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构的是殖民主义以来三重压抑、三重边缘化的人类生存状态

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是中国学者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一部力作。书中强调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应根据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不同的具体情况来变通策略，而不应机械照搬，指出“尽管身处西方的非西方人和第三世界社会中的人们同有第三世界的背景，但却因为具体社会中特定的压迫性结构各异而具有不同的压迫紧迫感和对抗策略”，而国内“目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介绍往往正是忽视了这一点”[111]。这里所说的压迫感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在进入本书所探讨的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三重压抑之前，有必要先从对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人类的两种压抑，即原始压抑和一般性压抑的分析入手，分析存在于人类一般生存状态下的压抑，到了殖民地那里会形成什么样的变体，又如何引发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原始压抑是防止那些从未进入意识的本能性对象选择进入意识”，“这种压抑来自遗传的先天性心理障碍，它把本我中大部分内容永远封闭在无意识中”。“然而压抑了并不等于不存在了。这种原始的对象选择虽被压抑，还可以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运用种种间接方式进入意识，来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引起人们的焦虑。然而它们又往往在本我与自我的边界上受到自我设置的‘审查站’的审查，使犯禁的东西无法进入意识。这样，某些记忆、观念和知觉，虽然乔装打扮，也只好退回到无意识中，这种机制就是一般性压抑。”[112]“‘压抑’的本质不是取消或废弃本能的‘观念性呈现’，而是迫使它不能进入意识，或者说，不使它成为‘意识的’（或自觉的）。这样一来，这种概念就只能停留在无意识中，不能被‘意识’所理解。但我们已有充分可信的证据证明，即使它是无意识的，却仍然在起作用，最终甚至会影响到‘意识’。任何一种被‘压抑’的东西都是无意识的，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无意识的全部内容是由被压抑的东西构成的。无意识的范围也许要广泛得多，被压抑的东西仅是无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113]原始压抑是基本性的压抑，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实现的是精神上的“麻醉”[114]。而一般性压抑则是文明——弗洛伊德所称“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的综合”[115]——打造的精神性自我的本能作为，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马尔库塞把这种精神本能的一般性压抑扩展到文明本能，提出还必须区分作为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与作为特定文明形式要求的现实原则，即操作原则，区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他认为，“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要造就文化就必须对爱欲作一定限度的限制、克制或延迟。这是一种基本的压抑。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因为物质资料分配方式与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组织方式已经远超出了人的精神本能范围而进入到文明的本能领域，“它们代表了特定文明阶段的统治利益……它们对人的爱欲所强行施加的压抑是在一般文明要求的基本压抑之外的、为维持特定统治形式所必需的额外压抑”。

马尔库塞的“额外压抑”为人类发展的某种乌托邦理想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额外压抑是会自然消亡的。或者至少把人们对消除这种压抑的努力引上这样的思路，即随着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组织方式的科学化，人类所感受到的这种“额外压抑”会呈现递减的趋势。然而，事实上这么样呢？弗洛伊德指出：“最近由于科技方面的急速发展，人类开始面临巨大的困境。因此，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认为控制自然并不是文化唯一的努力目的，也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条件。或以为放弃文明恢复原初状态可能会使人类更加幸福。”[116]弗洛伊德看到了科技发展对人类的消极影响，即科技虽然让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增强，但反过来，由此造成的对人类的压抑更甚。马尔库塞说得更具体，“人们面对的事实是：在现代工业发达社会里，人类的爱欲所受的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编写了7册《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的德国维尔纳·施泰因教授则预感到这种发展与压抑的二律背反所带给人类的悲哀，“在20世纪，许多希望破灭了，代之以恐惧和忧虑，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巨大的能力，但是，能否驾驭这些知识，人类并没有把握，甚至是会因滥用这些知识而走向灭亡”[117]。

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愈加能摆脱原始性的压抑，文明特有的要求又使人类面临一般性的压抑。如何解释这个处于发展与压抑之间的宽阔的灰色地带？弗洛伊德把原因归结为“基督教蔑视现实生活所必然要产生的结果”。马尔库塞把它归结为“统治（资产）阶级控制手段的增强和隐蔽”，从而开启了对资本运作主导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在这样的反思中，马尔库塞发现，资本运作的结果已经凸显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批判的任务能交给已经失去了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吗？在《单向度的人》[118]一书中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的批判意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资本主义强大的消费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人们所谓的自由只是选择由谁来统治自己的自由，而针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既涉及自身生存环境，又关涉人类未来的一些哲学、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已经没有，如此，人们只能蜷伏在发达的技术之下，科学取得了高居人上的权利，技术理性已经使人类匍匐于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把认识限定在直接经验和推理的形式规则之上，只关注人类生存“应然”的层面，而无意地忽视或故意不提“本然”的含义，人类变成了单面的失去批判精神的奴隶：“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119]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120]。

马尔库塞所说的人类退化到“物的境地”，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灰色地带”的状况，同时也是他对这个“灰色地带”的解释。那么，如何突破这个“灰色地带”呢？马尔库塞认为，“要完全‘超越’现存社会，追求一种‘质的变革’；摧毁现实的根本结构，使人民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需求；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不是目前技术的新应用），重新把握艺术和科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统一；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给科学套上缰绳，使之用于人类的解放”[121]。而现实的情况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人民已经如马尔库塞所说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也飞速同化了这种制度下的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些地方人类共产主义目标以“理想”存在着，在其他地方甚至有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也就是说，可以、能够操作马尔库塞所谓的“超越”的人到哪里去寻找是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尔库塞提出的答案是：“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上，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除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也就是说，既然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那么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任务就落在了造反学生、少数民族和流氓无产者的肩上。[12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些人中，马尔库塞专门提到了“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而这两种人群恰是进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批判的主体构成。

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深化到文明的层面，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他在把人类面临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基本压抑和一般性压抑拓展到资本逻辑上的额外压抑时，视野略显窄了一些。资本主义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丧失的是批判的意识和功能；但殖民主义打造了“第四世界”（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空心人——丧失的是作为人的意义上的存在。虽然马尔库塞也提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退化到了“物的境地”，但这种“物的境地”还有层次上的差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处于“物的境地”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奴隶”。但这两个“奴隶”中，后者还是前者的奴隶。后者是地位最低的奴隶，承受着殖民主义带给他们的三重边缘化的地位；前者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视野里的“奴隶”是经受了三重压抑——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基本压抑”、马尔库塞意义上的“额外压抑”和来自殖民者的“超压抑”——的奴隶。殖民主义恰是马尔库塞所说的额外压抑的毒瘤，或者说它是额外压抑之外的超压抑——包括殖民者制造并推广给殖民地的普适主义（包括普遍主义或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它们像是殖民主义的三驾马车（普遍主义、本质主义、民族主义），驰骋在第四世界。“普遍主义”所做的，是殖民者在对殖民地文化意识的压抑和置换过程中，把殖民地民族文化认同的意识基础或本能从本能的“观念性呈现”的层次中排挤、压抑出，使之进入到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无意识夹层，在和殖民者所期待并打造的“意识”对质中被放置到一个可疑和边缘化的境地——意识进入到无意识。同时，殖民者通过策略性的话语为殖民地预留了一个意识“保留地”，在那里，由一系列的“欧洲中心主义”所铸造的第四世界的意识在“自由”地流淌，进行着低水平的、恶性循环的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轮番登场。

具体来说，这三重压抑的实现是通过对殖民地三重边缘化的殖民而实现的。

由于欧洲实行流放犯制度，最初到达美洲和大洋洲的白人事实上是欧洲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对最早的欧洲人来说，大洋洲是他们想象中的地狱。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比如季节的颠倒），与监狱实无两样”[123]。1788年英国首批舰队人员在大洋洲定居。至此，大洋洲才不再是英国社会遣送不良分子的流放地，而成为某种战略要地。白人在殖民地屠杀土著居民，掠夺资源，推行奴化教育，推广英语，不断地使殖民地边缘化；殖民地独立前、独立过程中以及独立后，由殖民历史培养出来的殖民的维护者、同谋者——土著中操英语的精英分子——又对本土其他居民实行第三重边缘化。而在这三重边缘化过程中，通过诸如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描述、白人经典作家的小说、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既作为工具也作为意识的推广、殖民者培植土著精英作为“舆论领袖”[124]等，将殖民地不断“野蛮化”“他者化”。文学与殖民主义政治同谋，诚如戴安娜·布莱顿和海伦·蒂芬在《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一文中所说，“在整个殖民主义领域，欧洲人的文本和他们的小说，犹如他们的枪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枪手就是诸如《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克鲁索、《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等白人殖民者。皮尔曼认为，克鲁索是“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是危险的独裁主义者，也是一个难以救药的野蛮的殖民主义者。如果脱去这本小说民族优越感的外衣，我们便可看到其殖民主义的本质。一个无法在自己国家获得成功的懦弱的人，一个生性浮躁、反复无常的人来到异邦，他在国内接受的技术文明很快使他优越于当地人。于是，他掠夺土地，屠杀异教徒，用武力使那些改变信仰的人成为他的工具。他蔑视土著人，但也害怕他们。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随时准备对他们进行屠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张和殖民主义滋生了，也正是这个原因，《鲁滨孙漂流记》才需要我们不断地给予关注”[125]。

殖民主义是启蒙主义的毒瘤，是启蒙主义所带来的对财富的控制欲的恶性膨胀的结果，它在使现代文明提供给人的一切便利发生变质的同时，也把人类文明的发展从高尚的轨道上拖下来；在带给殖民地和宗主国文明之外的体味（包括血腥、劫掠、暴政、贪欲）的同时，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发展历程之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近三个世纪，贯穿在人类征服自然以及阶级征服阶级中的，是殖民主义以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征服。也许，人类的确需要认真考虑人类对自然征服的得失问题，对一些经济利益的代表来说，也的确需要考虑因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多少而划分的阶级之间的冲突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却绝对回避不了，也遮蔽不了——即使曾经被回避、被遮蔽，并且这种倾向还在继续——一个重大的问题，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而实现的人对人的奴役，尤其是在这些问题的名义上实施的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的奴役。

因此，三重边缘化或他者化构成了殖民史。萨义德在罗丝对他的访谈中提道，“一个民族如果被排斥在文明史以外，那是无法忍受的不幸”。但这种不幸从殖民主义时期到现在依然在上演。当然，如弗洛伊德所说，无意识当然是被压抑的内容，但并非就此消失，而是要本能性地发声和起作用。哲学上的解释和探求在多大程度上反射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本体论上的构建，就在多大程度上完成着自己应有的使命。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提供了方法，而福柯的知识考古提供了途径，从萨义德开始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开始了对从启蒙主义开始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的一切敌对、压制发起了总的反击，殖民主义是其长途跋涉的第一个关隘，而后殖民之后即应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主要是目前的西方科技文明）深沉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扬弃性建构。如此，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意义就绝不是某种学科简单的延伸，或是某种思潮的某种自然的分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集束性的见解。但为它感到幸运的是，它幸亏没有被归入某种理论体系而再度边缘化。它起源于对人类发展史上殖民主义的批判，但已经远远被超越了。诚如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东方学的局限，……乃伴随弃除、抽离、剥光其他文化、民族或地区的人性这一做法而来的局限”[126]。因此说，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对人类，而非单纯的殖民地被殖民状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