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忠诚捍卫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洪荒岁月将一条亘古的山系遗弃在湘、桂、粤、赣交界的版图上，巍峨盘桓，如同充满血性的男子，王者般裸露出他无比雄性的胴体。
这，就是五岭。
越城岭和都庞岭居五岭之末脉，控三湘之上游，东依龙虎四关，北据湘漓两水，入则扼百越咽喉，出则抚五溪项背。峡谷间，一条青石板铺就、贯穿湘桂的千年古道，穿石透壑，沧桑而幽暗。
清隽秀丽的湘江，像一条巨蟒，从广西桂林海洋山蜿蜒而出，流过崇山峻岭，在越城岭、都庞岭之间狭窄的湘桂走廊上咆哮着向北奔腾而去，入湖南，进洞庭，最后注入长江。
千百年来，湘江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而且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离合悲欢。1934年的湘江，则是一条血色的江，一条英雄的江，一条悲壮的江！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一句，就包含着红军长征血战湘江这一段历史。
87年过去，湘江依然，而沉寂的湘桂古道早已支离破碎，消逝的铃响马帮也已难觅踪迹，只有那一段流淌在历史大河中的苦难辉煌让人们凭吊缅怀……
仰望高耸的一块块纪念碑，抚摸冰冷透凉的英烈墙。今天，当我们来到那遍布桂北大地的革命烈士墓前祭奠先烈之时，抚摸着那栉风沐雨、斑斑驳驳的碑石时，我们该给后人讲述点什么？
一、革命理想高于天
1934年寒秋的一个傍晚，江西于都城东门外。
于都河河面不宽，没有咆哮的浪涛，只有轻波微澜，显得庄重肃穆，仿佛一个沉思的老人。
赶到于都河边为红军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谙世事的小孩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流泪。
渡口挤满了依依惜别的送行的乡亲，花生、芋头、鸡蛋、水果、茶水，他们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伫立道路两旁，不停地招手。
“打完白狗子就回来啊！”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母亲将两个饭团包好，轻轻塞到儿子周华良的手里，眼含着热泪。周华良刚满17岁，母亲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哽咽着重复同一句话：“路上千万要小心。”
胸戴红花的周华良对着母亲的唠叨一个劲地点头。
还没圆房的童养媳二姑娘也来为周华良送行，她将一双自己纳的布鞋递给未来的丈夫，眼里噙满了泪，小声啜泣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10月17日，红军集结完毕，分8个主要渡口星夜渡河，开始战略转移。
按家乡的习俗，远行时只要带上母亲的饭团子，一路就不会挨饿。周华良下意识地紧了紧统一配发的干粮袋，将饭团子放到最里边。
周华良走了很远，还听见母亲大声喊着：“华良，我们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啊……”
“革命一定成功，我会回来的。”周华良心里想，但他不敢回头，他怕母亲和二姑娘看见自己流泪的脸。
当然，周华良要是知道这是他和亲人的最后一面，怎么也会回过头再看她们一眼。
这时，岸上传来奔放激扬、耳熟能详的江西民歌——
一送呀格郎啊，送到里格大门前，一条里格大路，只显里格郎眼帘，满路个鹅卵石，实难走，郎要乱踩乱石直向前，潜入里格敌区，为党去战斗，道路里格虽险，定能里格走到边。
旋律绵长悠扬，但此刻听起来则显得十分低沉苍凉。
红军在城里重新编了队，周华良被编入第一野战纵队（军委纵队）。
周华良跟着连长，部队给他发了套新军装却没有发枪，他只有一支梭镖和一把大刀。
他还看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大炮底盘，个个汗流浃背，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停步换肩。
至于去哪里、去多久，周华良自己并不知道。
与周华良同一天，谢志坚也是从于都河出发的。
谢志坚是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岭背镇燕溪村人，14岁那年家乡来了红军，他当过儿童团团长，当过侦察员。中央红军离开于都的时候，谢志坚是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的警卫员。
本来，第二天是谢志坚和恋人春秀的结婚日，但接到集结出发的命令后，谢志坚连消息都来不及告诉春秀就出发了，只能托村里熟人转告她。
眼看就要登船了，谢志坚远远看见春秀从送行的人群中挤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船舷边，拉住他的胳膊。她给谢志坚带了香喷喷的茶叶蛋、金黄的米果，一边塞给他一边流泪。
在她另一只提篮里，是一双双精致的草鞋，细密、周正，不但有鞋底，还编出了鞋帮，编鞋子用的不是粗糙的稻草，而是柔软细密的黄麻，黄麻里还细心地捻上了布条……
春秀给谢志坚包里塞了两双，又在他腰间挂了两双。谢志坚紧紧攥着春秀的手，安慰着说：“莫哭，革命很快就会胜利，我们很快就会打败反动派，红军还会回来，我也会回来。”
“那我等……”春秀一边用袖子擦泪一边说，“嗯。”
船头上，一盏昏黄的马灯摇曳。晚8时，渡河开始。大船坐10人，小船坐5人。船工一个掌舵、一个摇橹。船缓缓离岸，谢志坚依依不舍松开春秀那双被麻绳磨出血泡的手，带着这些特殊的草鞋和春秀的深深情意踏上战斗征程。
一送呀格郎啊，送到里格莲池边，满池里格娇艳，争开里格并蒂莲，我俩里格别后，莫忘介莲池，恋介娇莲出污泥身不染，为妻我在家，你莫牵挂，斤斤里格重担，我会里格挑在肩。
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谢志坚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突破湘江时，草鞋仅剩下一双了，他舍不得穿，干脆把它紧紧捆在包裹里。在老山界宿营时，就拿出来看看、摸摸，非常爱惜。在桂北龙胜县龙坪鼓楼被敌人放火烧的那个晚上，他冲出火海时发现草鞋还在屋里，于是又奋不顾身冲了进去……
世事难料，当部队进入甘肃境内，谢志坚因为突发疟疾无法行军，组织安排他在当地养病。养病期间，谢志坚始终想赶紧找部队。他或跑到后山舞刀，或来到院子弄棍，就是想尽快把身体养好。谢志坚最终未能找到部队，留在当地，成为失散红军。
为了回到家乡，他一面经营生计，一面传播革命理想。
每到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时，谢志坚总会取出衣橱里仅穿过两回的草鞋，面朝家乡，点燃三炷香，寄托对故乡、对春秀的思念。
1951年秋天，谢志坚历经千辛万苦带着草鞋回到于都寻找春秀，却得知一个噩耗：那个说“那我等”的春秀早已不在人世，原来当年红军走后不久，春秀就被敌人杀害了……
谢志坚踉踉跄跄地奔到春秀墓前，掏出那双珍藏的草鞋，双泪纵横，久久伏地。
草鞋如故，有情人却阴阳两隔。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馆长张德美得知有一双如此不平凡的草鞋，三番五次恳求谢志坚捐献。捐献这双草鞋前，谢志坚特意在鞋面上绑了一对红心绣球，以此来纪念春秀。此后，纪念馆就成为谢志坚的念想，他经常独自前往拜谒。1992年，谢志坚病入膏肓，他依然让儿孙搀扶着到纪念馆3次。
而关于周华良的消息，二姑娘在1985年才收到政府补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二姑娘将证书贴在胸口，泪眼婆娑，她喃喃低语：“华良，华良啊！革命成功了，你为什么没有活着回来……”说完便昏厥过去。
2016年，周华良的家乡人到广西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凭吊时，在英名墙上的3000多位烈士名单中，找到了周华良的名字。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万余个英烈的名字镌刻在一块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
驻足、抚摸……福建长汀籍红军后人任汉斌在石碑前轻轻吟唱：“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映山红》的旋律在烈士英名廊里久久回荡。
任汉斌是替奶奶将这首歌唱给爷爷听的。1934年，时年28岁的爷爷任文明参加红军，临走时爷爷告诉奶奶：“革命成功后就回家，想我的时候你就唱《映山红》……”
奶奶想她的“红军阿哥”任文明时就唱这首歌，一边唱一边流泪，《映山红》成为奶奶生命中的慰藉。
在这首歌的吟唱中，奶奶拉扯着2个孩子，相依为命等着“红军阿哥”回家。等啊等啊，等到新中国成立，等到双鬓斑白，等来了一纸革命烈士证明书。
任汉斌说：“奶奶经常梦到朝思暮想的爷爷，梦见他从村里的小路上回来，穿着红军的衣服；等醒来的时候，奶奶的枕巾早已被泪水浸湿。”
奶奶后来老了，便让孙子任汉斌替她唱。
1983年，83岁的奶奶离世，任汉斌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唱着：“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奶奶走得很平静。
2019年，任汉斌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石碑上找到了爷爷的名字。
“天啦！‘任文明’这三个烫金的字，不正是奶奶念叨了一生的牵挂吗？”在爷爷的名字前，任汉斌用手指摩挲着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唱起了《映山红》，刚唱几句就失声痛哭……
离开兴安时，任汉斌取走了一抔湘江土，带回老家放到奶奶的坟茔上。
如今的于都河畔，一座丰碑直刺苍穹。
帆形的碑身气势恢宏，雄伟壮观，令人肃然起敬。87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从这里集结出发，开始一场九死一生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
出发，为什么？
出发，图什么？
出发，靠什么？
答案，或许在华屋自然村的17棵青松的年轮里。
在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87年前的一个夜晚，妻子即将临产，26岁的红军丈夫华钦材接到集结出发的命令。出发前，他与村里其他16位红军华姓兄弟一起来到村口栽下17棵松树，并告知家人“见松如见人，革命胜利见”。
然而，湘江血战后，17位华屋子弟再也没有一个人回来。
信念，会让人充满豪情壮志。
信仰，会让人将生死置之度外。
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农民杨荣显响应“扩红”号召，先后让8个儿子全部参加红军并将他们送上长征路。然而，这位父亲从此再也没能见到他的孩子们，8个儿子全部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义无反顾，死而无憾。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谁能走出这一步？
在长征出发地，另一个八兄弟参加红军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
那是2020年一个晴朗的夜晚。
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
陈瑞英搀扶着老伴曾林梅缓缓坐下，然后转身回屋，拿出一盏破旧的马灯。
曾林梅年过古稀，瘦骨嶙峋，目光呆滞，显得十分苍老。看到马灯，他眼睛突然一亮，迸出几个含糊的字眼：“妈……妈……”
曾林梅念叨的妈，名叫钟招子。
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钟招子记得清清楚楚，儿子们从家乡于都河出发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那时，曾林梅才几岁，弟弟曾林桃还是嗷嗷待哺的幼儿。
“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分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
不久，丈夫去世，钟招子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深夜，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儿子们回家。
等啊！等啊！
钟招子一等就是20多年，青丝熬成白发。眼泪流多了，钟招子的眼睛也哭瞎了，但她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儿子。
“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要灭，我要让儿子们看清楚回家的路。”钟招子希望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
1949年，于都解放。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整整三天三夜，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
后来，她和最小的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个坟，是个衣冠冢。每逢清明，她会带全家来烧香祭奠。如今，儿子的坟边又多了一个坟，那是钟招子自己的坟。
钟招子离开人世那年是1960年，她带着深深的遗憾撒手人寰，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儿子的身边。”
在长征的出发地，随便抓起一把泥，指缝里都会流出红军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故事和于都人民为中国革命献子献孙的惊世传奇。
走近这块红土，走进这些故事，一种不朽的精神跨越时空指引着后人去追寻伟大远征出发的步伐，去感悟源自初心的澎湃……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方向。
苦难、曲折、死亡。无论是周华良还是谢志坚，无论是华屋村十七子弟还是窖前村八兄弟，他们的磨难与牺牲，无不与历史上的那次伟大长征息息相关，无不与长征路上的那次湘江血战有关。
长征本质上就是一条信仰之路，正是不灭的信仰之光，成为他们乃至8.6万多名红军英勇向前的不竭动力。
坚定信念，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中国革命迎来转机，为革命胜利带来曙光。
跨越时空，我们看到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从未湮灭！
时间回溯到1933年9月。
蒋介石以堡垒战术辅以经济封锁政策，调集百余万兵力、上百架飞机，亲任总司令，向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领导，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作战中运用的“诱敌深入”运动战战略战术。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中央根据地的南北门户大开。
10月，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而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正像一只铁桶一样围向瑞金……
几十个县的大苏区，如今只剩下几乎“一根梭镖”就可以穿透的了。中央红军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实施战略大转移。
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八和第九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集中在兴国、于都、瑞金地区。”
10月9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等地出发。17日，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等5个军团12个师共36个团相继从于都、花轿等8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向西转移。
红军长征由此开始。
急促的口令、压抑的军号、零乱的马蹄、沉重的脚步，8.6万余名红军将士、35000支长短枪、750余挺轻重机枪、6101支梭镖、882把马刀……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叫作西进转移，根本没有人想到最后会走了二万五千里。
大搬家式：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医疗器械、文件档案、坛坛罐罐……装了1000多担，由5000多个挑夫挑着随行。那些卸不开的笨重家伙，需要2个人、4个人，甚至8个人抬。据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回忆：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1000副担子，有的有800副担子，五军团就有1000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供给部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毛泽东把这种带着坛坛罐罐的突围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形容这样的行军阵形像是“抬轿子”，彭德怀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地图作业：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采取“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把到湘西与贺龙、萧克带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转移意图当成一成不变的战略目标，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使蒋介石得以从容调兵遣将，部署军事“追剿”。
甬道战术：中革军委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
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在此期间，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先后到北平（今北京）、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太原、西安视察。10月15日与当地军政头目大谈特谈“剿匪”功德，炫耀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宣传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产党不行。”当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蒋介石“着褐色袍黑马褂，精神奕奕，与欢迎者点首微笑”。
“按国军的计划，每天进展一公里，不出一年便可全部进占中央苏区。”就在蒋介石扬扬自得、自我吹嘘之时，10月18日上午，他忽然接到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红军正在突围。
蒋介石听后大怔，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歼灭红军若囊中取物，在这个节骨眼上，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想溜之大吉？
“娘希匹。”蒋介石匆匆乘坐专机赶回南昌行营，坐镇指挥。
当蒋介石赶回南昌时，红军西移的前锋已抵达湘南汝城。
蒋介石从战报中分析，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也就是“仍取萧克旧径”。
晚9点许，蒋介石发出首道电令：
（一）西路军何键部除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湖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
（二）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部总部推至韶关。
（三）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在桂北，总部转至桂林。
（四）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主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按照蒋介石电令，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4道封锁线：第一道在安远、信丰间；第二道在桂东、汝城间；第三道在郴县、宜章间；第四道就是在广西桂北的湘江天险。
10月25日，中央红军从信丰、安远间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
11月8日，中央红军从湖南汝城和广东城口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
11月15日，中央红军从湖南良田、宜章等地，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部队进抵湘南嘉禾、临武、蓝山一带，兵锋直指广西桂北。
行动伊始，蒋介石尚搞不清楚红军战略意图，举措犹疑。11月8日至10日，陈济棠率领粤军在延寿圩、靶子场、珊期岗与红军激战两日，遂向蒋介石报告发现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番号，这让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日渐清晰。
蒋介石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战术，凭借湘江天险精心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12日，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专事“围追堵截”，“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湘军第二十八军刘建绪部4个师开往广西全州，与桂军5个师在桂北湘江沿岸构筑碉堡防御工事阻击（即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军吴奇伟纵队5个师沿零陵（今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
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2个师取道嘉禾、宁远，以第十六军李韫珩1个师取道临武、蓝山尾追。
粤军陈济棠部等6个师沿粤湘桂边境，阻止红军南下。
湘江以东，中央红军被堵截在湘江以东、龙虎关以北的灌阳、全州、兴安三县东西纵深80公里、南北不足100公里的锥形地带，即军史家所称的“铁三角口袋阵”。从于都出发到湘江战役，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一直在往敌人布置的口袋里钻。
11月13日，何键正式颁布“追剿计划”。
湘军在北，盘踞全州；桂军在南，屯兵兴安、灌阳；中央军在后，配备空军实施侦察和轰炸。
前堵后追、左右侧击。蒋介石精心布好了大口袋，等着红军硬闯。一时间，战云密布，杀机重重。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11月22日先头部队长途奔袭占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道县，24日又攻克江华水口圩。25日，中央红军大部从湘南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
中央红军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险境。
如果各路“追剿军”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战役布局展开，那么红军强行渡过湘江的大门将被彻底关闭。幸运的是，蒋介石一生最精密的一次战役筹划却少算了一样——人心。
蒋介石此役既想彻底消灭红军，又想坐收渔翁之利，顺带消灭地方派系特别是新桂系。然而，此“一石三鸟”之计被“小诸葛”白崇禧识破，他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就是一块门板，如果关上了红军前进的大门，广西就会对中央军门户洞开。在“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考虑下，白崇禧制定了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
白崇禧一面以红军进攻贺县（今贺州市）、富川为借口，将全州、兴安主力悉数撤回，一面电告何键“请湘军填接”。何键也不是傻子，一旦让湘军主力去填接那近100公里的防线，湖南同样会对中央军不设防，于是他耍滑头，只接防到全州，而不是兴安，并没有完全堵死红军西渡湘江的缺口，原本铁板一块的湘江防线一下子裂开了近60公里长的口子。
然而，红军大搬家式行军错失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有利时机：红军抬着坛坛罐罐作甬道式前进，严重影响红军的机动性，行动迟缓。26日，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8公里；27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6公里；28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26公里；29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32公里。
红军错过了以较小损失渡过国民党湘江封锁线的天赐良机。
然而，蒋介石在潇水“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后，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湘桂敌军抵不住蒋介石的严厉“斥责”，于是对红军痛下杀手。
踏上征途的中央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不得不勇往直前背水一战。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
湘江战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
二、不让敌人进新圩
11月26日，夜。
天空黑黝黝的，霏霏细雨在寒风中忽左忽右地飘落着。
刚刚从雷口关进入广西，正向湘江挺进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吃罢晚饭，站在灌阳县文市附近的小山岭上，望着寒风冷雨交加的夜色，正要下令让部队继续前进。
这时，师部译电员匆匆上前报告：“军团部急电！”
“万万火急！”李天佑一眼就望见了电文行头的字样。他接过电文一看：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命令红十四、红十五团立即赶赴灌阳新圩附近，阻击桂军。电文说“如灌阳县城刚到之敌在一团或一团以下时，则应坚决攻占之”，以保证中央机关纵队安全通过。
电文是从水车镇宾家桥村的九如堂发出的，末尾是两句如钢铁铸成的军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九如堂为宾家桥村远岗公（字九如）私宅，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分上下两座，内设天井和厢房，砖木结构，坐东朝西。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新圩四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灌阳至全州的公路自南向北在都庞岭山脉和海洋山山脉嶙峋的山岭间蜿蜒穿越。
李天佑跟政治委员钟赤兵连忙蹲在路旁的一棵大樟树下，师部参谋摊开随身带来的军用地图，快速找到已画了红圈的新圩阻击地点，说：“这是新圩，这是枫树脚，这是马渡桥。”
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李天佑一手拿着电报，一边指着地图说：“南距县城13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的新圩大桥约5公里，距湘江渡口约60公里。”
“政委，新圩以北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呀！一旦被敌人突破新圩，中央红军纵队有被拦腰截断的危险。”李天佑对钟赤兵说着，然后他的手从地图上滑过，“新圩往南至马渡桥公路两侧丘陵连绵，是建立阻击阵地的最佳位置。”
“对，要防止桂军从灌阳县城从侧面截断红军前往湘江渡口，就必须在新圩以南堵住桂军。占领新圩、守住新圩，才能保证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时左翼的安全。”钟赤兵说。
李天佑当即下达命令：“红十四、十五团立即掉头，折向西南方向，急速挺进新圩！”
时间就是生命！
红五师第十四团、第十五团跑步向新圩挺进。军委“红星”炮兵营接到命令也从文市快速赶赴新圩。
在红五师向新圩前进时，桂军也于11月27日清晨从恭城急速北上返回灌阳，向新圩推进。
下午，桂军前锋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团穿过灌阳县城到达新圩南边的马渡桥并驻扎下来，随后派出侦察连继续向新圩方向警戒推进。
11月27日下午4点多钟，经过连夜急行军的红五师先头部队先敌一步抢占了预定的阻击地点新圩。
在板桥铺，先头部队与桂军侦察连遭遇，红军主动出击，战斗即刻打响，板桥铺一带顿时火光四射、枪声阵阵。
红五师大部队随即跟进，并迅速占领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公路两侧约8公里的山头。
排埠江村北面的山岭犬牙交错，李天佑、钟赤兵以及师参谋长胡震视察地形后，立即布置第一道阻击线并构筑阻击阵地：红十四团坚守在右翼的月亮包山、判官山上，红十五团坚守在左翼的打锣山、水口山、钟山一线。师指挥所则设在距第一道阻击线不到1公里的杨柳井村民黄百街的家中。
夜晚，“红星”炮兵营赶到，李天佑将其部署在十五团左后侧的山坡上。
生死大战一触即发。
部队刚布置完，侦察员就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报告：敌人是桂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王赞斌第四十四师、廖磊第七军的覃连芳第二十四师和1个独立团。
红军不到4000人的2个团要对付桂军7个团13000多人，双方兵力悬殊，更何况桂军还拥有飞机、火炮优势。
师指挥所里，指挥员们聚集在地图旁，一个个神情肃穆，面若凝霜，仿佛连空气也凝固了。
“嘭”的一声，突然，师参谋长胡震一拳击在桌子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绝不让他们进新圩！”
“对，绝不让敌人进新圩。”李天佑舒展开眉宇间的“川”字，手一扬，“电告军团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胡震立即拿起电话给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打电话，分别下达师长的死守命令。
然后他又叫来警卫战士，安排2个组趁夜色深入到前沿阵地再次察看布防，他自己带1个组。
冬夜，枫树脚黑沉沉一片，弥漫着浓雾。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田野裸露着，两边前沿阵地上十分宁静。
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因前方马渡桥已经被桂军占领，红军战士便在枫树脚周围山头构筑工事。
胡震摸黑来到十四团阵地上，山上的树木还没落叶，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灌木丛林正好隐蔽部队。战士们精神振奋，分别潜伏在公路右侧的月亮包山、判官山上，组成右翼第一道防线，严阵以待。
在十五团阵地上，战士们静静地埋伏在公路左侧的打锣山、水口山、钟山上，组成左翼第一道防线，居高临下扼守公路。
杨尚昆在回忆录《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里是这样描述的：
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一部。
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力对付3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
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
初冬的枫树脚一带，枫叶正红。
11月28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在重炮、迫击炮、飞机的掩护下，桂军以第十五军副军长夏威为指挥官，以四十四师3个团为主攻部队，四十五师1个团、第七军二十四师3个团为预备队轮番向红五师坚守的各个山头阵地发起疯狂攻击。
顷刻之间，公路两侧的红军阵地上尘土飞扬，烟雾缭绕，一片火海。
炮火一停，桂军四十四师便在机枪的掩护下整排整班猫着腰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猛攻。一部分则沿公路向新圩方向边打边推进。
桂军以为凭借精良武器和优势兵力，就能一鼓作气冲破红军第一道防线，直扑新圩。
红军火力弱、子弹匮乏，静静地等待着桂军靠近。
200米、100米、50米，红军沉着应战，隐藏在工事里，当敌人距离只有30米时，随着前沿阵地山头上的几挺机关枪“嗒嗒嗒嗒”响起，手榴弹像雨点般投向敌人，冲到半山腰的敌人被红军左右两侧阵地组成的交叉火力打得溃不成军。
“冲啊！杀啊！”这时，冲锋号响起，战士们高喊着冲出战壕，打退了桂军一次次进攻。
败退的桂军经过重新调整，加强了兵力和火力，改集中进攻为轮番进攻。一批桂军被打下去，另一批又冲了上来，红军的前沿山头阵地失去又夺回，夺回又失去。
李天佑走出指挥所，站在山头上直接用望远镜观察前方，但阵地全被烟尘遮住，什么也看不见。
夏威看到部队进攻受阻，十分恼火，亲自来到前线督战，把预备队调了上来，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攻，命令“天黑前必须突破红军的第一道阻击阵地”。
桂军一次接一次地向红军山头阵地和公路沿线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激战至傍晚，桂军见正面进攻不成，遂采取包抄战术，派出一部兵力迂回到红军前沿阵地的钟山、水口山后背。
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坚守在钟山上的红军一个排在敌人炮火的狂轰滥炸下打得只剩下一名战士。
敌人号叫着冲上钟山时，尘土中突然跃起一名红军战士，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入夜，李天佑不得不下达撤退命令，红十四、十五团撤退到师部附近杨柳井前的尖背岭、平头岭，构筑第二道阻击阵地。
平头岭和尖背岭是新圩通往县城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峰，通过交叉火力，可以阻止桂军沿公路北上。红十五团防守在公路左侧的平头岭，红十四团防守在右侧的尖背岭。
战士们连夜赶筑工事，抗击敌人第二天的进攻。
11月29日，浓浓的大雾弥漫在新圩阻击战阵地上。
9点，浓雾渐渐散开，耀眼的太阳照射在阻击阵地的枯枝焦土上。6架飞机从全州方向“隆隆”地飞来又“隆隆”地朝着灌阳县城的方向飞去。
大家正疑惑，飞机又飞回来了，很低，呼啸着掠过新圩阻击战阵地，连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旗图案都看得清清楚楚。
随着呼啸声，炸弹像母鸡下的蛋一样被准确无误地丢在红军的阵地上。随后飞机俯冲而来，用机关枪对准红军占领的山头阵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疯狂扫射。
几轮狂轰滥炸，阵地上红军修建的简易工事全部被摧毁，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越来越多，一列列伤员被抬下。
紧随其后，桂军增强兵力、火力，把预备队第二十四师和第四十五师第一三四团也拉上新圩阵地。
敌军兵力足武器先进，有机枪、重炮、迫击炮、飞机等掩护，采取车轮战术轮番冲击，试图以绝对的优势压住红军的火力。
面对桂军的疯狂进攻，红军占据有利地形，顽强地坚守阵地，攻上来，打下去，战斗异常惨烈，与敌反复争夺山头，甚至展开白刃战。
师指挥所里，李天佑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神经绷得紧紧的。
中午时分，正当李天佑准备谋划下一步战斗时，他接到前方红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电话报告：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3个营长有2个牺牲，全团伤亡500余人，前沿几个小山头相继丢失，第二道阻击线危急……
红十四团也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两个营的营长牺牲。
李天佑的心情十分沉重！
红五师的许多战士都是他从百色起义时带过来的，情同骨肉，如今却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
敌众我寡和伤亡过大，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李天佑与钟赤兵交换了一下意见，信任的目光落在师参谋长胡震的脸上：“你去接替指挥十五团，组织队伍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是！”胡震转身消失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
与此同时，军团的电报也雪片似的飞来。
电：军委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电：军委纵队已接近湘江边……
其实每一纸电文就是一道电令：坚守！
坚守！坚守！
“接黄冕昌电话！”李天佑拿起参谋递过来电话，命令十五团把指挥所转移到师部的指挥位置上来，适当收缩一下兵力。
敌军的火力十分强劲，不少炮弹就在师指挥所附近炸开了坑，机关枪都可以打到师指挥所来。
黄冕昌冒着枪林弹雨，喘着粗气刚撤到师指挥所，李天佑就接到十五团电话：“师参谋长胡震同志在组织一次反击时被敌人子弹打中牺牲了！”
“什么？！”李天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捏着电话许久说不出话来。他和胡震参谋长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就在一起，胡震作战勇敢，指挥上很有一套，可……
李天佑把胡震牺牲的消息告诉了钟赤兵政委，并命黄冕昌团长带领红十四团部分战士奔赴公路右侧的尖背岭阻击敌人。
“军委纵队正向湘江挺进，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后退。哪怕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绝不能让敌人进到新圩！”李天佑坚定地说。
下午，代军长夏威借着人多势众，正面进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把红军坚守的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伤亡惨重。
红五师设在新圩下立湾村祠堂里的临时战地救护所，伤员或扶着，或被抬着，陡然增多。
望着一副副担架将伤员匆匆抬往战地救护所，20岁的李天佑内心沉重，千斤重担压在肩头：从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从广西到江西，转战千里，参加过战斗无数，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无所畏惧。此时此刻，他深知，新圩如果失守，红军西进湘江的生命通道将被拦腰截断，后果不堪设想。
李天佑暗下决心：为保护党中央安全渡江，哪怕是把全师拼光了，也要拖住敌人，不让敌人进到新圩。
想到这里，李天佑大声命令道：“把十四团、十五团有战斗力的机关人员都组织起来，包括警卫、通信、参谋、干事都投入战斗！”
李天佑命令师指挥所后退转移至星子坪。
在警卫的掩护下，李天佑冒着密集的炮火，穿过层层硝烟，双脚刚踏进新设在星子坪的师指挥所，电话骤然响起：已撤退到第三道阻击阵地虎形山的黄冕昌团长牺牲了。
原来，敌军这次出动1000多人从正面进攻红十四团驻守的尖背岭，被黄冕昌率领的红十四团击退。恼羞成怒的敌军改从两侧疯狂进攻，黄冕昌腿部中弹，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战斗。
残酷的拉锯战继续进行。
黄冕昌拖着伤腿一瘸一拐靠前指挥，他判断接下来敌人进攻的重点会在右侧，因为左侧有红十五团的火力支援，敌人不易攻上，他马上指挥部队把火力调往右侧，左侧只留1个排长带着2个班坚守。
不出所料，敌军果然出动2000多人向尖背岭右侧发起冲击。桂军在强攻右侧的同时，又集结一股力量攻打左侧。左侧告急，黄冕昌立即命令连指导员何诚带队向右侧敌人打了个反冲锋，趁机抽出部分兵力去支援左侧。
右侧敌军又蜂拥而上，迅速发起反攻，红军寡不敌众，黄冕昌在战斗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听到这个噩耗，李天佑一愣，身子震颤像被过了电一样。
黄冕昌是他百色起义的战友，为人谦逊、信仰坚定、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打过许多胜仗，而今遭此不幸……
夕阳西下，伫立在星子坪山坡上的李天佑眺望着鏖战了两天两夜的新圩战场，眺望着高低起伏的山岭，眺望着尸横遍野的田间地头，眺望着弹痕累累的新圩大地，心潮剧烈起伏。
师、团、营、连、排干部相继牺牲，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有的连排伤亡殆尽，全师伤亡过半，李天佑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师长忍不住泪流满面。他举袖揩去泪水，调整情绪后迅速走出指挥所来到前沿阵地瞭望，此时，红十四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十五团防守的平头岭已相继失守。
敌军占领山头后继续疯狂推进，企图一举拿下新圩。
红十四团和红十五团交替掩护，且战且退，在新圩南边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构筑数层工事，形成第三道防线。
敌军在飞机、火炮的掩护下，像汹涌的洪水般一波波涌入红军阵地。
一时间，虎形山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虎形山被战争这个绞肉机残暴地割剐，在呻吟，在颤抖……满身血迹的红军指战员忘记了伤痛，忘记了死亡，他们毫不畏惧地怒吼着冲向敌军，用刺刀挑，用枪托扫，用石头砸，用树枝抡，摸到什么抓到什么，都成为杀敌的武器。
“人在阵地在！”
“誓与阵地共存亡！”……
赤手空拳的红军战士打红了眼，他们纵身冲入敌群，抱住敌人厮拼扭打，或咬耳朵，或掐脖子，或拳打脚踢，漫山遍野惨烈的场面。
血战至下午3点，敌军同时出动多架飞机对虎形山狂轰滥炸，再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向红军席卷过来。
红五师部队伤亡更大了。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阵亡排长代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大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
傍晚，扼守虎形山的红军渐渐火力不支，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被迫撤离虎形山，退至最后一道防线炮楼山一带。
据当时的香港《循环日报》载，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战斗之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
黄荣祉是灌阳县新圩乡龙塘村人，到2021年已经77岁。他迄今仍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从父辈那里听到的红军在新圩阻击桂军的激战故事。
……在枫树脚一带打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红军与桂军又在杨柳井高凸交战一天一夜。后来，桂军人多，装备比红军好，还有地方民团带路，红军只好退守到我们龙塘祠堂前面的虎形山，红军有一个团指挥部设在我们村黄槐清家里，虎形山上面架了两门炮，我们旁边这个祠堂里面、村子里和村子后龙山上也驻扎了很多红军战士，现在后龙山上面的战壕还在。这天，桂军又增加了人马，从峡口桐子坪经过长箐椅子坪赶过来包围红军。桂军一到东边大岭半山上，就用小钢炮和机枪向红军阵地打来，还调来飞机轰炸。有一枚炮弹掉到水塘里没有爆炸，九几年的时候被我们村一个人无意中踩到，交给了新圩派出所。当时，战斗打得特别激烈，红军死伤很多人。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的时候，红军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叫他们再往后撤退，团长就下令退兵，听到军号后，他们连做好的饭都没来得及吃。有一位通信员背着马刀，从黄槐清家出来收电话线，出门大概200米，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被打中牺牲，马刀后来在村民黄永木家找到……
冬夜，寒风飕飕，漆黑而冰冷。
星子坪指挥所里，昏黄的马灯散发着暗淡的光，李天佑浓眉紧锁：明日敌军若以优势兵力猛攻，炮楼山将岌岌可危，炮楼山一失，新圩防线将全部失守，桂军就会拦腰截断红军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通道。
若再无增援部队，新圩又将面临一场不可预知的恶战。
“报告，军团部急电！”译电员将一纸电文交给李天佑。
李天佑凑近灯下看，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于11月30日凌晨1点在全州县安和大塘村发来的“万万火急”的紧急电令：红五师于凌晨3点将新圩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接防，红五师火速赶往兴安界首增援。
按中革军委的原定计划，军委第一、第二纵队11月30日从界首渡江。此时接到军团部增援界首的“万万火急”电令，说明界首渡口亦危在旦夕！
11月30日下午4点，红十八团到达新圩时，红五师已被桂军压缩到新圩附近以南的楠木山村。红十八团接防后，红五师奉命撤出阵地。
李天佑面对残阳如血、尸横遍野的战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李天佑跟钟赤兵一商量，将阵地交给红十八团接防之后撤离新圩战场，连夜率部冒着寒风冷雨赶往界首渡口。
誓把敌人挡在湘水前，红五师以2个团又1个营顶住了国民党桂军7个团的进攻，2000名官兵用生命捍卫党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通道……
关于这场战斗，《红军长征史》这样表述：“1934年，从11月28日起，红三军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亲率十四、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领受‘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的命令，在马渡桥至枫树脚一线阻击桂军两个师近万人，血战四天三夜，红五师损失过半，连师参谋长胡震也牺牲了。”
三、喋血脚山铺
仲夏时节，全州县才湾镇境内的国道322线桂黄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从县城出发，沿着公路向西南驱车约16公里，便到达脚山铺阻击战旧址。
这个只有20多户农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因为一场红军血战而名垂军史。
脚山铺北距全州16公里，南距界首渡口约30公里。1926年新修的桂林至全州黄沙河的公路（桂黄公路）从山岭间的凹处穿过脚山铺，正好与东西走向的山岭相交，呈十字形。
1934年11月20日，暮色苍茫。
湘南道县潇水河畔，红一军团抢占道县后，军团长林彪明白，如果行军指向湘西，必定绕不过全州。他握住侦察科科长刘忠的手，反复叮嘱道：“日夜兼程，尽快摸清全州城里的桂军驻防！”
“一定完成任务。”刘忠将腰杆挺得笔直，庄严向首长保证。
“要快，路上千万小心。”
站在潇水河畔，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以及参谋长左权一直目送刘忠和军团侦察科及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侦察排登上潇水浮桥，直至消失在夜色里。
从永安关进入广西界，过石塘到界首，从界首又转道全州县城，行程150多公里，25日拂晓，侦察员们一行到达全州城外。
全州时称全县，地处湘江上游，背依湘山，前濒湘水。全州是湘桂边境上的第一大县，不仅今天资源县的大部、兴安县界首镇以北的区域都属于全州，甚至当时的界首街也一分为二，以南叫上界首，属兴安管辖，以北叫下界首，属全县管辖。
全州在军事上素有广西“北大门”之称。历代兵家欲进军广西或挥师中原，必首取全州，控制了全州，就控制了由湘入桂的咽喉。
刘忠他们来到全州城门外，只见城墙均用巨大青石筑就，西北高丈五六，东面高丈一二，全部用青砖巨石扣砌，固若金汤。
侦察员们着便衣混进全州城，有的装扮作菜农和商贩，挑着大担小担，有的打扮成叫花子。
25日，全州城门一开，侦察员们和当地老百姓簇拥着挤进了县城。
侦察结果让刘忠大喜过望，全州县城里面的正规部队已后撤至平乐、恭城一带，只有2个干训营。
晌午，刘忠蹲在鲁板桥的一个小山头上给率领红五团驻守湘桂边境永安关的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发报：桂军已南撤，可速占全州！
李棠萼即通过电台向军团部报告，军团又发电向中革军委请示。
1934年11月25日23点半，中共中央“三人团”才签署电令，急电简短且明确：“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以取得阻击湘军南下的有利地位。”
但是，由于电令延误6.5个小时，红军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的时机又一次失去。
一场殊死血战已不可避免。
27日拂晓，寒气袭人，距全州县城西南不足3公里的柘桥村晨霜尚未散去。
桂黄公路上骤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李棠萼率红五团向全州急进，与湘军刘建绪部前锋在全州城外3公里处的柘桥村大樟树下“巧遇”。
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原来，接到中革军委抢占全州县城的命令后，林彪、聂荣臻率军27日从大坪渡口渡过湘江，命令红五团沿公路北上抢占全州城。
早几个小时前，林彪命令红五团第一营从石塘向北经石冲门，直插全州城南的水南村，抢占制高点五甲岭，准备与到达湘江西岸的红五团第二、第三营夹击敌人，夺取全州城。
然而，湘军刘建绪部率4个师立即从零陵地区南下，抢先在红五团前面进占全州县城，并迅即派出主力部队沿黄沙河至桂林公路南下，企图控制界首渡口。
刘建绪部抢先一步占领全州城后，立即派出尖兵部队沿桂黄公路搜索前进，在柘桥村与正沿桂黄公路北上欲抢占全州城的红五团第二、第三营遭遇，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湘军武器精良，再加各种火炮加持，倚仗人多势众向红五团猛冲猛打。
红五团边打边退，退至距全州县城14公里、桂黄公路通往界首的咽喉要隘脚山铺。
脚山铺耸立着一群横亘东西的小山岭，最高的山峰黄帝岭海拔不足300米，因传说虞帝舜南巡时驻跸于此，故名。
以桂黄公路为界，脚山铺右侧排列着先锋岭、双把牛角抱西瓜岭、黄帝岭；左侧有米花山、美女梳头岭、怀中抱子岭、冲天凤凰岭。每个山岭都覆盖着浓密的灌木丛、油茶树和马尾松。
山岭的北面，是湘军的进攻方向。南面，也就是山后，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稀落的村庄，如果湘军攻陷脚山铺这一带山岭，就能长驱直入，阻断我中央纵队主要渡江点界首镇。
李棠萼命红五团在脚山铺抢修防御工事。他知道，脚山铺由于扼制“官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有死死地把湘军阻挡在脚山铺以北地域，才能确保湘江上游各渡江点的安全。
与此同时，红四团也抢占界首，移交红三军团第四师接防后当晚紧急赶往北面30公里外的脚山铺阻击阵地。
当日，中央红军控制了从屏山渡到界首30公里内的湘江上游的所有渡口。
27日晚上，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连夜从界首赶到脚山铺，指挥部署构筑了两道阻击线，北侧较矮的山岭为第一道阻击线，南侧较高的山岭为第二道阻击线。
他们十分清楚，守住了脚山铺，就扼住了湘桂公路通往界首渡江点的唯一一处咽喉。
28日，晴。
脚山铺出奇的静，湘军没有发起进攻。
军团首长对各部三令五申：修好战壕、交通壕，修筑卧沟、跪沟，战士们有的用铁锹铲，有的用刺刀挖，砍树抬木，千方百计加固工事。
当时，红一军团仅有红二师3个团和红一师2个团共5个团的兵力。且部队装备差，仅有几门弹药不足的迫击炮，步枪使用的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子弹，大部分手榴弹也都是土造的，要守住方圆数十里的山岭，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反观湘军，整整4个建制师、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三四万人马不仅拥有飞机、火炮优势，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敌我力量悬殊显而易见。
军团指挥部里，首长们来回踱着步，他们深知，敌人必定会拼死来争夺这处咽喉要地，他们面对的是湘军中的精锐，阻击战将异常惨烈且残酷。
于无声处，一场恶战正在酝酿。
能守多久？心中没底。
能否守住？心中无数。
29日清晨，桂北银霜遍地。
天刚泛亮，湘军章亮基的第十六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便向脚山铺发起攻击。
先是9架轰炸机飞来红军脚山铺阻击阵地打前站，“隆隆”飞得很低，几乎是擦着脚山铺的山头掠过。
紧接着，机群分散成3组，每组3架。盘旋几圈后突然俯冲而下，炸弹倾泻下来。一刹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四起，山头上腾起股股浓烟，大火在浓密的灌木丛、油茶树、马尾松之间燃烧。
轰炸机刚飞走，继而是数十门火炮地毯式地猛轰，密集的炮弹画着弧线落向脚山铺周围的山头，发出或清脆或沉闷的爆炸声。炮击一停，湘军潮水般扑向红军阵地先锋岭和米花山。
红军沉住气，待湘军进入红军的射击距离时，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打！”
所有火力同时向湘军开火。
瞬间，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
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再打退，再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拼刺，硝烟滚滚，刀光闪闪，喊杀喊打声震耳欲聋。
几个回合下来，湘军虽使用上了燃烧弹，仍然未能攻破红军的阵地，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湘军暂时偃旗息鼓。
第一天大战，红一军团也付出了上千人伤亡的代价。
“有一师消息了吗？”30日凌晨，启明星闪亮，林彪一夜未眠，在师参谋室，他紧绷着脸问参谋长左权。
“有了，一直在联系。”左权一边回答，一边盯着“滴滴滴滴”响的电台。
“赶快派人去屏山渡口接。”林彪紧绷着的脸放松了许多。
“昨晚就派向导过去了。”
林彪一声不吭地走出司令部，登上指挥所所在的最高峰，举着望远镜朝远处瞭望，那是红一军团红一师所在的方向。
左权也焦急地举起望远镜。
黑黝黝的山岭的阴影里，倏地闪现出了一条萤火般的光线，朝着脚山铺方向移动。
“真的是红一师。”林彪放下望远镜，悬在心头的大石随之落下，“太及时了！”
疲劳困顿的红一师刚渡过屏山渡口，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就率红一、红三团两个团连夜赶至脚山铺阵地参战。
在此之前，这支疲惫之师在潇水之滨连续苦战数昼夜，几乎是没有休整，接到命令就火速上路。
他们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未睡觉，整整一天未进食。
这时，先头部队炊事班将做好的饭菜挑到了一团和三团阵地上，一看，有相当部分战士刚停下脚步就倒地不起，或虚脱，或昏睡不醒。
能唤醒他们的，或许只有枪炮声。
红一师的到来，对于脚山铺阻击阵地来说，太重要了。
刚到阵地，红一师立即被部署在公路的西侧：红三团防守米花山，红二团防守美女梳头岭，红一团作预备队。
红二师则被部署在公路的东侧：红四团防守公路正面，红五团防守先锋岭，红六团作预备队。
天刚拂晓，湘军的进攻又开始了，4个师倾巢而出。
这一天，刘建绪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连同章亮基、陶广2个师，一起向红一军团坚守的脚山铺阵地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红军阵地大部分工事被敌人的炮火摧毁，天上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湘军发起集团冲锋，并使用了燃烧弹。白刃战、肉搏战，两军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红军阵地前尸堆如山、血流成河。
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在他的回忆录《血战湘江》中这样写道：
天渐渐亮了。团长耿飚同志和我把部队布置好了。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我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我到前面指挥。耿飚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有十来架。它们穿梭似地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时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大炮响了，友邻部队和我们的阵地上，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
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飚同志和我站在阵地上，他指着灰土，诙谐地对我说：“看，这么轰隆隆一震，把我的烟瘾，也赶跑了。”
“看来是一场恶战。”我说。话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
“嗬，还真不少。”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我仔细一看，可不，黑糊糊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头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则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射击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近。
沉默，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可是，沉默对于敌人，却是意外的侥幸，我们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我们的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号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冲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
草木纹丝不动，我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射击距离。
“砰”，突然一声枪响。
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嗒嗒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噪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
……
几次冲锋之后，湘军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进行轮番攻击，一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战线拉长，然后寻找薄弱环节伺机突破。
湘军这一招很快奏效。
激战到下午，湘军首先突破左翼红三团坚守的米花山阵地，米花山阵地失守后，湘军以米花山为跳板，将更多的后续部队投入到美女梳头岭。为避免被“包饺子”，红一师被迫后撤，放弃美女梳头岭，向红二师驻守的怀中抱子岭靠拢。
林彪和聂荣臻则将军团部转移到右侧红二师阵地的黄帝岭上。
湘军趁机攻向红二师红五团防守的右翼阵地先锋岭。
飞机俯冲扫射，狂轰滥炸，湘军的炮火也铺天盖地而来，先锋岭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原名汤世积）率领2个连的战士与湘军展开拉锯战，湘军轮番进攻，红五团被迫放弃第一、第二道工事，退守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
湘军调整部署，从三面向先锋岭山顶冲上来。红五团2个连伤亡殆尽，易荡平在团长钟学高负伤后，手上、腿上、身上多处负伤，为不做湘军俘虏，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红五团扼守的先锋岭阵地一陷落，敌人立即像蚂蚁般黑压压一大片向坚守在公路正面的红四团阵地压来。
红四团布防于桂黄公路两侧，三营在左，二营在右，一营摆在脚山铺中心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坡上，形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
湘军不顾部署在左右两侧的二营、三营，直接从一营侧翼的公路上展开正面突击，本来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
湘军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团长耿飚带领的一营被敌军三面合围。
一股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耿飚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在密集的弹雨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湘军一排排倒下，阵地前铺满了尸体，但湘军仍不顾一切地向红四团阵地上涌来。
“团长，快走！”危急关头，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耿飚，一边向敌人射击，大声喊叫。
正在发高烧打摆子的耿飚见情势危急，将裹在身上的毛毯一甩，大声喝道：“拿我马刀来！”警卫员杨力一听命令，连忙将背在身上的马刀递到耿飚手里。
“同志们，杀啊！”耿飚挥舞着马刀，率先跃出战壕，冲进敌群展开了肉搏战。
“杀啊！”此刻，正在与湘军激战的红四团战士们听到团长的吼声，奋力跃出战壕，怒吼着向敌人冲去。
顷刻间，冷兵器的碰撞声与喊杀喊打声，弥漫着整个阵地。
正在右侧阵地指挥作战的四团政委杨成武见一营孤军奋战，马上组织二营赶去增援。在穿越桂黄公路时，一颗子弹打中他右腿，血流不止，正好倒在公路上。
此时，红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带着几个战士从东边先锋岭上撤下来，刚好见到杨成武负伤倒在公路上，便拼死阻击正哇哇叫着“捉活的”的湘军。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带来一个班，用火力压制敌人，并派出3名战士抢救杨成武。
第一个战士刚跨上公路就中弹倒下，第二个上来后又被击伤。
黄霖匍匐着爬到杨成武的身边，然后抓住杨成武的一只胳膊，奋力将他拖下了公路。
红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见红四团陷入湘军重围，立即下令让红四团收缩阵地，边打边撤向师指挥所所在地黄帝岭。
西沉的落日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地罩住了黄帝岭。
黄帝岭一片猩红。
湘军一鼓作气，以营方块阵一大片一大片地向黄帝岭压来，扼守在岭上的红五团主力调集轻重火器组成密集的火网，向湘军猛烈地扫射着。
山上，一座用松枝搭盖而成的掩体内，陈光正手持望远镜俯视着向上仰攻的湘军。
“朱水秋上！”陈光命令留作全师预备队的红六团进入阵地，这可是红二师的最后一张底牌了。
此时，湘军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往上冲。
坚守黄帝岭阵地的红二师打得异常的艰苦和激烈。红军战士打红了眼，最后跃出战壕，冲向敌群展开白刃战、肉搏战，红军左冲右突，一个个成了血人。
汩汩流出的鲜血，渗入被炸得蓬松的泥土中，将泥土染成了暗红色。
“嗖——”突然，一发炮弹呼啸着直奔师指挥所而来，掀起的泥土将陈光掩埋住。陈光从泥土中爬起来，晃了晃头，吐出嘴里的泥土，拍拍衣服往山下一看，一股湘军正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扑上来，陈光拔枪，手一挥：“警卫班，上！”
“杀啊！”正在师指挥所周围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卫班战士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
黄帝岭终于守住了！
陈光望着渐渐西沉的夕阳，两唇紧抿，眼噙泪水，眼帘前全是一片殷红，他吐了一口口水，全是血。
陈光投身革命，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然而没有一次打得如此的激烈、如此的悲壮！
脚山，血山！
经过两天的鏖战，红军伤亡很大，红二师3个团退守黄帝岭后，建制已经打乱，和其他部队混杂在了一起。
耿飚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湘江血战》里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更多细节：
在我们退守黄帝岭时，一师也只留有一个怀中抱子岭了。我们两师中间，完全被敌人隔断，敌人占领几个山头后，更加猖獗，以重赏组织了敢死队，与我们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拼杀。
实话说，当时的战斗情况，已经无法回忆出确切的层次。因为敌人太多，几乎是10倍、20倍于我。我们四团和五团退下来的部队以及六团上来的预备队，完全失去了建制。反正大家只有一个心思：见敌人就打！我们团指挥所已经没有具体位置了，跟在我身边的只有警卫员杨力、通信部主任潘峰两人。我们基本上是围着山头转，见几个战士或一挺机枪，便下令“往这边打”“往右突”，战士们也仅仅从我背的一个图袋上，辨认出我是指挥员。大家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眉毛头发都被烟熏火燎过，只有两个白眼球还算干净。
在半山腰的一堆乱石后，我们遇到一挺重机枪，副射手浑身是血，看样子伤得不轻，只能躺着辅助射击。正射手看到我们，边对敌开火边喊：“你们快一点，往东边去。”我一愣，往东边去干什么？他说是团长的命令。仔细一看，原来他是五团的，杀红了眼，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我对他说，东边已经由我们团顶住了，你们就在这里坚守，我去叫援兵。他这才认出我来，我们走后不久，那地方落下一排炮弹，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这位好同志。
黄帝岭终于守住了。晚上，师部令我们突围。此时一师已经撤出，我们成了孤军。师长通知我们团殿后。等我们团最后撤出黄帝岭时，我留下的一个掩护排被打散了，几天后才陆续归队。
夜幕降临，阵地上渐渐地安静下来，左翼的怀中抱子岭仍然在红一师手中，右翼的黄帝岭仍然在红二师的手中。
然而，湘军已经占领了桂黄公路，将红一军团的2个师分隔开来。
当晚，湘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对坚守怀中抱子岭的红一师进行迂回。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撤退到西南方向的水头、夏壁田一带。
红一师一撤出，红二师成了孤军。
师长陈光命令部队撤出黄帝岭，红四团殿后突围，部署到红一师右侧的珠兰铺、白沙一带，与水头、夏壁田构成新防线。
脚山铺阻击战至此结束。
脚山铺阻击战，红一军团成功阻击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的疯狂进攻，以近6000名红军官兵的血肉之躯，从右翼阻击湘军，为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筑起了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
87年后，笔者来到米花山，现存有战壕遗址9道，因年深月久，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当年的战壕只留下浅浅的印记，当地修复了其中的5道。分别长50米和60米，宽0.8米，深0.7米，中间是交通壕。战壕的小和浅，可见当时战况的紧急，耳边又仿佛回响起那场血雨腥风的残酷战斗……
四、胜负关乎全局
出兴安县城，沿322国道向北10余公里处，有一个叫碗塘岭的小山坡。站在坡上眺望，不远处，波澜不惊的湘江正缓缓北流……
公路两边，分别建有一座纪念墙和一座红军烈士墓。
纪念墙建在公路的东面，呈山形，长约30米、高约8米，墙体贴红色瓷砖，墙上刻着“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光华铺阻击战旧址”。
西面是红军烈士墓园，茂密的松树和灌木掩映，3块墓碑斑驳，在苍松的簇拥中庄严肃穆。主碑上写着“长征湘江之战光华铺阻击战红军烈士之墓”。
在周围有6块石碑，上面分别镌刻由杨成武、张宗逊、张震、张爱萍、王平、陈靖将军题写的“在血战湘江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湘江战役烈士永垂不朽”等碑文。
这些墓碑和石碑彰显这里的不同寻常。
光华铺北距界首镇界首渡口约5公里，是一片水田、旱地和低矮土丘错落的开阔地。这一带就是当年红军突破湘江的三大阻击战战场之一——光华铺战场。
界首镇濒临湘江，自秦朝以来就是商贾云集的桂北重镇。从长江沿洞庭湖溯湘江而上到岭南的货船大都要在全州庙头和界首渡口停靠。
1934年11月27日凌晨，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占领了界首镇，控制了界首渡口。
占领界首后，红四团马不停蹄，沿桂黄公路向兴安方向推进。刚到达光华铺，就与桂军派出的前锋遭遇。
从正面沿公路开来的是桂系夏威的部队。
突然发现“冒出来”一支部队，桂军立即远远用号声联络。显然，他们从前方的侦察报告中，料到前面有红军的拦截部队。夏威自恃是广西军阀主力，武器精良，摆开战斗队形就从公路上冲来，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一鼓作气抢占界首渡口。
红四团官兵闪身进入公路旁的丛林、路沟。渐渐地，桂军前卫团就进入红军的火力范围。
团长耿飚一声令下：“打！”
桂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射击打乱了阵脚，匆忙伏地还击，更多的是向后退去。公路本来就窄，溃逃兵力一压，大部只得往沿线的水田里挤。
这时，冲锋号响起，战士们从路沟里、丛林中一跃而起，桂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丢下几十具尸体，全线溃败。
下午，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接到命令率四师十团紧急赶往界首，接替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防务。
进入界首，黄克诚马上赶到紧邻湘江渡口的界首三官堂红一军团军团部向军团首长林彪报到。
三官堂始建于1912年，因供奉着天官、地官和水官而得名。三官堂大门前，便是宽约200米的湘江。
接军委命令，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没到界首之前，红四师暂归红一军团指挥。
在三官堂内，林彪摆开军用地图，随手拿起一支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三个殷红的圈圈，对黄克诚说：“从东岸到西岸要一字排开，你们师红十二团布防在江东，红十团负责到光华铺一带正面阻击，红十一团布防到界首石门的飞龙殿地域……”
突然，林彪话语停了一会，像想起什么似的问：“对了，你们的另外2个团在哪里？”
“很快就要到了。”
“好，你马上去布置。”林彪点点头，轻轻地挥了挥手说。
下半夜，红四师师长张宗逊率红十一团、红十二团赶到界首。
从三官堂出来，黄克诚立马带领红十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到光华铺阵地与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交接防务。
到达光华铺附近，红十团信号兵向前方发信号，却不见回音，再往前走，就听到猛烈的枪炮声和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红四团与桂军干上了。”黄克诚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并做好战斗准备。
赶到红四团阵地时，战斗已经结束，战士们正从前方撤回。
“也不等等我们，一个人吃独食！”沈述清对耿飚开玩笑说。
“人家说湘军是虎桂军是狼，但这股桂军却不经打。”耿飚哈哈笑道。
说完，两人一起来到前沿阵地，耿飚将光华铺的地形和重要性简单向沈述清作了介绍，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这里就交接给你啦！”
沈述清握着耿飚的手，笑着说：“放心吧，我们十团也是打硬仗的！”
夜色中，耿飚带领四团撤出光华铺，连夜启程赶赴全州脚山铺。黄克诚将军的《我在红三军团过广西》还原了这场战争经过：
红一军团的部队原来防守在界首之湘江北岸，现在要转过头来对付湘敌，就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红三军团。
当灌阳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我奉命赶到界首红一军团司令部，接受红一军团的防务。
林彪向我交代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以后，我问林彪，我们是否仍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行，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通过湘江。
待张宗逊同志率第四师来到界首，我们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系部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
11月28日早上，红四师奉命向兴安方向前进，阻击敌人，以保证界首至凤凰嘴渡口的安全，让中央领导机关顺利渡过湘江。
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考虑到湘江西边有一条桂黄公路，便安排两个团在湘江西岸，一个团在湘江东岸。
红四师下辖红十团、红十一团、红十二团，红十二团在湘江东岸渠口一带布防，防止敌人从湘漓镇方向进入界首。
湘江西岸布防的两个团分别是红十团和红十一团。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负责湘江至桂黄公路两侧，在城东村、光华铺一带布防，正面阻击兴安方向来犯之敌。
红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则前出到石门及西北地域布防。
28日无战事。
红军一边加紧构筑工事，一边向群众宣传红军主张，在各个村里书写宣传标语。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群众修炮楼。”
“打倒卖国贼蒋介石。”
……
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借用百姓家里的稻草打地铺，第二天起床后还捆好稻草归还，帮百姓把水缸里的水挑满，帮躲藏在外的人家喂猪、喂鸡鸭。看红军对老百姓很好，大家都不再害怕了，很多群众捎信通知躲藏在外的亲人回到了家里。
2016年9月，界首镇城东老屋场村91岁的刘发育向当地党史部门这样口述：
红军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大约一点半来到我们村的，一共有200多人。穿的衣服裤子破破烂烂的，长的长，短的短，跟叫花子差不多，枪也不多，好多都是拿刀棍的。他们当时很疲劳，进村以后到处睡起，屋里头、墙根下、圆杆棘（小竹篱）边、连茅司（厕所）里头也有人睡起。那些当兵的实在太累了，靠在哪里、坐在哪里就睡着了。
他们对我们蛮好，有好几个人一进村就问村里的大人：“村里有没有富豪？有没有饭吃？”
当他们晓得村里有一个富豪以后，就马上把那个叫作刘兴亭的富豪抓起来，从他家里挑了好多担谷子，然后磨成半谷半米的米煮来吃，还杀了富豪的两头猪。
那些红军煮了些吃，还分了一些给村里的人。我妈妈帮红军缝了两三个背米的袋袋，他们就送了一个龙头壳（猪头）给我们家。那些红军对村里的人说：“莫怕，没得吃的，跟我们去挑富豪的谷子吃！”那个富豪本来是捆起来的，如果他不老实，红军就准备把他杀克（去），哪知让他逃脱了。
当天大概是下午五点，红军分成两路就到光华铺张家岭那边去打仗……
29日清晨，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将主力部署在渡口南面2公里附近高地，指挥所设在渡口附近的一个小高地上。然后，他命令三营营长张震率部在光华铺南面布防。
张震来到光华铺，看到路旁有一座小庙，小庙门口的横额上写着“二圣大王庙”。
“营部就设在这里吧！”张震说完，就地摊开地形图，将七连部署在公路东侧的一座小山上，九连部署在公路西侧的小树林中，各配了2挺机枪，以封锁公路及其两侧。
“八连作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张震果断地说。
29日傍晚，桂系十五军四十三师黄镇国一部向红军据守的光华铺高地首先发起攻击。
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炮火像流星雨一般落在三营的阵地上。突然，三营战士发现湘江西岸有密集的手电光，晃动的灯光依稀看见是一支部队在沿着湘江向渠口渡挪动。
“报告，渠口渡那边发现敌情。”战士火速向张震禀报。
“马上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去搜索。”张震一边拿起电话向团长沈述清报告，一边指挥加强前沿警戒。
沈述清一听，大腿一拍，心想：坏了，敌人利用熟悉地形和擅长夜战的优势，企图直插界首渡口。
渠口渡，位于界首渡口上游约2公里，是一片小土丘与平坦的田地交错的开阔地带。偷袭渠口渡的是桂军第四十三师苏新民的第一二八团和梁津的第一二九团。
小分队前往搜索未果，正感事必有妖，突然听到后面枪声大作。
原来桂军一部已经迂回到三营阵地后面，行至界首渡口南面2.5公里处，与红十团一营发生接触，双方随即猛烈交火。
于是枪声大作。
张震发现渡口危急，急忙收缩兵力，往回猛打，与一营夹击来袭桂军。敌我双方短兵相接，在黑暗中混战。混战中，双方伤亡都很大。
由于敌人数量众多，敌我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
此时，军委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亦称第一纵队）正源源不断地在界首渡口渡江，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红军的指挥机关都在军委第一纵队。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七军、第十五军各一部向界首渡口上游的渠口渡发起潮水般的攻击。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正指挥一营、二营与桂军浴血鏖战，桂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能否坚守住，事关全局，事关党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
若让敌人冲进界首，后果很严重。
鏖战正激，桂军约一个营的兵力突破红十团防线，突然直奔界首而去。沈述清大吼一声：“同志们，绝不能让敌人踏入界首半步！”他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大刀冲入敌群。
红军指战员们见团长身先士卒，于是杀声震天，高喊着向桂军碾杀过去。
混战之中，沈述清听到桂军的侧后骤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一队人马正不顾一切地向阵地冲杀过来。
原来，张震看见一营、二营打得艰难，渐渐不支，遂率领三营的两个连往回打，支援主力来了。
张震的一记“回马枪”把桂军的火力吸引过去，乱了套的桂军急忙调转轻重火器朝进攻的红军疯狂扫射，偷袭界首的桂军见状，也连忙调头撤回渠口渡阵地。
沈述清乘势组织一营、二营向渠口渡阵地发起反攻。火光中，一个个浑身血渍的红军战士端着刺刀、大刀，怒吼着冲上高地，与桂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
顷刻间，冷兵器透出幽暗的光芒，溢出喝血的欲望。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血战，红十团击败桂军，重新夺回了渠口渡阵地。张震的三营伤亡较大，沈述清团长下令三营休整，改为预备队。
张震率两个连往回打时，遭到桂军预备营的阻击。他命令机枪连抢占有利地形，轻重机枪立即压制住桂军的火力。借助机枪连的掩护，九连连长谢兴福率全连向桂军发起冲击。
他们匍匐着接近敌阵，50米、40米、30米……
“打！”随着谢兴福手中的手榴弹飞向敌阵，战士们将手榴弹铺天盖地地砸向敌阵。
“冲啊！”谢兴福一鼓作气，跃起身子，短枪一挥，率领全连向桂军冲去。搏杀中，谢兴福左右开枪，击毙了一个个桂军。突然，大腿上一麻，谢兴福栽倒在地。
谢兴福的大腿中弹了，血流如注。
他咬紧牙关，扯破衣角，将伤口死死捆扎住，强忍疼痛站起身来，手起枪响，一个个桂军应声而倒。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谢兴福的胸膛，他踉跄着摇摇晃晃，然后重重倒下。
谢兴福不幸英勇牺牲！
81年后的2016年，刘发育与媒体记者讲述了他于黎明即起时看到的战后情景。
第二天早晨，我和村里刘发新、刘发敏、刘发通、刘发余、刘干金等六个奶仔（男孩子）瞒着大人去昨晚打仗的地方捡噼啪筒箍（子弹壳）。我们从我家门外那条小路走，走到村边一个圆杆棘（小竹篱）边，猛然看见一个红军战士蹲坐在土坑里，面向南边，两手端着步枪，那枪架在土埂子的柏木树上一动也不动，好像正在向敌人开枪。
我们从他后面过，他没扭头，我们从他侧面过，他也没转头，我们感到奇怪，走近一看，赫（吓）了我们一跳，那个红军战士已经死克（去）了！哎呀，那个红军威风哦！他是给国民党十五军的人打死的，是个死了也不倒下的红军战士！虎死不倒威呀，实在让人敬佩！
刘老还带着记者走到端架着枪牺牲的红军战士的位置，边讲边蹲坐在当年红军烈士蹲坐的地方，举起他的小铁拐杖，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他给记者们模拟了当年红军战士端枪射击时牺牲的姿势……
29日深夜，桂军第四十三师偷袭红十团坚守的渠口渡，团长沈述清亲自率领一营、二营在渠口阵地前的开阔地带展开了殊死的争夺。
没有工事依托，双方在江边来回拉锯，战斗异常残酷。经反复冲杀，激战中，沈述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此时此刻，军委第一纵队（军委纵队）正从界首抢渡湘江，进抵界首西北之兴田地域。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得知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异常难过，30日上午9时许，彭德怀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十团的团长。
杜中美是红三军团的猛将，彭德怀称之为“张飞”。
“必须将桂军赶离军委纵队渡河点更远一些。”杜中美受命后，便拿出猛“张飞”的威武劲，率军冲锋，一直将桂军残敌驱赶到光华铺以南。
不久，桂军从平乐县调来韦云淞第四十五师两个团增援，进攻光华铺的桂军兵力一下增至4个团。
兵强马壮，桂军第四十三师的两个团在炮火的掩护下，立即向红十团发起了疯狂反扑。
30日中午，光华铺失守。
“中央机关将十分危险。”杜中美额头上顿时沁出冷汗，为了夺回光华铺，他急忙组织部队在渠口渡至光华铺一线红军阵地向敌发起了猛烈进攻。在向张家岭高地发起冲锋时，杜中美不幸中弹牺牲。
这时，敌人乘势反扑。红十团政委杨勇率领红军战士奋勇拼杀，在战斗中腿部被弹片击中受伤。为了保存实力，杨勇将部队撤至碗渣岭、大洞村丘陵与湘江一线。
“光华铺决不能失。”彭德怀紧急调动红四师的另外2个团赶来增援红十团。
就在彭德怀调兵增援光华铺的同时，桂军的另一个团已经悄悄渡过湘江，急速从湘江东岸向界首渡口推进。
这时，军委第二纵队（中央纵队）刚刚抵达界首以东的月亮山附近，如果桂军这个团继续北进，后果将不堪设想。
彭德怀见情况紧急，急忙命令红五师十三团团长黄珍率所属部队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阻止其继续北上。
黄昏后，军委第二纵队开始过江。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四师集中所有兵力向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苦战，虽然未能夺回光华铺，但是终于在光华铺与界首之间建立了第二道阻击线，拖住了敌人，为军委第二纵队渡江赢得宝贵时间。
午夜，军委第二纵队过江后进至鲁塘地域。
至此，除军委两个纵队已过江外，红军12个师，在湘江以西的只有4个师，尚未过江的还有8个师。
此时，战局对红军极为不利——
湘军3个师从全州南下，力图击破红一军团防线，封锁湘江渡口；桂军7个团从新圩北上，在重要交通枢纽的古岭头一带分路向北、向西追击红军；兴安方向桂军一部攻击界首，一部企图从湘江东岸向东北方向石塘圩一带推进，以配合新圩之敌，会攻红军后续部队……
形势危如累卵。
12月1日凌晨1时30分，军委主席朱德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野战军应以自己的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桂军及周敌由东尾追的部队……三军团应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须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以一个营仍留界首任掩护，该营应向麻子渡派队与五军团切取联络。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困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
这道“十万火急”的命令中，要求红三军团将红四师、红五师主力集中在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及以西地域，界首只留一个营。
这样部署，是因为当时军委两个纵队已大部过江，这两个纵队缺乏战斗力，如果光华铺附近的桂军绕过红三军团阵地攻击军委两个纵队，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保护军委纵队渡江后的安全已成为红三军团的首要任务。为防止这种严重局面的出现，红三军团必须将防线向西延伸。
“立即将防线向西延伸。”连夜，彭德怀部署红三军团将两个师转移布防，重点保护中央纵队。剩下的红六师（缺十八团）留在了界首渡口的湘江东岸，掩护红五、红八军团等后续部队过江。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布防，因战线延长，界首渡口处于危险之中，倘若被桂军切断于湘江东岸，全体将士将万劫不复。
紧急作战命令下达两个小时之后，凌晨3点半，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给红一、红三军团下达了“万万火急”政治动员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长征初期，红军电令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急”“万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落款通常为“朱”就是朱德、“周”就是周恩来，或者两人联合署名“朱周”，但这份万万火急电令尤为特别。
12月1日，湘江两岸晨雾缭绕，10米开外看不清人脸。
红三军团四师和从新圩撤出的红五师主力在界首西岸拼命阻击光华铺之敌，双方在浓雾中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界首东岸，红六师主力一面组织渡江，一面阻击兴安来敌，掩护星夜赶来的红八、红九军团从凤凰嘴渡口涉渡湘江。
战至中午，中央红军主力大部分渡过了湘江，阻击掩护任务基本完成，红六师奉令撤离。
红四师与桂军则打得天昏地暗，桂军的攻势也异常凶猛。
“我师掩护任务已完成，怎么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红四师政委黄克诚感觉情况不妙，满脸疑惑。
“命令也许还没到。”师长张宗逊回答。
“我们是孤军奋战，应尽快撤离。”
“没有命令不能撤……”
“再不撤就晚了。”黄克诚急切地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责。”
张宗逊见黄克诚这么肯定，同意撤退向西转移。
红四师得以避免被桂军“围歼”。
“好险啊！”多年后，黄克诚谈起这事，还深有感触。
12月1日中午，光华铺阻击战斗结束。
这是一场事关中共中央安危的战斗——阵地距离军委两个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约5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丢。
红三军团忠诚捍卫，英勇战斗，以牺牲两任团长、损失约1000人的代价，掩护了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安全渡过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