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称谓的作用
指示功能是称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称谓标记讲话者身份或态度，反映交际双方关系。在国家间称谓中，其隐喻功能包含的信息更多，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称谓的指示功能
称谓的指示功能，即称谓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描写的功能，又称认知功能。这是称谓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在对外交往中不带有感情色彩的官方正式称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指示功能。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国家交往源远流长。在朝鲜半岛发展的历史上，这里曾出现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常常以其国号呼之。1392年李成桂开国，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取“朝日鲜明”之意，定国号为朝鲜。由于是李成桂开国，历史上这个国家也称其为李氏朝鲜，一直持续了500多年，“朝鲜”这个名字已经根深蒂固。甲午战争后，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于是李氏朝鲜决定放弃“朝鲜”这个称号，遂于1896年改国名为大韩帝国，以示自己的独立。现在的大韩民国，显然是秉承了大韩帝国这个名字，简称就成了韩国。
（二）称谓的隐喻功能
称谓语包括直接称谓和间接指代。在称谓语中，称谓语的间接指代更能体现发话人的身份或态度，反映交际双方的关系。在人类的语言发展过程中，称谓语的“创造性使用”特别是“有意误用”时有发生，这就是称谓语的隐喻用法。无论是词语的“创造性使用”还是称谓语的“有意误用”，称谓语隐喻用法的产生及其解读，与人的认知能力、交际者的关系和语言使用的语境密不可分。这里的语境是指认知语境，既包括文化语境、语言语境（上下文），也包括具体语境（言语活动场合）。对隐喻意义的解读要求受话人进行动态的推理。称谓语的隐喻用法往往用来表达交际者之间的亲疏程度以及发话人的情感和态度。称谓语隐喻用法的表达分为正极（尊敬友好）和负极（讽刺攻击），相应地，国家间称谓也有正极和负极之分。
1．正极尊敬友好
（1）中国与古罗马。古罗马有一句谚语：“人离得越远越受尊重。”这一谚语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将自己对美好事务的思念和向往，寄托在遥远的民族身上。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证例。正因为两个国家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人民彼此间了解甚少，因此只能借助想象和猜测形成对方的体形面貌和道德状况。可以认为，这时期是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羡慕的时期，种种美好的传说在民间流传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彼此心仪直到16世纪东西方两大文明间真正相遇为止。“大秦”称谓是由中亚人创造。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Qin（秦国）。这个名称既是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国的名称，也被称为统一后中国朝代的名称，以后便流传下来。China就源于Qin（秦），指中国。而在中亚民族的心目中，罗马帝国是一个疆域比秦国更辽阔、国力更为强大的国家，故称为“大秦国”。这个词被中国人民采用，以称呼罗马帝国，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罗马帝国的敬意。当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大秦国”国民是“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其人质直，市无二价”（3），而在通往大秦国的路上没有匪徒。罗马帝国灭亡后，中国又以“拂
”来称呼东罗马帝国。
与上述内容相对应的问题是：罗马人对中国人怎么称呼呢？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inae、Serica、Seres），拉丁文Seres原意是“有关丝的”。一般而论，中国人如同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居民一样为罗马人所熟悉，是遥远的东方国度，然而中国的特产丝绸与众不同，因而中国被称为“丝绸之国”。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中国人非常高大。中国人和希腊—罗马人固执地相信对方与自己相似，只是比自己更高大和富有一些而已。而公元四世纪西赛尔对赛里斯人的描述更印正了罗马人对中国的正极友好的形象呈现。（4）
（2）美日。日本将“America”翻译成“アメリカ
米利加”，即“米利坚合众国”，简称“米国”，与中国对“America”的翻译中带有“美”的含义相去甚远。在当时的日本看来，America的主要特点不在于“美”，而在于拥有吃不完的米山面海。America是真正的农业大国。“米”原是人们必需的食粮，对于亚洲人来说尤为如此。日本用“米”这个字来称呼美国，这无疑代表了日本人对美国的具体的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日驻军。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在旧金山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即《日美安保条约》。该条约奠定了日本屈从美国的法律基础，可以使美国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使日本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跳板。时至今日，美国一直都视日本为其最重要的盟国，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石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日本对美国称谓的正极隐喻也不会改变。
2．负极讽刺攻击
（1）中俄。中俄交往由来已久，中国元明清时期称俄罗斯为“罗斯国”或“罗刹国”。而罗刹国也指大海中食人的罗刹鬼聚居之所。史料记载：罗刹国经常侵扰中国的黑龙江领域，对当地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进行野蛮杀掠。用如此名字称呼俄罗斯，可见当时中国对俄罗斯是一种恐惧的心态。除了“罗刹国”这一称呼外，中国还曾用“老毛子”来称呼过沙皇俄国。沙皇俄国最初源于莫斯科公国（1283—1547年），经过不断发展和对外扩张，到彼得一世，特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已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清朝后期，国力衰落。沙皇俄国乘机南下，强迫清政府割让黑龙江外大兴安岭以北原属中国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大片领土，并开始向东北腹地渗透，疯狂攫取利益。在不断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沙俄制造了包括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在内的多起惨案，残忍杀害包括汉族在内的当地各民族同胞。沙俄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老百姓的愤慨，“老毛子”一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结合俄罗斯人的外貌特征和性情而使用的。后来，蒙古族人用蒙语拼读俄文“ROCIA”时，在“R”前面加一个元音，因此，“ROCIA”就成了“OROCCIA。”清朝时，蒙语的“OROCCIA”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而英语中，俄罗斯（Russia）也与“罗刹”相近。及至乾隆年间官方修订《四库全书》时，将元代译名为“斡鲁思”、罗刹等名称正式改译为“俄罗斯”，从此终止了自元代以来对俄罗斯译名混乱不统一的局面。
（2）中朝。自清末开始，长期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就开始向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渗透和殖民。在日本向中国渗透的初期，在华人员多数是日本军人。为实现日本对中国侵占的长远的战略目标，日本需要对占领区进行日常统治和人员管理。基于日本本国人力的局限、路途的遥远以及费用等问题的困扰，日本人不可能从本土迁来大量的移民。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从当时已经实现“日韩合并”的朝鲜半岛征调大量人员来华。这些人由于之前接受了所谓“日韩同祖”的教育，来华后行为不端，被当地华人称为“二鬼子”。但是征调来华的“二鬼子”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所以这些“二鬼子”警察无法得到日方给予的任何武器，不得不将妇女用于洗衣服的棒子当作打人的武器。由于这些“二鬼子”来自古代被称为高丽的地区，且行为粗野、凶恶，中国当地的老百姓也在背地里叫他们“高丽棒子”。对此，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清乾隆十六年版的《皇清职贡图》第一册中也有所记载。因为具有很大的歧视性，“高丽棒子”这个称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官方所禁用。按照黄普基的观点，棒子原本写作“帮子”，最初的意涵是明清时期朝鲜使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帮子”从一个特定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泛称的历史演变，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使团接待政策所引发的朝鲜使团与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对“高丽棒子”贬义形象的构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
（3）中日。受中日间国家关系的影响，中日间国家称谓大多时候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不论是中国对日本的蔑视性称谓，还是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式称谓，都展现了中日两国由来已久的情感纠葛。中日两国交流源远流长，日本大量遣唐使见证了中日间友好关系的发展。然而，这段悠久的交往历史似乎并没有让两国曾经的相互尊重、彼此欣赏的历史延续下来，相反在进入近代以来，两国经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变故后，积怨甚深。中国对日本的称谓经历了从“东瀛”“扶桑”，到“倭”“倭奴”“倭寇”，再到“鬼子”“小日本”的变化。而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出现从礼貌的“汉土”“唐土”“中土”等到蔑视与不屑的“支那”的改变。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包含情感的称谓正是当时中日关系最真实的描绘和写照。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00多年的交流历史。据《山海经》记载，在中国东部的海上有三座神山——瀛洲、蓬莱、方丈，而日本岛在中国的东面，所以称为东瀛。“东瀛”一词表明当时中国对日本并无特殊的情感，只是通过正常的地理方位来命名。“扶桑”一词最早记载于《梁书》。这是中国正史中第一次记载中国东方海域中遥远又神秘的国家。然而，东瀛和扶桑都不是正式的官方称呼。从秦汉到南北朝，官方一般称日本为“倭”。《山海经》《论衡》都有这种称谓的呈现，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甚至为“倭”立传。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
“支那”一词起源于印度。古印度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需要把佛经译成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支那”一词并无贬义彩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此词的含义在日本逐渐有了改变，其意指“半死的人”，充斥着对中国的蔑视和侮辱。1937年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其外务省也开始按着其军部的叫法称中国为“支那”，将“卢沟桥事变”称作“支那事变”。在整个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本延续了这种称呼，将中国人统称作“支那人”。日本战败后，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认为，日本对中国称“支那”暗含蔑意，要求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一词。此后，作为含有蔑视之意的“支那”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及媒体中被祛除。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间越来越注重外交语言的使用，日本逐渐停止在公众场合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中国也不再使用“鬼子”等词来描述日本。但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右翼分子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对中国不断挑衅。随着中日近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中国国内爆发了多次反日游行，国内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持续加剧，在中国民间也可听到对日本不雅的、带有轻蔑含意的旧称。
（4）中印。中国人对印度人称“阿三”来源于上海“十里洋场”时期的吴语上海话。历史上，吴人称呼人喜欢用“阿”字，而上海话中与“三”相关的词汇，如阿三、瘪三、十三点、猪头三等则含有贬义。在上海英租界存在期间，经常会有从印度调来的“公务员”负责一些杂事。这些印度人被看作是英国人的“看门狗”，整天警棍乱舞，因此上海人便蔑称其为“阿三”。此后，“印度阿三”一词广泛流传开来，并且多含调侃之意。
中印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是山水相依的邻邦。长期以来，中印关系融洽，交通和贸易往来频繁。印度的天文、数学、医药、音乐和炼糖技术很早就传入中国。当然最为壮观的交流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当时许多中国僧人不辞千难万险，跋山涉水到印度取经求法。在当时中国对印度称为“天竺”“西天”，蕴含着中国对古印度的无限尊敬与崇拜。及至近代，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中国与印度的往来中断，两国都生活在外国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下。共同的遭遇，苦难的命运，强化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同情。然而，在今天中国和印度由于边界争端问题及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一些历史上带有消极的、含有贬义的称谓还会在两国交往中，特别是在民间交往中出现。但毫无疑问，中印之间需要彼此以诚相待、互相谅解，从而化解矛盾、弥合分歧，成为和睦的邻居和合作伙伴，让积极的、含有褒义的称谓在彼此间流行，进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1）白治刚译注．列子·仲尼[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37．
（2）白治刚译注．列子·周穆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03．
（3）《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广
，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
之。有松柏诸木百草。”《后汉书·西域传》亦记载了当时罗马的政治、风貌及特产：“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4）西赛尔．对话[A].［法］戈岱司编，耿
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C]．北京，中华书局，1987.67.
（5）[韩]黄普基．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