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女人没有过去，女人没有历史

女性史的故事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

肯定会有人说，是这样没错，但这也很正常啊，毕竟掌握政治大权，主导经济、政治、文化的，都是男人。的确如此，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没人写一部历史来解释一下这种垄断，这种驱逐？为什么继续参与这个神话的复制，而不是提出疑问？为什么一直讲法国国王的故事，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法国没出过女王并思考一下原因？毕竟我们的邻国英国和奥地利都有过女王……为什么总是说普遍选举诞生于1793年，1848年再次确立，而不说明一下——仅限于男性？不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给女性投票权？不仅如此，这难道不也说明，只有掌权的人才能被写进历史？可是，历史本不该只关注拥有权力的人……一旦我们转向社会史，一旦我们从国民议会的半圆阶梯议事厅里走出来，离开宫廷与内阁，走向乡野，走向小作坊，走向马路与大街，就会看见更多女性的身影。

问题在于，要书写历史就需要有史料，而绝大多数史料是笔录而非口传。那通常情况下，笔握在谁手上，是谁写了又写呢？男人。

还不是因为长久以来，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教女性读写。而那些极少数会写作的女人，还需要找到出版商来出版她们的作品，不然她们的作品就很难流传至今。因而为了书写女性的历史，需要找到手稿、史料等之外的线索和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和女性史所面对的困难，工人阶级、外国人、非白人种族、殖民地土著等其他受压迫的群体，同样在面对。

女性在历史学科中的隐身对应着女性在大学中的隐身。显然这不是简单的巧合，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所有法国大学的教授都是男性，女性最多只能获得助理的职位。她们不是不做研究，也不是没有产出，只是她们的劳动成果既没有机会发表，也不会帮她们敲开研究机构的大门。那几十年里，如果没有妻子或女秘书帮忙审校手稿再打印出来，有多少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能产出工作成果？这些无名的女性通常还要做文献梳理的工作，而这一切获得的承认，往往不过作品开头一句模糊的致谢——“致朱莉”。朱莉，我们如何知道你是谁？我们如何知道你为这部著作做出过什么贡献？

“她的历史”

幸好，事情有了转机。20世纪70年代，法国大学学界先后迎来了米歇尔·佩罗、安妮·克里格尔、马德莱娜·勒贝里乌和罗朗德·特雷贝四位女教授，很快又有更多人加入。这些女学者也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在朱西厄的大学校园（指的是巴黎七大[1]），包括米歇尔·佩罗在内的三位女性历史学家发起了一轮题为“女性拥有历史吗？”的研讨会。十年之后，在圣马克西曼举办的主题为“一种女性的历史是可能的吗？”的学术会议汇集了多位历史学家，其中女性占多数。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到了90年代初期，五卷本的《女性史》诞生，主编是乔治·迪比（他其实没做什么，但大概总归需要一个男性出现在封面上吧）和米歇尔·佩罗。1998年，又有一场学术会议在鲁昂举办，这回的主题是“一种没有女性的历史是可能的吗？”。三个问题的演进——不难看出是故作天真——很好地体现出这二十年间历史学科不断叩问自身所取得的进步：在此期间，选择做女性相关研究的女性学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第一批女性史研究的学术刊物创办出来，女性史领域的国际交流也开始出现，因为全世界的高等院校都在朝这个方向奋力开拓（美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处于领先地位，也是她们率先呼吁用“herstory”表示历史，代替原本的“history”）。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影响也波及人文社科的其他领域，先是社会学，然后是人种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都开始对学科中女性的隐身问题进行反思。

各个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纷纷觉醒，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女性权益斗争而言，这十余年的意义至关重要。70年代是“妇女解放运动”诞生的年代。1970年夏天，有人在无名战士墓前留下一束鲜花，上面写着“比无名战士更无名的，是他的妻子”[2]。“妇女解放运动”自此象征性地开启了，一支颂歌很快传唱开来，开头的几句歌词就是这一章的标题——“女人没有过去，女人没有历史”。把历史还给女性的时刻，终于到了！

承接1968年的“五月风暴”，20世纪70年代同时见证了一个重大的整体转折：被压迫的男男女女终于获得了开口讲话的机会，被排除在外的、被迫噤声的、被埋没的，都被听见了。在广大的妇女群体之外，穷人、移民、同性恋者，乃至美洲印第安人，每一个曾在征服者主笔的历史中沉默的人，都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剩下要做的，就是打破“普遍性”这个迷惑性的概念，让所有人看到所谓的“普遍”，实则意味着“（富有的欧洲白人）男性”。穿越烟幕，我们会发现背后在运作的是一种高度性别化的两性认知。其中“女性”的内涵自然是固化的，“男性”其实也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社会性别关系、文化性别关系、政治性别关系的研究自此开启，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在城市里、在家庭中、在夫妻间分别占据怎样的位置，扮演怎样的角色？在研究中，女性不再被晾在一边，问题的重心转向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以及两性各自的位置和角色。在美国，学科史上的这一演变被称为“性别研究”。女性的历史转化为“性别”的历史，也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社会性别和文化性别的历史，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需要研究男女两性在不同社会中的地位是否不同。结果一目了然：人生来有男有女，这一点在哪里都一样，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空间，两性在不同社会中的地位却有着极大差别。因此我们可以说，性别存在着两个维度：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总而言之，在历史中发展演变的是社会化的性别。认识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在女性史之外，开启对阳刚、男性特质、同性恋等其他诸多概念的历史溯源。

然而在法国，由于存在思想观念上的抵制，“性别史”这一术语的确立花了不少时间。毕竟，有一部分人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一个小孩算小男孩还是小女孩，不是生下来就能确定的。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之所以害怕用性别建构的方式阐释社会性别，是因为内心深处恐同。“性别研究”这一正确的术语在巴西和匈牙利的一些大学甚至被禁止，改叫“性别理论”，而抵制者往往有发表过恐同言论或支持过“恐跨”[4]政策的“光辉往事”。第一部敢于在书名中使用“性别”一词的法国历史专著——《变动中的性别：男性与女性，从中世纪到今天》，直到2003年才面世，比美国晚了近20年。

“交叉性”这个概念也丰富了女性史以及之后的性别史的研究。所谓“交叉性”，指的是交叉研究各种形式的压迫，以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会有怎样的相互作用，比如研究阶级压迫、性别压迫、种族压迫在同一群体或同一个人身上，会如何叠置起来，施加复合的影响。将这种研究方法命名为“交叉性”的是美国黑人社会学家金伯利·威廉斯·克伦肖。她研究了美国黑人女性所遭遇的双重歧视，结果发现她们遭遇的这些歧视既不同于白人女性，也不同于黑人男性。转入史学领域之后，交叉性这一源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格外切中要害，有效避免了女性史滑入占据支配地位的女性（有钱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历史。也督促历史学家们加倍留意女性群体内部的压迫机制和不平等。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女性史研究都对殖民地的情况视而不见，而性别问题又不在殖民研究的讨论范围之内。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兴起，后又来到英国的“底层研究”（或称“庶民研究”），聚焦被边缘化的人群，旨在重建边缘群体的角色，恢复其话语权，然而对于女性议题，这种研究起初却是漠不关心的。“交叉性”出现之后，透过性别视角分析殖民的研究多了起来，非常鼓舞人心。就法国国内而言，《克利俄》杂志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样，在同性恋研究领域最初也存在着类似的隐形歧视，对男同的研究远远多于对女同的研究，后者明显落后于前者。好在女学者们正在迎头赶上，法国的克里斯蒂娜·巴尔就是领导者之一。

要书写受压迫者的历史，尤其是书写女性史，还要警惕另一种错误的倾向，那就是陷入受害者叙事。女性历史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可能导致的问题：这样的叙事会将女性简单地描述为受压迫者，遮蔽更多的面向，否认女性自身的能动性。

在法国，女性和性别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已经确定下来，发展得还不错。三所大学设有女性史教席，多所大学开设了女性或性别研究的硕士学位。近年来这一领域的学术研讨也日渐频繁起来，每年都有不少关于女性史和女性主义的著作（包括百科全书）面世，读者可以从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中窥见一斑。对女性主义文献的关注，以及对更广义的女性历史档案的关注越来越多。顺便一提，这种关注也有其历史传承：你听说过埃莉什卡·樊尚和弗洛里斯蒂娜·莫里索吗？她们在1914年向社会博物馆捐赠了超过60万本私人藏书和文献，希望建立一所女性主义学院，可惜后来那些书都遗失了。还有玛格丽特·迪朗和她创立于1932年的图书馆，我们之后会详细谈到。近年来，国家和大区级别的文献机构多次发起了针对女性档案的征集，号召法国人翻出母亲、祖母和外婆留下的故纸堆，发掘被忽视的珍宝。就连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都在为女性史留出空间，尽管大多数努力似蜻蜓点水，比如在教材里设置一个跨页专题，或者要求学生“画出一位（一位就够了吗？）你心中伟大女性的形象”之类的。我们真正期待看到的是更彻底的反思和改变，让性别意识真正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得到贯彻。

最后还应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上述进步就掉以轻心。以谟涅摩叙涅[5]协会为代表的一些性别史协会和联盟通过调查发现，2018—2019年的中学课程设置在性别意识方面出现了明显倒退。另外，性别研究对少数群体的关切还远远不够。LGBTQIA+的历史值得在教学中占据更重要的篇幅。十多年前，巴黎市政厅就做出过相关承诺，至今尚未兑现。此外，高等院校的性别研究学科及“交叉性”这一研究方法所受到的攻击，近年来也从小圈子内蔓延到了极右翼，企图谋求更大的声量。最近几年，抨击“性别理论”的报刊文章只增不减，往往还伴随着对“土著运动”[6]的污名化，甚至登上了《费加罗报》。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对性别研究研讨会的攻击。学者（尤其是女学者）的名单在“政教分离反对派”等极右翼组织内流传。作为代价，学术自由受到了严重威胁。

贝克德尔–华莱士测试

“贝克德尔–华莱士测试”最早出现于美国连载漫画《不可轻视的女同性恋者》。在《规则》（1985）这一话中，作者艾莉森·贝克德尔以其好友莉兹·华莱士的一个点子为灵感，创造了这个测试，以评判一部电影的性别歧视程度。“贝克德尔–华莱士测试”仅包含三条标准：

第一，作品中至少要出现两个女性角色；

第二，两个女性角色之间至少交谈过一次；

第三，她们所谈论的主题不能和男人有关系。

看上去很简单是不是？真的做起来，没有几部电影能通过，不信试试看！这个测试启发了诸多致敬版本，揭示出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肤色歧视和有效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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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七大：官方名称为巴黎狄德罗大学，当年主校区在朱西厄。

[2]1970年8月26日，妇女们在巴黎凯旋门敬献花束时留言。

[3]原文用了一个hystérique（“歇斯底里的”）与historique（“历史的”）的谐音梗。

[4]“恐跨”：“跨性别恐惧”的简称，指对不符合社会性别期望的个人产生厌恶、排斥或恐惧等心理。——编者注

[5]谟涅摩叙涅（希腊语：Μνημοσύνη）：希腊神话中司记忆、语言、文字的提坦女神。

[6]“土著运动”：原指拉丁美洲的一场政治和文学运动，在法国其含义发生转向，被用来指代捍卫后殖民时期移民人口身份的思潮。“土著运动”被反对者批评是在利用反种族主义的话语来促进反白人的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