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Preface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产业政策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了积极且显著的作用。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产业政策，将其作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手段，特别是1989年发布第一部以产业政策命名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开始了我国产业政策的积极探索。经过40多年的发展演变，我国构建了集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于一体的产业政策体系，在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面临重塑。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产业政策作用，以提高效率为着力点，加大了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力度。对内，梳理产业链关键短板和风险点，多措并举提升本土供给能力。如美国通过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领域开展供应链安全审查，识别出其在芯片制造环节能力相对薄弱，从而在《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运用优惠贷款、投资税收减免等手段，激励在美国进行芯片生产制造。对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如日本设立“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项目”，出资推动部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地区，实现多国布局，同时，还积极与其他经济体共同发布《全球供应链合作联合声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韧性倡议》等文件，开展产业链合作。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各地积极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了多种有效模式。比如，“链长制”模式，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链长”，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推进，着力解决链条不完整、配套不完善、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又如，“链长+链主”模式，政府联手龙头企业协同推进产业链的建设、培育、优化、补强、延伸等工作。再如，多链融合模式，通过链长牵总、盟长搭台、校长支撑、行长帮扶，着力解决科技与产业“两张皮”、人才供需失衡、金融供需错配等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推动产业政策向产业链政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

面对新一轮发展，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在补短板、锻长板、促畅通、优生态上下功夫，构筑灵活高效、强韧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一是聚力“点上突破”。这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基础和前提。在开展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和安全审查基础上，全面梳理可能攸关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精准识别被“卡”的薄弱环节，利用好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内需市场和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等综合优势，集中优质创新要素和主体，加速“卡脖子”点上的突破，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二是强化“链上协同”。这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关键和重点。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针对产业链的系统化设计、更加注重打破行业和部门壁垒，把政策着力点放在促进“上下游”循环畅通、“产学研”协同联动、“大中小”融通耦合、“国内外”协调发展上。探索上中下游互融共生、协同联动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通过供需调配、要素协同和标准对接，促进上下游各环节高效联通和效率提升。

三是注重“面上提升”。这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的目标和结果。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统筹和规划，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规避产业链过度集中部署带来的“无解”危机。同时，统筹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特殊场景下基础设施联通能力保障，推动平时、急时等多状态下基础设施依然互联互通、协调联动，保障在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产业链、供应链依然维持顺畅运转。

本书提出了产业链政策的概念，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构建了“节点—连接—价值”三位一体的产业链政策体系，辅之以政策协调机制，形成了一套兼具体系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希望给学术界和产业界带来一些积极的作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乔标

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