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这部合集收录了旅行中的种种见闻，此外读者会发现，其中若干个故事可能并不陌生，或许在哪儿看过；它们比较零散，共有十二篇左右，都曾被编入三卷本小说选里，当时那套书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我所写的全部短篇作品。眼下结集的几册书均创作于多年前：《在中国屏风上》于1922年出版，《客厅里的绅士》于1930年出版，《西班牙主题变奏》则是出版于1935年。作为反映旅途观感的文字，上述游记早就失去了时效性，亦即纪实的特色，而我也从未期望有人会将它们挖掘出来，重新印制发行。接着我开始编辑自己的短篇小说全集，在整理资料之际，《在中国屏风上》与《客厅里的绅士》突然又跳进脑海，我意识到两本书的某些故事，只需稍加修改润色，说不定能适得其所，于全集内占据一席之地。这绝非意味它们都是虚构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直截了当地铺陈事实，毫无做作的痕迹，堪比法国人所说的“报导”；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既反映出我跟朋友们接触后形成的各类想法，还阐述了他们在交谈时向我透露的生活境况。以此为基础，如再增添几行说明充作简介，那么我写的文章就会变得同短篇小说无异，而导致该错觉的缘由，则应归于作者的阅历或体验。我曾度过一段异常丰富的人生，彼时碰见的每个人，面临的每次际遇，还有目睹或听说的每起事件，它们仿佛无须我来处理，几乎都自动转化成短篇小说般的叙述。创作《在中国屏风上》和《客厅里的绅士》时，我意不在写小说，倒更像是描摹现实；我的工作远非如小说家那样，为追求艺术效果而对素材进行合理引申；确切地说，我需要费尽心机修改任何太过离奇的信息，好使人读后不至觉得匪夷所思或难以置信。让我举个例子吧：《客厅里的绅士》中有一章讲的是我坐汽轮沿海岸线航行，由暹罗[2]首都曼谷前往柬埔寨白马[3]的旅程。船上乘客皆极其古怪，真可谓我见过的最荒诞、最无法理解的一帮家伙。他们个个喧嚣不已，简直能去演骚动吵闹的滑稽戏。除了某位意大利男高音之外，他们对我还是很友好的。那名歌手兀自坐在船头，也不同人说话，等到夜幕降临，就拿出吉他给自己伴奏，高声吟唱几组歌剧的选段。我用寥寥数笔描绘此人，却故意省略了如下细节：其实他身负命案，正在海外流窜避难，以免被引渡回国接受制裁。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顾及具体场景往往显得虚幻，我实在很难指望读者会相信上述情况是确定无疑的。倘若仅凭某些故事最近出现在我的短篇小说集里，我便将它们剔除出去，那么读者现在看到的这部合集定会失去许多原有的趣味。说到底，每个真切的故事实属游记之一部分，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本书的整体风貌。

与其说《在中国屏风上》是一本书，倒不如说是一本书的原始素材。由于年事渐高，我对旅行的痴迷已大不如从前，但内心依旧十分热爱行走四方。我曾遍访世界各地，将责任统统抛诸脑后，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让我欣喜。当时我似乎相信，唯独在旅途之中，你才能发现眼前的时光不再匆匆，俨然具有了极其广阔的延展性，而就算计划赶不上变化，或许只够完成少数心仪的活动，你肯定也会毫不介怀，反倒觉得能轻松自如地做任何事情。这样看，仿佛又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悠长空闲，你大可以去挥霍浪费，完全无须顾忌韶华易逝，更不必告诫自己切勿虚度每分每秒。若某人条件比较优越，却未考虑尽量使旅程舒适些，我虽认为他是个傻瓜，但亦清楚吃喝玩乐绝非重点，即便缺失仍对赶路没什么影响。我青睐美酒佳肴，可艰苦跋涉的日子里，风餐露宿堪称常态，故见到几碗最难下咽且无比单调（更糟糕）的饭菜，我也愿意欣然接受，甚至还能甘之如饴。在南太平洋地区，我日复一日拿牛肉汉堡果腹，岂料竟未出现半分食欲不振的状况（不过必须承认，当我回到美国旧金山时，有人递来一个牛肉汉堡，我看到遂立马开始反胃）；另一回我抵达马来群岛的某个海屿，谁知那儿食物太匮乏，结果每天三餐仅靠剥香蕉充饥，此后我便对这种热带水果厌恶得要命。无论是西萨摩亚[4]萨瓦伊岛的乡民屋舍，还是中国境内江面上的敞篷货船，我置身其中，随手找块草垫子囫囵躺下，照样能舒舒服服地整夜酣眠。我更曾顺路搭乘汽艇，兴致勃勃地枕着装满干椰肉的麻袋入睡，没承想周围皆高低起伏，个中滋味应该最是难受不过。然而每晚抬眼望去，南十字星座[5]就在头顶熠熠生辉，惹得整片星空绽放出多么璀璨的光芒！我喜欢跟三教九流打交道，他们与我的生活产生交集，彼此间通常仅存一面之缘，将来也不会再接触，所以我从未觉得对方平庸无聊、乏善可陈。恰恰相反，结识这些过客可谓趣事一桩，我总爱揣测某位新朋友的品质，并拿他同我以往遇见的表现出类似特征的熟人相互比较。大体上说，人们容易将自己归入有限的几种典型，而你一旦发觉朋友的特质及癖好合乎先前的设想，那么你心里定会感到其乐无穷、妙趣横生。你去户外欣赏美景，有时意识到自然界的鬼斧神工，竟呼应了某画家作品里的美学效果；同样的道理，你也常邂逅不少似曾相识、恍若从书中走出来的标志性人物。比如吉卜林[6]小说的角色，我去东方的那阵子就发现这家伙简直随处可见。四十年前，吉卜林描绘了一幅印度次大陆人民的生活画卷；后来我却无从知晓，当时亲眼所见的乡亲是否属于那群男女主人公的后裔，或者说他靠反复研读吉卜林的精彩故事，有意识地扬长避短，这才将自己的禀赋塑造得与作品原型如出一辙。你听他夸夸其谈，耳畔充斥着无比熟悉的著名语句；从貌似流露真情的言行中，你留意他所坚持的处世原则，其态度相当陈腐，就算考虑到时代背景也难称反映了现实。总之，无论说话还是举止，他都使你不禁生出某种非常滑稽的感受。此外，你无疑会碰上另一种很罕见的情景，即偶然间交到一位极富个性的朋友，你顿时紧张激动起来，因为他特立独行，迥然异于你所认识的任何伙伴。你和他碰面的地方着实难以预料：可能同乘一艘经不起风浪的驳船；也许远至中国西藏边境，携手游览高墙环绕的小镇；抑或是漂洋过海，在印尼阿鲁岛上的椰子种植园里相逢。他渐渐习惯了孤独的生活，这极不寻常的际遇使他跨越了我们西方文明的阻碍，毫无章法地任由自己的天性恣意发展，而普罗大众则没有显著的差别，他们始终肩负着西方文明的重压，至少从表面看都是千篇一律的脸孔。（唉，话虽如此，但人的主观思维多么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啊。）这位老兄可能不太聪明，他甚至显得有点儿疯狂，说不定还很邪恶狡诈、粗野下流。尽管如此，老天做证，他浑身就是透出一股古怪的味道，仿佛准备要自立门户，简直不屑与任何平庸之徒为伍。如你对人性感兴趣，那见到他你该会心潮澎湃、雀跃不已。你貌似平静地与他沟通交流，其实内心却既兴奋又欣喜，如同聆听伟大的音乐般，你竭力压制住胸口涌起的阵阵悸动。他们身上有种令人耳目一新、极富感染力的气质。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借助自然的伟力，使自己脱胎换骨，进而获得了某种不落窠臼的鲜明属性。他们纵横四海，所向披靡，那广阔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来创造独特风格的舞台。

我在1920年远赴中国，彼时清王朝刚被推翻不久，辛亥革命的余波也还未完全平息。而由军阀组建的临时政府，通过强力整顿，使全国的治安基本趋于稳定，因此旅行者尚可自由出入，沿途不会遭受无端的阻拦或骚扰。路上我没有记日志，从十岁起我就改掉这种习惯了，但每至一处，凡是遇到些引发兴趣的人物及事件，我都会做好记录，隐约觉得这些素材颇为难得，将来编故事或写小说时或许能加以利用。随着手头资料越积越多，我遂有了新的主意，何不把它们汇聚成篇，创作出一部中国之旅的连贯报道呢？回国后我便忙碌起来，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所获信息。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清楚所有内容，因为字迹已变得模糊，其中没几句话是用钢笔写的，多数姑且可称作我拿铅笔随意画的涂鸦；当时条件艰苦，身边又缺少文具，我只好去路旁买东西，扯下黄色的包装纸备用；走累了我就钻进轿子让苦力抬着，顺便把想法草草记录在案，若需改沿水道通行，我便蹲坐于舢板中央，将包装纸摊在膝盖前匆忙画上几页。后来我总算给文稿排了序，正准备进一步修改，却发现它们似乎散发出清新灵动的气息，这应该源自我及时勾画的未经时间淬炼的鲜活印象。假如我仍要按计划打磨粉饰这些文字，那它们就会失去上述可遇不可求的新奇感。于是我再次调整目标，认定只需稍微使行文更简洁些，并尽量移除赶工造成的疏漏便已足够。对于不时喜欢纵情想象的读者而言，我希望这本书中我所看到的点滴画面，能帮助他们重现那幅真实，并且还可能是充满活力的中国图景。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1955年

[1]本序言译自伦敦海因曼出版社1955年版《毛姆游记三种》一书序言的前三段，该书收录毛姆三本旅行笔记：《在中国屏风上》《客厅里的绅士》和《西班牙主题变奏》。《在中国屏风上》英文单行本无序言。（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暹罗（Siam），泰国的旧称。

[3]白马（Kep），位于柬埔寨南部海滨，著名旅游胜地。

[4]西萨摩亚，今萨摩亚（Samoa)，位于太平洋南部，首都阿皮亚。

[5]南天星座之一，位于半人马座和苍蝇座之间。

[6]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