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算学和《管子》

武举学堂除学习以上以外，李隆基增加了相应的制式科目。

必学课为算学科，《管子》科、老子的“道”学科，史学科；选学科为书法科、律学科、医学科、诗经科。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道”（哲理）使人深刻，德道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第一、算学科主要学习李淳风等人修订《算经十书》

《算经十书》是指汉、唐一千多年间的十部著名的数学著作，这些数学著作曾经是隋唐时代国子监算学科的教科书。十部书的名称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

《算经十书》是唐朝算学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

唐代的数学思想以社会实践作为衡量数学理论的标准，从而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数学表述体系—开放的归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数学的一大特色。重视社会实践与数学发展相联系的实用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朝数学的发展。

首先，十进位值制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初步形成，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筹算方法，这种算法一出现，就严格遵循十进位值制记数法，逢十进一。

十进位值制对于推动世界数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它导致传统几何学和代数学向现代各门类高等数学发展它对代数学与几何学以及以它们为基础而产生的数论、组合论、概率论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十进位值制简直可以说引起了一次数学王国的革命。

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论数学机械化》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如果不能与火的发明相比，也是可以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类发明相媲美的。”

李约瑟博士在谈到它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代这个统一的世界了。”

公元前世纪问世的《九章算术》中提出了分数问题，唐人韩延在《夏侯阳算经》中又进行了十进分数和十进小数概念的运用，隋代人刘悼关于间距二次内插法的运用，现代学者将其方法用公式表示后，与牛顿在十七世纪末推广的牛顿内插公式相比，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而刘悼的发明要比牛顿公式的出现整整早将近四个世纪，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数学成就。

唐代科学家僧一行提出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则比刘悼的公式更加精确，

僧一行《大衍历》共分为7篇，即：步中朔术、步发敛术、步日躔术、步月离术、步轨漏术、步交会术、步五星术。《大衍历》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食分的方法，发现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新的二次方程求和公式，并将古代“齐同术”（通分法则）运用于历法计算。公元729年，《大衍历》颁布实行，并一直沿用达八百年之久，直至明嘉靖年间。《大衍历》比当时的其他历法，如祖冲之的《大明历》、刘焯的《皇极历》、李淳风的《麟德历》等要精密、准确得多。

《大衍历》作为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历法，相继传人日本、印度，在这两国也沿用近百年，极大地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历法发展。

第二就是学习《管子》86篇﹐《管子》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作为武举学堂必学课程之一

《管子》最早的部分产生于私学──诸子百家之学兴起之前，即“学在官府”的时代，当时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学说混沌未分，其中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因素，又有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的因素。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

管子学说“时时表现改革创新精神，处处充满纳百川胸怀，兼容百家成一家，融合各派为一派，决非九流十家者可比。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划分标准硬性规范之。”

李隆基之所以选择《管子》书籍作为必学是

管子书中治国的思想是：要重视满足百姓的愿望，也要重视市场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观点。

白话翻译是：就是认为人们欲望的满足、人们对奢侈的追求，带来的高消费能够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最终带来整个国家的富强。

管子对天道有他自己的理解。管子认为天道的法则就在人求利的冲动之中，在人求利的作为之中。“

所以说《管子》是一本政治经济学，假如明朝的皇帝能读懂《管子》，那明朝也不至于一直穷，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我们着重讲《管子》的思想。我分成了五个点：

第一点讲执政治国要顺人心、遂人愿；第二点讲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第三点讲自主即繁荣；第四点讲以法治国；最后讲管子敬天行道的思想。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点：执政治国要顺人心、遂人愿。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治国的核心就是顺民心，治国搞得不好就是逆民心了。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忧劳”“贫贱”“危坠”“灭绝”四件事。

所以，执政治国就是要消除百姓最厌恶的东西，解决百姓最忧患的东西，就是使人不忧劳、不贫贱、不危坠、不灭绝。

你能够让百姓快乐，百姓就会为你去忧劳了；你能让百姓富贵，老百姓也愿意为了你去承受贫困；

执政治国就是实现百姓的愿望，换来百姓对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献和牺牲。

你能为百姓做什么，百姓就愿意为你奉献什么。什么叫领导力？

领导力首先就是得满足人，通过服务获得领导力。最深刻的领导力就是服务，通过服务来实现领导

和我们今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是极为相似。

第二点讲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国家很富裕，很远地方的人就会跑来；国家的土地开垦得好，老百姓就留居下来了；

人的礼节、人的荣辱观跟物质条件密切相关。仓库都很满了，人们才会有礼节，衣食很丰足，人们才会有荣辱感。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礼义廉耻，也没有礼节荣辱可谈经济如此重要，经济是道德的基础，

那么，怎么发展经济？

第三点讲自主即繁荣；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君王、朝廷不要去干扰百姓，老百姓自己会去尝试，自己会去试验，自己会走出来。

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善者要善于把有利的环境给制造出来，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你不推他，他也会去。你不吸引他，他也会来。朝廷不烦、不扰、不折腾，老百姓自己会变得富裕起来。

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自己找路，自己创富。这是来自无为而治的繁荣，来自自由的繁荣，来自不干预的繁荣，来自竞争的繁荣。

无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这样的。

《管子》主张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调控在两个环节：

第一，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住货币这样才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

第二，他认为粮价必须稳定。

他认为粮食是基本的消费品，必需品，粮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别的。

粮食是必需品，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能波动太大，不能时有时无。所以，管子认为，对粮食必须加强国家调控。粮食丰收、粮价下跌时，朝廷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当粮食欠收、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朝廷要以低于市价的方式供应粮食。

这样平抑粮价，防止粮价的过大波动，影响社会的稳定。

管子对市场进行调控的两个核心节点:一个是货币，第二个就是粮食。

这些调控，都是在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展开

他搞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由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模。

以后几千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来展开的。

管子认为：奢侈消费促经济繁荣:因为重视满足百姓的愿望，而且重视市场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

管子这种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他是一个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产，前提是要有消费。如果大家都不消费，都追求简朴，商业和经济怎么运行得起来？商业发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长型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看到了经济发展要依赖消费的上升。

认为人们欲望的满足、人们对奢侈的追求，带来的高消费能够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最终带来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观点后来也对凯恩斯影响很大，凯恩斯觉得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国家有效供给的不足，最后带来巨大的失业。

第四点讲以法治国，尊法治国他认为治理大国，不能靠君王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稳定的法律。

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则。

法律是一种发现和运用，而不是一种发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认为法律必须有客观自然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才真正稳定，也才有权威性。

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

法律要像天地那样的坚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样守信，让人可预期。

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这样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会顺从、服从。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是顺应百姓的习惯，顺应百姓的人心。你稳定住这样的法律，以天地作为法律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遵从。

《管子》对法律的看法蛮有意思。他既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他认为法律就是客观的天道法则在人间的表现。所以，法律很神圣，不能轻易地改变它。

管仲自己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顺着天道去运行，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运行；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则，就算是立起来了，最后也不安全，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顺应天道的。那么，天道的本质是什么呢？管子对天道有他自己商人治国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他们在思想上认为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努力、去奋斗，这样一种求利的冲动是非常正当的。这种求利的冲动，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所以，他们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

管子认为天道的法则就在人求利的冲动之中，在人求利的作为之中。的理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普天之下，人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来往奔波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每个人都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竭尽全力，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底处流一样，昼夜不止。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难道这不符合道的准则，难道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凭据？

我们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对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时，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来保护人的欲望的实现。

重商主义，以商兴霸

管仲治国的主要思想：要点就是顺人心，遂人愿。他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自主即带来繁荣。以法治国。

敬天行道。这些讲的几乎都是内政的治理。商人治国容易走重商主义道路。注重国家经济发展，尊重生产者的积极性，注重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外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外交上，他同样也是重商主义的做法：重利益，算经济账。还曾针对周边诸侯国搞经济战。诸侯会盟谈判，谈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盟约；更多的内容是统一市场，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协调当时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诸侯国就会自己去谈判，自己去协调。管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不断的商业谈判，来化解可能的战争冲突。重商主义会使国家走向经济繁荣，同时对道德伦理的要求相对宽松。

管仲对工商业的态度与商鞅的区别十分显著，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重商主义政治家。管仲尤其重视对困难人群的社会救济，是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

既然是穿越来的，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比较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在没有黄袍加身，掌控朝堂的时候，李隆基清楚的知道，太激进的变革，会像王莽一样，迅速得被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