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言（二）
谁在对谁行为？
——跨文化传播的思考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谁在对谁行为？
按照这个哲学命题的思路，我们将它切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之中，就变成了这样的问题：谁的文化在跨谁的文化？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跨骑、凌驾的意思，那么谁的文化可以超越、跨骑、凌驾谁的文化呢？或者换句话说，谁的文化在对谁的文化行为呢？
跨文化成为显学，是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加剧分不开的。然而，仔细想来，跨文化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就曾被佛教文化跨过。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本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却是从印度东来的外来文化。外来的强龙压倒了土著的地头蛇，其中必有缘由。唐初和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大约有两个主因：一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一定对以汉族为主的儒家文化感兴趣，出于政权的自尊，他们必然会选择另一种文化如佛教文化来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借以排斥或压倒儒家文化，不然的话，他们对人口众多的且一向以文明悠久自傲的汉族就缺乏自信，没有心理上的优势。二是战争的大环境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政权对峙，战火频仍，人民痛苦不堪，甚至一些封建君王也厌恶无休止的战乱。为了求得心灵的平衡和安稳，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佛教文化。因为佛教中的忍让思想、来世思想和色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呼唤和平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诗，准确地描绘出佛教文化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盛况。
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包容性。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文化虽然曾一度跨过儒家文化，但最终还是从主流和主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儒家文化虽然重新得势，也并没有对佛教文化产生报复或怨恨；相反，却大度地接纳了佛教文化，承认它的存在和价值并继续给予它发展的空间。佛教能够彻底中国化，显然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宽宏大量。在中国的许多著名寺庙，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外在象征均供奉于一殿、一庭、一山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而这种文化景观，国外能找到吗？
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格局是：儒家文化为主，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为辅，三家各据所长，共同维持着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念体系。不过，这种千年之久的思想体系格局，在近代社会的中外文化碰撞中，不幸遭遇到差不多是粉身碎骨的结果。伴随着资本扩张而硬闯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表现出一种凌驾于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在西方文化的挤兑和打压下，中国文化节节退让，着着败象。新文化运动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几乎等于自废武功。郭沫若主张的“凤凰涅槃”说，无异于召唤中国文化的新生。近代思想家们发现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变化，表现在文化上则是指西方文明思潮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未有的重大影响。实际上，作为意识形态观念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可视为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的文化现象。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尚未达到佛教中国化的程度，但马克思主义毕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人们承认和接受了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表现，还有待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及其实现程度。
中国历史上的跨文化和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的状况表明，首先，中国本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它不容易被外来文化吃掉或消灭。相反，由于拥有强大无比的包容力，外来文化反而终被中国本土文化逐渐纳入自己的体系和框架之内，逐渐被同化，发生遗传变异，适应本土的文化大气候。其次，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实，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某种文化需求，如果没有这种文化需求，外来文化只不过是在中国文化大门槛外一位匆匆过客而已。再者，中国本土文化亦曾跨过别国文化，即曾给世界和东亚地区的文明与进步带来过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这个历史过程，既可以说是跨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不过，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中，中国文化对它们的文化浸淫，恐怕更多意味的还是跨文化的强势介入。当然，这些国家也坦率地承认，中国文化的确比它们的文化要优越得多。最后，中国文化的活力需要外来文化的刺激。古代佛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都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都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没有外来文化的刺激，中国文化的脉搏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跳动有力。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是近代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的继续。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社会大变动时期，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大约经历了五百五十年的时间后，中国文化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记录在历史的篇章中；第二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经历了三百五十年的时间，中国文化在历史的磨难中显示出更加丰满的体态；第三次发生在1840年以后，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已耗去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但这个社会大变动似乎尚未了结，有人估算：恐怕还得花费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社会大变动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制度的脱胎换骨。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政治、军事斗争压倒了经济和文化建设。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民族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获得了改变，故中华民族启动了社会大变动历史进程的第二步，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虽然为变更一个历史选择的政治制度，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付出了时间上、精力上和肉体上的巨大而惨烈的代价，然而，与过去的变动相比，我们当下所处的变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宽泛得多。也就是说，从历史的大视角看，社会大变动的第二步要比第一步走得更加艰难、更加曲折。
如果说过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一定的国家或一定的民族还有相当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跨与被跨的意味，其选择权和自主权的空间愈来愈小。一方面，依赖于高新传播技术，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在范围、速度、强度、种类等方面都达到了以往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度和规模；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凭借和倚仗科技优势给他们带来的话语霸权，大肆推销、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恶意贬损和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褪色，或者被边缘化。
以美国化为主要标志的强势国家及其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无度扩张，不但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恐慌，而且还给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带来了不安，甚至连一些美国学者也忍不住问道：莫非文化产业也要麦当劳化？面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争论，我曾亲耳听到一位法国学者愤愤不平地说：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此言不虚，因为据我所知，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入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连欧洲都无可奈何，其他地区还有抗衡的实力吗？
意识是现实的反映，现实又催生了问题的研究。虽然跨文化研究在国际文化论坛上已成为注目的热点，但在中国还处于始温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西方研究跨文化问题的论著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如何认识、理解和把握西方的跨文化理论，便成为中国学者的热切关注。正是在这适当之机，姜飞以他的学术敏锐推出了他的博士论文《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作者从时间、空间、主体、话语等四个视角切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了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眼光独到，情意澎湃，并将其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乏作者的妙论和精识。
我认为，研究跨文化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全球文化领域的严峻局面。就是说，在“谁在对谁行为”的命题下，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谁在应对谁的行为”？从中国来说，面临的挑战更加紧迫。譬如，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位居全球第六位，但仍未得到西方七国集团的认可，这就表明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的挤对不会放松。对西方七国集团来说，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的意义还是次要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意义才是主要的。因为中国崛起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也是能够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繁荣和富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和典范。而西方七国集团都是资本主义模式，且文化价值观念基本相同，数百年熏染出来的傲慢与偏见使它们不能容忍和不愿承认另一种价值体系产生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否则，它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唯一性。虽然我相信西方七国集团的智者们最终会接受中国模式的事实，尽管他们不情愿或者多少有些不情愿，但是，我也断定：如同加入WTO一样，中国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依然会遭到西方的“侵略”，其攻势的猛烈程度可能还会超过以往。文化跨越也罢，文明冲突也罢，实质上都反映出西方文化战略思想的一种进取态势。
又如，在今天世界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又一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在革命时期向西方寻求的作为先进文化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结合，使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当前中国利益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多元的情况下，怎样继续把普遍真理与执政实践进行成功结合，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历史抉择。将发展先进文化作为党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与创新，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政党这样说过和做过。这种新认识说明，中国共产党将依赖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品质，不断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有能力、有信心消化、融合一切他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滋养、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身文化。
再如，能否把握文化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根本。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是以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为依靠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所以被跨骑，也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技术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没有能力散布它们的声音。因为强势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是在有意封堵它们的声音。实际上，文化霸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霸权。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是难以有所作为的。虽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文化能否突破强势文化的重围而展示自身特点，这既要看中华民族的抗争能力，也要看我们是否能够抓住机遇。
前些年，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写过一本《文明的冲突》的专著，一时轰动世界。亨廷顿看到了世界上几大文化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也对未来世界的文化前景进行了探索。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已经注意到，科学技术的推进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不同文化的交流规模与频率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文化谁跨谁的问题，最终是谁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问题。那么，谁的文化更有优势和前景，东方还是西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好中国，他曾根据中国有两千多年的统一历史，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最有资格为未来世界的大一统提供文化上的智力支持和理论背景。他写道：“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1]然而，世界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的消灭，所以汤因比认为：“人类需要团结一致，但是，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人类也应该允许一些差异，这样，人类的文化将会更加丰富多彩。”[2]我倒是比较认可这个看法。
2005年3月
[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
[2]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