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建筑、情感、思维、语言
顾孟潮:1939年生,曾任住建部《建设》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中国建筑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建筑师。著有《钱学森论建筑科学》《建筑哲学概论》等。
心灵是自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
每当我经过长期的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忽然获得建筑思维灵感和相应的语言时,我“回到家园”的温馨感便油然而生,感觉精神振奋,无比地快乐与舒畅。
从家园的角度看,我80多年的生命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懵懂家园阶段(1939—1945)、学生家园阶段(1945—1962)、军旅家园阶段(1962—1979)、建筑师家园阶段(1979年后至今)。而“精神家园”则贯穿整个人生四个阶段,最能体现我的家园观——我曾说过:“我似乎是为思考而生的,思考时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中学时代的建筑印象
北京八中的校门设计成不对称的斜式,入口旁边伸出一堵墙正对着按院胡同口。路过的行人老远就可以看到那堵墙,上面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北京八中”四个大字极为醒目。
从初中到高中6年,我曾无数次地进出这个斜校门,可直到我真正成为一名建筑师时,才体会到这个校门设计的高明之处。它仿佛是学校伸出来的一只手,在向我们打招呼:欢迎您的光临!
多么亲切呀,这是校门对学校主人——学生们的热情召唤,它吸引着学生与建筑对话。建筑物可以像人类的朋友一样,有生命,也有情感。
我有幸从中学到大学都遇见顶尖的外语老师。教过我们6年中学外语的老师,是曾经在苏联领事馆工作多年的高级俄语翻译;大学5年教我们俄语的老师更不一般,是大学俄语通用教材的主编张国良教授;教我们第二外语的老师还是精通多门外语的德国教授,他通过俄语教我们英语,用的是这位老师自己编写的、油印的俄、英、中三种语言的教材。所有这些学习外语的经历,使我们颇有尚未毕业就开始“留洋”了的感受。
我的大学
我上大学时,正赶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不仅生活比较艰苦,而且学习建筑理论没有教材。好的是苏联建筑科学院编写的俄文版《建筑构图概论》1960年出版了,我们几个同学省吃俭用各买了一册,就组成了一个翻译小组,边研究、边交流翻译成果,弥补缺乏建筑构图理论教材的问题。
通过翻译原版建筑理论书籍,我们在建筑构图理论知识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如同精神会餐,乐在其中,受益一生。这大大提高了我学习理论书刊和写学术论文的勇气。后来,因为有了理论基础,我无论做设计还是写文章时,常常会生发出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有意义的研究题目或有趣味的灵感。
更难忘的是,我们的译著刚刚完成,徐中教授便亲自写信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楚云总编辑,联系译著的出版事宜,而且很快出版社便刊登了该书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对于我们这些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
总之,学习和运用外语的经历让我感到,一个人学习一到两种外国语,对于思维和语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太有益了。尽管我的外语是在环境封闭的年代学的,属于“哑巴外语”,但是前后两次翻译实践,不仅仅是出了两部译著——《建筑构图概论》(1960年译,1983年出版,俄译汉)和《世界建筑艺术史》(1989年版,俄译汉),这也是我思维/语言和建筑历史/理论方面的两次“留洋”。这一经历使我能较早了解世界建筑学科和建筑行业的发展水平与趋势,知道建筑学科历史中巨人的肩膀在哪里,知道自己应当从哪里起步。
押韵顺口编教材
说来话长,1962年我大学毕业时,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时,听了陈毅副总理的“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向知识分子鞠躬”的报告,我心情十分激动,很快就主动报名,要求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我被分配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南疆军区,庆幸的是一直从事专业工作。
原本要大展建筑设计宏图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此后遇到想象不到的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在那里,你如果只会建筑设计就会处处碰壁,必须成为无师自通的“万金油”似的干部,要设计、施工、组织、管理,甚至手把手地教战士怎么拿瓦刀、拿砖,怎么砌墙,怎么抹砂浆……
可这些我在学校一点也没有学过呀!只好到工地从零学起。我1964—1966年前后三年,负责主持三个军工自建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抓到底,而且我要教会所有战士识图、测量高差、找平、放线、砌墙、抹灰等具体操作。三个工程的情况还十分不同,一个在沙漠地带的皮山县,一个在戈壁滩上,另一个处于昆仑山的高寒缺氧地区,施工期只有7、8、9三个月,困难重重。万般无奈下,我只好走提前进行“军工培训”的路子,在开工前的冬季抽调有关团队的年轻干部或有点儿文化基础的战士参加施工员培训班。1972年形成的21篇培训教材,是在60年代已见成效的工地教材基础上编制的,明显有着当时的时代烙印。
如识图篇的顺口溜是:“要学识图并不难,主席教导记心间。理论实践紧相连,活学活用能过关。要把实物看全面,前后左右都要看。还要切开看里面,所以就有平、剖面……”图文并茂,文字通俗易懂,押韵顺口特别容易记住。
最短的“砌墙篇”只有60个字,最受战士欢迎,也最容易学:“要想砌好砖,用好七分头。七分调个头,面砖跟它走。丁墙用七分,两墙能错口。临边三七分,面墙能收头。七分两头担,中间加半砖。同层缝要通,二层缝错全。”
这60个字的口诀强调七分头砖的重要性,引起施工团队领导人的重视,因此决定,在缺少黏土和水资源的皮山县,烧制砖时专门烧一定比例的七分砖,以节约用水量和减少黏土资源的浪费。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领导很重视这一举措,还专门派人到各地施工现场与烧砖现场进行调查研究,证明其节约效果果然明显。
建筑观念里程碑
建筑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建筑是好建筑?什么样的建筑师是好建筑师?
我从在学校学建筑开始,就试着回答这三个问题,虽然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与之前不同的答案,但至今还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这种困惑伴随了我一生。
直到1985年,中青年建筑师座谈会时,不知哪来的灵感,在这次会上,我竟然斗胆提出了“人类建筑学观念的五个里程碑”——实用建筑观念、艺术建筑学观念、机器建筑学观念、空间建筑学观念、环境建筑学观念。
我刚刚发言完,竟然就得到陈志华教授的鼓励,他邀请我去清华大学给他们教研室的老师们作报告,真叫我受宠若惊。但此事也使我明白,人生有限,知识无涯,没有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绝对正确答案,必须不断地探索同一个问题,不断完善答案。
我这“五个里程碑”的答案,实际上是受1981年国际建筑师“华沙宣言”的启发,是沿着前辈的思路,既逆向思索又向前延伸,从而生发出来的,并无什么神秘可言:这完全是依靠与历史巨人对话,向他们学习,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说下去的结果。
足迹心迹能成事
建筑大师们从哪里开始设计思考呢?
1955年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做迪士尼乐园路线设计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
当格罗皮乌斯将园内47.6公顷的主体建筑完成后,却在设计连接各个景点的路径时卡了壳。前前后后,他苦思冥想做了50多种路线设计方案,却没有一种能让他感到满意。迪士尼乐园为了早日赚钱,天天打电话催格罗皮乌斯,让他尽快拿出路线设计方案来。
心烦意乱多日的格罗皮乌斯,正好被邀请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一个庆典活动。他就顺便到郊外散心,进了一位老妇人的葡萄园后,他看到游客们踩踏出来的路径时来了灵感:路不就是供人走的吗?!人们最喜欢最经常走的,应该就是最佳路线。
于是,格罗皮乌斯赶回国内,很快就把最新的路径设计方案交给施工部。他的方案就是:在乐园空地上撒下草种,待整个乐园被绿草盖满时,再提前开放乐园。提前开放的日子里,草地被游客们踩出许多条小路径,格罗皮乌斯让施工人员按照这些踩出的路径铺成有宽有窄、自然天成、优美流畅、深受游客喜爱的路径。
1971年,在伦敦国际园林建筑艺术研讨会上,格罗皮乌斯的迪士尼乐园路径设计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
与格罗皮乌斯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对“您的设计从哪里开始”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格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明确指出,设计要从足迹(footprint)开始。即要从体验使用者(人)进入建筑的足迹,从他们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心迹)开始思考,设身处地地满足使用者的需要,这样才可能有好的建筑艺术作品诞生。
其实,放眼中外古今杰出的建筑师、园林设计师,他们都是十分重视脚底板的感觉的。如中国400余年前明代的学者文震亨就提出做设计的“三忘”标准,即让“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不正是从足迹开始设计的“诗意栖居”的境界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关肇邺先生也是这样开始设计构思的。20世纪90年代,他设计清华新图书馆时,念念不忘的是清华师生们在老图书馆北面草地上留下的那些足迹。他特意在新馆设置了北入口,为满足师生迫不及待、捷足先登入馆的心理需求创造条件。
环境艺术在崛起
《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一书堪称环境建筑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82年,即国际建筑师“华沙宣言”之后一年,10年后中文版问世。
该书是作者阿摩斯·拉普卜特多年调查、研究、思考的理论结晶。正如该书序言所说,“环境的意义”这个主题在长期被忽略后才开始受到了相当的重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普通使用者视角(相对于建筑师或建筑评论家的身份而言)和日常环境(相对于人们往往更重视著名地标建筑而言)为思考和讨论的重点,对建成环境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研究。
作者早在1977年(40多年前)即开始关注人与环境联系机理的研究。研究人们用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对环境做出反应,论证环境—行为交互作用机理的模型……这些研究论证有助于理解我们如何看待环境,感觉如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从而明确我们的规划设计应当从哪里开始,向何处努力,争取达到什么标准和境界,其对指引建筑思维的正确走向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对“建成环境”的定义不断加以拓展,认为建成环境是物质文化的一个子集(subset),包括半固定的因素和人,并应包括作为场面体系的表现的文化景观,以及于其间产生的行动体系。它包括各种类型的环境、所有的文化和整个时间跨度。这大大拓展了我们感受、思考和处理城乡建筑环境规划设计、遗产保护等有关建成环境问题时的思维空间和视野。
在研究建成环境的意义方面,作者强调必须明确区分三种不同层次上表达意义的类型:
(1)“高层次”意义,是指有关宇宙论、文化图式、世界观、哲学体系和信仰等方面的。
(2)“中层次”意义,是指有关表达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等,即指活动、行为和场面中潜在的而不是效用性的方面。
(3)“低层次”的意义,是指日常的、效用性意义:识别有意布置的场面之用途的记忆线索和因之而生的社会情境、期望行为等;私密性,可近性;升(堂)入(室)等;座位排列;行动和道路指向;等等。这些令使用者行为恰当,举止适度,协同动作。
遗憾的是,作者也承认此书主要关注的是(2)(3)层次的意义(或价值),而且对此二层次的界定也尚不明确。这大概也是更多人认识不清,所以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把许多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一扫而光的原因吧?
鉴于此,作者在书中特别介绍了吉布森(Gibson,1968)的从实在客体到使用客体,从价值客体到象征客体的不同客体等级之间的联系,以及宾福德(Binford,1962)的功能三层次——实用技艺(效用性或技术性用途)、社会技艺和思维技艺——之间的联系,从而补充了该书三层次分类方式的不足之处。
为了正确运用建成环境理论的图式或框架,作者有三点说明:
(1)在人类心目中,对个体实物的结构,有一种逻辑或秩序,它们便是“图式”或“框架”。
(2)人类的记忆是联想的——每一种图式都指向和提到许多相关的别的事物,图式也帮助限定各种成分或“网络”。
(3)人类大部分推理思维能力来自用一种图式的信息去推断另一种图式的特征。
总之,该书对我们加深对建筑环境的认知和理解运用有着无与伦比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值得认真研读。
“六字真言”解《园冶》
虽然研读《园冶》多时,但这部奇书使我至今仍觉得需要继续下功夫去探寻它的宝藏。我总有一种深山探宝的感觉,几乎每一次读它都会有新的发现。《园冶》作者计成在“兴造论”开篇中的“因”“借”“体”“宜”“主”“费”六字,被我视为“六字真言”。
这六个字中的每一个字,不仅本身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而且,计成在这里把每一个字都当作动词看待,督促我们去“因”、去“借”、去“体”、去“宜”、去“主”、去“费”!因此,如果只把这六字当作名词,当作手法,那将与《园冶》作者的原意擦肩而过。
可以看出,此六字本身十分丰富,其含义不是加一个注释或者译成白话文就可以说清楚的。它们都有其经典的层次,只有通过该字上下文的语境来解读、体会,方能把握该字此时此处的准确含义。
在《园冶》的设计思维中计成对“六字真言”有进一步的解读:
因:要“精而合宜”。“探奇”,“寻源”,“因借无由,触景俱是”。
借:要“巧而得体”。“借景有因”,“借景,林园之最要”,“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
体:要“构园得体”。“地偏为胜”,“景到随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宜:要“随宜合用”。“大观不足,小筑允宜”,“得景随形”,“相地合宜”,“相间得宜”,“格式随宜”,“低方宜挖”,“构合时宜”,“宜亭斯亭,宜榭斯榭”,“方向随宜”。
主:要“能主之人”。要“传于世”,“三分匠、七分主人”,“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
费:要“节用”,不要“惜费”。
“六字真言”的思维特征在于:
(1)言简意赅——以一当十。所以解读翻译要特别认真,必须把一和十分析清楚。
(2)因果链系统——字字在“开源发流”,关键在探寻源在哪里,才能“因”之、“借”之。
(3)点到为止——《园冶》是“启发式读本”,目的在授人以渔,没有标准答案。供人们学习作者的思路,这是大师的教学法:“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4)诱人入境——用现场感极强的文学描述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借景的全过程,目的在于帮人们学会入境体验、自谋经验,启发人们对风景园林设计建造的理解和想象。
“因”“借”“体”三字是指“入境”(进入物境、画境、悟境)的过程,到“宜”字时已开始立意和拍板,认定“随宜合用”(从适用出发),“因境而成”“裁出旧套”“小筑允宜”则是“除旧”和“小筑”。
而“借景”为“林园之最要”,是因为“景”为“园魂”。借景要做到“精而合宜”是难度极大的事情。
在《园冶》一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宜”字,在“宜”字上体现“能主之人”的艺术眼光、品位和设计建造水平。
《园冶》对中国园林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正如夏昌世先生指出的:“当日的条件问题,盖园林规划全由主人决定,却不通诀窍,而实际操作则为匠工,虽胸有丘壑,惜不识一丁点儿,难为文以传。若非计成、李渔等人精通其技,能诗善画,又富有实际经验,著书立说,则悠久的园林造诣将失传,而无从谈发扬了!”
《园冶》一书充分体现了汉语的优势:它仅仅用六个字表达了如此丰富和高深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汉语的优势;此14500余字,绝不亚于那些洋洋数十万言的所谓“巨著”和高堂讲章。汉语是智慧的语言。
从“六字真言”可以看出,《园冶》作者计成已经隐隐地感觉到风景园林(计成是“造园”这一术语的创始人)作为环境艺术的特征——中介性、生态性、场所性和磨合性。
亚历山大“中国粉”
不要忘记了建筑的社会性、历史性、公民性,不能把建筑看成仅仅属于建筑专业人员的事情。建筑要想健康成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必须深深植根于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我们把建筑看成像互联网那样联系着方方面面,这无疑是正确的。
《建筑模式语言》,是以亚历山大为首的专家群,经十年调查研究城市与建筑现状后形成的科研成果。这不正是建筑工作中运用互联网思维的体现吗?它启示我们,从事建筑事业特别需要互联网思维。请看253个建筑模式语言相互关联组成的网状图,这里的每一个语言模式都与其他语言模式紧密相连,它们共同体现了由城镇到建筑再到构造细节的思考—设计—建造全过程。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教授十年间全力以赴完成了一套三本的系列丛书,即《建筑的永恒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Towns,Buildings,Construction)、《俄勒冈实验》(The Oregon Experiment)。第一本是他对理论的阐述,第二本是模式语言的条文,第三本是在俄勒冈大学校园运用他的理论加以实践的总结。
三本书的组合很有意思,本身就构成一个系统,即形成实践总结—技术知识—科学理论三个层次。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伟大和朴实之处。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勤于实践、勤于思考提炼,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的道路。因此这些书内容丰富、充实,能有效地解决读者设计思路与建造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建筑模式语言》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提供对问题的简单的解答,而是为人们提供思考建筑问题的253个思路——建筑模式语言单元,并且将这些建筑模式语言形成的背景和历史交代得清清楚楚,供你思考后选择采用。
如何使用这些建筑模式语言?作者在前言部分专门提示了以下8个步骤:(1)复制一份模式语言的总目录;(2)大略地浏览这份总目录,并将你设计时可能需要的模式标上小记号,选出你中意的模式;(3)读一下有关的模式;(4)在目录表上做记号;(5)剔除你怀疑的某个模式;(6)把所需要的模式标定;(7)加上你自己的语言材料(构想);(8)将拟改动的模式加以调整,使之成为自己的一套语言。
作者在前言部分不无自豪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一些既可以用于写散文,也可以用于写诗的诗意盎然的模式语言。一旦你学会使用本语言,并尽可能地压缩到一起进行设计,它会使你的建筑造价尽量降低,同时又富有诗意。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觉得《建筑模式语言》一书堪称互联网思维的杰作。它认为,绝不能将城市规划、建筑形式设计看作平面构图游戏的语言,其特点乃是:(1)由浅入深,引人入门入胜境的生动立体的建筑语言;(2)经历了人居活动检验的有生命力的建筑语言;(3)见人见物见事件,有生活基础的语言;(4)能启发规划师、建筑设计师、建造师、园林设计师和室内设计师设计思路的建筑语言种子;(5)超前的、有互联网思维特点的建筑模式语言。
从事建筑事业特别需要互联网思维。
我赞赏恩格斯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精神是“思维的精神”,他称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我崇拜思维,思维是人最本质的特征。相对于学历(铜牌)、能力(银牌)、人缘(金牌)而言,思维是王牌。有正确的思路才能引导你走上正确的起点,才有成功的可能。
思维闯入互联网
期刊上和网上在热议互联网思维,值得学术期刊的编者、作者、读者关注。
我赞同“互联网思维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提法。有人总结互联网思维的特点和优势为:(1)是相对于工业化思维而言的思维;(2)民主化思维;(3)用户至上的思维;(4)产品和服务一站式思维;(5)带有媒体性质的思维;(6)扁平化的思维。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几条虽然讲到了互联网的属性和特征,但是也出现了误区,似乎是有了互联网后才有互联网思维,误认为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人的专利,互联网可以“包打天下”,那显然是不对的。其实,恰恰是思维闯入了互联网,才有了互联网思维。
所谓互联网思维,不过是已经存在多时的分散性思维、分析性思维等借助互联网这个新思路和新工具,更加显示出它们的思维方略的优势而已。
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去,别人也闯不进来……
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或深或浅,盖上布,以为不存在……
我要说,互联网能使人走出死角,互联网能让人伤口愈合,这乃是互联网思维最大的启示和思想功能。它是能让我们走出死角、治疗伤口、去除孤独的灵丹妙药。
互联网让我们进入更精彩的世界,走近另类思维;互联网让我们找到失散的老朋友,结交许多新朋友;互联网一下使人年轻几十岁,而且明白了“年轻”只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头脑中的一种意志;互联网真实地实现了“一天等于20年”的预言;人如果有了互联网这个“心中的无线电台”,可以达到生活几百年的境界。
建筑科学大部门
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1996年6月4日会见我时,提出建立建筑科学大部门的建议。
钱学森先生在这次会见时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随后,就正式提出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大科学部门——建筑科学。他说:“现在建筑科学里面认为是基础理论的东西,实际上是我说的第二个层次的学问,属技术科学层次,就是怎么把基础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即之间的过渡层次。现在建筑系的学生学的,重在技术和艺术技巧的运用,这是第三层次,实际上是工程技术层次了。”
“真正的建筑哲学应该研究建筑与人、建筑与社会的关系。”
“各位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门科学,就是真正的建筑科学。它要包括的第一层次是真正的建筑学;第二层次是建筑技术性理论,包括城市学;然后第三层次是工程技术,包括城市规划。三个层次,最后是哲学的概括。这一大部门学问是把艺术和科学糅在一起,建筑是科学的艺术,也是艺术的科学,所以搞建筑是了不起的,这是伟大的任务。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搞清楚了,也是对人类的贡献。”
1996年6月4日,钱学森会见《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主编鲍世行、顾孟潮,责任编辑吴小亚,谈论哲学、建筑科学、学术民主等问题
这里,他对建筑科学作为大科学的性质和特征做出全面准确的论断。随后,他在同年6月23日、7月14日、7月28日的信中,连续多次强调,要迅速建立建筑科学大部门。他说:“要迅速建立‘建筑科学’这一现代科学技术大部门,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求达到豁然开朗的境地。我想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建筑界、城市科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请考虑。”(见《钱学森论建筑科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75—178页)
溯源灵感破神秘
如今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已有70多年历史了,它与新中国同日生,是不朽的建筑杰作。设计和建造它的人当然是幸运的,甚至是永垂史册的。不少人竟然以为它是几百年前与明代的天安门同时修建起来的呢!
天安门观礼台既能满足现代国庆盛典观礼、休息、如厕、存储物品等实用需求,在艺术美学上,它又能起“站脚助威”的作用——它大大加强和扩大了天安门的威严壮丽。
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观礼台,只有天安门这个故宫入口的大门楼,将会是什么情景呢?可能天安门会让人感到“落落寡合”,气魄和气氛要差多了。观礼台是天安门城楼名副其实的“最佳配角”。初看起来它体量庞大,比天安门不知大多少倍,但是,广场建筑中的它“似有若无”。它像金字塔的底部,坚实有力地拥簇着制高点——天安门,而且观礼台也成为共和国形象的一部分。难怪观礼台的设计者张开济大师不无自豪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
天安门观礼台设计的灵感从哪里来?
最近,我看到亲历者的回忆,得到了一方面的答案。194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科长兼国家典礼局秘书的郭英回忆(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郭英的文章《目睹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时的国庆观礼台并没有今天那样坚固和壮丽,它只是为了贵宾观礼,在天安门前由北平的能工巧匠搭起来的由杉木、竹子和铁丝构成的多级平台。负责这一工程的是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同志。他当时担心这个观礼台不结实,还调来军区警卫营的人上去,一齐喊“一、二”,一同跺脚“实验”。结果证明“万无一失”才交付使用。事后张致祥风趣地说:“开国大典的观礼台要是‘垮了台’,那还得了!”
无独有偶,1917年11月7日,当时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开国大典的观礼台,也是由木材临时搭制成的,后来由苏联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舒舍夫设计成大理石和花岗石的不朽建筑——列宁墓。1924年才竣工,安放了列宁的遗体向世人开放,先后接待了7000多万名世界各地的来访者。1994年,列宁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可想而知,舒舍夫的设计灵感(包括位置、尺度、规模等方面)显然是受到原有木结构临时建筑的观礼台的启发。
北京和莫斯科两处观礼台由简易的木构平台演化成“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北京和莫斯科最初的木构观礼台告诉我们:老祖宗的水平是有限的,不要迷信他们,但又要尊重他们的原创性。作为临时应急的构筑物,它不可能十分完美,它颇像绘画作品的草图,开始可能粗陋不堪、漏洞百出,然而可贵之处在于原创性,属于原创性思维与实践。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北京天安门前和莫斯科红场搭架子、扎大篷,本身就需要有想象力和开拓魄力的。因此,这些临时建筑都成为后来不朽的建筑构思和发展的灵感基础。
后继者(设计者、施工者、管理者)正是在此基础上获得灵感。他们的贡献是将比较原始、粗放的临时建筑精心加工、提升,使其成为能满足国庆典礼需要的大气磅礴的经典作品,这乃是“点石成金”的杰出贡献。重视原生态文化(如临时性建筑、民歌、民居等),但又不满足于其原生态水平,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像天安门观礼台一样使其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