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大唐公廨司
新军典和官邸法在朝堂上形成共识，下一步就是门下省对草案审议，等待廷议通过，就可以颁发执行了，这需要一段时间。
长安粮食危机大获全胜，王重带着捉钱令史人去挨家挨户要借贷公廨钱柜钱的人家，让他们限期凑够了银两，交到公廨钱柜钱库去。
王重不知道有多少钱，那是王掌柜的的权责范围，王重才不会生事。
公廨钱柜为什么能借贷五千万贯（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两年大唐税收，这要从以下几方面说起。
首先是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就把各国的黄金都聚集在秦朝国库中，建立了秦朝的黄金储备。而后来这些储备都落入了刘邦建立的西汉手中。
西汉建立后，随着铁器技术和探矿技术进步，对黄金的开采规模得到扩大，西汉朝廷在各地金矿设立了“金官”，把各地开采出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国库。诸侯王和列候也在各自的辖地大力开采黄金。
其后，西汉政府又建立一套从民间征收黄金的财政制度。包括诸侯王和列候缴纳的酌金，从商人手中征收的市租，罪犯缴纳的罚金，以及卖爵等，均要求用黄金支付。从而使得政府手中聚集了大量的黄金。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强的朝代之一，西汉盛世引人注目的一大特征，就是黄金数量巨大。《文献通考》中记载，“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清朝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条总结到：“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
通过征收和赏赐的不断循环，西汉朝廷建立起了黄金流转的机制，难怪其手中的黄金源源不断。
汉代是以风评品鉴来举荐官员的，所以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这也是后来宋明清称为“清流人家”。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门阀士家）。
王莽篡汉之后，先是规定“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之后又取消了西汉的封候制度，与之相关的酌金制度也破产了，西汉的黄金流转机制宣告终结。等到王莽新朝灭亡之时，长安附近的几场大战使得西汉的黄金储备完全散失。
刘秀建立东汉没有重新建立黄金等制度，黄金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民间储备的死黄金。
但是黄金不可能消失，一千多年朝廷兴衰交替，但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门阀士家）一直聚拢壮大，就让大量的黄金流入到五望七姓为首的门阀士族手里。
这也是罚没武家、韦后、安乐和太平公主资产时，金银器具居多。
这就人们常说东汉亡国之后，东晋五胡十六国再加上南北朝时期的，在这之间，三十多个大小王朝兴灭交替就是富可敌国的二十八家门阀士族在争夺权力，，直到杨坚在关陇贵族支持下，建立隋朝，才使南北统一。
顺便说一下，李渊和杨坚的表亲，都是关陇贵族，隋末，天下大乱，杨广跑到了扬州，关陇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抛弃杨广，扶持了李渊登上皇位。
唐朝不以银为货币，黄金多用于制作器具和工艺品，处于睡眠状态，所以说这天下的黄金大部分躺在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门阀士家）库房里。
门阀士家还大量铸造“恶钱”，对大唐金融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次长安的粮食危机，李隆基如果没有隆兴商会和穿越者历史经验，可真是危机四伏，可能跪着当皇帝了。
李隆基在读管子书籍时了解粮食和货币必须由朝廷来掌握。建设武备屯田就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这货币的改革就需要从“公廨钱”入手。
先说李世民为何设立“公廨钱”后来成为公廨钱柜。
大唐王朝因战争所费钱财无数，财税枯竭。为了解决官员的俸禄和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问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制度，政府放贷和出租，即公廨钱和公廨田。
所谓“公廨钱”，是指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都分配一些土地和钱，由官员去经营，赚的钱就充作办公经费和俸禄。也就是政府各级部门，不再需要政府每年拨给的办公经费，只需要在最初得到一笔财产，再利用这笔财产去经营盈利，获得的利润就足以维持部门的运转。简而言之，政府就像个企业，每一级政府都负有赚钱的使命。
官员的俸禄也具有某种自我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官员职位授予一部分职分田。官员调任的时候，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永业田则可以保留并传给子孙。如此看来，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的俸禄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
最早爆发问题的就是官员的俸禄。因为官员们发现，职分田和永业田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开支。一方面固然由于官员的生活奢侈，开支较大；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土地的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官员的收入就会大打折扣了。其次，随着官员职分田的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民间怨声载道。
其次就是这些人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
放贷本来是一个专业技术型的工作，由非专业人员掌管操作，不仅赚不到利息，甚至连本金都可能赔进去。而且，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放贷，市面上又没有这么多需要贷款的人，掌管放贷的人不称职，也无法对贷款的风险进行评估。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筹措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每个衙门都会面临停摆关门，官员吃不上饭的尴尬境地。
太宗为了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捉钱令史”。专门来管理公廨钱事宜。如果能够完成发放高利贷所得的利息足够给百官发放俸料钱以及各级官府衙门的日常开支的任务。
唐太宗会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具备资格就可以转正，任命为实缺官职。这实际是唐朝纳资、卖官方式的变种而已。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
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只得勉强顺从。
“捉钱令史”们背着朝廷的高利贷，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有条件要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做。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导致商业贸易萧条。
“捉钱令史”们借助朝廷政策的东风，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也逐渐造成官员的冗余。“捉钱令史”有了作官的捷径，引起传统科举仕进官员们的强烈愤慨。
经营公廨本钱的“捉钱令史”官钱户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他们假公济私，从中渔利，使平民百姓，不堪其扰。官钱户的特殊化，不仅危及社会秩序，对社会经济也起着破坏作用，成为唐代棘手的社会问题。他们名义上经营“官本”，实际上“私钱”数额远远超过官本。
“公廨钱”这一举措虽然弥补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官员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补充，但却使大量商贾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与唐朝所奉行的“商贾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褚遂良说他们：“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大唐社会将充满铜臭气。
在群臣的抗议下，唐太宗废除了公廨，改由朝廷户部接管办公经费，并逐步恢复发给官员职分田的做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
但是在公廨钱存在与否的问题上，一直左右摇摆。时而恢复，时而废止，财政不平衡的问题没有解决，始终折磨大唐每个皇帝。
作为穿越者，李隆基当然知道货币重要性，控制货币就需要后世银行机构，不然也不会一开始，就在雪花盐专卖之时，成立隆兴钱柜，为屯营建设筹备资金。
李隆基登基之后，就接受着朝廷视为烫手的山芋。
首先就是，成立“大唐公廨司”官方机构，把原来各地一百七十“公廨钱柜”划归到“大唐公廨司”下，隆兴商会挑选一百七十掌柜和镖师进行接管。
其次，不许强买强卖，并要求贷“公廨钱”必须要有抵押物，设立计审对抵押物进行估价，以估价五成贷钱币，李隆基对各行的利息设置不一样。
屯营农户贷款，无抵押农商会（隆兴商会担保）最高贷款五千贯（五两银子），利息0.5%，一贯每月还5文钱。
矿场、工坊贷款，以抵押物估价借五成，年利息5%。
商业贷款，以抵押物估价借五成，年利息10%。
再就是取消经营公廨本钱的“捉钱令史”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一些特权，如有过失的，送本司科责，涉及到犯罪任的移送刑部。但免了其杂差遣，徭役。
最后就是采用后来山西票号经营和管理模式：专营异地汇兑--“飞钱”、存放钱款业务--寄付钱财。
就是唐朝钱柜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
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州县后就可以持券取款，当然商人要付给柜坊一定的出纳费。这种信用券，唐朝称为“便换”，亦称“飞钱”。
一、“大唐公廨司”由皇帝的隆兴商会出资经营承担无限责任制，当其倒闭时，隆兴商会必须全部负责所有负债。如果票号放款收回不足支付存款，一般要由隆兴商会重新拿出纹银来支付。假如隆兴商会拿不出钱来，就以破产的办法处理隆兴商会的其他企业和财产来偿付存款。
票号的掌柜（如今称行长、经理）由隆兴商会聘请，与隆兴商会之间是合约关系或者叫“东家与掌柜的关系”。这种合约关系，是一种以信义为基础的制度，即凭人办事，凭信义合作。票号成立时，由隆兴商会出资，聘请总经理（俗称大掌柜），双方书写合约，即完成了立法手续。
二、“大唐公廨司”在选用人员方面非常慎重。或由亲朋好友介绍、或“大唐公廨司”派人察访，确认此人品德高尚、办事公道、能守能攻、应变能力强，则重金招聘。
一旦合约签定，即给顶身股一份，所谓顶身股，即人力股，亦称身股，俗称“顶身股”。就是只出力，不出钱（出钱而隆兴商会为银股）。但获得盈利后，顶身股与银股一样有分红的权利。顶身股制度既是处理东家与掌柜之间利益关系的准则，也是奖勤罚懒、激发伙计们奋发向上、广聚人才的一种手段。
“大唐公廨司”会用顶身股的办法，把利息三成的利润，让渡给部分伙计，使钱庄生意好坏、利润多少都同员工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一是培养了骨干力量，刺激了他们努力工作的精神，在劳资之间建立起“同心协力”的关系；
二是顶身股的职工在三四年之内，可以获得超过工资几倍到几十倍的红利，从而把票号的发展视为己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三是对未获顶身股的职工具有吸引力，激发他们守规矩、尽责任、勤学苦练、自觉为票号工作的精神，以达到不督自勤的境界。
3、隆兴商会平时对票号业务不加过问，放手让掌柜大胆施展才能，静候决算时报告。如果不是掌柜主观上失误造成亏损，隆兴商会不仅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加以慰勉，并立即补足资金，要求经理重整旗鼓。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尽职免责。
隆兴商会任经理，掌柜经营票号有着充分的自主权。
“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前进，均由掌柜全盘抉择。”
“同人均享有建议权，小事亦可便宜行事，大事则须决之掌柜”。通过合约的形式明确界定了出资者与经营者的职责。
“大唐公廨司”的日常经营，也有章法要求。汇兑款项迅速，手续简便，不论金额大小，路途远近，按期付款，从不拖延。不仅如此，票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忘信义，不以势压人，而是同舟共济，互帮互助，利益均沾。
特别是对当地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武备屯田农庄不仅在发生困难时给予资金上的帮助。
在业务上也有巧妙的分工。例如：官府的大宗官税款项，因数额较巨，存取无定，统由各道“大唐公廨司”收揽；普通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由各县公廨钱柜、公廨钱铺等收存。各道、州府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由“大唐公廨司”承汇，小额的由公廨钱柜办理。
官商借款巨额或长期的，由“大唐公廨司”出贷；小额或期短的，由公廨钱庄借给。这样，公廨钱庄无论在何地设庄，既可操纵控制当地金融领导权，又可缓解利益冲突，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出现互相倾轧、两败俱伤。
“大唐公廨司”有一套较为严密的号章、号规。一切业务管理、员工待遇和经营纪律都由号规约束。在票号资本家与总经理看来，“经营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所以他们极为重视号章、号规的制定。
号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修订。如“大唐公廨司”的现在号规是这样规定的：
1.禁止亲友为客户担保；
2.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
3.不准奢侈浪费；
4.官府士族不准向本号推荐职工；
5.员工银钱汇兑要经本号；不准向客户暂借拖欠；
6.下班必须先回总号；
7.向家里捎物要经总号转寄；
8.不准赌博与嫖娼；
9.不准携眷外出；
10.不准在外娶小纳妾；
11.不准在外自开商店。
“大唐公廨司”的规章制度文字简洁精炼，字字千钧，掌柜伙友对店规、号训耳熟能详。
培养员工强烈的制度观念和自觉的遵章行为，形成了“大唐公廨司”内控管理文化的精髓。
它对规范票号经营管理与培养职业精神，倡导廉洁奉公，避免道德风险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利润是任何企业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也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大唐公廨司”也不例外。但是，“大唐公廨司”获取盈利的手段与众不同。“大唐公廨司”不投机取巧、买空卖空、欺行霸市、损人利己，而是要诚实守信，诚信经营，靠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灵活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
“大唐公廨司”掌柜的座右铭是“民无信不固，人无信不立，信而可托，才是能站得住脚的人。”恪守不渝，视为第二生命，违者，御史监察劾治。
“大唐公廨司”掌柜们是铮铮铁骨，深明大义，有担当、有情怀，就是诚信礼贤，这是他们坚守职业操守的底线。
“大唐公廨司”从诞生以来就要打上诚信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