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卷
Papers in Chinese
“英国文学”在剑桥大学的兴起(1)
曹 莉
内容摘要：“英国文学”从隶属于中世纪古典学和现代语言到1917年成为剑桥大学独立的学科专业考试科目，走过了从“戴着镣铐的缪斯”到“脱去镣铐的缪斯”的风雨历程，以英国文学教学和批评为中心的“剑桥英文”（Cambridge English）和与之同步发展的“剑桥批评”（Cambridge Criticism）大致经历了瑞恰慈的实用批评、燕卜荪的语义批评、利维斯的价值批评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等四个主要阶段，经由上述四位代表人物的不断实验和革新，终于成为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批评的时代发挥引领作用的“思想的学科”（discipline of thought）。
关键词：剑桥英文；剑桥批评；思想的学科
The Rise of“English”at Cambridge
Abstract: By way of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rise of “Cambridge English” as evidenced in the shift from “the muse in chains” to “the muse unchained”, this introdution examines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ambridge Criticism by the work of I. A. Richards, William Empson, F. R. Leavis and Raymond Williams, who, in their respectively unique ways, jointly made “Cambridge English” a discipline of thought and culture that played a leading part in the Age of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Cambridge English; Cambridge Criticism; discipline of thought
得益于剑河的灵气和英格兰悠久绚烂的人文光芒和科学锐气，剑桥大学以她无与伦比的古典地位和现代影响，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校，剑桥英文（Cambridge English）也以其特殊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国际影响成为大学人文教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自1917年英国文学进入以三脚凳考试（Tripos）为标志的大学学位课程体系以来，(2)剑桥英文以及与其同步发展的剑桥批评大体经历了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的实用批评、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语义批评、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的价值批评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文化批评等四个主要阶段，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英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语文——历史——传记研究（philological，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批评——分析研究(analytical-critical)、理论——文化研究（theoretical and cultural）等三个主要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即批评阶段（Age of Criticism）是在剑桥发生并由剑桥走向世界的。
反观剑桥批评传统与英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相互关系，可以看出，上述四位批评家在此过程中既有各自做出了交叉传承又有突破创新的杰出贡献。通过他们的努力，英国文学成为“最高文明化的追求”（Eagleton，1983：31）。他们所创造和践行的“实用批评”和“细察原则”，他们所描述和定义的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的广阔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推动英国乃至英国之外的英国文学教学和文化研究的源泉和借鉴。直至今天，剑桥大学英文系仍然以开设旨在文本细读的“实用批评”而闻名英文学界。与此同时，由利维斯起步、威廉斯扬弃和推动的文化研究早已成为“应用人文学科”的一门显学，经历了世界性的旅行（陶东风，2001：5）。
然而，在“英国文学”（English）成为剑桥大学的独立学科和本科专业之前，英国文学从1883年起仅以选修课的身份进入本科教学，且从属于中古和现代语言系，教学深受日耳曼语言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大多从语言学、语文学的角度考察英语语言的演变和发展。与中国文学在中国大学不言自明的显赫地位相比，英国文学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语，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立足并一帆风顺，理所应当，而是经历了一段不长不短、不大不小的磨难。从1883年从属于“中世纪和现代语言”到1917年成为独立的三脚凳考试科目，“剑桥英文”历经了三十余年从“戴着镣铐的缪斯”到“脱去镣铐的缪斯”的风雨历程。
所谓“戴着镣铐的缪斯”是指一百多年前，“剑桥英文”是中世纪语言和现代语言的侍女或伴娘，因缺少独立身份和学术地位，英国文学很长时间不能和古典语言、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后来归入“哲学”）、神学等古典人文学科平起平坐。不仅如此，英国文学受制于以语文学和历史研究为中心的日耳曼教学和研究模式，与今天几乎天经地义的以文学研究和批评为核心的英文学科差之千里，英国文学因而被戏称为“戴着镣铐的缪斯”。(3)
所谓“脱去镣铐的缪斯”，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英国国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英国文学作为传播和弘扬英国文化的载体和媒介被历史地推到了大学教育的前台，并最终取代了古典学在课程设置中的中心位置。1910年，《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创办人，报界大亨哈罗德·汉姆滋华斯·巴特（Harold Harmsworth Bart）写信给剑桥大学校长，愿意出资两万英镑，以爱德华七世的名义设立英国文学讲席教授，由国王亲自任命。该教席明文规定：
爱德华七世英国文学讲席教授的责任是讲授从乔叟时代以降的英国文学，并行使教授的权力推动英国文学成为大学的专业学位课程；该教授必须用文学的、批评的方法，而不是语文或语言学的方法对待文学这门学科。（Tillyard，1958：38）
然而，报界大亨捐款设立英文讲席教授在以古典和实证著称的剑桥大学并未得到一呼百应的响应。据剑桥大学古典学家卢卡斯（F. L. Lucas）考证，当时大学董事会成员马约博士曾不无揶揄地挖苦道：“该席位只是一个英国小说的教授席位，难免轻松和喜剧的色彩，因此，该席位对这所大学来说，一文不值。”哲学家麦塔格特也认为，“这个席位不仅没用，而且有害”（Lucas，1963：259）。可见当时以实证科学和欧洲古典学为主导的剑桥大学对英国本土语言文学抱有相当的偏见和轻视。然而，历史毕竟走到了20世纪，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的召唤赋予英国文学以全新的使命和内涵。而正是这个全新的使命和内涵承载了“文化记忆、历史书写、民族叙事、价值塑造”的多重含义，并迅速成为剑桥英文得以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和契机。
1912年，当年反对增列文学批评和文学原理考试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首席教授斯科特去世，其教授之席由切德维克继任。切德维克是古典学家，虽以语文学起家，但他认为关于古英语中元音的变化、方言的形式等语言和语文知识在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因此对本科生灌输大量的语文学历史知识意义不大，一来枯燥乏味；二来如果没有其他语言特别是梵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做支持和参照，如此这般学习英语语文不免装模作样，名不符实。他的这一实事求是的开明态度对1917年英国文学独立考试大纲的诞生具有决定性意义，切德维克也因此成为英文三脚凳考试得以确定的主要功臣。作为一位古典学家，他和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学者一样认为英国文学迟早会在人文教育中取代古典学的主导地位。他主动提出将古英语并入古日耳曼语的系统学习中，另一方面将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上升为大学人文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想要让现代英语语言文学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学科，就必须摆脱语文学的桎梏，着重文学文本自身的学习和分析。(4)
1916年复活节学期（Easter Term），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前线硝烟弥漫，位于剑桥哥拉斯汉姆路上（Gresham Road）切德维克家的花园里多了一份战时后方特有的宁静，中世纪和现代语言专门委员会主席斯图亚特、盎格鲁-撒克逊语首席教授切德维克和爱德华七世英文讲席教授奎拉库奇正在这里举行三人会议，讨论中世纪和现代语言三脚凳考试的改革方案。方案初步拟订后，斯图亚特将其拿到牛津大学征求该校英文讲席教授拉雷（Walter Raleigh）的意见。拉雷了解切德维克的想法，建议无论如何都要将英文考试单列。至此，英文三脚凳考试独立门户已成定局。1917年2月22日英文独立考试大纲诞生（参见附录：《剑桥大学1917年英文三脚凳考试大纲》）。切德维克很清楚，战后一切恢复正常后，大批学生将会专修现代英文，结合选修古典学、法律、历史或一门当代语言。如他所料，现代英文很快发展成大学教育的普通学科，而不列颠语和古条顿语言与文化则成为少数学有专攻学生的自选专业。
《脱去镣铐的缪斯》的作者蒂利亚德曾援引1644年弥尔顿的《论教育》（Of Education：To Master Samuel Hartlib）中的一段话来强调文学和历史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即使语言学家应该以掌握了巴比塔下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为荣，但是如果他除了字词之外没有学习这些语言的实质性的东西，他就和任何一个只通晓其母语的农民和商人一样，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Tillyard，1958：58-59）
弥尔顿所谓“实质性的东西”就是指语言所承载的文学、历史和文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莎士比亚戏剧和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就成为家喻户晓、口口相传的文学和宗教经典，二者为现代英语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英语作为白话文得以推广，是一个民族身份重塑的标志；现代英语成为中学和大学的必修科目，并与拉丁文和希腊文一样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一如中国“五四”新文化时期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将文字奉还给人民，开启了文和言相统一和文化启蒙的伟大的新时代（刘再复，2010：8）。英国本土文学进入大学体制无疑是振兴民族文学，弘扬本土文化的一个壮举。曾担任过伊丽莎白女王和爱德华六世家庭教师的阿斯卡姆（Roger Ascham）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著名的希腊语专家和教育家，16世纪中叶他因在《弓箭术》（Toxophilus）这本皇家教科书里写下“英文对母语是英语的英国人来说很重要”（English matters in the English tongue for Englishmen）这句名言而深得人心。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需要用这个民族的语言和白话来激活和传播的（Roger Ascham，1815：50）。但丁之所以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在于他用本民族语言意大利语为他心目中的人民书写了不朽诗篇《神曲》。
随着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英语等古典语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实用性的明显减弱，英国文学作为精神价值和文化理想的教育资源迅速取代古典主义在大学的主导地位，为人们以科学的方法探索文学的基本层面，如道德、语义和情感层面提供了新鲜的养分和素材。而从更大的方面讲，英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一战”期间文化和社会危机的产物，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文学所具有的世俗人文主义特征使它足以成为战后宗教的替代品，成为重建信仰、道德和继续传播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工具。随着战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的增长，英国文学不但成为振兴英国性（Englishness）的旗帜，同时还是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维持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工具。(5)随着古典学在大学人文教育的中心位置逐渐被英国文学所取代，英国文学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形成和巩固欧洲视野和表征中“他者”的“野蛮”和“土著”形象，而且还促使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如文明教化、人道主义等）进一步民族化和普世化。正如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在《帝国反述：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对于帝国的文化产业就好比郡主立宪制对于英国的政体一样，据有中心地位。”（Ashcroft，2002：3）事实证明，“剑桥英文”诞生之后就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渗透到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中学和大学，直到远在东方的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如伊格尔顿所言：“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英文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英文文牍在（爱尔兰的）克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之间的广大地域畅行无阻”（伊格尔顿，1999：186）。另一方面，英国文学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和人文主义价值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摆脱皇权统治、批判资本主义的对抗因子，脱胎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学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在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背道而驰，看看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艾略特、狄更斯等作家笔下所描写和抒发的人间万象和社会关切，就不难理解英国文学所具有的双重特性。(6)
如果将“剑桥英文”及其批评传统还原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语境和过程语境中予以细察，就不难发现“剑桥英文”在学科建设、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先后与瑞恰慈、燕卜荪、利维斯和威廉斯等四位批评家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他们的教学理念和批评实践不断定义、更新和超越了“剑桥英文”。无论是瑞恰慈的实用批评、燕卜荪的语义批评、利维斯的价值（判断）批评还是威廉斯的文化批评，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取向。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工具理性走到极端肯定是狭隘的、偏颇的，但工具理性在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特定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和存在合理性，而富于人文理想和社会关怀的人们，将会不断以价值理性的思想光芒照亮和驱散工具理性残存的晦暗，让人类的理性和创造力在不断的思想交流和意识更新中焕发新的激情与诗意。
1921年，著名的纽波特报告《英国的英文教学》（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England）问世，与新成立的英文系遥相呼应。(7)该报告明确规定了英国文学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提出在世俗社会里，英国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从而将文学与当代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报告》宣称：“文化将不同的阶级团结起来”“（英国文学）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与我们本土生活经验的结晶”“英文不仅是我们思想的媒介，而且是思想的内容和过程”（Board of Education，1921：16~17）。
瑞恰慈作为剑桥英文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不仅参与了《纽波特报告》的起草，还亲力亲为，率先开设了旨在探索诗歌和批评价值的“实用批评”课程。他将有关诗歌写作的时代和作者的信息隐去，将没有标题和作者署名的诗歌发给学生，要求学生在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的约束和影响下寻找和清理个人对作品的原汁原味的、直接的感受和评判。(8)这种鼓励个人自主的文学阅读方法具有鲜明的民主特征和革新意义，随着瑞恰慈从剑桥到北平的旅行，引起中西一代人的普遍兴趣。他将心理学、语义学等现代科学引入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试图在将文本阐释精确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表达准确的批评理论”（Russo，1989：89）。瑞恰慈对文本自足性的强调及其所倡导的细读原则，他从心理学和语义学出发，对阅读和写作的心理体验、经验组织、冲动平衡的大胆论述，以及他的关于语境产生意义的理论，使他的实用批评方法和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文学批评原理被看作是“新批评”的源头与发端。
瑞恰慈所创造和推行的“实用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实用价值。作为英国“文化与社会”批评传统奠基人马修·阿诺德在20世纪的主要传人，瑞恰慈相信“诗歌是克服一切混乱的手段”，培养阅读甄别和判断能力因此成为“实用批评”的目标。作为一种阅读策略，“实用批评”使得洞察语言细微表达的能力和心智感悟力得到有效的训练。通过训练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达到改造个人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是“实用批评”背后的根本动机。
作为一名登山爱好者，瑞恰慈的一生都在不断攀登人生新的高峰，“实用批评”风生水起之时，他却厌烦了剑桥的保守和沉闷，携妻来到刚刚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和批评理论，同时继续研究语言的多义和转换问题，他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当中有吴宓、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曹葆华、李安宅等，在李安宅等人的帮助下，瑞恰慈写成了《孟子论心》，用中国经典文本阐述语义和语境的多元和复义关系。后又转而从事基本英语（BASIC）和通识教育的推广，为实现世界和平的人文理想，寻求跨语际、跨文明交流的有效途径在中国、美国、英国四处奔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将瑞恰慈所留下的“实用批评”“科学与诗”“通识教育”“基本语”等文学批评、文化批判、社会改造和人文教育理想置于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英国、中国和美国的当下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依然不乏其思想光芒和现实相关性。
同被公认为英美新批评创始者的威廉·燕卜荪是瑞恰慈在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的学生，他24岁的时候在一篇课程作业的基础上写出了洋洋洒洒250多页的《含混七型》，成为第一个将瑞恰慈的意义理论和细读原则付诸实践的批评家。在《含混七型》和后来在中国北京重写和完成的《复杂词的结构》中，(9)燕卜荪自觉而系统地发扬并超越了瑞恰慈的语义分析方法、语境理论和细读法则，他运用大量的文学文本实例，通过分析比较语言和文本的多义本质和复义形态，演示了一整套文学的内在批评模式；他对歧义和朦胧的关注，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角度和文本内涵，为20世纪前半叶席卷文学批评和大学课堂的美国新批评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范例。他的学术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实际上，当美国新批评发展到极致时，燕卜荪并不赞成新批评割断作品与作者及其社会语境的关系，对所谓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持否定态度。在后来出版的《复杂词的结构》《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弥尔顿的上帝》《论文学与文化》《论文艺复兴文学》等论著中，燕卜荪一方面继续关注文本，另一方面注意挖掘文本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文本与特定语境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开拓了文学的文化批评新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后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产生了影响，成为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从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一个中间环节。他所提出的“双重情节”和“复杂词”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威廉斯对于“感觉结构”和“关键词”的挖掘和研究。燕卜荪的数学头脑、语言天赋和批评锐角使他成为一位独树一帜的批评家。
和他的导师瑞恰慈一样，燕卜荪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当初剑桥莫德林学院因在其寓所里搜出避孕套而将其开除出校，这反而成就了他的“中国梦”。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他先后两次赴中国教授英国文学和现代诗歌，前后长达7年之久（1937—1939年、1947—1952年）。在西南联大，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中国的讲学经历给了他写作“中国之书”《复杂词的结构》的灵感和实际案例。他的学生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查良铮等日后成为新中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界的领头人和奠基者。中国经验为他提供了更宽阔的国际视角和批评坐标。
继瑞恰慈和燕卜荪之后，剑桥并没有形成一成不变的“新批评”流派，倒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经由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泰特（Allen Tate）、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后来加入的韦勒克（Rene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维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等人的推动和实践，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50年代末，新批评在美国蔚然成风。瑞恰慈和燕卜荪所创立和推行的文本细读和语义分析方法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不仅对盛极一时的新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剑桥批评的“伟大的传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剑桥批评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数F. R.利维斯。早期的利维斯对瑞恰慈文本细读和实用批评理论非常着迷。但是，在剑桥自由人文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利维斯，和他的前人、同辈一样决不跟在任何“权威”和“革新派”后面亦步亦趋。他仰慕瑞恰慈、燕卜荪的开创精神和天赋才华，但他不赞成他们过于科学化、程式化的审美倾向和批评模式。他吸收了瑞恰慈关于文本细读的观念，但拒绝将“实用批评”当作唯一有效的批评手段。他强调语言的鲜活性、学科的思想性，特别是文学批评所特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责任。他所创立的《细察》（Scrutiny）期刊为此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实践平台。该刊从1932年创刊到1953年停刊，利维斯及其追随者们将它办成了一个集文学、艺术、教育和社会批评为一体并彼此呼应的“一场道德与文化改革运动的核心”（文学原理引论42），它“以惊人的胆识重新绘制了英国文学认知图”，并通过它和唐宁学院的英国文学教学实践向全世界宣告“文学与其说是一门学术型专业，不如说是一种与文学本身休戚相关的精神探索”（41）。《细察》以字里行间力透出来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价值评判的锐气骄傲地宣称“我们才是剑桥，是那个根本意义上的剑桥”（Leavis，1963：4）。
无论是英国文学教学还是英国文学研究，批评对于利维斯价值塑造和道德判断，都是心性和心智的培养，是对文化传统的守成和对机械文明的反抗。利维斯1960年代与斯诺之间的“两种文化之争”，进一步廓清和阐明了他终身所笃信的文学批评及教育所能给予人们的心智启发和鲜活原则——人文和科学共同构成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传统的整体价值，而其中最细微最脆弱的部分以及美好生活秩序的标准要仰仗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精英来守望和维持。与瑞恰慈和燕卜荪不同，利维斯一生坚守剑桥，通过近半个世纪教育和批评的艰苦实践，将文学推至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构建和诠释了文学是关于生活的批评，是一个关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鲜活的源泉”，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创造性地把英国文学及其批评建设成一个思想的学科，一个培养心智、传承文化、甄别价值、审视文明的学科，批评对于他，是对文学、对生活的甄别和判断，也是对现代文明和当代社会的批判和细察。
在英国文学学科得以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由瑞恰慈开创的实用批评，经由利维斯的变革和实践，迅速走向价值批评和文化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到70年代，利维斯虽然从来没有执掌过剑桥英文系，但却凭借他坚定不移的文学信念和批评洞见，以剑桥唐宁学院和《细察》为根据地倾力打造和推行一整套文学教育的方法和批评原则，因而在结构主义后学兴起之前，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他关于文化的论述和主张使他成为继马修·阿诺德之后英国文化主义（文化研究）的先声，深刻而曲折地启发、训练和影响了威廉斯等一批年轻的左翼学者。
威廉斯以文学批评和研究为出发点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的创新建立和广泛实践，是从瑞恰慈、燕卜荪以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实用批评，利维斯以文学为中心、以道德判断为准绳的价值批评出发起航的。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威廉斯一方面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剑桥批评传统中汲取养分；一方面努力摆脱和超越利维斯主义和“剑桥英文”这方“窄地”（tight place）（Higgins，1999：5）。无论是《现代悲剧》，还是《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乡村与城市》，都是他与“剑桥英文”进行对抗性对话的产物，而《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则是他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再由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批评并推及社会批评的结晶。如他自己所说，在“剑桥英文”三分之二的发展时间里，他一直努力寻找并建构属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Higgins，1999：143）。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剑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和他在剑桥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共同成为他建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指导。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使他终身都在以一种开放、批判和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利维斯主义和左翼政治的协商和博弈之间不断开拓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并终身朝着文化的“希望的资源”奋力前行。
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传统比较深厚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界限分明，威廉斯、霍加特等人的文化研究同时吸取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空想家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遗产，企图在文化传统和工人阶级、高雅文化和教育功能之间架设桥梁。威廉斯所提出的“文化是日常的”命题和他所倡导的“共同文化”建设目标，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剑桥批评的现实品格和价值关怀，反映了剑桥批评一路走来的曲而充盈的航线。
历史地看待“剑桥英文”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任何新事物的形成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终究还是受到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驱动和制约。在此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先知先觉者能够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对历史做出负责任的清理和反思，对当下和未来做出富有远见的预言和判断。这些先知先觉者们将其超乎寻常的洞见与才华不失时机地汇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浩瀚长河，由于他们的存在，后来者才有可能对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沉淀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扬弃和创新，他们也因此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而1930—1940年代瑞恰慈和燕卜荪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讲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利维斯和威廉斯学说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又使得“剑桥英文”将其文学与批评、文化与社会、教育与大学交相呼应的历史性触角伸向当代中国并产生了跨越国界的影响与回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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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剑桥大学1917年英文三脚凳考试大纲》(10)
Section A（英国文学：现代和中世纪），6门考试：每门3个小时。
1. Questions and Essays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603.
2. Passages from specified and unspecified works of Shakespeare for explana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questions on language, metre,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3a. Questions on a prescribed period of English Literature.
Or
3b.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 Questions on English literature, life and thought from 1350 to 1603.
5a. Questions on a special subject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 in connexion and comparison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Or
5b. Passages from specified Anglo-Saxon and early Norse works (the latter being optional) for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with question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subject matter.
6a. Questions on the Lif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of England from 1066 to 1350; with passages from specified English and French works for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r
6b. Questions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Literature.
Section B (早期文学和历史)，从下列7门中选择5门：每门3个小时。
1. Anglo-Saxon and early Norse=paper 5b in Section A.
2. English history, life, and literature before 1066.
3. Specified subjects in early Norse literature, thought, life and history.
4. The early history, life and literature of the Teutonic peoples.
5. The early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Britain.
6. The early history, life and literature of the Celtic peoples.
7. The Teutonic Languag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othic, Anglo-Saxon, early Norse and Old High German.
8. The Celtic Languag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arly Welsh and early Irish.
(1) 本文首次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此次略有修订和补充。
(2) “三脚凳考试”意指剑桥大学英文学科学士学位考试。据传，该考试设立之初要求学生端坐在三脚凳上回答考官的问题，故而得名。今天的Tripos有两层含义：一是专业课程设置，一般分为Part I和Part Ⅱ两部分，分三年修完；二是考试制度，修完每一部分课程后须参加课程考试，每门课的考试或是三小时的闭卷考试，或提交一定篇数和篇幅的论文。
(3) “戴着镣铐的缪斯”始由Stephen Potter提出，参见Stephen Potter. Muse in Chains. London：Jonathan Cape, 1937。另参考F. L. Lucas.“English Literature,”in University Studies Cambridge 1933，ed. Harold Wright. Cambridge：Ivor Nicholson & Watson, 1933; Basil Willey. Cambridge and Other Memories 1920-53. London：Chatto & Windus, 1968; Stephen Potter. Muse in Chains. London：Jonathan Cape, 1937；E. M. W. Tillyard. The Muse Unchained：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ish Studies at Cambridge. London：Bowes and Bowes, 1958; T．E. B.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London：Collins, 1978, Stephen Heath.“I. A. Richards, F. R. Leavis and Cambridge English,”Cambridge Minds, ed., Richard Mas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33; Stephan Collini.“Cambridge and the Study of English,”Cambridge Contributions, ed., Sarah Ormr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2-64, Graham Chainey, A Literary History of Cambrid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rtin Garrett. Cambridge：a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 Interlink Books, 2004。
(4) 2003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以《寻求为生活的文学》为题组织讨论中国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类似问题，参见南帆、王晓明等：《寻求为生活的文学》，载《读书》，2003（10），27~36页。
(5) 英国文学作为帝国文化的一部分，为赢得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英国殖民主义传播“文明”的使命中，英国文学与其他教育形式一样成为“殖民话语的组织结构”（Peter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1492-1797. London：Routledge，1992.46）。莎士比亚的戏剧、华兹华斯的湖畔派浪漫主义诗歌，特别是那首《水仙花》（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又名Daffodils）等英国文学经典，随着殖民主义文化政策在殖民地的全面推进，与英式足球（soccer）和板球(cricket)一样，在殖民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卢斯珀罗大公与野人卡里班的关系也成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彼此遭遇的隐喻。正如斯皮瓦克所说：“曾被视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向英国人再现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忘记这一点就无法阅读19世纪英国文学。”（Gayatri C. Spivak.“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Critical Inquiry 12. 1，1985：243）。
(6) 参见周小仪：《从形式回到历史—20世纪西方文论与学科体制探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该研究报告由亨利·纽波特爵士主持，因而称为《纽波特报告》（Newbolt Report）。
(8) “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迄今仍是剑桥大学英国文学本科学位必修课中的保留课程。
(9) 《复杂词的结构》初写于西南联大时期，但在1939年“二战”期间从美国返回英国的途中丢失。1950年，在一位身处云南的缅甸朋友Myat Yun的帮助下，此书稿与《兽中之王》的手稿一起失而复得，燕卜荪对旧稿进行了修改，并于1951年成书出版。
(10) 参见Tillyard. The Muse Unchained. pp. 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