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锡人

在日本玩具店，可以看到日本生活的缩影。

——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1876

玩具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天真无邪。玩具和游戏都是严肃思想的序曲。

——查尔斯·伊姆斯，1961

美国征服者乘坐在底特律制造的战车，审视着他们打败的国家。连续数月的轰炸造成了超乎想象的破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京是全球第三大城市，拥有近700万人口。经过征兵、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撤离，到1945年秋天，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口。这座城市本身也只剩下了一半。战地记者马克·盖恩描写他初次驶入这座被占领的大都市时说道：“火车和机车的架子在轨道上散落着，被火烧过的电车就那么矗立着，铁皮卷起，上方垂着断了的电线，支撑的铁杆弯曲起来，仿佛是蜡做的。残破的公共汽车和汽车就那样被丢弃在路边。在从碎砖灰泥上升腾起的尘土中，这片人造的沙漠丑陋凄凉，模糊不清。”烧焦的尸体仍然躺在瓦砾之下，散发出的恶臭弥漫在寂静的街道上。在这阴森的景象中，工业文明发出的唯一声音，是美国吉普车的隆隆声。

这种官方指定的“重0.25吨，长4米、宽4米的美国陆军指挥侦察卡车”是专门用来运送东西的，由汽车制造商威利斯-奥佛兰和福特根据军方指定规格，批量生产而成。这种吉普车几乎没有什么舒适性可言，却坚不可摧。它四四方方，车身是敞开的，人就算只坐一会儿都会非常辛苦。这种单调却可靠的车辆，既实用又与众不同，美国人也深知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将军甚至称，吉普车是盟军赢得“二战”的四件法宝之一，另外三件分别是：道格拉斯C-47运输机、反坦克火箭筒和原子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被另外一个军事强国占领，一点点地收拾着主要城市的碎片。这段日子里，吉普车始终在日本街头奔驰。对于日本成年人来说，吉普车不可避免地象征着投降和权力的丧失，激起一种夹杂着失落和渴望的情感。对孩子来说，它们代表的是伴随着发动机发出的嘈杂声倏然而至的分发糖果的人，分发好时牌巧克力、火箭炮牌口香糖、好彩牌香烟，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吉普车确实散发出一种魅力：形似虫子眼睛的前灯和七排前格栅，像是一个人在咧着嘴笑。这种吉普车看起来像是漫画版的汽车。事实上，“吉普车”这个富有标志性的名称，很可能来自大力水手漫画书。大力水手的死党“吉普尤金”最早出现在1936年，并成为那个时代的皮卡丘。他是一种通身黄色、毛茸茸的奇幻生物，只会发出“吉普”（jeep）的音——听起来很像“GP”，即General Purpose（通用）的缩写，所以吉普车也被称作“GP”。

美国直到1952年才正式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美国为日本制定了新的宪法，日本大部分地区重新获得独立（美国对冲绳的控制仍将持续二十年）。尽管如此，美国的吉普车仍然在日本领土上肆意驰骋，因为日本的主权建立在接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更广为人知的是日本名称的缩写“安保”，以下简称《安保条约》）的基础上。这份条约极不公平，从一开始就让饱受战争之苦的日本人民深深地厌恶。《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权继续在日本全境驻扎军队和使用军事基地，并且这些军事基地独立运作，不受日本法律约束。这些军事基地其实就是永久的占领区。

按照要求，只要是美国士兵从一旁疾驰而过，无论他们是在执行公务，还是和新认识的当地女友兜风，日本警察都必须向他们敬礼。在那段战后岁月里，多数日本孩子最早掌握的英语单词是“Hello”（你好）、“Goodbye”（再见）、“Give me chocolate”（给我巧克力）和“Jeep”（吉普车）。

1945年，由于工业部门被彻底摧毁，日本的制造能力遭到严重破坏，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日本这样一个如此依赖于实物的国家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从1854年最早接触西方开始，日本一直依靠制成品与外界架起桥梁。

19世纪中叶，一支美国海军舰队意外出现在日本海域，迫使幕府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毫无疑问，美国人以为他们会见到一个生活水平低下、亟须开发的落后国家，结果他们见到的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体，不仅满足了国民的日常需求，还为热切的民众提供了书籍、艺术品、家具、装饰品和时尚配饰。即使在前工业时代，日本国民也追求并且珍视这些小型奢侈品。

盒子，隐喻意义的盒子和字面意义的盒子，定义了日本的物质文化。精心布置的便当盒不仅能更好地展示食材，而且能刺激食欲。俳句只有三行，分别为五音、七音和五音，这类富有挑战性的局限，让人将创造力运用到被称为“单韵诗”的艺术中。包装艺术也是如此，日本人在美学表现上投入了与物品本身一样的功夫，无论是顶级怀石料理的悉心装盘，还是礼品包装袋或包装盒，都精美到能与实际内容的价值相媲美，甚至超过其价值的地步。

这些从包装上获得的愉悦感，是世袭种姓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武士位于社会顶层，其次是农民、工匠，商人则在最低层。然而，对包装的热情，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无论是街头日常采购所用的功能性风吕敷（日本传统的包袱布），还是在豪华百货商店看到的精美包装。

百货商店的字面意思是“数百种产品”，是现行百货公司的传统形式，日本人称之为“depaato”。日本拥有世界上最早、经营时间最长的百货商店——成立于1611年的松阪屋和起源于1673年的三越百货。这绝非巧合。江户——1868年以前东京的叫法——拥有一百万居民，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数百年来，类似三越及其众多竞争对手这样的百货公司，一直以出售最优质的产品为豪，这些产品能够将来自城市的顾客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精致的和服，做工精美的家居用品、珠宝、配饰，各种享乐产品，如糖果、玩具等。所有产品都被包装得恰到好处，伴随着店员的深深一躬，被递到顾客手中——隆重的外表和其中的内容一样重要。包装不仅关乎对物品的保护，其本身还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对物品和消费者的尊重。

那些精致的盒子中藏的是什么呢？在19世纪末，盒子中是雕版印刷、工艺复杂的书籍、陶瓷制品、时尚配饰、锦缎，以及其他供有品位的日本人消费的美物。这深深地吸引了西方艺术家，他们开始质疑有关美学和设计由来已久的观点。印象派画家，以及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的人，如德加、惠斯勒、梵高和图卢兹·劳特雷克，将自己沉浸于歌川国芳和葛饰北斋妙趣横生的艺术作品之中，以摆脱僵化的欧洲风格的桎梏。不久之后，日本的物品开始改变其最初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查尔斯·蒂芙尼利用日本风格，将一个简陋的文具商场提升为美国城市文化的顶级供应商。他在梳子、餐具、银器、彩色玻璃等常见的奢侈品中，加入了一些富于异国情调的图案，这些图案，灵感源于或是直接抄袭葛饰北斋及其他人的作品：鱼、海龟、花、蝴蝶、昆虫。这就是西方世界最初接触职人的手工艺品所产生的影响。日本工匠在其手艺中倾注了心血，因为手艺就是他们的命运，是由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秩序所决定的。职人传统从残忍的武术学徒制中获得启示，将掌握某一媒介的形式、完成和展现放在主要位置，创新次之。只有经过多年的机械性训练，才能去创造新东西。你可以称之为“在框架内思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存在这种对细节、形式和礼节的过分关注，这片奇异的土地令早期观察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它的玩乐精神。美国教育家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在1876年指出：

我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玩具店，或者这么多出售小孩子喜欢的东西的集市。每座城市的街道都商店林立，里面陈列着各形各色的玩具，像圣诞长袜那样塞得满满当当。不仅城市如此，在小镇和村庄中，也能找到至少一个儿童集市。

19世纪末期，当西方时髦人士贪婪地消费着木版画、玻璃器皿、纺织品和其他成人用品时，事实上，对日本蓬勃发展的出口业来说，其支柱却是玩具。那时，中世纪的种姓制度已经不复存在，现代化和“赶超西方”的理念大行其道。这个国家努力追赶西方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出口。玩具制造是大生意，现在如此，当时也是一样。德国、英国、法国都在争夺向世界儿童供应洋娃娃、木马、铸铁士兵的领先地位，日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混乱为日本提供了等待已久的机会。

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一个华丽的展台上摆满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和大阪的玩具制造商生产的玩具，有用制型纸做成的圆滚滚的达摩不倒翁，有迷你纸伞、皮影，还有精美的瓷娃娃。日本政府在那里以及其他地方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宣示了其雄心壮志。这些玩具供应商不断推出各种新产品，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产品也便宜得多，他们很快超越了西方制造商。一个熟练的日本工匠一天的收入可能相当于一个美国人要求的小时工资。“日出之国”的玩具制造商深谙此道，以至于到了1934年，美国玩具公司向政府发起请愿，要求政府征收关税，帮助他们阻止日本玩具“入侵美国市场”。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似乎永远终结了日本对全球玩具业的企图。然而事实上，战争结束后，从战火中诞生的第一件产品就是一个玩具。这件粗陋的产品是由一名已经多年没有做过玩具的大师级工匠打造的，代表着日本迈出了重返世界地图的第一步，并逐渐赢得日本成年人、孩童，及其曾经的征服者的心。

小菅松蔵1899年出生于日本最遥远的边疆：北海道东北部鄂霍次克海中的一个寒冷的岛屿——择捉岛（伊图鲁普岛）。择捉岛被高耸的白色悬崖环绕，一直以来都是土著阿伊努人的居住地。17世纪末，择捉岛首次出现在地图上，阿伊努人、日本人和俄国人之间争夺领土控制权的漫长拉锯战自此开始。择捉岛虽然地处偏僻，但处于战略位置，周围是水产丰富的深水区（1941年，一艘日本帝国海军航空母舰就是在做好轰炸珍珠港的最后准备后，从择捉岛港口出发的）。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俄国人于1855年正式将该岛割让给日本，开放了岛屿的开发权。

择捉岛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海水冰冷到即使在盛夏也不能游泳。那里除了小学没有更高级别的学校，年轻人只有两种工作选择：登上渔船或者进入当地的罐头厂。然而，野心勃勃、充满好奇心的小菅有更高的志向。17岁时他远赴东京，进了一家专门做锡制玩具的公司，跟着老板井上真司做学徒。锡成本低、可加工，而且耐用，是做易拉罐的首选，也是制作耐用玩具的理想材料。小菅正好赶上了日本玩具业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长期以来，全球玩具贸易一直由德国公司主导。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迫使德国公司从制造玩具转向制造战争用品。因急于接管德国放弃的利润丰厚的市场，日本玩具制造商快速崛起。1912年至1917年，在短短五年内，仅日本对美国的玩具出口就翻了两番，而且增长潜力无限。

在多年老工匠的指导之下，小菅掌握了这门手艺，熟稔看似不起眼的各种细节：蓝图和设计，装配和焊接，在马口铁上画和印彩色图案，还有最重要的模具——形同铁砧的块状冷钢，他用手工工具将锡片精心加工成每种产品特有的形状。模具装在巨大、隆隆作响的压力机上，这就是锡玩具车间跳动的心脏。

1922年，小菅成立了小菅玩具制造公司，当时他才23岁。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独立发展的资源的：在那个年代，学徒制就像契约奴役，小菅必须无薪工作一整年，他的师父才会放他独立发展。尽管小菅的公司名为“公司”，其实它不像工厂，更像是工作室。他的公司是一个玩具智囊团，拥有凭想象力和原材料创造出玩具的所有专业技能和设备。公司生产的产品，有些是按照批发商提供的规格制造的，还有许多是经过大量实验自行创造的，他们将样品送到更大的公司，希望得到订单。

小菅的公司唯一没做的事，大概就是将玩具直接卖给孩子，这是批发商做的事情。批发商为小菅公司的生产运作提供资金，然后将其生产的玩具贴上自己的商标。这不仅是玩具业的运作方式，日本所有产业皆如此：被条条框框限制住，严格死板，等级森严。街区玩具店从批发商那里订购玩具，批发商又从小菅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作坊进货。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玩具都是在这些被日本人称为“街区工厂”的小工厂里制造的，完全是手工生产组装。一些工厂专门为国内市场生产简单玩具，比如锡制的喇叭、洒水壶、拨浪鼓。而弹簧动力汽车等精巧的机械玩具——这是小菅的特长——则主要面向外国买家，不过也有不少进入了当地商店。

小菅的大多数竞争对手只满足于抄袭外国玩具制造商的作品，比如德国的舒科（Schuco），其生产的玩具发条复杂精细，为战前的发条玩具制定了标准。尽管小菅十分尊重这些竞争对手，但他却对模仿很反感。他告诉员工：“我们是在做我们自己的设计。”他参与每一个项目，想出新的设计方案，并亲自画设计图。

小菅设计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玩具装置。有些灵感源于日常生活，比如用布料和赛璐珞做成的装有发条、可以爬行的婴儿；另外一些则更加异想天开，比如马戏团的海豹或者跳舞的动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他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机器人玩具，一个叫作厘厘普（Lilliput）[3]的方形锡制玩具。但他最喜欢的其实是汽车。他仿照格雷汉姆-佩奇汽车公司1933年生产的漂亮的蓝霹雳轿车，做出了一款复杂精细的发条玩具，这为他赢得了早期的成功。20世纪30年代初，整个东京登记的私家车只有1600辆，街头仍然满是黄包车。玩具版的时髦外国汽车，比如蓝霹雳，以及后来的帕卡德8（Packard 8），为日本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这里，他们对诱人的外国现代世界投出了一瞥。不久之后，玩具行业的人都称小菅为“汽车人小菅”。到了1935年，他的小作坊已经不再那么小了。他雇用了约两百名工人，其中包括东京的许多顶级铁匠。他们的努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玩具生产国，他们所生产的玩具大部分出口英、美，被送到热切盼望着它们的顾客手中。

日本蓄势待发，准备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玩具贸易的领头羊。然而三年后，也就是1938年，日本经济陷入了停滞。国际社会抗议日本入侵中国，对日本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制裁。在日本首相宣布其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后，日本议会通过了可怕的《国家总动员法》，赋予首相制定商品价格、实行配给制和征召公民从事强迫性劳动的权力，整个国家都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连孩子们也不例外。《读卖新闻》在1938年8月报道说：“从现在开始，日本男孩必须接受用纸板和木头制成的玩具。”报道中还提道，“自从金属材料的使用出现新限制，金属玩具的制造也被禁止……”当局命令小菅停止制造玩具，重新组装压力机，转而制作炸弹引信的外壳。Shikata ga nai（没有办法），当街道上贴满了“奢侈品是敌人”的标语，家庭主妇因为烫发而受到公开羞辱时，怎么还能有人制作玩具呢？“小菅玩具制造”的牌子被摘了下来，换上了听起来十分无趣的“精密制造”的牌子。

经济制裁导致1941年美国对金属和石油出口实施禁运，冻结了日本在美国银行的资产，并在珍珠港遭到袭击后对日展开全面战争。由于急需原材料， 1942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收集佛教寺院里宝贵的青铜雕像和祈福钟，将其熔化。几个月后，当局又开始挨家挨户没收锅碗瓢盆，迫使各家各户交出金属货币，换取纸质欠条。他们甚至取走了学校教室里用于取暖的铁炉，孩子们不得不瑟瑟发抖地度过漫长的冬日。1943年，政府终于开始向小菅和其他玩具制造商出手了，后者被迫交出自己最宝贵的资产：被悄悄藏起来的钢制模具。他们本希望战争一结束就回归老本行，前提是战争能真正结束。

1945年初，随着日本军队失去对其城市上空的控制，美国军队准备了一系列轰炸行动，旨在摧毁军工产业和公众士气。这项新战略代号为“礼拜堂行动”，第一轮空袭的策划者并没有针对小菅一个人，像他这样的匠人都是轰炸目标。“通过焚烧整个地区来杀死技术工人，意义重大。”美国陆军航空队前副司令艾拉·埃克将军在1962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道。小菅公司所在的东京浅草区不仅是玩具业的中心地带，还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商业住宅区。这里挤满从民用生产转为战时生产的各种小作坊和工厂，同时也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和当时几乎整个东京一样，它是用木头和纸建成的。

这次空袭从3月10日凌晨开始，约300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飞往东京上空。这些轰炸机上装载着用磷和凝固汽油精心配置的燃烧弹，目的是在下方的城市街道引发风暴性大火。其结果十分惨烈。当晚有10万日本人丧生，其中多数为平民。轰炸机机组人员报告说，烧焦的身体散发出浓烈的气味，在1英里[4]多的上空都能闻到。超过25万栋建筑被烧毁，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常规爆炸袭击，这个可怕的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

小菅没有留下回忆录。对于他在那可怕的一天所目睹的惨状，对于他在失去毕生工作和众多亲朋时所感受到的毁灭性的失落感，我们只能猜测。我们所知道的是，军方命令他带着在爆炸中幸存下来的装备，转移到一个偏远的城市。他反抗了吗？这并不重要。他已经不再是玩具制造者了，而是他的国家战争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他被派往大津，一个位于京都郊外琵琶湖畔、风景如画的小村落。小菅在那里制造军用摄像机外壳和其他部件，直到战争结束。他一定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怀疑过日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8月日本投降时，小菅留在了那里。东京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他甚至连自己的家都没法回去。

Shikata ga nai（没有办法）。大津在当时还不是最糟糕的地方。那里一直是贵族们的度假胜地，是1000年前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前几回的地方。小菅工作和生活的湖边地带，以风景秀丽闻名。迷人的松树挺立在道路两侧，高耸的山峰震撼了浮世绘版画家歌川广重，他将这些景色刻画在《近江八景》中。

京都恰巧是日本唯一一个历经战火却仍屹立不倒的大都会中心，由此，小菅产生了一个想法。战争结束仅仅几个月后，在他找到的第一个大小合适、可供出租的房子里，小菅开办了小菅玩具工厂。这个房子之前是牛棚。这个牛棚已经荒废多年，奶牛早被屠宰，被饥饿的居民吃掉了，环境糟糕到用“简陋”一词来形容都是轻的：阳光和冷风一起透过木板缝隙钻进室内，到处都是之前在这里的动物的痕迹，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麝香的气味，地板上满是成堆的稻草，干粪牢固地粘在支柱上。不过，这个地方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小菅的设备和工人，这就够了。

小菅不用再生产军事用品，只要他想，他可以制造任何一种玩具。唯一的问题是，制造什么呢？他很可能会想：“我能为那些从出生起就一直经受战乱的孩子带来什么呢？”

答案自动找上了门。占领军征用了附近的琵琶湖酒店，用作临时营房。因此，美国大兵开始频繁出现在一度十分安静的大津街道上，这成为一个令人熟悉的景象。1960年，玩具历史学家加藤治写道：“当时，美国吉普车随处可见。孩子和大人都对它们感到艳羡不已，这些车有种魔力，让你希望自己也能坐上去兜风。”194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从公共澡堂回家的路上，小菅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吉普车，里面没人。当时天色已晚，车的主人很可能正在附近的红灯区寻找女伴。因为这辆空车，“汽车人小菅”得以头一次近距离观察一辆吉普车。

一般情况下，玩具制造商会参考汽车制造商发布的商品目录和营销材料来设计玩具。对于一件军事装备来说，这显然办不到。所以，小菅用当时身上唯一的工具来测量尺寸——他的浴巾。他拉直浴巾，测下吉普车底盘的大致尺寸，赶紧回家画了一张蓝图。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他用毛巾重复了这个过程，以此改进设计。“汽车人小菅”又开始做玩具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那是多么关键的一刻：那是朝着让日本重返文化地图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而不是为了军事征服和制造混乱的目的。

只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模具。他早将自己的模具交给了政府。而且他也找不到原材料，找不到任何可以使用的铁。然而小菅决心已定。琵琶湖酒店后的美国垃圾迅速堆积如山，小菅松藏从中发现了宝藏。他与驻扎在那里的美军协商，让他将空食品罐和啤酒罐运走。罐子被运回车间后，他和员工先是用苛性钠清洗这些罐子，然后把它们割开，用液压机压平，再用简易的木模将这些锡片敲打成型，然后用手组装，最后涂上一层漆，玩具就做好了。一辆接一辆的美军日常交通工具的复制品从临时装配线上滚落下来。这些玩具车有十厘米长，并装有发条。

这其实还达不到小菅战前生产玩具的标准。由于发条装置缺少金属弹簧，他只好用一条简单的橡皮筋驱动这些小吉普车。尽管他只用了一条湿毛巾测量原车尺寸，但每一辆小吉普车都展现出惊人的细节，甚至包括车身侧面和引擎盖上显眼的白色星星，虽然并不完全精确，却抓住了吉普车的神韵，这些小吉普给人的感觉是对的。看着自己的作品时，小菅一定展露了笑颜。经过这么多年，他终于做出了新玩具。

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曾说过，真实的艺术作品或自然物体所具有的“神韵”，在机械复制品中不可避免会缺失，而在日本，有着1300年历史的伊势神宫，每20年就被拆除并且熟练地重建一次，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在日本，“复制”不具有西方社会里的那种贬义。在国外，复制意味着创作过程的结束；而在日本，创作始于模仿，复制标志着新事物的开始。

现在，小菅只需要找到能够卖这些复制品的地方。这时，他沉睡已久的资深玩具制造商的本能便显现了出来。他将一个样品带到京都，并与当时京都最大的百货公司丸物（现为近铁百货店）达成交易。对小菅来说，选择丸物理所应当，因为丸物是京都市当时唯一一家大型零售商。而这家百货商店一定乐于出售这种玩具，那是因为，自1940年政府颁布法令，正式禁止销售珠宝、贵金属和高档服装以来，已经5年了，百货公司只能出售简单的餐具、朴素的工作服和最普通的糖果。并且这些糖果不面向顾客出售，而是作为爱心包裹出售给外国士兵。尽管小菅的吉普车是用废弃的锡罐子敲打出来的，却是多年来出现在市面上的第一件真正的奢侈物品。

小菅和他的员工们辛苦劳作了一整个秋天，满心期待着1946年1月的新年假期，这是近十年来，日本首个处于和平时期的新年。第一批小吉普车于1945年12月上市，当时距离战争结束仅4个月。小吉普车的定价为每件10日元，是黑市食品摊上一顿快餐的价格，这样一来，那些贫穷的顾客也能买得起。这些小吉普车甚至没有包装盒——对于在百货商店出售的东西来说，若是在其他时期，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可是，那时纸张也严重短缺。

不到一个小时，小菅的第一批小吉普车，整整几百辆，就全部售罄了。

他立即扩大了生产规模，租了更多牛棚以增加工作空间，而且雇了几十名当地的劳工，甚至还招募家庭主妇，让她们在家中组装零件。大津的市民们齐心协力，为百货公司生产了几千辆小吉普车。由于这些小吉普车是手工制作的，没有使用任何战前的精密工具，所以每一批都不一样。随着时间推移，小菅悄悄做了一些改进，用发条代替了橡皮筋，增加了一个拖车配件。最后，小菅甚至还从东京的一家供应商那里采购了简陋的包装盒：未经漂白的棕色硬纸盒，上面用橡皮图章印着英语单词：JEEP（吉普）！

每次到了新货，顾客就会在商场所在的街区排起长队，似乎对12月的严寒毫不在意。在这片孩童们失去了英雄乃至一切的土地上，小菅将占领军作为自己的招牌，每一辆从街上呼啸而过的同盟国吉普车都在无意中推销这款产品。到了月底，丸物共卖出十万辆“小菅吉普”，这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将征服者的战车改造成巴掌大小的玩物，显得意味深长。

在历史长河中，玩具吉普车也许像特殊时期原始流行文化雷达上闪现的一点。但是，日本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一代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玩具的陪伴，会发生什么。即使是有幸在战争结束时仍拥有亲人和家庭的孩子，也都在玩着能够勾起那个伤心时代回忆的游戏：“假装黑市”“假装赌博”“假装抗议示威”，还有非常令人不安的“假装拍拖”——模仿当时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成双成对、四处闲逛的美国大兵和年轻女孩。还有许多孩子或失去亲人，或无家可归，或两者兼而有之。一些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仓库中偷走一切他们搬得动的战时储备物资，拿到黑市上与“黄牛”换取食物。东京一家孤儿院的院长曾向《每日新闻》的读者发出恳求，哀叹道：“我们可以让他们吃饱，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可以玩的东西，这甚至比衣服和书还重要。”

小菅在京都取得成功的消息，令留在东京的为数不多的玩具制造商欣喜不已。玩具历史学家加藤治回忆说：“这一行的所有人都互相问：‘这个玩具到底是谁做的？怎么能有人在这种时候制造出这么好的玩具？’”东京一家叫塔卡米尼的公司受小菅成功的启发，开始生产自己设计的玩具吉普车。这款吉普车虽然没有小菅的那么注重细节，但在东京孩子中间同样受欢迎。到1946年5月，这家工厂每天能生产超过100辆玩具吉普车，并且计划将生产规模扩大到500辆。

对孩子来说，这些小吉普车是他们迫切需要的玩具，而对成年人来说，它们代表着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正常运作。没过多久，这些小吉普车就吸引了美国军队的目光。年轻士兵们会收集汽车和飞机的复制品，留作纪念。日本被占领期间，经济规划者们敏锐地意识到日本玩具业在战前取得的成功，密切关注着这些小吉普车的销量。这些玩具成为一种象征，也成了一种工具，在由敌人变成的关系别扭的盟友之间，它们起到桥梁作用。在1946年的太平洋版《星条旗》报一则图片报道中，一个日本男孩正和一个年轻美国士兵在一辆真正的吉普车上用锡制玩具吉普车比赛。

玩具吉普车成功的关键是它蕴含着多重信息。1924年，玩具公司富山技研（Tomiyama，现为多美玩具公司）的创始人富山荣一郎回忆说：“日本成年人讨厌军用车辆玩具，它们是我们输掉战争的原因。对美国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它们是军事成功的光辉典范。我当时就知道它们在国外会有销路。”因此，1947年8月，麦克亚瑟将军的经济团队指示道：“尽一切努力提高出口玩具的产量，作为日本公民急需的粮食进口的附带品。”除了玩具，只有另一种产品也受到如此认可，那就是丝绸。多亏了玩具，日本终于可以开始重建其出口贸易，唯一要履行的条件是，在产品上清楚标明“被占领国日本制造”。

巧的是，1947年的圣诞节很快就到了，美国也面临玩具短缺的问题，这是战争时期劳动力和材料紧缺对美国造成的诸多持久影响之一。就连著名的玩具火车制造商莱昂内尔，在战争期间也不得不用纸板制造产品。日本的玩具制造商则欣然地用流行的美国乘用车和军用车模型填补了这一空缺。富山技研出品的B-29轰炸机锡制精密模型，在国外成为热销产品。几年前遭到这种飞机袭击而被烧毁的街区，现在却在生产着这种玩具。1951年，经销商米泽商会在纽约的一个玩具展上展示了这款玩具，买家订购了数十万架这种玩具飞机。仅仅在美国，米泽就售出了总计近百万件。B-29轰炸机模型之类的产品，推动锡玩具业从1947年800万日元的年产值，增长到1955年80亿日元的年产值。其中绝大多数玩具都被美国和英国热切的孩子拿在手中。

1951年，一个由教师和妇女组织组成的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反对制造军事主题玩具的运动，日本百姓长期以来对这些战争象征物的矛盾态度终于浮出水面。玩具制造商回击说，他们的产品只是反映了孩子们生活的世界。吉普车、坦克、军用飞机，孩子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东西。无论是好是坏，它们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与之相仿的玩具遮遮掩掩，能有什么用？

结果这个问题很快就失去了意义。1952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结束，对日本儿童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流行文化转折点。和战后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崇拜美国文化。当美国文化被认为如此强大有力、如此性感时，一位来自日本小玩具公司的年轻主管很快就开始利用这种心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用另外一个东西做到了这一点，那是比吉普车能更有力地表达美国梦的东西——凯迪拉克。

几年前遭受地毯式轰炸、饱受战争蹂躏的浅草，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只有很少的建筑可供出租。1947年，石田治康和他的弟弟石田实以及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成立了丸三产业。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里，那里同时还是仓库、十名雇员的宿舍和厨房——这种安排在战后初期很常见。石田兄弟没有去制造新玩具，而是选择做乡村玩具工厂和为零售店供货的东京批发商之间的中间商。丸三产业擅长做“光学玩具”——名字听起来很花哨，其实就是廉价的塑料双筒望远镜和单筒望远镜。这些玩具卖得不错，能赚得稳定的收益。然而，对于这家公司三位创始人中最年轻的石田实来说，他想做的不仅仅是新奇玩意的供应商。

石田实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力，很快成为丸三的创意能手。石田治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从市场和数字的角度对石田实的创意进行了反驳。但是直到1952年，两人都赞同一点，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通过向国外出口锡玩具赚了不少钱。于是他们也决定设计一款自己的产品。

石田实被制造迷你汽车的想法深深吸引住了。他对实物情有独钟。十几岁在新加坡时，他就开着雪铁龙11CV汽车在城市里飞驰。创办丸三产业后，他立即以公司用车的名义，从一名美国士兵那里购买了一辆二手斯蒂庞克汽车，后来又买了一辆红色名爵T型敞篷车。“我们用那辆名爵送货，回头率真的不低。”前雇员三郎笑着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你在当时东京街头见不到这样的车。”

石田实想要制作的是摆在玩具店货架上也有回头率的东西，一辆不同于其他制造商所生产的玩具汽车，按真实汽车的比例缩小，但是尺寸要大，要有各种能让外国买家惊叹不已的特征。只有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老工匠，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石田实知道该找谁。

小菅松藏于1947年回到东京，在那里创办了一家设计工作室，还开了一家名为“东京创意艺术”的锡厂。这家锡厂位于墨田区，离他以前的工厂只有一步之遥。小菅立即发布了公司的第一款产品，一辆能够“感知”桌子边缘，在掉下来之前能够掉头的发条车。这款玩具卖了一万件。随着订单源源不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将公司名改成了大家一直习惯的叫法：小菅玩具。

在与小菅反复讨论过各种想法后，石田实选定了车型——1950年的凯迪拉克轿车。这个选择显而易见。日本新近独立，人们对街道上的美国士兵和他们的吉普车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孩子们开始对象征着新技术和经济繁荣的标志物欣喜不已，即美国生产的巨大、华丽的镀铬流线型乘用车。这款凯迪拉克轿车曾是美国生产的最棒的汽车。

“汽车人小菅”选择吉普车，实属精明之举，达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橄榄色外壳的吉普车，是美国军事实力和汽车生产实力的双重象征。他和其他日本玩具制造商敏锐地意识到，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原产国，美国乘用车都影响着20世纪中期人们的想象力。战后的美国为汽车而痴狂。1950年，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已登记的汽车只有2500万辆；而到1958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还多。每个美国人都想拥有一辆凯迪拉克，即便它只是一个玩具。

这一次，不需要任何妥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向日本下了近3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订单，比如绳索、钢丝、服装、食品、弹药，甚至还有授权三菱和丰田制造的美国吉普车。这些物资都要被运输到朝鲜半岛。虽然这笔钱也许沾了鲜血，但对一个财政困窘的国家来说，却是不可否认的恩惠。随着日本公司建造工厂和完善交通设施以满足美军采购订单，日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补给站，没有这个补给站，就不可能打朝鲜战争”，正如美国大使罗伯特·墨菲在1952年所说。多亏这些投资，日本经济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日本央行行长将其称作“天助”。

铸造厂重新启动，又能生产高质量的国产钢了，这样就不需要从肮脏的垃圾堆里捡废弃的锡了。多亏了重新出现的机械车间，现在工厂能够生产齿轮、弹簧和其他精密部件，这样工匠就能升级玩具上的发条装置了，这些发条装置甚至远胜战前最好的发条装置。在石田实的指导下，小菅的团队花了一年的时间，改进造型、模具，以及所有微小的细节。

最终成果十分精致。那辆13英寸[5]的凯迪拉克，从闪亮的乌木车顶到白色的轮胎都非常完美。无数次精心涂抹的漆面，造就了闪亮的光泽；保险杠和护栅是用闪亮的铬合金制成的，前照灯用闪闪发光的宝石般的半透明塑料制成。引擎盖上有微型凯迪拉克盾徽，每个盾徽都是手工绘制的。车内用最先进的平版印刷技术模仿了最微小的细节，无论是锡制内饰上的图案，还是车速表上的数字。真车上的每一处都被缩小为迷你版。这辆凯迪拉克看起来非常真，像是能驾驶一般，仿佛有个疯狂的科学家向一辆正常大小的车发射了一道放射性收缩光线。制造这辆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的人几乎都会有那么一刻，他们不再在意是否能卖得出去。这就是职人精神之所在。

每辆车的包装都在丸三的标志下面用小字印着“KOSUGE FACTORY”（小菅工厂）。这对一位工匠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荣誉——在他之前的许多工匠，都是在名牌零售玩具公司的影子下默默耕耘着。今天，玩具迷们亲切地将其称为“小菅的凯迪拉克”。

这种无妥协的制造方式，使得丸三产业不得不将玩具汽车在日本的价格定为1500日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小孩子根本买不起。唯一被石田实说服同意出售这款产品的是百货公司。他希望那些衣着光鲜的成年人能买来送给他们的孩子，或者送给自己。

事实上，由于价格太高，政府将其视为奢侈品，而非玩具，以致丸三公司不得不办额外的手续，并支付额外的销售税。这些小凯迪拉克在日本的销量不是特别好，不过考虑到其高昂的价格，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石田实安抚治康，向他保证，真正的顾客在国外。果不其然，在纽约国际玩具展上，从国外买家看到这些小凯迪拉克的那一刻起，丸三公司的生产就几乎供不上需求了。这些小凯迪拉克代表着小小的美国梦，是由一个几年前还在与美国人作战的玩具制造商重新构想出来的。

就和当初的小吉普车一样，小菅很快开始调整方向，以满足人们对其作品的新需求。苦于缺少专业的师傅，他用当初在大津使用过的方式扩大了生产规模，即雇当地的家庭主妇。她们成排站在长桌前组装零件，进行最后的包装。这条生产线高峰时每天可以生产270辆成品车。这些车颜色丰富，规格各不相同，有摩擦驱动的，有电池驱动的，甚至还有遥控的。虽然没人知道他总共生产了多少辆玩具车，但从另一种产品上能看出它在国外消费者中间有多成功。1954年，丸三公司发布了一套锡制别克路霸，这是这家公司最豪华的轿车。包装上用英文写着：“我们著名的‘凯迪拉克’的姐妹款，深受年轻朋友青睐……它是一个玩具，但远不止是一个玩具。丸三公司今年推出的又一热门产品。”日本版的别克路霸包装上醒目地写着：“目前正出口到全美和澳大利亚的百货公司，销量超过了德英同类产品。”

这些纤毫毕现、价格合理的日本汽车模型，几乎在美国玩具商店一上架就将美国国内生产的玩具汽车挤了下来。到50年代末，日本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玩具出口国，生产了全球足足四分之三的玩具（甚至连典型的美国偶像芭比娃娃也是在日本工厂生产的，她的衣服是由与小菅工厂生产线上类似的日本裁缝手工缝制的）。全球玩具制造商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这种精干劳动力相竞争：他们技艺高超，而且以西方标准来看，工资低得惊人。1959年，怒气冲冲的英国玩具公司对此做出反应，禁止日本公司参加当地玩具展。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玩具车只是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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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局势动荡不安。1958年，一项修改备受争议的《安保条约》的提案，将一直以来反对该条约的公民团体、学生抗议者和工会团结了起来。他们联手组织了反对首相岸信介及其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岸信介是久居日本首相职位的安倍晋三的外公。

岸信介不大可能是美国的盟友。事实上，他几乎体现了外国人和本土人所厌恶的有关日本帝国的一切。他曾担任日本操控下的“伪满洲国”的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是对美宣战的签字人，日本战时强迫劳动计划的设计者。他还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晚年致力于主张甲级战犯的清白。然而，在美国战略家眼中，他疯狂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点就能盖过他的种种缺点。由于这一特点，他得以在1948年对日本战犯的军事审判中悄悄被赦免，并且中情局还对他重返政坛秘密给予了经济支持。不到十年，岸信介就成了首相。1960年1月，他前往华盛顿特区签署《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以下简称《新安保条约》）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精心准备了官方外交所能提供的一切排场，而美国媒体用封面故事吹捧这位“来自日本的友好精明的推销员”，仿佛日本正被重新包装为战前它所扮演的世界小商品销售商。

事实上，日本国内情况并不乐观，社会正分崩离析。15个月的政治僵局和示威活动吸引了将近三千万日本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参加抗议活动。1960年5月19日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岸信介签署的新条约，从本州最北端的青森一直到位于亚热带的冲绳，美军建立了一系列日本法律无权干涉的美国主权军事基地，而这一天就是国会批准新条约的官方最后期限。日本公民深知岸信介在战争年代的罪恶历史，唯恐日本卷入更多与美国相关的海外军事冲突之中，他们因此愤怒不已。数十万人齐聚在国会大厦的门外，焦急地等候投票结果，他们中有蓝领工人，有学生，也有知识分子，代表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在国会大厦里面，反对党成员在讲台周围拼命筑起人墙，并由此爆发争斗。数小时后，岸信介下令强行将这些政客驱逐出去。500名警察赶来将反对党成员从会场中拖了出来，年迈的国会议长像一只布娃娃一样，被架着穿过混乱的人群，坐上议长席，然后未经全院表决便敲槌通过《新安保条约》。

“这看上去可不像是一则倡导民主的广告。”一部由英国百代电影公司出品的新闻短片曾冷嘲热讽地指出。岸信介这种专横的行为激怒了抗议者和公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示威者进入东京，导致这座城市连续数周瘫痪，无法正常运行。最终，一群来自日本精英大学、自称“全学联”的激进分子成功闯入国会议事堂。这群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与迎面而来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数百人因此受伤，一名年轻的女大学生在一片混乱中被踩死。

1960年抗议活动的录像在日本国内外广泛传播，许多电视观众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公众示威。这一场面成为后来一系列抗议运动的灵感来源。尤为有趣的是他们独特的方式：他们手挽手形成环状，快速向前行进，令警方难以驱散。这种抗议方式后来在英语中被称为“日本蛇舞”。60年代末，美国抗议团体在反战游行中还会用到这种方式。这也许是日本亚文化在国外找到市场的第一个例子。

几个月后，在1960年10月发生的另一起事件，将对主流观众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一名叫浅沼稻次郎的政客，他当时61岁，是日本社会党的领导人。10月12日下午，浅沼登台与日本三大政党的领导人进行辩论，在3000名听众面前抨击首相岸信介和《新安保条约》。正当他发表演说时，一名男子从一侧冲了出来，将一把1英尺[6]长的武士刀插进浅沼的胸膛[7]，把他刺死了，当时整个过程被拍录了下来。凶犯山口二矢是一个17岁的右翼分子，他极度狂热，甚至认为日本极右翼的大日本爱国党太过中立。被制服后，他宣称自己已将日本从共产主义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一个月后，他在牢房里上吊身亡，自杀前用牙膏在墙上写下一句支持天皇的帝国主义口号。在此期间日本国内，以及后来的外国媒体，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浅沼稻次郎被杀的恐怖场面的录像。美国《生活》杂志甚至对其所谓的“史上最全面见证的一起谋杀案”进行了逐帧分析。该杂志用一张接一张的照片，将这起谋杀事件与著名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相提并论，还在前面附上一张描绘该故事高潮部分的19世纪浮世绘作品图片。这起谋杀案震惊了日本，也使日本蒙受耻辱：山口的袭击并不是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年轻人的鲁莽决定，在那场悲剧中，几乎没有人能看到武士的影子。美国媒体将现实和幻想糅合在一起，代表了另一种对日本异国情调的叙事，这种叙事会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得到回响，产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尽管如此，日本的全球出口业仍在持续增长。小菅及其手工艺同行们制造的精巧的玩具车，在推动他们国家支离破碎的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世界的幻想和噩梦因此而瞬间改变，并迫使玩具制造商去适应这些改变。随着地球上核武器大国间的“太空竞赛”新闻充斥报纸头条和广播，孩子们对汽车、坦克和飞机迅速失去兴趣。到1971年小菅去世时，他的吉普车早已被人遗忘。事实上，直到21世纪初，大津历史博物馆的一位馆长才通过寻访当地老年人确认其原作的模样。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最终实现和平的现实已经不再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孩子们开始渴望来自未来的异想天开，它们是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的象征物，是火箭、射线枪和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