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美学与好生活

一

1940年，在一篇评述亨利·米勒创作的文章中，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将这位对政治纷争毫无兴趣的作家比作“生活在巨鲸肚子里的人”：

实际上，待在鲸鱼肚子里是非常舒服、非常温馨的。历史上的约拿当是很高兴躲在里面，有不计其数的人，在幻想和白日梦中，都嫉妒他。其原因当然也很显见。鲸鱼的肚子就好比一个子宫，足够一个成年人躲在里面。你待在那里，四周漆黑，松松软软，跟外面的世界全然隔绝，因此，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就能够保持一直完全不理会的态度。暴风雨能够打沉战舰，却丝毫吹不到你。即使是鲸鱼的运动，对你也毫无影响；它可以在水面上漂浮，也可以一头扎进水里，但你不会感觉任何不同。除了死亡，那可以说是不承担责任的最高境界。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怀有极大热忱的作家，奥威尔对于米勒的这番赞赏耐人寻味，也极容易使人误解。这段类似审美主义立场的宣言，其实是奥威尔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30年代欧洲文学界状况的反思：当时的许多作家，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阵营，都陷入了朱利安·班达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丧失客观普遍的正义立场，失去追寻真理的意志，沦为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传声筒。厌烦了形形色色的此类政治作家，奥威尔反倒觉得米勒这种“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作家更为可爱，于是负气式地写下这么一句话：“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作家只有远离政治，才会写出好的作品。”

不可否认，奥威尔这样的立场在当时的文学与美学领域得到普遍认可。诗人W.H.奥登也在相同的年代写出“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这样的句子。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审美自主论或“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艺术与美学共同体的职业态度与学术范式；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唯美主义宣言、英美新批评的“内部研究”再到解构主义的“文本之外无一物”，无论是美学研究者还是文学批评家都无比积极地拥抱了这种“巨鲸肚子里的生活”。用新批评的代表人物艾伦·退特(Allen Tate)的话说，诗人只对写好诗负责，而不对政治负责。

然而，同为“不承担责任”，奥威尔的理解却不同于退特的理解，更不同于德·曼的理解。奥威尔的“不承担”背后其实关注更大的“承担”。在他看来，文学和艺术不承担政治宣传的义务，绝不意味着它可以拒绝关注或冷漠对待包含人类尊严与权利在内的“人的政治”；当解构主义最终将这种“不承担”理解成一种游戏和狂欢时，有时也可能沦为罪恶的帮凶。这点在德·曼晚年被爆出曾与法西斯主义有所牵连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基于种种现实的教训与反思，当代美学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向现实世界开放与回归的转向。美学家与文学理论家也愈来愈意识到：文艺不可能与现实政治绝缘，更不可能与社会生活脱钩。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当代美学的研究对象从文学艺术领域转向了更为开阔的文化生活领域。其中有两个转向引人注目：一是以反叛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激进主义”转向；一是以生活为名义与消费时代打成一片的“日常生活”转向。这两股美学思潮不仅在理论层面为当代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而且也在现实层面对当代全球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无需避讳的是，对于美学如何回到现实生活，美学如何真正有力地介入现实人生与公共生活，当代美学在回答这些问题上的力度与深度依然存在不足。无论是基于政治批判的乌托邦冲动还是满足于生活浅表审美的世俗性沉沦，都未能真正让美学的思考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

先看当代美学激进的政治转向。在当代人文社科的理论话语中，美学与文艺理论学科的话语表达无疑是最激进的。“反抗性”也成为识别当代西方美学与文论的重要标志。“反抗”既意味着突破现有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标准，也体现了对现行体制的控诉与反叛。就如当代法国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说的那样：“幸福只存在于反抗中。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挑战那些可让我们判断自己是否自主和自由的阻碍、禁忌、权威、法律时，才能真正感到快乐。”大写的“理论(THEORY)”成为这个时代用于反抗的最佳武器：“从本质上讲，呼唤理论就是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起义。”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西方美学领域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反抗性话语”。这种“反抗性话语”包括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到福柯的知识谱系学，再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的各种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下颇为走红的激进主义。虽然这些理论在观点上互不一致，但在“反抗”的立场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该类话语以其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激进的社会批判，在大学的文学系安营扎寨，并广受青年学者与学生的热忱追捧。于是，观念上的美学反抗取代了具体的现实实践。“用想象力夺权！”居依·德波的这句口号成为新一代左翼青年的座右铭。

然而，激进的美学是否真的激进，激进的话语反抗是否真的对社会现实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深究。“看来像似它反叛的时刻，其实已是政治衰退的肇始。”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对于美学的当下现状倍感沮丧。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指出，尽管文化左派曾通过他们激进的文化抗争树立了一种“政治正确”，尤其是改善了人们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但他们的现实影响力却十分有限。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撰文指出，在现实影响力方面，保守主义的现实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学院左派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激进言说。这种在姿态上如此激进的政治美学，为何缺乏现实影响力呢？一言以蔽之，现实感的缺失是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的致命缺陷。

首先，这些激进作品在写作上缺乏一种对普通读者的起码尊重。尽管其在内容上批判着各种各样的霸权，似乎正在构建一种平等公正的美好愿景，但吊诡的是，其写作本身却在制造一种神神秘秘、高高在上的霸权。很多学者忙于制造生僻的术语，使用佶屈聱牙的句子，发表（却不论证）突破常识的观点。埃伦·迪萨纳亚克指出，这些“蛮横无理、难以让人理解的理论即使对心地善良的普通读者来说也远比高雅艺术的辩护者所创作的任何东西更加晦涩和难以接近”。雅克·巴尔赞难以容忍在文学批评中出现大量行话与黑话：“阅读批评著作就是在充斥着这类字眼的句子中艰难行进：张力、律动、控制、结构、质感、活力、限制、反讽、抒情性；语象、顿悟、维度、疏离、隐喻；隐喻在其中占据首位”，这些批评的语言“听起来与时装广告的字眼完全一样：晦涩模糊的形象形成在奢侈品中穿行的幻觉”。罗蒂则看到，这些抽象其实对于真正的现实毫无裨益，因为像“无限责任”“不可能性”“不可触及性”“不可再现性”这样的概念在一些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时候可能很有用，然而，当我们承担起社会责任时，这些概念有害无益，“用这些词语来思考我们的责任就像罪感一样，是政治活动的绊脚石”。

其次，尽管当代激进主义美学大张旗鼓地言说政治，并鼓吹颠覆一切既有体制，但它却能吊诡地与当代高校的专业主义体制和谐共存。甚至可以说，“颠覆”与“反叛”几乎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的既定范式。谁若不在论文中引上几条福柯或德里达，似乎就会成为这个专业的背叛者。当代美学的激进不是由现实所引发的激进，而更像是出于专业的需要而表演出来的激进。因此这种激进是非现实的，是学术游戏规则所需要的激进。这种激进主义是令人愉快的，是“没有危险的激进主义。这不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不利，反而会促进他们的事业”。“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萨义德的评价犀利而中肯。

再者，当代美学的激进主义同时也是整个消费主义的衍生物。“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理论是否是新兴的；但是要想知道它是否正确却并非易事。”雷蒙·布东此言硬生生地揭了一些理论家们的老底，他们的目标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去占领一些机构，尤其是教育和交流机构，以便能够在那里树立他们所信奉的思想。在名利的驱使下，这些激进主义完成了与消费主义的合谋，“学术上的废话与政治上的哗众取宠估计在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可以不向常识让步，却可以硬让读者相信。他们对语言的模糊性以及真理和个性令人困惑的地位进行的各种“不切实际的纯理论探讨”，其背后是追名逐利的野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学术的伪激进主义”。面对这种伪激进主义，连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里德里希·杰姆逊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2014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直言“如今写理论书也像策展一样：从过去选取一些不同的文本——比如亚里士多德或者康德——然后把它们短暂地结合在一起，这毋宁说是一场理论秀”。当代美学的政治化试图以乌托邦式的反叛与革命超越现实，却在这种反叛中日渐远离现实人生。受当代学术体制与文化的影响与规训，这种美学视野无法真正超越专业的藩篱和理论资源的束缚，并以更开阔的眼光和更谦卑的态度来观察与体验现实生活，其最终在学术产业化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沦为一种商品化了的激进主义。

三

在转向政治激进主义的同时，当代美学还呈现出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追求生活的轻松与肤浅的潮流。法国学者吉勒·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指出，在当下的消费时代，我们不再期待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国度”，我们不再憧憬改革或者解放，我们只憧憬“轻”。这种对“轻”的期望，是“一种更放松的日常生活、一种压力更小的当下的期望：更好的生活和轻的生活已经分不开了。少与轻的乌托邦时代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轻文明”时代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日益凸显。就美学领域而言，去深度化、游戏化以及生活化的趋势也变得愈加显著，美学对现实的批判性逐渐被对现实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所取代，越来越多的美学从业人员也日益加入到对现实生活的装扮与美化事业之中去，沦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

与激进的政治美学相比，生活美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在表达方式上显得平易近人，作品内容也更愿与当下大众打成一片。以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重构美学》(Undoing Aesthetics)为例，韦尔施对“美学”概念的重新理解，旨在纠正现代美学对研究对象的狭隘界定，但他在将美学重新定位于“感性学”，借此消除审美与生活之间隔阂之际，却为某种满足于表面现象的美学研究范式提供了辩护。比如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美学的名义去关注以审美装饰和享乐主义为特质的“浅表审美”，尽管这并非韦尔施的初衷。另一位生活美学的倡导者迈克·费瑟斯通则明确指出，那种精英主义式的深度美学思考在今天已显得不合时宜，知识分子早已完成了齐格蒙特·鲍曼意义上由“立法者”向“诠释者”的转型。我们无需对当代文化的碎片化与道德图景的消逝感到忧心忡忡，只需接受与认可这些变迁。美学不再需要固守精英的保守立场，只需要顺应现实迎合大众：学者们不仅应当注意到“审美化物品的生产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还要关注“在这种审美敏感得到提高的新式消费文化当中，感知、生活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此外，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作品更是常常被视为一种为享乐主义辩护的美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审美经验与高雅艺术的批判，以及对生活经验与通俗艺术的辩护中。他为通俗文化的“短平快”辩护：“短暂的相遇，有时候可以比持久的关系更甜美更富有成效。拒斥短暂的价值，已经是我们知识分子文化的一个相当长久的偏见。”他还为艺术中的娱乐正名，指出“虽然开心和舒服传递了一种轻浮的意味也许可能显出琐屑，但狂喜、幸福和心醉的观念就很清楚地让人想到快乐可以是怎样的深沉和潜在地富有意蕴”。不可否认，舒斯特曼对通俗文化的辩护，可以理解为对现代主义将艺术与生活人为区隔的有力矫正，并为拓宽当代美学的视野做出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其引导下当代学者对美学问题的选择与思考确实呈现出肤浅化、娱乐化以及轻盈化的趋势。

在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类似现象。英国文学理论家约翰·凯里(John Carey)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郑重其事地宣布，知识分子（主要指作家、艺术家）跟希特勒一样，都是鄙视民众的，为了维护他们的优越地位而不惜动用文化手段。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即是知识分子对抗大众的手段：“20世纪早期，欧洲知识界就殚精竭虑地决心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场运动在英格兰称为现代主义”，“20世纪没有一本小说像它（《尤利西斯》）那样，仅仅为知识分子而作”。在另一部著作《艺术有什么用？》中，他又提醒人们：艺术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艺术不仅“不能战胜死亡或者让生命长存。它不能解释整个宇宙。它不能使一个道德信条付诸实施。相应地，对于善恶它总是处于一种相对无能的地位”，而且“艺术崇拜是超验的，它鼓励我们鄙视普通人”。此外，在《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中，凯里更是鄙夷所谓的经典书单与文学名著，他开出了一份自拟的书单。“有一些专家编造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倒像是发送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人间子民们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

无论是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舒斯特曼的“审美即生活”，还是约翰·凯里为“快乐阅读”所做的辩护，都让人无法真正体会到美学的“现实之重”。尤其在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中几乎已找不到理论思辨的成分，反倒更像是一部有关强身健体的“养生之学”。对于当下的“生活美学”，就有学者直言：“实际上生活美学就是消费主义时代的美学，就是最肤浅的层面，就是秀，表面看是让你生活得更美好，其实就是变得更肤浅。生活美学就是说不要去谈抽象的哲学命题，让你关注日常生活，穿着打扮，吃喝拉撒。”

除了肤浅之外，这种美学之轻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就如电影《小时代》无法反映真正的现实那样，“生活美学”会使我们遗忘生活中的丑陋与罪恶。这种美学之轻，常常是虚幻的，商业的，媒介的，因为我们的现实从来都没有真正轻松过。“轻文明意味着一切，唯独不代表轻松的生活。”贫苦、暴力、战争、失业、生态恶化、社会不公以及恐怖威胁依然没有远离这个世界，它们依然是这个时代最为沉重的话题。“避重就轻”只能让我们活在轻的幻觉之中，现实之重从未得到丝毫改变。更为严重的是，对“轻”的过度推崇甚至还会滋养“沉重”，因为轻的理念带来了一些强迫的规则，它们往往使人疲惫，有时甚至使人消沉，与那种真正无忧无虑的生活背道而驰。正如利波维茨基所言，“我们的世界已经诞生出许多对快乐的欲求，这些欲求注定无法被满足，由此，因生活不够轻松、不够有趣、不够流动而产生的种种失望便愈发被强化。当娱乐文化和超轻的物质设施占据上风，生活的轻盈之感反见削减。一种新的‘沉重精神’侵入这个时代”。

由此可见，无论是当下激进的政治美学还是轻盈的生活美学，都是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时代学术产业化的结果，它们都或多或少无意关注复杂而沉重的人类现实生活。乌托邦的激进美学姿态大于实践，口号大于行动；世俗化的生活美学浮于生活表层，缺乏深度，满足于当下，缺乏批判。如何让美学真正介入现实生活，如何真正有效地对个人的伦理生活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发挥实质性影响，依然是当代美学亟待思考与实践的紧迫问题。

四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中所表达的看法值得今日的学者借鉴：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在美学专业内部，受专业主义视野的限制，研究者的研究范式大致趋同，这种“内卷化”导致专业学者很难看清这个学科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突破的方向。有时反倒是“局外人”有可能突破专业内部的思维定式，发现该学科发展在视野上的盲点，从而打开全新的局面。

在探讨如何处理美学与好生活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忽视伦理学的历史与当下，因为伦理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好生活”，或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即“人应当如何生活(How should one live)”。在当代伦理思想克服与修缮现代道德哲学（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问题的过程中，以及在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与伦理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启发下，如何透过文学与艺术进行伦理探询，如何将审美纳入到伦理学的思想建构之中，成为当代伦理学的一大特色，也由此产生了一批在思想上具有相当深度的学者：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理查德·罗蒂、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克拉·戴蒙德(Cora Diamond)以及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等等。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不仅为当代伦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中为文学及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进而为追寻美学的现实感提供了重要启发。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美学界以及文学理论界对这些学者的关注远远不够。

在此意义上，本书尝试为美学领域的建设弥补这一缺憾，将重点介绍、梳理以及评价美国当代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为当代美学所做出的贡献。在对其主要思想进行具体阐述之前，先对其个人情况及相关著作做简要梳理：

玛莎·努斯鲍姆，1947年生于美国纽约，在纽约大学获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布朗大学与牛津大学。1986年到1993年任教布朗大学期间，她担任在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的研究顾问，该机构是联合国大学的一部分。此外她还担任过美国哲学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女性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主席以及公共哲学委员会(Committee for Public Philosophy)主席。她目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是法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恩斯特·弗伦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Ernst Freu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此外她也与古典学系、神学院、政治学系保持长期合作，同时还是南亚研究委员会成员、人权项目理事会成员。

截至2022年6月，努斯鲍姆教授已出版专著22部，编著21部，发表重要论文及书评450多篇。其主要专著有：《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运动〉》（Aristotle’s De Motu Animalium，1978）、《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1986)、《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论文集》（Love’s Knowledge: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1990）、《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 1994)、《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1996)、《培养人性：对通识教育改革的古典辩护》(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1997)、《性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 1998)、《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2000)、《思想的激荡：情感的智识》(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2001)、《隐藏人性：厌恶、羞耻与法律》(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 2004)、《正义的前沿：残疾、民族性与物种的成员资格》(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2006)、《内部冲突：民主、宗教暴力与印度的未来》（The Clash Within: Democracy，Religious Violence，and India’s Future，2007）、《良心的自由：为美国宗教平等传统辩护》（Liberty of Conscience: In Defense of America’s Tradition of ReligiousEquality，2008）、《从厌恶到人性：性倾向与宪法》(From Disgust to Humanity: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Law, 2010)、《非为盈利：为何民主需要人文学》(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2010)、《创造能力：人类发展进路》(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2011)、《新宗教不宽容：在焦虑时代克服恐惧的政治》(The New Religious Intolerance:Overcoming the Politics of Fear in an Anxious Age, 2012)、《哲学的介入：书品集 1985—2011》(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Book Reviews 1985—2011, 2012)、《政治情感：为何爱对于正义如此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2013)以及《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 2016)、《恐惧的君主制：一个哲学家观察我们的政治危机》(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 2018)、《世界主义传统：一个高尚而有瑕疵的理想》(The Cosmopolitan Tradition: A Noble but Flawed Ideal, 2019)、《傲慢的城堡：性虐待、问责及和解》(Citadels of Pride: Sexual Abuse, Accountability, and Reconciliation, 2021)等等。

努斯鲍姆的研究兴趣广泛，成果丰厚，其关注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古希腊伦理思想、当代道德哲学、哲学与文学、法律与文学、女性主义哲学、诗性正义与全球正义、人性培养与大学制度以及印度研究等等。基于她对当代世界思想与现实的广泛影响力，2003年她入选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评出的“我们时代的十二位伟大思想家”。她获得各种荣誉与奖项：2012年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Prince of Asturias Prize in the Social Sciences)；2014年成为牛津大学历史上发表约翰·洛克演讲(John Locke Lectures)的第二位女性；2016年荣获日本京都奖(the Kyoto Prize in Arts and Philosophy)，与卡尔·波普尔、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同列。2018年获得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Berggruen Prize for Philosophy and Culture)；2021年获得挪威的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努斯鲍姆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伦理学，但在探询伦理问题的过程中，她赋予文学艺术及相关的审美文化极其重要的价值。她偏爱并擅长用具体的文学或艺术文本来分析伦理与政治议题，并能从文学作品中挖掘出主流道德哲学所无法洞悉的伦理与政治见解。这使她的研究成果在当代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用当代哲学家南希·谢尔曼(Nancy Sherman)的话说：“通过用文学的技术来描述活着的经验的每个细致之处，玛莎改变了哲学的面貌。”在此意义上，她的伦理学思考在客观上为美学做出了贡献。由于美学因素在努斯鲍姆的思想中并不是以某个部分体现的，而是贯穿其思想的一条流动着的红线，因此其伦理思想可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伦理”思想。若要对努斯鲍姆的美学贡献进行有效探讨，决不能从其思想中切割出一块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而是要将其放置在她对伦理与政治正义的整体观照中去进行理解。反过来说，审美也是进入其伦理思想的最恰当入口。

作为一位伦理学家，努斯鲍姆对美学的相关思考有别于自主论意义上的纯粹美学研究，她的美学思想紧密地联系于她对生活伦理的关切。在她对亨利·詹姆斯小说《金钵记》的解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两种不同审美观的区别。《金钵记》中的主人公玫姬和她的收藏家父亲一样，习惯于采取一种康德式的审美态度来看待事物，甚至会像欣赏一幅画、一件首饰那样来欣赏一个人。努斯鲍姆并不赞赏这种不介入的、与事物保持距离的纯粹鉴赏。她以逛美术馆为例，一个人可以在这个厅欣赏透纳的绘画，却不会因此对没有去看隔壁的莫奈作品而感到愧疚。这种不介入的美学态度不会使人体会到作品背后隐含的价值冲突；但当人们将这种超脱的审美态度带到生活时就会遇到问题：玫姬在处理她自己以及父亲的婚姻问题的时候，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艺术品在博物馆里摆放那样简单，可以对之进行看似完满的排列组合（像摆放艺术品那样来安排婚姻），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的可能，但生活的悲剧则给她上了一课。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玫姬展示出另一种审美态度，这是一种非静观的，充满感知力和冒险性的，敢于直面生活复杂性与自身脆弱性的审美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玫姬变得成熟，也令《专使》中的斯特雷瑟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还使得《卡萨玛西玛王妃》中的海厄森斯在狂热的意识形态说教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

这种审美态度是具有认知价值的，是一种与情感相关联的实践智慧。在努斯鲍姆看来，人类的生活基于“两个系统的判断：一个系统基于想象与感知性的思考(perspectival thinking)，另一个系统则是基于原则”。人如何过上真正有价值的好生活，并不是靠聆听宗教训诫或是阅读伦理学著作，而是来自每个人基于特定生活情境，利用自身的感知能力在实践中做出审慎选择。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生活的伦理领域，而且也体现在政治领域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指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所做出的选择，并非基于那些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某种被称为“现实感”的事物。这种“现实感”是一种“时机感、对人的需要和接受力的敏感”，简言之即“人的一种智慧，管理自身生活或使手段符合目标的能力”，在其中“还有一种即席发挥，即时应付，能够估量形势，知道何时行动、何时静候的因素在里面”。因此这是一种“特别的才能，可能和艺术家或创造性作家的天赋不无相似”，完全是“经验的和准美学性的一些东西”。用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说：“美学是伦理学之母。”

努斯鲍姆深刻地认识到审美或叙事的力量之于实践智慧，之于人过上好生活的重要价值。因此在这位伦理学家的著作中，展示了一种“审美伦理”的可能性。一方面，她对审美的理解既不是对纯粹形式的迷恋，也不是对生活的激进反叛或乌托邦式逃离。另一方面，她的美学思考也从不满足于表层意义上的“物质景观”或“生活美学”，而是致力于透过情感来真诚面对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伦理困境与深层的社会正义问题。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透过其审美伦理世界建构了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美学思想，是这个“轻”时代真正的“重”美学。虽然作为伦理学家，努斯鲍姆对美学的理解似乎是手段性或功能性的；尽管我们在讨论中会涉及，努斯鲍姆的探索中也存在着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她在伦理学上的不懈努力确实为当代美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努斯鲍姆强调了美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她试图通过对大量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告诉她的哲学同行们：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娱乐消遣层面上，而且还具有一种能与传统伦理学分庭抗礼的生活智慧。更进一步地说，文艺作品有时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好生活的伦理学。美学不仅给予了伦理学很多独特的洞察与启发，而且还为人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实践智慧。

第二，努斯鲍姆对情感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建立并加强了伦理学与美学的联系。就美学的原意而言，它是鲍姆加登意义上的“感性学”，而不仅仅是黑格尔所强调的“艺术哲学”。她对人类情感的价值做出了有效的辩护，情感并不是非理性的，它本身包含着认知，而且这是一种牵涉价值的认知。人类在追求好生活的过程中，决不能忽略情感提供的智慧。

第三，努斯鲍姆所强调的伦理批评，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批评范式。它启发批评家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审美批评，或仅仅是反抗性的文化政治，而且是一种与人类好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伦理学亦有助于拓宽文学批评的视野，并使之更具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努斯鲍姆本人的伦理批评就提供了颇具启示意义的范例。

第四，努斯鲍姆对文学想象、艺术创造、公共空间以及政治文化的思考，让人们更好地认识文学与艺术是如何与推进社会正义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她的写作提醒作家与艺术家应该重视自己的创作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

第五，努斯鲍姆对人文教育的思考，为当代全球审美教育提供了新的启示。她竭力劝导人们阅读文学与欣赏艺术，这种审美教育并不是为了让一个人成为知识精英或文化精英，而是为了使一个人生活得更好，真正走出自我中心，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和对社会有价值的公民。其所追求的既不是传统的道德主义教育，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审美超越，而是一种基于通识教育视野的，旨在培育有同情心与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美育理想。

五

尽管努斯鲍姆并不认为她是美学领域的专家，但她的哲学思想对美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她为美学与伦理学所搭建的桥梁以及在伦理批评上所做出的贡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美学与文艺理论领域学者的回应。比如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指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努斯鲍姆、福柯）的伦理学，使美学在伦理学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笔者注：努斯鲍姆本人并不认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顶帽子，她与福柯的美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朱利安·沃尔夫雷斯(Julian Wolfreys)编著的《21世纪批评述介》一书专辟章节“伦理批评”重点介绍了努斯鲍姆的伦理批评。舍勒肯斯(Elisabeth Schellekens)在《美学与道德》(Aesthetics and Morality)中则将努斯鲍姆视为“（文学性）艺术能够产生具有强大活力的道德知识这一观点的最坚定倡导者”。还有学者指出努斯鲍姆对文艺的重视使“一种新的伦理理论得以兴起”，她的这一努力“强调了文学在后现代社会的社会价值”。此外，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莎伦·R.克劳斯(Sharon R. Krause)对努斯鲍姆有关情感认知价值的论证做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种努力是颇有价值的，它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推进了关于情绪在判断中的作用的争论。诉诸作为一种规范性标准的人性，这也是一条充满希望之途”；哈佛大学学者迈克尔·弗雷泽(Michael L. Frazer)则认为努斯鲍姆的研究体现了“反思性情感主义”对于公民教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也有不少学者对努斯鲍姆的文学伦理思想及批评实践提出批评，其中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对努斯鲍姆的批评最为严厉（见第五章第三节）。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对其小说观质疑，指出她对小说的理解过于狭隘，“对小说概念所适用的那类事物的外延进行不公正的划分”。克里斯托弗·汉密尔顿(Christopher Hamilton)认为努斯鲍姆夸大了道德知识的可能力量，在他看来“那种认为阅读一部优秀小说能够使人对描述的特定人物或情境产生一种品德高尚、富有同情心的理解这一观点委实不准确”。罗伯特·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指出努斯鲍姆的伦理批评“在与语言的关系上存在问题”，并认为列维纳斯的伦理批评对其有所超越。此外，杰弗里·哈珀姆(Geoffrey Galt Harpham)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对努斯鲍姆的理性立场予以攻击，并指出她的文学观念是非常落伍的(deeply regressive)。

针对努斯鲍姆的艺术论、美育论及其背后的人文主义立场，保罗·罗素(Paul Russell)认为努斯鲍姆给审美教育设置了过多的政治议题，尤其是以种族、性别平等为主题的进步主义政治。这不仅会使人文学科变得狭隘与贫瘠，更会使得人文学科在其对手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对其《诗性正义》赞赏之余提出批评，认为该作“与其说是一项文学研究，还不如说是一种针对受困的自由主义者喋喋不休的外行说教”。针对她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批评（见第七章第三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更是群起而攻之。比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出，努斯鲍姆不仅把巴特勒的“戏仿操演”与社会建构理论混为一谈，而且完全无视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需求。此外，罗西·布拉伊多蒂还从时髦的“后人文主义”的立场批判了努斯鲍姆的普遍主义立场，认为她“摒弃了过去三十年反人文主义激进哲学的各种洞见”，“全面接受了普遍主义，来反对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关于地缘政治术语中位置政治学、认真扎根的重要性远见”，最终在“什么算是人的观念上陷入了悖论的狭隘境地”。上述这些批评的存在无疑为探讨努斯鲍姆的思想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语境。

与国外丰富的研究与对话相比，国内对努斯鲍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努斯鲍姆的作品目前虽已译介九部，但与美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爱的知识》以及《政治情感》尚未得到译介。对努斯鲍姆思想的探讨，只是在“诗性正义”或“伦理批评”的大背景下得以开展。据笔者广泛搜索，目前已出版一部专著，近八十篇期刊论文，近三十篇硕博学位论文，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她在伦理学、政治学及法学领域的思想，即便部分论文探讨了她的“诗性正义”，但也并没有真正重视审美在其整个思想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希望通过对努斯鲍姆审美伦理思想的梳理与评价来填补当代国内美学研究在伦理视野上的不足。道德主义之于传统中国、革命文化之于现代中国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使得在文艺美学领域进行“非道德化”与“去政治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启蒙”的主要特色。这一特殊而迫切的现实语境使得当时的学界并未充分意识到伦理维度对于美学以及文学的重要价值。时过境迁，在媒介社会与消费主义兴起的今天，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正义的凸显，伦理问题亟待关注，人文理想急需重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超越80年代，直面“审美正义”的必要性。无目的地追随某些反人文的理论潮流，绝非优秀学术的归宿所在。如果说，中国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借“文学主体性”完成新启蒙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人文启蒙”有必要借“伦理转向”之机重获新生。通过对美学研究伦理维度的关注，我们也能反思并超越当下美学研究的既定范式，从更开阔的视野来关照审美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与人生。

本书以“情感”“文学”以及“艺术”为关键词，通过对伦理学、文学、心理学、法学以及政治学等多学科文本与理论资源的调用，来对努斯鲍姆审美伦理思想进行介绍、分析与评价，进而呈现文学艺术作品对于当代伦理生活以及社会正义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具有现实感与实践性的面向人类好生活的美学研究进路。

本书共九个部分。绪论部分在对当代美学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努斯鲍姆为当下美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其审美伦理思想的意义；第一、二章探讨了努斯鲍姆的思想背景，即她如何吸收与发展古代思想来完成她的伦理思想的建构。第一章探讨努斯鲍姆通过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视角来重建哲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努斯鲍姆对传统西方伦理学的反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诗与伦理学结盟”可能性的独特理解，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感知的强调，确立了诗在道德探询上的重要地位。第二章重点讨论努斯鲍姆对希腊化时期哲学思想的吸收与发展。希腊化时期哲学的治疗模式对其思想影响颇深，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对于人类激情的认识与治疗为努斯鲍姆构建审美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三章重点介绍努斯鲍姆如何探讨情感对于人类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的重要价值。在她看来，人类的情感具有理性意义的认知价值。情感不仅仅是理性造物心理机制得以发动的燃料，而且还是这一造物自身理性高度复杂而混乱的部分。努斯鲍姆基于社会正义的角度思考了人类各种情感的价值与局限。她在人类的羞耻、恐惧、厌恶以及愤怒等消极情感中看到了它们对于社会正义的潜在破坏力，并探讨了对它们进行引导与转化的可能性。此外，她还对同情与友爱这两种积极情感的公共价值进行了哲学上的辩护。人类充满激情的爱欲呈现了复杂性与神秘性，并与伦理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冲突，努斯鲍姆一方面认识到人类的好生活列表中绝不能缺失这样的情感，另一方面也试图从某种规范性的角度对爱欲进行治疗与规范，在呈现出其思想内在张力的同时，谱写了一曲爱的多重奏。

第四、五章旨在探讨努斯鲍姆的文学思想：文学如何为伦理学及伦理生活做贡献，以及文学理论如何从伦理思想中获得新的发展前景。第四章指出，传统以抽象概念为主导的伦理学（如糟糕版本的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如何阻碍了人们对生活内在脆弱性、冲突性以及复杂性的认识；优秀的作家及其创作如何道出了传统哲学难以提供的伦理智慧（如亨利·詹姆斯的《金钵记》《专使》《卡萨玛西玛王妃》，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等）。如果说努斯鲍姆对文学伦理的探讨一部分基于“伦理探询”的话，那么另一部分则基于“情感治疗”，在此层面上她更关注如何用规范性的理论引导与评价文学，使文学更好地为健康的人生及社会正义服务。努斯鲍姆对文学伦理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她彻底否定传统伦理学的价值，尤其是在与伯纳德·威廉斯、理查德·罗蒂等“反理论主义者”的辩论中，努斯鲍姆后期思想强化了理论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学伦理的地位。

第五章从伦理批评的角度探讨努斯鲍姆为当代文学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当下的文学理论面临着人文主义失落的困境，有些理论依然主张将文学与现实相隔离，认为文学的价值仅在于其自身的语言游戏；有些批评理论则否认伦理的价值，并将道德与伦理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努斯鲍姆对伦理批评的重建，是一种在文学研究领域复兴人文主义价值的有效尝试；努斯鲍姆对伦理批评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她试图回归传统的道德主义批评。她对伦理观念的开放性理解，以及对文学形式的重视都深受韦恩·布斯的影响，他们共同倡导的伦理批评有效地重建了文学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沟通桥梁。不可否认，伦理批评也受到了不少的质疑与挑战，如何客观看待与评价努斯鲍姆伦理批评的得与失，对于当代文论事业的未来也显得至关重要。

第六章介绍与梳理努斯鲍姆如何看待艺术实践在当代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在她看来，一个社会不能以冷冰冰的，诉诸理性原则的方式去追求正义，在让人们知晓正义的理念之前，先要让人们爱上正义。对当代公共文化的关注也是努斯鲍姆对于古希腊悲喜剧文化思考的延伸。当代的悲剧与喜剧可以通过音乐表演、政治修辞、公共艺术、公园以及纪念碑等公共文化体现出来。在努斯鲍姆看来，它们可以像古代的悲剧那样发展同情，克服人们的羞耻、恐惧和厌恶；它们也能同古代的喜剧那样，在激发人们的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并最终为当代社会的民主平等理念的落实，司法正义的实践以及多元文化的培育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七章从全球正义的背景下探讨努斯鲍姆的审美教育理念。努斯鲍姆的审美教育理念立足于现实实践意识，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与浪漫主义美育理念，形成了一种以通识教育为背景，旨在培养公民人格的美育观念。努斯鲍姆的审美教育理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审美游戏如何帮助个体成长，走出自我中心而成为具有他者意识的个体；二是文学阅读与艺术欣赏如何造就具有平等观念与同情意识的正派公民，同时又避免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陷入狭隘的“身份政治”与“无为主义”；三是审美教育如何帮助人类超越种族自我中心，在认识动物的过程中反思人性，在捍卫动物权利的过程中，为全球生态伦理做出有益的贡献。

结语以“不完美”作为努斯鲍姆审美伦理思想的关键词，探讨这种追求“不完美”的伦理美学的价值及其与追求“完美”的乌托邦美学的区别所在。在努斯鲍姆看来，对不完美的认识是很多优秀文学艺术提供的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洞察；能够认识并接纳应然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缝，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对不完美世界的坦然面对中，努斯鲍姆构建了一种以内在超越为形式的，极具现实感与实践性的审美伦理思想，力图实现美学对好生活的真正介入，这些都为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