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放手，亲自照护

当医生确诊父亲有阿尔茨海默病时，我以研究学问的态度与方式，去认识它、接受它、面对它，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母亲过世，妹妹由温哥华返回台北奔丧，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了解这个病症，能够携手共同照护，但她不接受医生的诊断结果，还表示，父亲是正常的。她不愿意去了解认知症，甚至认为我与医生串通，以父亲罹患认知症为由，想要搬回父母家住。

那一刻，我知道只能靠自己为父亲规划新生活，为他建立规律化的生活。就这样，我选择了离开职场，参加各种与认知症相关的训练、研讨会，规划并陪伴父亲参加非药物生活方式的活动，安排他到日间照护中心，让他参与团体活动。为了稳固深层记忆，数度陪伴父亲返乡探亲与扫墓，以怀旧等非药物生活方式的活动帮助父亲，转移他对母亲的思念，稳定他的情绪，帮助他建立自信心。

我妹妹不承认父亲有认知症，也不愿意接受专家客观的意见，似乎觉得认知症是一种见不得人、羞于说出口的病。想要共同建立照护体系，但家人如果一再争论，就只有冲突不断，对如何照护父亲毫无帮助。

类似的情形和电影《萨维奇一家》(1)中的剧情一样。兄妹俩对认知症的理解有分歧，对父亲的照护方式有不同的认识，对人生的最后一程有不同的期望。

在影片中，兄妹俩的父亲行为异常，比如用自己的粪便在镜子上写写涂涂，搞不清楚子女的职业，甚至不记得当天的日期。经过医生的检查，被确诊为认知症。哥哥菲利普是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区的教授。他主动去了解认知症，在水牛城寻求照护认知症患者的养老机构，以便可以就近探望。妹妹劳拉却希望找一个环境较优雅但不接受认知症住民的养老机构，想要刻意隐瞒父亲罹患认知症的事实。在遭到许多养老机构的拒绝后，兄妹之间终于爆发了冲突。

无论东西文化有何差异，类似的剧情都有可能发生，会使家庭成员在照护认知症长者方面发生冲突。

我的做法是，不再争辩，自己扛起照护责任。

我只有一个想法，父亲给了我生命，我回馈他十年或十五年的话，也只是占我人生中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的时间，是值得而且是应该的。

我的父亲，他生我养我，从未要求过回报。我若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会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如果置自己的父亲于不顾，那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何在？

很多年前，我早就做好准备，提前做好了个人财务规划。我明白，如果我不照护父亲，是不会有人照护他的。我也考虑过送他去养老机构，但我与妻子去看过之后，不约而同地双双落泪。我们都知道，以父亲的个性及状况，送他去养老机构的话，一旦他出现精神行为症状，极有可能会被约束，到时候他一定会抗拒。如此恶性循环，后果将不堪设想。身为人子，我实在不忍心看到那种可能的结局。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在照护父亲的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他，对人生有新的见解，也体会到什么是平凡中见伟大的父爱。同时，也因为照护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我才有机会集中精力去研究认知症。

说起来也有些讽刺，如果父亲没有患上认知症，母亲没有突然过世，我必然不会离开职场而选择专职照护父亲。为了协助他减缓认知退化，帮助他稳固深层记忆，我陪他返乡探亲，造访他过去成长、求学与居住过的环境。过去，我没有机会认识与了解父亲，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我的父亲是权威型人格。

原有记忆中的父亲在1958年从军中退役，但心里一直怀念军旅生涯，话里话外永远是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等，对我的教育永远是打骂，而不是理性的沟通。

还记得小时候过年，他给我买玩具枪，但也因他童心未泯，经常和我抢玩具枪玩儿。我如果不让他玩儿，他就用脚将玩具枪踩坏，这样谁也玩儿不到，以这样玉石俱焚的方式来教育我的任性。

小学时，我与同学到学校隔壁的游泳池游泳，只因为没有事先告诉他，刚回到家就被他当着客人的面一顿痛打，直接上的是棍子与皮带。

每当他事业不顺以酒浇愁的时候，我如果还敢和他顶嘴，立刻就能得到几巴掌或加上棍子或皮带“伺候”。

他经常收集所谓的“家法”，即各种藤条与棍子，如果这些都打断了，腰上皮带还可以拿出来继续“执行家法”。

父亲一方面要求我好好念书，另一方面却经常让母亲约朋友来家里打麻将。我念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时，虽然学校附近就是家，我却只能在外面吃了晚饭后留在学校念书。念台湾大学时，每周七天都在学校上课与图书馆念书，就是不想回家见到他，经常都是在晚上十一点，等他睡了之后才回家。我们父子俩，最好抬头低头都不要打照面。

易怒、暴力、常喝酒与酒后满口粗话，是我对父亲原有的印象。我曾经告诉自己，最好早日和他撇清关系。不可否认，父亲在事业上虽然没有很大的成就，但能让他的家人丰衣足食，让我们兄妹俩念书没有后顾之忧。

想归想，但为了继续顺利完成学业，我也只好忍气吞声，忍耐他的坏脾气与暴力行为。

后来，我学成后回台湾教书，把留美期间打工赚到的几万美金，作为出国念书的所有费用还给了他，自以为从此不再欠他了，再也不用受他的气了。当时，他还告诉亲友，虽然我还的是等额的美金，但由于汇率浮动的原因，他给我的钱仍然比我还给他的钱多(2)。

随后二十年，我在外面工作和生活，基本上只顾埋头于自己的事业，尽量不与他接触，偶尔周末才回家探望他们。当时，我考虑到健康，将之前胖了半辈子的身体，从将近200斤减到130斤。回家探视父母时，母亲告诉我，父亲发现我瘦了，担心我是不是没钱吃饭了，所以想要拿钱给我。这个时候，我才开始领悟到什么是父爱，才开始试着运用所学的人格与行为的分析，重新了解我的父亲。

母亲过世后，我担负起照护他的责任。在他出现轻度认知症时，为了帮助他稳固远期的记忆及加强近期记忆，我陪他到四川成都，参加他黄埔军校十九期毕业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让他重温十八岁，在草堂寺和西教场出操上课的回忆，从这些叔叔伯伯的口中，重新认识父亲，知道了他的聪明、认真、敬业与投入，对人大方，重义气，信守承诺。

后来，陪他多次返乡探亲，到他出生、成长及念书的环境，希望能增加他的自信心。从亲戚口中，我得以重新认识父亲对家庭每位成员的照顾，不求回报，只管用心付出。

陪父亲到我幼年成长的每一个地方，希望他回忆起过去曾经与母亲一同筚路蓝缕、辛苦走过的岁月，通过稳固的长期记忆来树立自信心。从过去邻居口中得知，父亲结婚刚退伍时，找不到工作，怕有限的退伍金有一天会被坐吃山空，曾经到市场卖过菜；经营书店时，和母亲一起照顾生意，全年无休；后来，从事塑料厂、针织厂、汽车零件等生意，他都因为认真投入，由门外汉到入门上路赚了钱，但也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挫折，而只好通过不断转行来逃避现实。

此刻，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父亲，一个平凡中见伟大的父亲。

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与兄长自小离家，从闽西（确切地说是宁化）到福州，念福州英华学校。抗战时投笔从戎，到成都念军校，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如何扮演好父亲这个角色。军事化的教育只训练出他的权威人格，传统中国式的父爱，只要求子女念好书以及自己努力赚钱，好让家人衣食无忧。

所以，不管他如何报警，妄想当儿子的我要谋财害命，我与妻子都愿意照护他，由疑似轻度发展到中重度认知症的父亲。在照护他的过程中，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经常会唱起那首老歌“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只是将歌名改为了“他不重，他是我父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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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注：主演菲力普·塞莫尔·霍夫曼（1967—2014）是第7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得主，作品有《点球成金》《红龙》《碟中碟3》《天才雷普利》《木兰花》《饥饿游戏》等。

(2)编注：1985年，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达到历史最高点，40.5元台币兑换1美元，1美元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5.2元。到后来，大约是2001年到2004年，作者把留学期间的费用还给父亲，当时1美元兑换34元新台币。到2021年11月，大约27元新台币可以兑换1美元。

(3)编注：原名为He aint heavy, he’s my father。据维基百科的记载，这个句子最早出现在苏格兰人威尔士在1884年出版的著作中。1943年，某慈善机构创办人佛莱纳根看过一幅同名素描之后，遂将此作为机构的使命。196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经过英国冬青树乐队的翻唱后，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