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

1 研究背景

文化遗产是先人创造并遗留下来的文化成就、宝贵财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延续、生生不息的内在脉络与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两个巩固”根本任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2014年8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2021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如何有效保护、传承、利用文化遗产，成为一项关乎新时代国民文化自信、关乎中华文明未来存续、关乎全球形象话语建构的重大的时代议题和现实问题。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始凿于春秋，贯通于隋朝，繁盛于唐宋，取直于元代，整治于明清，由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运河三条河流组成。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大运河不仅促进了经贸繁荣、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更见证了中国作为五千年泱泱大国的盛世气象与文明延续，是推动中华文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绵绵动力，展示着中华民族崇高的智慧与品格。大运河是中国的大运河，更是世界的大运河。立足全球视野，大运河在国际运河文化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话语权。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认为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最具影响力的水道。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串南联北、衔海接陆，促进了国内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激荡、互鉴。大运河内涵的历史底蕴、东方韵味、活态气息，以及其所体现的温润、联通、开放、包容等时代精神，与新时代的国家形象塑造更是高度耦合，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百姓生活方式和中国文化的最佳平台之一。概言之，大运河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国内外诸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充分证明，以休闲、旅游、度假、研学等为表现形式的游憩功能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形式。游憩功能开发依托国民文化消费实现遗产活化利用，在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能够对内实现国民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提升，对外帮助友好、亲和、人文等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国大运河作为活着的流动的世界遗产，至今依然发挥着航运、灌溉、泄洪、生态、景观等基础性功能，同时具有休闲游憩、社会教育、旅游度假等衍生性功能。在游憩领域，大运河流经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区域之一，其丰富的文化和景观财富是沿线居民休闲、身心再生、遗产教育的重要资源，对国内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作为与长城、长征、黄河一起列入首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象，大运河承载共同的社会文化和集体记忆，具有彰显民族身份、促进文化认同与提升文化自信的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突出文化自信、提升遗产活力、建构国际话语的过程中，大运河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新时代的新使命。

进入新时代后，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无疑是多维的，休闲游憩因其参与性、互动性，在文化学习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大运河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当然也离不开休闲游憩这种最生动、最接地气的活动。本研究团队从2008年开始心系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今有幸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O. 19GB136)的资助。结合文化强国战略、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契机，本书以中国大运河这一高度主客共享的巨型线性世界文化遗产为研究场景，强调世界文化遗产地“居民休闲空间”“国内遗产旅游体验空间”“跨国文化交流空间”等游憩空间的多重属性，从多元参与主体视角审视世界文化遗产游憩功能开发和文化自信提升的理论关系及实现路径，系统回答好“如何通过世界文化遗产地多重游憩空间生产提升文化自信”这一时代之问。

本研究认为，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世界遗产地是一个全民共有、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是研究游憩空间生产与文化自信战略协同提升的最佳载体。在系统思考文化自信战略和中国大运河等文化遗产地的战略地位与新时代价值之后，本研究提出如下主要观点。

(1)主客共享、高度开放的巨型线性遗产大运河是“居民休闲”“国内遗产旅游体验”“跨国文化交流”的最佳空间之一，是研究游憩空间生产与文化自信战略协同提升的最佳载体。

(2)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深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应覆盖国内、国际两个大维度，必须高度关注内外互动，从提升国民自信、增强国际认同两大层面来理解和推进中央所提出的文化自信战略。

(3)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与中华文化自信的培育具有内在一致性；游憩功能的植入及空间生产是新时代借由世界文化遗产助力中华文化自信提升和助力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最佳选择之一。

(4)“居民休闲”“国内遗产旅游”“跨文化交流”多重游憩空间的嵌套协同，是链接世界文化遗产与新时代文化自信战略命题的重要途径。

(5)需要把握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性，在本地居民、国内游客、国际游客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共促中，进一步解构、求索世界文化遗产游憩空间生产和提升大国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

2 研究内容

本书立足全球视野，倡议博览古今和本土实践相互融合，关注中国大运河的“居民休闲空间”“国内游客体验空间”和“跨国文化交流空间”属性，围绕“如何通过世界遗产游憩功能的开发利用以坚定国家文化自信”这一命题，剖析游憩功能开发利用及空间生产对大运河沿线居民文化自信提升的理论机制与驱动路径。在架构上，本书覆盖共计3篇9章：理论篇（第1～4章）、实证篇（第5～8章）和对策篇（第9章）。主要内容如下。

理论篇

第1章 线性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本章基于习近平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批示，系统回顾了全球视野下线性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相关研究，重点关注其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模式、效果及趋势。本研究认为，以中国大运河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首创的大型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文化展示的新方式，它汲取和集成欧洲文化线路、北美遗产廊道之精华，更有创新性地融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诉求，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意义和当代价值。

第2章 遗产地游憩驱动文化自信提升的理论机制。本章首先基于遗产地的文化特性和资源特性，分析其多重空间特性：当地居民的休闲空间、国内游客的遗产体验空间和跨文化的交流空间。在此基础上，本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文化自信战略以及遗产地助力文化自信战略的理论机理和互动机制进行了解读：一方面，遗产地的游憩活动有助于提升主体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文化挖掘有助于促进遗产地游憩价值的提升。本章的理论梳理为后续章节的研究奠定了分析基础。

第3章 运河游憩的国内外研究。本章聚焦运河遗产地，关注运河游憩的国内外研究、涉及运河游憩价值分析、运河游憩与沿运居民、运河游憩和游客行为研究，以及运河遗产开发及保护。国际视野的聚焦研读坚定了研究人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特别是其文化传承功能、文化交流功能与游憩功能。以此为镜，大运河为沿运居民和国内外游客不仅提供了优越的亲水游憩空间，更提供了一份了解中国本土文化与多元价值的独特载体。此外，本章所提的批判性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研究人员对大运河地位的认知，休闲游憩与大运河文化、国家文化复兴的关系，并为后续实证研究的方向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4章 中国大运河的多重游憩空间与文化自信战略。在前述三章的基础上，本章聚焦中国大运河的多重游憩空间和文化自信战略的理论梳理。“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本章首先梳理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脉络，从区间运河到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以及中国大运河。在“知史”的基础上，本章审视了大运河综保工程与游憩发展和大运河的当代价值，特别解读了大运河的游憩功能的演变、游憩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及多重游憩空间的性质。此外，本章还系统分析了大运河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精神动力和海外建立的情况。

实证篇

第5章 遗产地居民游憩与文化自信提升：沿运博物馆家庭访客的感知收益研究。本章聚焦中国大运河遗产地的“居民休闲空间”功能，以位于大运河沿岸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为研究场景，关注遗产地居民与遗产地的关系，强调遗产地居民不仅仅是遗产地休闲游憩活动的接受者，也是遗产地休闲游憩活动的参与主体。具体而言，本章通过半结构访谈与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分析当地家庭访客访问遗产地博物馆群的感知收益。根据感知收益的重要性，家庭访客访问博物馆群的收益分别为家庭纽带、社区依恋、文化意识、心理恢复和个人成长。家庭访客的社区依恋和文化意识有力地说明了遗产地居民游憩在增强参与者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培育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促进个体文化认同增强和文化自信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社区居民的遗产参与和游憩行为有助于他们深入感知本地文化、理解当地历史、提升文化自觉以及培育文化自信。

第6章 民俗文化浸入与文化自信：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游客体验研究。大运河作为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动脉，滋养了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古村和历史文化街区，这些历史文化场所成为了解地方民俗文化的理想平台。本章聚焦中国大运河遗产地的“国内游客体验空间”，以扬州东关街、镇江西津渡、无锡清名桥、苏州平江路和山塘街等大运河江苏段境内的五大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场景，关注国内游客在这些场景中的体验，并强调历史文化街区是游客体验运河民俗文化、学习地域文化、体会地域文脉的理想场所。基于携程旅游9423条游客点评数据，本章研究发现国内游客的历史文化街区积极体验和消极/中性可归纳为5个主题，包括景观环境、街区氛围、基本要素、服务和游客感受。结合旅游体验的功能性—情感性分析，发现积极体验的历史文化街区游客更加关注街区氛围和游客感受这两个情感性主题，消极/中性体验游客则更关注景观环境、基本要素和服务这3个功能性主题。相较于消极/中性体验的游客，积极体验的游客更能在慢旅游过程中，感受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文脉和历史痕迹，并由此产生独特的场所感、认同感甚至自豪感，获得文化学习感和文化认同感。本章研究充分论证了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自信战略培育中，积极游憩体验塑造的重要性。

第7章 国际游客的大运河体验与文化认同研究。大运河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活着的运河遗产，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本章关注大运河的“跨文化交流空间”属性，聚焦国际游客，研究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下的国际游客体验。具体而言，本章以大运河旅游业相对发达的江南运河为研究对象，包含两个子研究：一是苏州古运河的国际游客，分析基于TripAdvisor的点评数据，利用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模型提取国际游客在苏州古运河的体验主题；二是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的“一带一路”官员，基于焦点小组访谈国际游客的体验表征。两个子研究得出以下六大“国际”主题：

(1)国际共同认识：大运河是中国的文化地标；

(2)国际共同兴趣：运河遗存与运河生活；

(3)国际一流水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展示成果；

(4)国际引领趋势：开放型、免费型景区；

(5)国际化制约：配套设施和服务有待提升；

(6)国际形象担当：文化、温润、交流、融合。

本章为传播运河知识、运河文化，讲好以运河为依托的中国故事提供指南，为增强国际游客的文化理解，实现文化共享、记忆共鸣，进而为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借鉴参考。

第8章 遗产地多重游憩主体互动与文化自信提升的交互效应研究。因为中国大运河的存在，沿运居民、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等多重游憩主体在此相遇、互动，并产生深远影响。本章关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游憩空间中不同游憩主体的互动与文化自信提升的交互效应。本章包含2个子研究。

子研究一 以互动仪式链为理论基础，以大运河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工艺美术博物馆创新式的非遗保护、传承与利用为研究场景，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国内外游客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带来的情感能量、集体团结、文化符号和守卫文化遗产的道德感，并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以及文化自信提升的积极作用。

子研究二 以大运河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和仓前古街两个较受游客欢迎的杭州运河社区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以Seligman的心理幸福感的PERMA(positive emotion, engagement, relationship, meaning, achievement)框架为理论基础，探讨居民与游客互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章发现遗产地的主客互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强居民对城市、对遗产的认知和珍惜，同时能够带来个体层面的积极情绪、群体层面的情感团结和多个层次的文化自信。

对策篇

第9章 遗产、游憩与文化自信：中国大运河的经验。前述章节的理论梳理与实证研究均表明：遗产地游憩功能的开发利用，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途径，能让大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文化学习。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精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本研究遵循“保护—传承—利用—创新—造福”五大路径，彰显大运河民生使命和凸显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提出如下五大路径：

路径1：厚植根基，赓续大运河文脉；

路径2：共享相融，凸显大运河价值；

路径3：文旅融合，释放大运河活力；

路径4：历久弥新，彰显大运河品位；

路径5：泽被两岸，造福大运河民生。

希望能提升大运河的民生福祉、人民和游客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提升其文化传播力、国际吸引力，进而转化为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囿于研究团队的精力与能力的问题，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旅游业及实地调研的影响，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

(1)本书实证研究部分均集中于通航条件相对较好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和浙江段。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同样具有卓越的独特的遗产价值，未来的研究可以在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进一步开展。

(2)由于疫情对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影响，实证研究部分三重游憩空间及其交互，分别只有1～2项子研究。遗产地多重游憩主体互动与文化自信提升的交互效应研究则主要从沿运东道主的视角出发，探讨遗产地主客互动对遗产地居民个人层面的遗产认知、积极情绪和群体层面的情感团结与多层次的文化自信的影响。多元互动如何影响国内游客、国际游客的体验则未得到系统验证。待全球范围内疫情可控，待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基本建成之后，可以开展基于游客视角的互动研究。

(3)本研究的第5～8章中的6项实证研究均从不同视角验证了大运河游憩对文化自信提升的作用。本研究并没有结合文化自信等成熟的概念开发出文化自信量表，对文化自信的解读更多的是从文化认识、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豪感等角度开展。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构建文化自信量表，以及运河游憩与文化自信的作用机制上开展。

(4)大运河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地标和精神标志之一，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有利于向全世界人民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大运河具有在世界范围内突出的普遍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助力沿线地区转型发展的时代价值，具有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潜力。

我从2006年开始关注运河等滨水空间复兴，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周永广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张环宙教授的一路指引，点燃我对大运河璀璨文化与缤纷旅游的热爱与激情！

本书的写作，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本研究的肯定与资助（中国大运河的多重游憩空间与文化自信战略研究，No. 19GB136）！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书稿得到了五位专家的匿名评审，感谢专家们中肯的、积极的意见，极大提升了本书的质量！本书的部分成果已发表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Leisure Studies、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地理科学》、《浙江省社科要报》（受到浙江省党政主要党政负责人肯定性批示）、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调研》、《中国旅游报》（学习强国转载）等国内外期刊和智库专刊，感谢专家们的建设性意见！

在国家社科项目申报过程中，感谢浙江工商大学李秋成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沈旭炜博士、周波博士的头脑风暴与多轮修改！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们的积极热情、求是思辨的投入，其中吴新芳参与了线性遗产的文献梳理与写作；张镁琦参与提炼了遗产地游憩驱动文化自信提升的理论机制；王怡协助了大运河的历史脉络梳理和当代价值分析；沈海莉参与了沿运居民运河游憩的研究设计与调研；李毅参与了国内游客大运河沿岸历史街区旅游体验的研究设计与调研；童逸璇参与了大运河游憩中多元主体互动的研究设计与调研。研究的顺利开展还得到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研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Geoffrey Wall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应天煜教授，叶顺博士，杭州运河（河道）研究院胡红文主任，杭州市运河集团潘丹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应舜博士，浙江大学旅游与休闲研究院刘慧梅教授，苏州大学周永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刘昌鑫博士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们！书稿的顺利出版得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金蕾编辑及其团队的专业指导与严谨校对，感谢金蕾老师！

囿于研究团队的精力与能力的问题，本书在研究高度、深度、广度的把握和理解上还存在应提升之处，敬请诸位方家不吝斧斫。

吴茂英

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