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斯坦因洗劫楼兰

在20世纪初期的楼兰考古中，英国考古学家A.斯坦因（下简称斯坦因）留下了最为深重的痕迹。他在1900年至1901年第一次到新疆，即调查发掘了丹丹乌列克、尼雅、安迪尔等新疆和阗（今和田）地区的知名古城，拿走了许多让西方学术界瞠目结舌的珍贵文物。为斯坦因作传的珍妮特·米斯基说，这件事情使斯坦因一夜之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这意外的辉煌成功，当时就使斯坦因在内心深处酝酿着他的第二次新疆之行，而楼兰将是这次工作的重点；因为，这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的新闻已震响在欧洲大地的上空了。

〇大肆劫掠中国西域文物的斯坦因

斯坦因在其报道楼兰考古的大部头报告《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一书的导言中，曾经袒露过这一心态。因此，1906年4月，记述第一次考察新疆的《古代和阗》刚刚校订完成，他立即又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重点之一就是发掘楼兰古城；并且在1914年继续进行了楼兰发掘。他涉足的楼兰遗址之多，发掘面之广，掘获文物之丰富，在同一历史时段的西方学者中，无人可以与其相匹敌。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母都是犹太人。因为他在中国西部探察、挖掘、骗盗文物取得了巨大成果，在中亚古代文明研究中有重大建树，为英国政府的殖民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不仅取得了英国国籍，而且得到“爵士”封赏。他早年曾先后就学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图宾根等地，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馆进行博士后研究。这一过程中，曾受业于印度文字学权威J.G.比勒教授，专攻古代印度语言、印度古代史。斯坦因的学历，使他得到了多方面的语言训练，除通晓匈牙利文、德文、法文、英文、希腊文、拉丁文外，在梵文、波斯文、古突厥文方面也具备比较深厚的素养。他曾潜心研究过希腊、罗马历史，精通古代印度、波斯历史。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对于与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文化有诸多关联的新疆地区考古，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下的、在旧中国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同时期中国历史文化学者相比，斯坦因的眼界、学识，无疑是高了一筹。“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也体现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我们从斯坦因们的新疆考古实践中有了不少体会、教训。

斯坦因做博士后研究时间并不长，不过短短两年。但在那个环境中，却得以有机缘接触到不少对东亚、印度深有研究，也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学者。因之，他很快就于1889年被推荐到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东方学院任院长。继之，旁遮普督学、印度西北边境省总督学及考古调查员等头衔，都先后接踵而至，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为他提供了相当宽广的活动舞台，也为他深入中亚、深入新疆进行考古探察、搜掠文物铺平了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政界、学术界有一个占统治地位且甚嚣尘上的观念，正如1898年斯坦因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新疆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来说，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1]斯坦因的这一表述，表现着当年英、印朝野的心态。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国新疆是“印度的一份遗产”。后来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一书，其副标题就是“中亚及中国西部地区探察之详尽报告”。文内，他把甘肃称为“中国西部地区”，而将新疆广大地区置于“中亚”概念内，将它与中国分割开来，其殖民扩张的心态跃然于纸面。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祖国形势危殆，中国人民苦难深重，西方列强为什么在新疆考察

如入无人之境，是很有用处的。

斯坦因1906年的新疆、甘肃之行，经费、护照、打通各种关系必不可少的手续，也时而让他在得意之余发点牢骚，但总的来说，他进入新疆的准备工作进行得还是相当“顺利”的，他要去的地方都可以去，想做的事都能去做。于是，这年4月，他带着一支不小的队伍，第二次踏上了遥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之旅。

在今天，两三天就可以进入的地区，在当时却是一条相当艰难而遥远的路。当时人们采取的还是已持续了千百年的近乎原始的交通方式——以骆驼、马代步。斯坦因这次选择的路线是翻越兴都库什山谷地，顺阿姆河上游上溯，经过阿富汗瓦罕走廊，翻瓦赫吉里大坂，进入我国帕米尔，到喀什，过和阗，沿昆仑山北麓东走，进入罗布淖尔大地。从拉合尔到喀什，在路上走了差不多两个月。

困扰斯坦因这次楼兰之旅的，不仅是上面说到的翻越缺氧的高山雪岭、河流湍急的峡谷、人迹罕至的冰原，还有时刻都在他大脑中翻腾的西方列强之间的暗斗明争。除了同样视新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沙皇俄国，与这次考察活动差不多同时的，还有已见诸行动要进入新疆的德国、法国同行的考察活动。斯坦因为了最先进入楼兰遗址，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他不仅对自己的行动严格保密，不向外界做任何透露；而且选择的路线虽极难走，却是最近捷的一条。他要用这样的办法争取每一分钟的时间。但即使如此，奔波在深山荒野，他还是担心，唯恐落在德、法考察队的后面。在他1905年底、1906年初给挚友的私人信件中，“楼兰”差不多是每封信的中心内容。他为1905年11月英国驻喀什游历官马继业（马卡特尼爵士，1908年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后又提升为总领事）给他的一封通风报信的函件而忐忑不安，因为马继业在信中说：德国人勒柯克、巴图斯已经到了喀什，在等待他们的领队格伦威德尔。后来又听说，勒柯克、巴图斯与格伦威德尔之间互有猜忌，彼此并不和睦。知道这一情况后，斯坦因在给友人的信中按捺不住心底的高兴。在知道德国人计划只在库车、吐鲁番工作而不到楼兰后，他才完全放了心，立即“宽慰”地说，“但愿魔力和格伦威德尔的安排会使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我抵达罗布淖尔”，他十分坦白地在信中表明“我总是希望他们受挫”。除了德国对手外，他还担心另一个对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听说法国人在1906年春天要从巴黎出发到新疆，他又十分紧张，在信中袒露心曲，“我不怀好意地希望他们那时也受阻于俄国的铁路。假如他们决定取道印度，我就有希望走在他们前面。因为只要暗示一下（印度）外交部，已足够使他们走上又慢又难的拉达克线。我自己的计划是保守队里的秘密，在德国人和法国人准确知道我们动身之前已到达（楼兰发掘）现场”。斯坦因在这些信函中透露的心情，生动而又具体地显示了他们这些“朋友”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在所有这些担心中，还真没有一点是来自中国的。清王朝末年，中国政府已无暇顾及这些人肆无忌惮盗取中国文物的活动；而国家极度贫弱，加之消息闭塞，也早把中国学术界完全抛在了这场学术考察竞争的舞台之外。

1906年12月，斯坦因在若羌县完成了进入楼兰的最后准备：他召集了50名工人，筹足了可供5周的粮食，雇用了县城内全部可用的骆驼（当时只有28峰），为补运力不足，又用了30头毛驴，作为转输粮食、冰块的工具。他很得意自己“弄尽了县城（若羌）的物力”。路线是从若羌到米兰，到罗布渔村阿不丹，再由阿不丹向北直奔楼兰。除了斯文·赫定的精确测图、罗盘外，斯坦因还用了曾经给斯文·赫定工作过的罗布猎人托克塔阿洪和毛拉作为自己的向导。

〇阿不丹渔村

1906年12月17日，斯坦因顺利进入了楼兰古城之中。他为没有见到德国人、法国人的影子而十分高兴，兴奋地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处都不见法国人、德国人的影子。因此，在从和阗出发的1000英里的赛跑中，就目前来说是我取得了第一名。”“自从赫定到这里后，该遗址尚未遭到寻宝人的破坏。而赫定带到此地的仅仅只有6个人，也挖不出多少洞来。”斯坦因的兴奋，预示着楼兰古城即将面临更为深重的灾难。

第二天一早，发掘立即大规模展开。斯坦因用了所有的力量，在古城内整整挖了11天，用斯坦因自己的话来说，“把各群遗址中所能找到的遗物都清理出来了”。在给挚友艾伦的信中，斯坦因掩饰不住喜悦：“结果证明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清理的一连串遗址所得到的，要比我据遗址的数量或保存完好程度所期望的还要多……构成主要遗址的一打左右房间中，每一间都出土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中就有200多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佉卢文……所有艺术品和丝织品与尼雅发现物有着惊人的相似。犍陀罗风格在所有的木雕与浮雕中颇为流行。”

〇20世纪初，斯坦因在楼兰掠取之文物被装驼运出

〇人面纹毛织物，出土于楼兰王国LE遗址中，被斯坦因掠走

根据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的介绍，他在楼兰城中重点发掘的地点首先是佛塔稍南的一区建筑遗迹（这一建筑遗迹，今天已完全不见踪影）。“这是一座建筑很好的房屋……很多木料堆积在斜坡上……”在这里除了发现大量汉文、佉卢文文书，“还发现一些其他奇异的遗物”，如“一块堆绒的羊毛地毡残片和保存得很好的一小捆黄绢”，还有一块有字的绢边，文字为“任城国亢父丝一卷，宽2尺2寸，长40尺，重25两，值618钱”（古任城国地居山东，为汉代主要丝织物产地之一）。“这个发现，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过去从中国运销到古典西方的最著名的丝绸产品的实际样式”，“在靠近房屋的风蚀空地上，见到青铜镜、金属带扣、石印及金属、玻璃、石质器物之类。汉代方孔铜钱散布之多，可以说明这类铜钱流布地域之广泛，也可以看到钱币显示的贸易兴盛。”[2]

斯坦因发掘的第二处重要遗址，是位于佛塔西南的魏晋西域长史府故址。斯坦因称这“一所大建筑物，一部分是用土砖造的。虽已损坏之至，还可以看出原来是一座衙门的遗迹。其中有一间小室（实际是三间小土房），原来大约是作为监牢之用”。斯文·赫定曾经在这里得到许多汉文木简及纸质文书，部分文书有晋泰始元年至六年（265—270）年号。斯坦因仔细搜索一遍，汉文简纸文书又出土了不少。

在这处官署西侧，发掘了一处依然臭味扑鼻的古代垃圾堆，得到200多件丢弃于此的汉简。也是在这处垃圾堆中，还找到了一件粟特文书。粟特人世居中亚，古代以善贾而著称，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商人，足迹及于新疆、甘肃、蒙古、陕西等地。楼兰所见粟特文书信，是他们活跃在丝路上的实证。

斯坦因所获大量汉文简纸文书，时代大多也在公元263年至270

年间，正当晋武帝在位，着力经营西域之时。最晚的一件文书，作于“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年号在14年前即已终止。此时，已是晋成帝咸和五年（330）。斯坦因曾经正确判定这时“这一个小站同帝国中央当局的交通已经完全断绝”，所以改变年号的事情也不能及时通达边疆。孤悬沙漠中的楼兰，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站点的地位，这时已经岌岌可危，楼兰古城的历史已经翻到了最后的几页。事实说明，就在公元330年以后，楼兰即逐渐湮没在沙漠之中。

斯坦因在楼兰工作期间，曾经注意在厉风吹蚀的沟谷中找寻楼兰城墙的痕迹，根据一些遗迹，他判明城墙是“用泥和红柳树条相间夹杂筑成的”，这有利于抵御风的剥蚀。

按考古学的方法，斯坦因将这一遗址命名为LA，即罗布淖尔A号遗存。斯坦因对LA尽其所能地挖掘，装了满满两骆驼的文物。随后，又对楼兰城西的LB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一区有精美雕花木柱装饰的佛教寺院。斯坦因十分庆幸：斯文·赫定虽然首先发现了这处遗存，但只用5个人发掘了一天，这给他留下了机会。他用了30名工人在这区建筑群中发掘了整整5天，发现了“很美丽的木刻残片”“装饰华美的漆器残片”“有图案的地毯”以及果园遗迹等等。

时隔7年以后，在1914年2月，斯坦因带了40名工人、26峰运输食品和水的骆驼，又一次经过米兰进入楼兰古城之中。第二次的楼兰发掘，也与马继业的情报有关联。马继业在1912年底给斯坦因写信，告诉他“勒柯克在策划另一次考察”。这消息对斯坦因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他不能容忍在新疆考古这个问题上，有人站在他的前面，加上这时中国政府仍然无力顾及外国人在西部的活动。用斯坦因的话说，虽然发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了，但新上台的“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对外国人在这个地区考察古代遗存设置障碍。但这种有利的形势能持续多久却无法预测”。因此，斯坦因改变了在阿富汗、伊朗东部考察的计划，向印度政府申请经费，并很快得到批准。

这次进入楼兰的路线与1906年稍有不同，没有经过阿不丹，而是从米兰循着一条干河床行进，途中发现并清理了两座汉晋时期的城堡，获得了漆器、织锦、毛织物、农业生产工具及汉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书。城堡修筑工艺也是一层树枝一层泥土相间叠砌。他判定城堡废弃的年代与楼兰废弃的时间相同，都在公元4世纪。这些遗迹标示了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路线，表明了古楼兰与米兰之间具体的联络及相应的军事防卫工作。

1914年2月10日，斯坦因把他的工作营帐扎在了楼兰古城中的佛塔下边。随即安排工人在上次未及清理的小型居住遗址及大垃圾堆的深部实施挖掘，同样又得到一些汉文简纸文书、佉卢文木板及其他文物。汉文文书，从纪年文字看，最晚为西晋。这次发掘，斯坦因没有在发掘地点监守，而是向楼兰古城东北方向调查，找到了一些居住遗址，在一处高台地上发现了一区汉代墓地，清理时得到了不少色彩斑斓的汉代织锦。这里我们还得引用当年斯坦因的信件：

（在）一个高大并因此而免遭流沙侵蚀的风蚀台地上面，我们发现一块古代墓地，洞穴中满是出乎意料的遗物，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和陈腐的衣裳，看样子像是从更古老的墓穴中杂乱无序地收集而来，与尸体一起放置此处。美丽的丝绸、锦缎、刺绣，还有地毯和各种布匹，这些收获会使你眼花缭乱。我认为：它们是东汉时期的东西，与在敦煌烽燧线旁发现的两件残品明显属于一类。这么多美丽的图案和色彩现在重见天日，希望这意味着纺织艺术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此外，还发现了带饰边的完整铜镜和许多其他东西。

〇汉代墓地出土的东汉毛毯

我们引用了这么长的满溢着斯坦因得意之情的信文，是希望借此可以对斯坦因当年的发掘进行一点批注。66年后的1980年，就是在斯坦因1914年发掘的这片墓地，新疆考古研究所的吕恩国和托尔逊又进行过一次清理，结果发现，这座出土了大量汉锦的东汉墓葬，实际是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墓穴，只是斯坦因及其雇工只掏挖了墓穴中段，拿走了不少丝毛织物，完整的墓葬形制却没有搞清楚，只好把它说成是“杂乱无序地收集而来”。我们把墓穴全面揭开后，将墓室两端出土的织物与斯坦因刊布的资料对比分析，发现不少织锦不仅品种一样，图案色泽相同，甚至可以拼合。[3]斯坦因是被西方学术界捧为在新疆考古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大人物，对其考古实际究竟该做怎样的评价，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在斯坦因多次楼兰考察中，自然不会放过阿尔金山下的米兰。他在这里的吐蕃戍堡中获得一千多件吐蕃文文书、一件突厥文文书。在清理第三号、第五号佛寺回廊护壁时，切剥了多量有翼天使像及一组佛传故事壁画残块。斯坦因认为，从这些壁画中，“我们找到了与猜想中的中亚佛教艺术原型最为相似的样本……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与更西边的古希腊艺术东方化形式之间的联系”。

斯坦因在楼兰地区的考古，随后进行的关于汉代自敦煌进入楼兰具体路线的调查、考察，确实收获甚多。他在楼兰故城东北方向发现了一座小城堡，墙垣用苇草和泥筑成，工艺与敦煌一带的汉代城墙、烽燧完全一样。在这座小城堡中，斯坦因也得到了2—3世纪时的汉文文书。循着这一方位继续向东北方前进，斯坦因说：“我们的运气似有神助，接二连三地发现中国古钱、武器、饰物等等，它们好似神秘的路标一样引导着我们。如果迷信的话，我真会以为是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人的精灵在为我们指路。有4个世纪之久，他们曾面对着这条可怕的道路，面对着这一路上的艰难和危险。”

斯坦因这段话，接近真实地说明了当年两汉、曹魏、晋王朝开拓丝绸之路的雄才大略，说明了无数平凡中国人的勇敢与献身精神。斯坦因在敦煌与罗布淖尔荒原上的楼兰城之间，在楼兰与米兰、若羌之间，自1906年至1914年，曾经往东、西、南、北方向穿行过多次，他还是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一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