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2

凌霄新著《历史的德性》让我给他写序，首先我一看书名《历史的德性》，这个提法很好。再看他《写在前面的话》中说：“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历史的德性》，本意是想探究深存于中国历代王朝中兴盛衰亡的规律和始末缘由，即探寻深藏于历史和文明中的那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历来有‘以厚德而王天下，以不德而失天下’的深刻传统认知，因此我如此命名这本书正是希望能够抓住这条得失兴替的根本性规律，并试图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目揭示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很赞同他的这种想法，当然实际操作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这点他也意识到了，“深感主题之宏大、论题之深邃”，但他还是“毅然摒弃自我的一切卑微、顾虑和不利设想，专心致力于完成这件事”，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值得赞扬的一种勇气，值得肯定的一种努力。

“德性”本来是指的道德本性、道德理性、道德理想，而历史也是人创造的，不是一堆堆死材料，不是放在博物馆供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死文物，历史应该是有生命的，所以历史也应该有“德性”。历史的“德性”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人赋予的，人是历史的主人。我们今天一般把“道德”看成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

如果某种伦理规范说：你应该这样做。你果然这样做了，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即“缺德”。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道”意味着天道，表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德”意味着对天道有所得，即指人们认识“道”、遵循“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人称为“德”。“道德”一词意味着遵循符合天道的人之本性。所以，由道而德，尊道贵德（《道德经》），弘道崇德（《论语》），就是人道与天道打通，天人合一，人的生活获得了终极根据。在道与德二者之间，道一般是最高的价值范畴，而德则是道的外化和延伸。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道体德用，道本德末。道散而为德，德凝则为道。因此，违背道德，就不仅仅是个人品行问题，而是一个既悖天道、又逆人伦的事情，后来人们骂缺德的人是“伤天害理”，是“丧尽天良”等（拙著《中国文化通论》第八章）。“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是评价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用以衡量人们行为是否正当合理，代表了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可惜，当今社会，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很模糊，大家总觉得“道德”这个词很空洞，没有用，主要是因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主宰了我们的社会，加上传统文化教育缺失严重，遗失了“道德”的本意，因此我们正本清源。

说到“德”的产生，中国古代人认为，每一个族群，不同的血缘关系，生长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信仰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德”。《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这里“成而异德”是说，两人生之性虽然相同，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两地不同风习的影响，黄炎两帝所成型的现实地表现出的性格、喜怒爱好及品行却极不相同，成为“异德”，由于“异德”而形成两个不同的“族类”。

这种意识后来发展为一种历史道德观，认为道德是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因其部落或氏族是靠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部落或氏族内部往往保持着一种比较和谐、平等的关系，其首领也可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调动集体力量、维持氏族的生存或对外部氏族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大概就是老子、《礼记》所说的“大道通行”的社会，或者是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不过在那样的时代可以说是有“德”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德”，不像后来人们明确地意识到了“德”并求以“德”为治。从“五帝”开始，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德治”传统不仅从观念上逐步地被意识到了，而且也逐渐地被化为政治实践，其中以尧舜禹最为突出。尧舜德行远大，孔子“祖述尧舜”，其思想远宗尧舜之道。他编定“六经”，于《尚书》上断自尧舜以下，使尧舜成为儒家道统传承中的关键人物，成为历代儒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典范和理想社会模型。

当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各家各派出于自己的立场，对上古史有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重构，使得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于是追求历史的真实就成为史学家的奋斗目标。问题是，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历史？即便有，谁能绝对还原真实的历史呢？所以就历史而论，历史就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这就需要提到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从学术演变过程来看，经学与史学经历了“先秦时期的同源相兼、相辅相成，到汉代开始分化，隋唐正式分离，宋明清各自发展成熟”的过程。先秦时期“六经”本来就是史料，经孔子整理成为经，故“六经”亦经亦史。汉代经学地位提升，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之源，史学也随着《史记》《汉书》等的出现，如《汉书·艺文志》使史籍依附于经书“六艺略·春秋家”下，出现“史附于经”的现象。魏晋时期，曹魏时荀勖分书为甲、乙、丙、丁四部，经在甲部，史在丙部。隋唐时期，《隋书·经籍志》分书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以经为根，以史、子为干，以集为枝。根、干、枝构成传统学术的整体，全面表明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构与体系，使得经学的价值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渗透到史学、诸子学和文学当中。

近代以降这一传统的结构与体系又经过了革命性的转变，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的“七科之学”的转变过程。对于这一转变的利弊得失、功过是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反思。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史学派认为经学已死，要结束经学，使变为史学。这种史学观成为主流，一直影响到今天。

凌霄是一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年轻学人，也免不了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但他在探索新的写作形式和研究方法。他把历史和文学结合起来，他的第一部作品《故史新谈：一世繁华几经流年》，就是汇集了他研究中国古史的心得，以现代的书写方式和阅读习惯为读者展示久远的民族历史，以拉近读者与史书的距离、拉近古人与今人心灵的距离，以引起更多的读者对民族历史和经典的关注、阅读与传承。

《历史的德性》这部作品也是在当今史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有作者独立思考的一部通俗读物，很多观点也是学界研究成果的通俗化，他用一种相对个性化的语言，带着引发思考的口气和期待，写成了这部既具有一定学术基础，又具有可读性的作品。在《写在后面的话》中，他说：“在浩瀚的文献史料和新的考古发现、新材料的利用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中不断进行搜索、探寻，这部作品并非是以传统视野和方法进行写作的学术作品。”可以看出，他是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以及考古资料、民间传说等的基础上尽可能形成自己的思考、发现和评价，此举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观点我认同，有的观点我也不认同，有的观点也会引起争议。对此，我们应该以和而不同、包容、宽容的态度对待他和他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他选取了“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全书主线，在《写在后面的话》中，他说：“从文明的诞生开始写起，依据文明在时代社会中的客观发展和演进规律为线索，对史料进行有机的选择、整合与叙述，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特性。”这个思路很好，不过，对文明定义、本质、文明与德性的关系等问题，凌霄似乎还不是很明确，把握得还不够到位，需要在研读经典的基础上深化对中华文明史、中国历史的宏观认识和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准确评价，写出真正反映中华文明本质特征、体现历史德性的作品来。我期待着、盼望着。是为序。

韩星2

辛丑立夏日于北京良乡

2 韩星: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