体系基本建立的过程，而播音主持口述史的挖掘和梳理正是诠释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播音主持体系，在形态上包括广播播音、电视播音、网络主持这三种形态；在类型和题材上包括新闻播音、专题播音、综艺播音、知识服务类节目播音等；在语言种类上则包括普通话播音、方言播音、民族语言播音、外国语言播音、手语主持播音和以数字信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播音等；在组织机构上包括从中央、省级到市级和县级的四级广播电视机构，其中县级发展成为现在所说的县级融媒体。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播音主持体系也包括播音主持的教育，通过口述史的记录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播音主持的人才培养是一个日益完善的过程。从战争年代一对一的师父带徒弟，到20世纪50年代的培训班，后来建立了北京广播学院，再到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我们培养播音人才的层次逐步从大专、本科、硕士，提升到博士、博士后，在播音主持专业中形成了相对完善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人民广播事业80多年来的重要成就。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播音主持体系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跨入新时代、迎来新百年，但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需要认识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依然存在。具体反映在中国广播电视和播音主持的体系建设上则是，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理论和实践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还处于“小康水平”，称不上健全到完全建立的水平。随着国家的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第二个一百年完全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播音主持体系也将全面建成。而播音口述史的研究和梳理也将会继续展开，见证这样一个从不平衡、不充分到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直至完全建成的伟大历程。

第五，播音口述史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我们要感谢这些播音员、主持人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共同参与口述史的录制过程。尤其是老一辈著名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他们口述的音视频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将这些珍贵的音视频资料存储起来、开发出来、宣传开来，一方面可以作为当代史、新闻史、广播电视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和学术研究资源。在教学中，它们可以服务新闻采编专业、广播电视专业的高校师生；在培训中，它们可以作为重要的典型案例来培训新入职的播音员；在党史研究中，它们也是研究党的宣传思想的重要资源；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这些音视频资料也大有用场。所以，播音口述史面对的这些丰富的资源是一座尚未充分开发的宝藏，除了要将它们尽早地保存起来，更要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制作成播音图史、画册，转为静态的平面媒体资源便于未来的开发利用。还可以将其制作成视频节目广为宣传，使广大受众都能了解到人民广播播音的历史，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甚至，这些珍贵的视频语音资源还可以制成视频库和语料库，在为播音员提供标准语言参照的同时，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合成的重要素材。就当前而言，播音口述史这座宝藏，既是未来各项工作的原材料，也是亟待妥善保存的半成品，不仅需要进行梳理、保存，更需要积极地开发和利用。

中国播音口述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成果的形成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通过对不同年代的播音状态分析、分阶段循序渐进地采访和录制，形成逐步完善的口述史资源库。第一阶段可以选择播音界前辈和著名播音艺术家，这里包括战争年代像齐越这样著名的播音艺术家、播音教育家，20世纪50年代的夏青、葛兰、林如、沈力、陈醇、关山等，60年代的铁城、方明、赵忠祥、虹云、雅坤、赵培、徐曼、常亮等，70年代的于芳、黎江、傅华等，80年代的邢质斌、敬一丹、原杰、肖玉、罗京、卢静、李瑞英、鞠萍等，再到90年代的康辉、贺红梅、海霞等，他们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可以选择一些和播音主持相近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譬如白岩松这样的著名主持人和评论员等，进行口述史研究，以便获得更为丰富、更为典型的第一手资料。

播音口述史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其采用的方法。过去的历史研究主要依赖文字，之后是声音，现在不但可以记录声音、形象，还可以采用多媒体进行全方位的摄录。而当下口述史研究成果的展示可以是书面发表的文章，可以是编辑出版的图册，可以是剪辑播放的声音素材，也可以是精心制作的电视节目，甚至是精华提取后的新媒体短视频作品。譬如，齐越在开国大典时的播音主持与口述史内容相结合，在某些历史性时刻，无疑可以起到重要的宣传效果，发挥积极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播音口述史一直认真做下去，一定能够有很好的收获。

姚喜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