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议中前进的理论生涯[3]

1882年，克莱因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后，他们一家过着称得上优雅的生活。克莱因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却在年纪尚轻时数次经历兄弟姐妹的早逝，她的二姐在4岁时死于痨病，而哥哥在25岁时死于心脏衰竭。这些都是与她情感密切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离去让克莱因备受打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莱因对精神的关注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萌芽了，因为16岁那年，她决定学医并且接受精神病学的培训。不过就在第二年，她的二表哥亚瑟·克莱因（Arthur Klein）向她求婚，由于结婚，她对学术和医学的抱负也遗憾止步。她婚后的生活深受抑郁情绪的困扰，还经历了产后抑郁，特别是在生下第二个孩子汉斯（Hanz）之后。当时他们居住在波兰小镇克匹兹（Krppitz），她的母亲莉布丝（Libussa）也搬来同住，克莱因的性情变得忧郁焦躁。在那段时间，怀孕似乎是克莱因的噩梦，她常常离开家外出调养，而当年的调养手段更多是泉水治疗或者到瑞士山间疗养。从她母亲的信件中能够读到克莱因的状态，以及她母亲对她方方面面的密切关注，甚至是干涉。例如，莉布丝给克莱因的丈夫亚瑟写信调解关系：“你总不想看到她（克莱因）回来没几天又心情不好吧，我觉得她会彻底好起来，然后和你生活在一起。”她也与克莱因的医生交流：“我向你保证克莱因去疗养不是为了享受，只是去寻求平静。”母亲的关注似乎让克莱因更加不喜欢待在家里，也因此很少陪伴孩子们。

直到1914年，32岁的克莱因生下第三个孩子艾瑞克（Erich）后再次深陷抑郁，她开始接受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4]的分析。促使克莱因再度抑郁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或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克莱因的丈夫被征兵入伍，不仅家庭处于分离的状态，整个社会和世界都在经历动荡不安。与费伦齐的分析是克莱因头一次倾诉自己的人生体验，而费伦齐也是一位敏锐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师。也就是那一年，她读到了弗洛伊德的《论梦》（On Dreams，1901），文章中展现出的对精神世界的洞见和可能性，让克莱因决定投身精神分析的工作，“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的目标所在，至少在那些年头里，正当我如此热切地寻找什么能够在心智和情绪上都满足我的时候”[5]。实际上，克莱因与弗洛伊德自始至终并没有太多直接的交流，虽然她从小就与弗洛伊德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维也纳，她的两任分析师费伦齐和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6]也都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和挚友，她大女儿梅莉塔（Melitta）的丈夫还是弗洛伊德的家族友人，但弗洛伊德对她而言更像是一个遥远又崇敬的人物。

19世纪20年代，由于匈牙利反犹太势力的盛行，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和活动都面临停摆，原本居住在布达佩斯等地的精神分析师们纷纷移居柏林，让柏林成了当年精神分析发展最为蓬勃的城市。克莱因来到柏林后，也正式开始了儿童精神分析的工作。她最初的分析对象是自己的孩子，后来逐渐分析别的儿童，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和治疗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她发现儿童通过游戏象征性地表达着无意识，其中展现了儿童的攻击性以及与攻击性相关的焦虑，例如儿童通过游戏中的碰撞行为来表达对性交的幻想，而且他们很惧怕这些幻想中潜藏的攻击和破坏，会为此而焦虑和罪疚。

当时克莱因的发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因为给儿童做精神分析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克莱因常常直接对儿童的攻击性做干预，这有悖于之前的认知。不过她的工作得到了当时柏林精神分析协会会长卡尔·亚伯拉罕的支持。亚伯拉罕曾公开表示“精神分析的未来依赖于儿童分析的开创”。1924年，42岁的克莱因开始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但短短一年多之后，亚伯拉罕因疾病缠身去世，克莱因为失去这位老师和分析师感到极其痛苦。

克莱因的理论问世之后一直面临争议，但同时也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26年，克莱因受友人邀请正式定居伦敦，此后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威胁下，她的精神分析工作也没有中止。在此期间，她的理论日渐丰满成熟，发表的作品包括早期代表作《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1928）和中期代表作《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40），其中重要的观点包括，当婴儿感受到自己既爱着母亲也恨着母亲时[7]，他对母亲的情感会变得复杂，这是对客体完整性认识的基础。同时她在伦敦成立了“内部客体小组”（Internal object group），这个小组成了克莱因学派的核心力量，许多相关的思想都得以讨论和发展。

1942年，精神分析领域著名的“论战”[8]（Controversal Discussions，1941—1945）拉开序幕。其实早在此之前，精神分析学者们对克莱因理论争议的声音就持续不断，而随着纳粹占领维也纳，弗洛伊德与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9]于1938年也来到了伦敦，从此改变了精神分析世界的格局。精神分析的世界被分割为“维也纳学派”（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和“伦敦学派”（以克莱因为代表），两个学派进行了长达四五年的论战。这期间的争论不再只是针对儿童是否能进行精神分析，更多的是围绕着克莱因的早期俄狄浦斯情结、早期客体关系和无意识幻想等观点。一开始论战带有明显的攻击性质，之后逐渐变为每月围绕争议之处的讨论，可以说论战也直接促进了这些儿童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最终达成了三个阵营的平衡：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中间学派（他们的理论主张既不偏向克莱因，也不偏向以安娜·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自我心理学，例如，著名的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就属于此列）。这种平衡维系了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完整和各种理论的发展。这一“君子协议”一直延续到2005年，英国精神分析协会认为不再需要依据此协议来管理协会，因为此时克莱因学派和中间学派的发展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各个派别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展理论。

除此之外，论战中还夹杂着克莱因的大女儿梅莉塔对她的抨击，梅莉塔成了克莱因最尖锐的反对者，频频针对她发起挑战和人身攻击，这或许已经不是理论之争，而是女儿对母亲的控诉。在一封信中，梅莉塔写道：“你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与你非常不同……不幸的是，你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试图把你的观点、感觉，你的兴趣，你的朋友等强加给我。”似乎母亲对女儿的干涉（或许是梅莉塔的主观感受）是克莱因与她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中“轮回”的主题，而这恰好契合她一直研究的母婴关系。虽然克莱因很少谈及精神分析之外的内容，但可以看到她自身生活经历带来的触动，也不断被融入了她的作品。例如1934年她的儿子汉斯因意外去世，她在悲恸中也深刻地体悟到对亲人的哀悼，这与对客体的爱恨交织是分不开的——无意识中，她将儿子的去世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惩罚，而这种敌对和恨意让她无法顺畅地哀悼儿子的离去，后续她写出了关于“抑郁心位”的重要文章《论躁郁状态之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

1955年，73岁的克莱因发表了她的晚期代表作《嫉羡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1955），提出了她惊人的设想：“从根源上侵蚀爱和感恩的感觉，最强有力的因素是嫉羡。”她阐述了婴儿对母亲拥有原始的毁灭情感：嫉羡。婴儿将母亲视为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同时难以承受母亲带来的挫败以及自己对她强烈的依赖和需要，因此也想要摧毁母亲，这让婴儿自身处于艰难的发展中。此文争议之大，让一些原本支持克莱因的学者也离开了克莱因学派。总的来说，嫉羡是克莱因对人类“死本能”（Death Instinct）概念的直接构想，阐述了人之所以有接纳和吸收爱的困难，皆来自对爱的来源有破坏欲，这是朝向死亡和毁灭的本能。

1960年9月22日，克莱因辞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