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高尔基：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郑海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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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12月12日晚上，俄罗斯古城喀山像一个冻僵的老人蜷缩在严寒中。就在寒冷的喀山市郊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发生了一桩在当时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一个名叫阿列克谢·彼什科夫的二十岁的流浪汉开枪自杀。两天后当地报纸登出一则简讯，说这个来自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手艺人在自杀前留下遗言，自称精神正常，头脑清醒，说他的死不责怪任何人，仅仅归咎于杜撰出心痛病的德国诗人海涅，并要求将他的尸体解剖，让医生查看是什么鬼东西近来在他身上作怪。这则简讯在省城喀山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当时的俄国正盛行一种自杀流行病，一个普通青年自杀算不了什么。如果这个青年的枪打得准一点，恐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围绕着高尔基的命运争论不休了。高尔基成名之后曾在自传里提到这次未遂的自杀。他也曾为这次自杀羞愧自责，说他在此后的许多年当中，只要一回忆起这种愚蠢行为就感到一阵奇耻并藐视自己。众所周知，高尔基成名之前的生活经历是很困苦很压抑的。他出身于俄国社会底层，三岁丧父，母亲改嫁，把他交给外公外婆抚养。八岁到一家鞋店当学徒，后来到轮船上给厨师当帮工，后来又四处流浪谋生，有过很多不平凡的遭遇。高尔基并没有被穷困庸俗的生活压倒，尽管他深深体验过对滔滔浊世的庸俗的恐惧，被逼迫到自杀的地步。他从那种可怕的生活中走出来，带着对他所熟悉的那种生活的会心的微笑开始了写作。应该说，那种在常人看来庸俗得不堪忍受的生活在他看来不仅不是庸俗的，而且是一首新鲜透明的诗。我们从他作品中流露出的对生活的陶醉和愉悦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态度，尤其是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你看《童年》里那个三岁的小男孩阿辽沙，同外婆和母亲在伏尔加河上航行，他趴在包袱和箱子上，从轮船的小窗朝外望着。小窗圆圆鼓鼓的，活像是马的眼睛。湿漉漉的窗玻璃外面，浑浊的河水翻着泡沫，哗哗流去。有时河水翻起浪花，朝窗玻璃扑来。这时他不由自主地朝后躲，跳到地板上。河面上升起潮湿的大雾，灰蒙蒙的。远方偶尔呈现出黑黝黝的土地，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你看，这不是现实生活里的诗吗？当然，作家感受到的生活里的诗远不止这些。我们从他的其他作品里同样可以看出作家对生活的诗意的热情和真切的敏感。人世间的悲欢、苦难和罪恶，人性的美丽或者人心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的忠诚、爱恋和欺诈、政治家的权谋和小人的流言蜚语，等等，在作家眼里都是诗，或者至少是富有诗意的。在真正的作家眼里，就连路边的石头、草木花鸟，也都是富有诗意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想，高尔基在成名之前受苦受难的时候是很诗意很快乐的，至少不会像常人在受苦受难时那样痛苦和沮丧。要不然他不会那样痛快地去选择自杀来作为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好的方式。为了证实是不是德国诗人海涅杜撰的心痛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选择了自杀。这一举动是何等地富有诗意啊！这就是作家和常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区别。有不少作家为了某个在常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原因轻松地自杀了，害得研究他们的学者们专心并煞有介事地探索作家的死亡之谜。而学者们往往从常人的立场去看问题，自然会得出高深莫测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学者和作家就有距离。作家是诗性的。学者是理性的。学者往往以自己的理性去分析甚至引导作家，从常人的立场看问题，忽视了作家的诗性特质。在中国，诗性的概念被庸俗社会学遮蔽着。正如王蒙所说：“长期以来我们不谈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我们争来争去，整来整去，喊来喊去，眼睛盯着的是文学的新闻性、学习材料性、工作材料性、论文性、思想汇报性……”。实际上，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是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的。比如人们在阅读高尔基的作品尤其是《童年》等三部曲时很容易发生联想，往往会以为高尔基的成功来自他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苦难。中国人自古有这样的思路：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等。可是单凭苦难的经历并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作家。作家的成功靠的是他本身的诗性的素质。世界上像童年的高尔基那样受苦受难的人很多，而高尔基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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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素质而言，高尔基是非常诗性的，只是我们过去在阅读高尔基的时候过多强调了他的革命性，而忽视了他的诗性。在文学观念方面，高尔基有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对于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这句话可能更亲切，更贴近，因为一般读者并不关心小说怎么写，或者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道理是什么。读者关心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读文学作品。这个问题高尔基明确回答了：读文学作品可以让人变得更好。从哲学方面来讲，人类从森林和洞穴里走出来之后，其生活方式就和诗书一类的艺术品连在一起了。德国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海德格尔发现诗与人类存在的本质的联系，指出人的生存在本质上是诗意的。这里的诗意，不是说每个人都像诗人那样写诗，而是指一种明丽而自由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美好的精神境界。就像袁枚说的那样，“所谓诗人者，非必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乃非诗人也”。人的诗意需要文学的培养和提升。高尔基说：“书籍，这也许是人类在走向幸福而有威力的将来的道路上所创造出的所有奇迹中最复杂而又最伟大的一个奇迹。”让人们通过读书来提升自己，这是高尔基的理想。他坚信，人类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渴求着文字和思想所捉摸不着、甚至也是情感所难以把握住的某种东西（这也就是我们给它以“美”这个苍白的名字），和在世界上、在我们的心中开着更灿烂而快乐的花朵的某种神秘的东西。从高尔基的创作实践来看，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诗人的理想和对人世间美好事物的追求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伊泽吉尔老太婆》几乎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作品所表现的是远离俄国现实生活的传奇故事，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在创作初期，高尔基对诗歌特别敏感，试图写一种“有韵律的”小说，受到他十分推崇的作家柯罗连科的批评。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有韵律的”小说的偏爱。五年后，柯罗连科在称赞他的小说《阿尔希普爷爷》的时候还批评他不该把“一种像诗的东西”掺在小说里面。今天看来，作家在创作初期对语言诗性的追求，恰恰说明一个作家在混沌初开时对语言的敏感。20世纪初，俄国形式学派的几个青年学者突发奇想，曾经以语词为中心来把握艺术，其诗学观念对20世纪西方形成的语言论美学产生深远影响。就创作实践而言，作家、诗人不论是选材取境、刻画心理，还是叙事状物，总是要在语言上狠下功夫。高尔基也不例外。高尔基说，艺术是心灵的自由的歌声。他喜欢把小说写得像诗歌一样优美动听。这种情绪贯串在他的全部创作里面，造成他的小说的抒情化。在创作观念上，高尔基曾明确指出：“文学创作的技术，首先可以归之于研究任何一本著作的基本材料——语言，特别是美文学作品的语言……起着力量的作用的真正语言的美，是由构成著作的图景、人物性格与思想的各种词汇的正确性、鲜明性与音乐性所创造出来的。”应该说，高尔基的语言艺术观与形式学派没有根本冲突，但他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一类的概念。例如，他说过：“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他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这种艺术观念对后世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尤其在苏联和中国），也使人产生不少误解。问题在于我们的文艺学家喜欢抠字眼，过分拘泥于语词的字面意义，结果只能是在流动的大河上刻舟求剑。今天认真想一想，一个作家从二十个或者五十个以至几百个人身上抽取人物的个性特点，这不是虚构是什么？如果按照高尔基自己的界定：“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那么这种抽取就不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应该说，这种抽取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变形，一种扭曲，或者说是一种诗化。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当代作家巴尔加斯·洛萨说小说首先是“谎言”，其次才是“真实”。他说“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小说是靠写出来的，不是靠生活生出来的；小说是用语言造出来的，不是用具体的经验制成的”。对比之下，这里的抽取、虚构、谎言、改造是一个意思，都是作家诗人诗性素质的显现，是艺术的根本途径。只是人们有不同的需要才做出各自不同的解释。这种各取所需式的批评理论搅浑了艺术科学的一泓清泉，以至于至今还让人在真与假、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中争论不休。正如我国当代小说家阎连科所言：“我们总是把创作（小说）的头颅强按到生活的泥水里，然后提起小说的头发，说你看，这就是真实，还带有生活新鲜的水滴。就是今天的文坛，被人们挂在嘴边侃侃而谈的那些带了点‘社会现实’的小说，也同样是被人把小说的头颅强按在了生活的流水里，从而使那些活蹦乱跳的水滴，被人们看作了小说的创作真谛的珍珠，从而使人们又一次忘记了小说是什么，想起了小说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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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索高尔基小说的诗性结构，是为了给读者留下较大的阅读空间。毕竟小说不是生活中的现实。小说与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作品的诗性就隐藏在这个距离里面。只有把小说当小说读的人才能捕捉作品的诗性，才是具有艺术气质的人。

为了给读者展示出阅读空间，我们建议把《伊泽吉尔老太婆》和《母亲》结合起来阅读。如上文所述，高尔基的诗意的理想贯串于他的全部作品里，但在这两部作品里他的诗意的理想表现得最为鲜明。《伊泽吉尔老太婆》是一篇容量较大的短篇小说，通过伊泽吉尔老太婆之口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拉那的故事、老太婆自己的故事和丹柯的故事。前两个故事是后一个故事的衬托和铺垫，后一个故事是作品的核心。

高尔基用诗的语言和诗的激情讲述了鹰的儿子、吉卜赛女人的浪漫和一颗燃烧的心。

高尔基说：“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此外，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这一番话讲出了他的生活观念和文学观念。高尔基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完美的社会、完美的人。人和社会本来是不完美的，他们的完美需要诗的滋养和真理的照亮。

于是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丹柯，诞生了那一颗燃烧的心。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英雄的传奇故事。在一片古老的大地上住着一族人。他们被漫无边际的密集的黑暗的森林从三面包围着，只有一面是草原。有一天，草原上出现了另外一族人，强悍凶恶的异族人把他们驱赶到森林深处黑暗恶臭的沼泽上，全族人面临灭顶之灾。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丹柯勇敢地站出来，答应带领大家穿越森林走出死亡。这是一条艰苦的路。无边的黑暗。人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森林里风雨交加。走出森林的希望很渺茫。人们气馁了，开始埋怨丹柯，把怨恨和愤怒发泄到丹柯身上。他们要杀死丹柯。这时，丹柯忽然高傲地用双手撕开自己的胸膛，从里面挖出他自己的那颗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顶上。那颗心像太阳一样明亮地燃烧，给人们照亮着道路。就这样，勇士丹柯高举着那颗燃烧的心把人们带出森林，然后他倒下去死了。

丹柯是高尔基的文学理想，而《母亲》则是一部最能体现他的文学理想的长篇小说。

在创作《母亲》之前，高尔基于1901年发表了《海燕之歌》。这支短歌饱含着丹柯的激情，预示着俄国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1900年以后，俄国工业危机加剧。三年之内有三千多家企业倒闭，被开除的工人有十万人之多。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列宁在1901年12月写道：“民愤到处都在增长，把这种愤懑汇合成为一道冲击到处横行霸道、肆虐逞凶的专制制度的洪流，愈来愈必要了……当人民的愤懑和公开的斗争到处开始迸发火星的时候，首先的和主要的是供给大量的新鲜空气，使这些星星之火能够燃烧成熊熊的烈火！”高尔基在这种情势下创作了《母亲》。所以列宁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母亲》的写实性不容忽视，因为其中的故事取材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的一个造船厂，据说那个工厂里确实发生过工人的游行，有过相似的人物和故事。但是《母亲》毕竟是小说，而且是一部燃烧着浪漫激情的政治小说。在小说视觉上占据重要位置的青年革命家巴维尔、弗拉索夫和他的母亲，是两个诗化的人物。他们走在真理和理智的道路上，要把爱献给一切，要用新的天空覆盖一切，要用心灵的不灭之火去照亮一切，要在人间点燃一个新的太阳。把《伊泽吉尔老太婆》和《母亲》结合起来阅读，我们便不难看出作品的诗意和作家的诗心。

高尔基是一个带有很敏锐的阶级性的作家。他曾坚定地认为文学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喉舌，认为文学家永远并且不可避免地是阶级的工具，是阶级的感觉器官。高尔基的顽强的阶级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被人用来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本来不是高尔基的过错。可是在苏联解体、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之后，高尔基的名字就陷进是非的旋涡里，被人指指画画、说三道四、涂抹得不成样子。

熟悉高尔基作品的老作家巴金说高尔基本人“就像他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1984年5月15日巴金在东京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时，曾郑重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呼吁：“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

高尔基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他和他的作品像一个永恒的火炬在每一个读者心中点燃着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