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尾崎红叶文学与日本古典文学

尾崎红叶的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被评价为拟古典主义文学。关于拟古典主义，三好行雄《近代日本文学小辞典》中做出的释义是：由欧化主义而引发国粹主义的时代风潮中，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樋口一叶等作家纷纷学习井原西鹤等日本古典文学，由此创作的文学为拟古典主义文学。在解读尾崎红叶文学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的国粹主义以及明治的时代风潮的转变。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的1868年到明治20年（1887年）的二十年间，日本新政府在“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下，开始学习植入西方文明，让其国民效仿。在此期间，对于日本传统文化有种漠视乃至舍弃的态度。欧化风潮的顶点，就是作为上流阶层社交场所的鹿鸣馆舞蹈会的开设。与此种西欧一边倒的时代潮流逆流而动的是国粹保存风潮。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优于其他国家，并且努力发扬。拟古典主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此外，在教育层面，随着教育敕语的发布，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培养社会精英。国粹保存的风潮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最初出现在政治领域。三宅雪岭等提倡国粹主义的思想家汇聚一起，成立政教社，他们扛起了保存国粹运动的大旗，并在运动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同样也涌现出保存国粹的潮流。以尾崎红叶为中心的文学结社砚友社于1885年成立。当时还是大学预科学生的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石桥思案等人是这个文学结社的核心人物。该文学结社最初有文学同好会的性质，是同样喜欢文学的青年们聚集的平台。砚友社的文学起初以手抄的传阅文集《我乐多文库》为母胎发端，在发刊号的砚友社社则当中，就有“谋求本朝文学的发达”的字眼。由此可见其文学主张中的复古侧面以及古典回归的方向性。

在这样的风潮之中，文学上的古典回归主要倾向于元禄文学，小说家们倾倒于井原西鹤以及近松门左卫门的文学。淡岛寒月在1882年的时候开始介绍井原西鹤的文学，很快引起文人间的热议话题。或许由于对于西鹤文学的再认识，在其后登场的作家们——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樋口一叶的小说创作中都明显可以看到西鹤的影响。这三位作家所创作的文学，当时都被称为拟古典主义文学，直接引领了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潮。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率先登场的尾崎红叶的处女作《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在读者中反响热烈，颇得好评，尾崎红叶一举博得文坛好评。与之相比，幸田露伴也以清爽的拟古文调的文风，继承井原西鹤的风格发表了《露团团》《风流佛》等作品，成为文坛上的流行作家。总而言之，在明治20年代，尾崎红叶与幸田露伴的活跃占据了很大比重，作家的拟古典文学与社会的古典回归风潮正好吻合了步调，相得益彰。

也由于这个原因，在近代文学史上，人们将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活跃的这个时期称为“红露时代”。此外，由于两者的创作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有“红叶笔下的女子”“露伴笔下的男子”这样的评价。对于尾崎红叶的小说，比较通行的评价是倾向于表现女性的风貌，并以写实见长，善于描写女性的细微动作、言行举止。而幸田露伴的文学则是倾向表现男性的理想，主要表达人们的理想信念或者生存价值，在描写男性的执着与奋斗精神方面见长。另一方面，女性作家樋口一叶也是拟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留下了《比肩》《浊江》《十三夜》《岔道》等传世名作。“以其古典风的文学风格，刻画出封建社会桎梏下含泪活着的女性形象，其文学中讲述的悲哀故事，可谓满红泪痕。”

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拟古典主义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定位如何？关于这一点，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叙说》中，将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的文学从整个文学史的跨度定位为第四个转换期的文学，而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之中又特别设置了“1868年的一代”。明治维新前后约20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在这种新制度的大学里接受西方式教育，在这点上，他们与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这一代人是不同的。他们大部分人接受的初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继承德川时代以来的汉学；他们的青少年期，也是明治天皇制官僚国家的青少年期。加藤周一将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的文学特征概括为传统主义，认为他们都是同江户町人文化关系很深的小说家，对西方化的抵制很强烈。“在思想方面，几乎没有西方的影响；在伦理性和美的价值观方面，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江户町人的文学传统。”

诚如加藤周一所言，尾崎红叶的小说扎根于江户时代的文化传统，尽管小说采取了比较新颖的外在形式，但在作品登场人物的设定以及创作素材的汲取方面，尾崎红叶其实是从古典文学中摄取了很多养分。具体的作品例子，当推尾崎红叶的处女作《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尾崎红叶正是靠这部作品的精炼文笔，被推上了拟古典主义文学代表性作家的位置。对于尾崎红叶来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也是意味着他登上了明治文坛的作品。本章将以该作品为中心，探讨尾崎红叶的小说创作与日本古典文学之间的关联性。

小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公开出版于1889年4月，出版社为吉冈书籍店。当时，吉冈书籍店筹划推出“新著百种”系列作品，尾崎红叶的小说被列为第一部推介作品。小说出版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响。依田学海、石桥忍月、内田鲁庵、石桥思案等同时代评论家都给予了这部作品好评。小说内容分四卷，各卷都有题目。作家运用曲折迂回的笔法，将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登场人物的偶然奇遇、女性的复杂心理、命运的不可思议等描写得荡气回肠。以下分各卷简述故事梗概。

故事开端“奇遇之卷”。寒风凛冽，深山草庵。出家为尼的芳野为了借宿来到这里，草庵里住着的尼姑若叶收留了她。芳野半夜醒来，见房间内贴着的书信上的字迹酷似自己的未婚夫小四郎的笔迹，内心颇为狐疑。芳野与若叶很快相熟，二人互称姐妹，聊起了各自出家的理由。若叶说自己侍奉主君时，喜欢上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的武将。在主君的张罗之下，若叶如愿与武将完婚，但婚后仅二十天，武将就上了战场。出征之际，武将给若叶留下一封书信。信中交待如果自己战死沙场，若叶千万不要自杀或是出家，一定要再找个人过下去。而且武将为了让若叶可以再婚，连离婚用的“离缘状”都一起准备好了。若叶读了武将的书信，既受到感动又感到震惊。后来若叶听说丈夫战死，遂决意出家。芳野听后，也开始讲起自己的身世。

“战场之卷”。登场人物换成小四郎。白雪皑皑的冬日，身负重伤的浦松小四郎守真在战场上遇上了敌方的武将同时还是自己恩人的武重。武重其实是小四郎的伯父，也是小四郎的未婚妻芳野的父亲。小四郎一心只想重返战场，武重则劝小四郎先跟自己回府，等疗好伤后再重新出征。面对恩人的厚意深情，小四郎心中只有愧疚。因为他在主君的安排之下，与侍奉主君的姑娘若叶结了婚。小四郎拒绝了武重的建议，坚持要为主君尽忠，只求战死沙场。武重无奈强行将重伤的小四郎带了回去。

“怨言之卷”。小四郎身受重伤，一时昏迷。在未婚妻芳野的悉心照料下，终于苏醒过来。芳野开始追问小四郎，为什么明明有了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还要听从主君的安排，与自己并不喜爱的女性完婚。面对责难，小四郎试图向芳野解释自己的苦衷。本身他在敌军中有亲人伯父这一点就足以让主君怀疑他有二心。所以即便拒绝主君的安排，他也很难按照与伯父的约定与芳野完婚。因为这只会让主君更加怀疑他的忠心。芳野并不理解小四郎的解释。小四郎无奈想要自杀以证明自己的心意，被芳野慌忙拦下。

“自害之卷”。一边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芳野，另一边是新婚的妻子若叶，小四郎身处两个女人的情感夹板之中，实难取舍。他最终还是意识到自己更爱若叶，内心对恩人、对芳野更感愧疚，还是选择了自杀。故事终结处，芳野和若叶终于意识到她们两个原来爱的是同一个男子，震惊不已。

小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卷头有尾崎红叶写的“作者曰”。尾崎红叶在其中写该作品“不说时代，不定场所”。但根据作品中登场人物的身份、主从关系，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他描写的不是明治时代的话题，也非上代或王朝时期的贵族世界。作品中人物行动的伦理判断基准——“义理”“忠诚”，都让人联想到武士的世界。在武士社会中产生的义理是渗透到一般社会民众的社会伦理。在近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徘徊于“义理”与本心之间的主人公的苦恼经常成为作品的看点。

梳理小说《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主要故事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从作品的标题看主人公是两个比丘尼（也就是尼姑），但主导故事情节发展的却是小四郎的命运。因战火失去丈夫的少妇若叶出家为尼。与她年龄相仿的女性芳野，在旅途中迷路，碰上了若叶所居住的草庵。两个女尼一见如故，各自谈起身世，畅叙至深夜。结果却发现若叶在战火中死去的丈夫，竟然是芳野的未婚夫。浦松小四郎在这个故事中，发挥了中心人物的作用。浦松小四郎对他的主君一直表现“忠诚”，但面对主君的敌人、对小四郎恩重如山的远山左近之助武重，他又有必须履行的“义理”。小四郎因此陷入内心感情的纠葛。心理上的摇摆不定也引发了浦松小四郎在行动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与恩人之女芳野定了婚约，却在另一方面与主君所安排的女性若叶完婚。尽管在本意上小四郎既不想背叛恩人，也不想背叛主君，在忠诚和义理的感情夹板中不堪折磨，最终只好佯装战死，以自杀收场。如前所述，由社会伦理与人物本心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人物内心烦恼经常是赚取读者眼泪的道具，这在江户文学的言情小说中也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