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语言影响国家外交活动
由于使用语言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对同一外交文本内容的理解也会存在着差异，各国对于同一外交文本内容的翻译也不尽相同，有时会南辕北辙。历史上由于各国语言的差异，影响国家的外交行动，甚至影响国家命运的案例比比皆是。
清政府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由于中文和英文的差异，导致本来条约中没有丧失的权益，也因为翻译的不同而被迫丧失。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由于语言差异带来的思维和理解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司法审判权等方面丧失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关税权利方面，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据此，清政府的权利就仅仅是制定一部所谓“公平”的关税。尽管清政府拥有完全的制定权和公布权，即法律条文规定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作为《虎门条约》一个部分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却将26类160余种货物税率用“中英协议”的方式确立下来，清政府也就因此承担了相应条约义务。也就是说，虽然制定关税是清朝政府自己的事，但涉及具体的货物，税率得两国商量着来。因此，事实上清政府改变税率的权力丧失了。负责外交谈判的清朝官员被条约开头的几句官话糊弄住了，大笔一挥爽快地签订了条约，却稀里糊涂地让中国失去了近一个世纪的关税自主权。
在司法审判权方面，《虎门条约》第六款明确记载：“倘有英人违背此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理，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这原本是根据清朝的要求写入条约的，本意是禁止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结果变成违禁英人的处治权归英国。（4）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伤害”的表述，使这项原本由英方担保禁止英人前往中国大陆腹地的条令，变成清政府保证违反禁令的英国人不受伤害的承诺，其条约内容的实际意义大变。这样一个失误使中国丧失了对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这项重要的权利。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传统及综合实力存在着差异，其外交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历史悠久，其语言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闭关锁国的清朝，难以接受他国语言文化思维，难免在外事活动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进而对国家的外交间接地产生影响。清政府在与他国签订条约时，对于条约中的内容只是从自己的语言定义出发，按自己的语言含义和表述习惯来理解国际条约，这便和实际语义产生极大的出入。从这一时期外交实践来看，清政府面对大英帝国不仅没有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也缺少专业外交和英语人才，更别说还有“天朝上国”封建思想的作祟。因此，即便在条约文本中千篇一律地用着看似详尽、避免事端的语言，但事实上却是模棱两可、存在多方面歧义，最终导致自身利益的损伤。
2001年4月1日，美方派出EP-3侦察机飞到中国沿海实行抵近侦察，对此中国军方派出军机对美机进行跟踪监视。在飞行过程中，美方飞机突然违反飞行规则转向中国军机，导致中美军机相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方侦察机事后在未得到中国允许的情况下，闯入中国领空迫降在中国的海南机场。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美国一直借助自己的话语建构自己的正面国际形象，逃辟责任，尤其是美国政府用了似是而非的所谓“深表歉意”的语句代替了应该表示道歉的表达。
在相关的外交谈判中，由于中国要求美国必须作出道歉，美国外交话语逐渐向低姿态转变，并采取适当的措辞来表达对中国的歉意。《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4月7日报道分析称，北京坚持美国应该向中国道歉，目的是让美国承认此事件中自身的过失责任。（5）因此，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道歉”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美国媒体和舆论普遍表示，如果共和党政府选择“道歉”一词，那就意味着不仅是美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将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威信，并对布什政府的中期选举以及连任产生不良后果。美国政府心里也很明白，“道歉”不仅仅意味着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同时将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一旦美国向中国“道歉”便给中国以口实，使得中国可以借机审判美国飞行员、进行赔偿、要求美国结束对中国的抵近侦察。4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美国政府致中国的外交信件。信中表示：“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方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已表示了真诚的遗憾。请向中国人民和飞行员王伟的家属转达，对飞行员王伟的失踪和那架飞机的坠毁，我们深表歉意。”信中所用的语句是：对此次不幸事件表示“遗憾”（regret），对中国飞行员王伟的家属表示“哀痛”（sorrow），信中还两次使用了“深表歉意”（very sorry）。
就外交学而言，“遗憾”和“道歉”两词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单从语义表达上分析，英语中regret（遗憾）和apologize（道歉）有差别，在汉语中也有差别。其差别的程度以及表达的态度则取决于特定语境中言者的本意和听者的理解，在某些情境下语义可能很相近，也可能差别很大。在外交语言使用中，“遗憾”和“道歉”则蕴含着不同的政治含意（6），最大的区别是“道歉”有承认错误的意味，而“遗憾”没有。在英语中，如果用“apologize”，除了表示歉意，还有“认错”（admitting fault）之意，美方不接受这一说法；而“遗憾”的英文“regret”有抱歉的含意，但没有承认错误的意思，对此中国难以接受。该事件的最后解决办法是，美国在声明中，除了使用“遗憾”一词，还以“不幸”（unfortunate）和“悲剧”（tragic）等词叙述事件，以委婉地表达歉意。另外，美方使用了含义介于“apologize”和“regret”之间的“very sorry”来表达歉意，既保住了美国的面子，同时给了中国一个台阶。（7）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交往基石是国家的硬实力。在中美撞机事件之前，也发生过美国军舰撞沉日本渔船的事件，美国政府也没有表达过所谓的“道歉”。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使用“very sorry”来表达对事件的态度，已经算作对中国国力的承认和事实道歉。
主权国家的对外语言实践表明，语言不仅塑造着国际社会，书写着国际秩序，在国家的外交实践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软实力”说法流行之际，语言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更是成为影响国家实力与地位的重要因素。同样，语言作为一种对外交往工具，是沟通国家间外交关系的桥梁。不同语言对于同一外交事件的不同表达，往往成为影响国家间交往，甚至影响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其语言必定是国际社会流行的语言；而一种语言的兴盛，必定是以该母语国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来支撑的，这铁一般的定律已被无数历史事实鉴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之际，如何在世界范围扩大中文的国际影响，并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1）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7）：157．
（2）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2）：25．
（3）孙吉胜．国际关系中语言与意义的建构——伊拉克战争解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5）：50．
（4）程英姿．从《南京条约》看中西体制和观念的碰撞——中国近代化必要性的案例分析[J]．太平洋学报，2008，（8）：89．
（5）何芳．语言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作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54．
（6）贺文睿．模糊性外交语言的翻译原则与策略[D]．信阳师范学院，2015：24．
（7）高睿．论政治外交语言中模糊策略的语言与语用实现形式[D]．北京交通大学，200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