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教人不走极端的《中庸》

被列为“四书”之一的《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即子思写的。

《中庸》一书，共三千五百多字，其主要内容是讲君子之道，认为“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中庸是中华民族古典哲学很有名的概念，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之道。有人说，中庸讲的是既不善又不恶的人的本性。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习中的“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仆读《中庸》，曰博学之。”尽管《中庸》是毛泽东读私塾时的“必修课”，但这封信却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较早文字。在这以后，毛泽东在文章、书信中，多次谈及《中庸》。在实践中，他更是常常借鉴其思想，并赋予新的解释。如他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把“过犹不及”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加以推广。

“过犹不及”是对中庸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子张有些过，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又问：“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

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庸观念所包含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内容，毛泽东引了朱熹对《中庸》的一段注解。《中庸》里说，舜帝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善于隐藏别人的坏处，宣扬别人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思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朱熹的解释是，事物都有不同的两个方面，比如有大有小、有薄有厚。在善的内涵里又能够把握不同的两个方面，掌握好度，然后运用它，这种审慎的选择就可以达到效果。然而，如果不是考虑权衡的精确、没有差错，是没法达到效果的。这就看出，道之所以能实行，就在于智慧没有过头和未达到。

毛泽东认为，朱熹的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联系“左”“右”来解释“过”与“不及”，很有意思。办事情过了头，就是“左”；办事情犹豫不决，就是“右”。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用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对中庸观念的“过犹不及”命题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说，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个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其质不变，这就是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当一个事物经历质变阶段后，它便转化成了另一个事物，所以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又是“相对的”。毛泽东认为，“过”与“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未实现质的转化，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就是‘过’或‘左’倾了”。当这个事物已经发生质变，成了新的事物，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

此外，《中庸》提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毛泽东对《中庸》说的“三达德”专门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他说：“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这样来解释《中庸》倡导的君子之道，还真是新鲜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