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捕捉天机

癌症治疗的目标是什么？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孙膑兵法·月战》

一、少女的厄运

免疫疗法是一场冒险之旅，冒险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威廉·科利（William Coley, 1862—1936年）目睹一位女孩不治去世，开始走上与癌症斗争之路。

1891年初春，在纽约医院的一栋英式建筑里，科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发愣。“贝茜为什么这么快死了呢？”他望着窗外的树木，被寒冬剥去了衣服，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忍受着寒风的拷打。回想起3个多月前的一天，他也是坐在这张椅子上，等待一位患者的到来。

“咚咚咚”，有人敲门了。护士带着一名女孩进来。这位17岁的女孩叫作贝茜，她神采奕奕，一双温柔的眼睛，似乎盛满了微笑，科利都被她的美丽笑容感染了。贝茜富有冒险精神，1890年夏天，她开始了从纽约到阿拉斯加的越野火车旅行。途中，她写信给小约翰·洛克菲勒：“座椅夹伤了我的右手。现在肿胀得厉害，痛得晚上睡不着觉。”

小洛克菲勒的父亲是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和石油大王。父母忙于事业让这位少年感到孤独，性格羞涩，不善社交。贝茜的阳光和美丽，给小洛克菲勒的生活带来了阳光。从他们之间大量的信件以及经常坐马车出游的习惯，后人推测他们是情侣关系。贝茜从旅行回到纽约后，小洛克菲勒就推荐她去纽约医院。他们去看的正是外科医生科利。

1890年10月1日，在纽约医院的外科诊室里，科利耐心检查贝茜的右手。他观察到贝茜右手背面连接小指的关节上有一个肿块，约有半个橄榄大。“啊——”当科利用拇指触摸肿块时，贝茜大声叫痛。他仔细触摸贝茜的下巴和腋窝，没有发现淋巴结肿大，不像是感染。他在肿块上切开一刀，肿块是灰色和坚硬的，但没有看到脓液，确实不是感染。

科利猜测这可能是骨膜炎导致了肿块和疼痛，但骨膜炎不应该会这么痛啊。他大为不解，便请教导师威廉·布尔——一位纽约传奇的外科医生。布尔也认为是骨膜炎，劝科利静观其变，或许会自行好转。此时，贝茜也觉得这不过是小小瘀伤，而且小洛克菲勒的关心也让她充满乐观。10月19日，小洛克菲勒给贝茜写了一封9页长的信，细说他的担心与关心。

不过，3周后，贝茜再次回到医院。她向科利抱怨：“肿块和疼痛更厉害了，这让我无法入睡。”科利用刀切开肿块时，神情严肃，眉头紧蹙：“肿胀、疼痛渐增、失去知觉、没有显著的感染和发炎症状，这会不会是癌症？”

科利切下一点肿块，送去做病理分析。病理，又被称为疾病的道理，这个医学分支肩负诊断疾病的重任。11月6日，病理学家发来了噩耗，这是一个肉瘤。肉瘤是一种来源于结缔组织和肌肉的恶性肿瘤，多发生于皮肤、皮下、骨膜及长骨两端。骨肉瘤多发于青少年，发展迅速，病程极短。

如何治疗癌症呢？

二、癌症手术时代兴起

在科利所处的19世纪90年代，放疗和化疗还没有诞生。肿瘤的治疗方法只有一种——手术。几千年来，人类对抗癌症的方法极其有限。在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印何阗在莎草纸上记录了人类最早的一例癌症病例。莎草纸上的其他病例中，都描述有治疗方法，但对这个癌症病例，印何阗只写下简短几个字“没有治疗方法”。

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依据临床观察，对肿瘤做了最早的详细描述。肿瘤有点像螃蟹壳，肿瘤血管有点像螃蟹脚。癌痛就像螃蟹钳子夹住身体一样，不仅让人疼痛难忍，而且难以摆脱。于是希波克拉底给肿瘤起名为karkinos——希腊语中的“螃蟹”。回顾历史，人类在大体形象基础上认识肿瘤大概是身体长了一个肿块，在体内横行霸道，切掉是不是就行了？公元1190年，迈蒙尼德提出肿瘤手术理论：把肿瘤连同其周围正常组织都连根切除。

19世纪后叶，英国外科医师约瑟夫·李斯德将无菌技术应用在外科手术上。随着麻醉技术和无菌技术的广泛应用，根治性切除手术于19世纪90年代兴起。以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为代表，他们将肿瘤切除后的转移归咎于手术的不充分。于是，根治性切除手术的竞赛开始。“根治主义”让外科医生们竞争看谁切得更多、更深、更干净。大面积切除固然让患者延长了短暂的寿命，但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羞辱。而且，神秘莫测的癌症经常还会在远离肿瘤原发的部位再次复发。后来，人类才发现癌细胞具有转移的能力。癌细胞的转移就像蒲公英随风飘扬，飘到哪儿，种子就到哪儿。癌细胞随着血液循环在人体游走，在适合生长发展的地方，安营扎寨，繁衍生息。

手术治愈癌症的失败，使得另一种古老的观念占据上风。即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体液性疾病，需要全身治疗。

在当时癌症切除手术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科利的导师布尔也大力推动无菌技术和麻醉技术进入外科手术。师从大师，科利自然也掌握了最新的手术技术，并对外科手术深信不疑。如果他沿着外科医生的职业方向走下去，一定会成为纽约医学界的明日之星。但此时，科利面临两难的选择。

科利视病如亲，关爱患者的尊严。对于贝茜的手臂，他不忍心切除太多。但他也只能尽量切除，这是阻止癌细胞扩散的最好办法。1890年11月8日，就在贝茜18岁生日前夕，科利切除了贝茜右手肘以下的部位。出人意料的是，手术后3周，贝茜腹痛如绞，乳房开始出现结节。显然，癌细胞已经从右手扩散到体内其他部位定居和繁衍了，这就是所谓“癌细胞转移”。癌细胞仿佛在呐喊：“我要自由，我要迁徙到适宜的地方。”到了12月中旬，肿瘤已经转移到了皮肤、大腿、胸部和腹部……贝茜身体虚弱、生命垂危，科利几乎认不出她是几个月前冒险归来的美丽女孩。

1891年1月23日早晨7点，天气异常寒冷，贝茜在家中去世了。

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凋零了，科利陪在床边，却无能为力。癌症发展如此之快，科利感到很震惊，也异常痛苦。他甚至怀疑是否当初切开肿块帮助癌细胞扩散了。科利第一次对决癌症，在床边眼睁睁看着贝茜死去，却束手无策。

科利也没有想到，在行医之初，癌症就给他带来了如此之大的心灵冲击。自己对癌症知之甚少，还想用粗糙的手术来根除癌症，结果事与愿违。科利曾对手术深信不疑，但贝茜之死让他看清了现实，癌症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细胞失控地增殖，真正的难题是肿瘤转移。但切除手术无法彻底解决癌细胞转移的问题。

癌症治疗的目标是什么？是杀死手术所不能切除的残留癌细胞，延长患者的生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利开始付出行动。在纽约医院的地下档案室里，他一页一页地翻阅医院成立以来的病历记录。他的眼睛就像猫头鹰一样，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搜寻肉瘤的记录。

大自然经常给我们暗示它最深奥的秘密，就看我们有没有耐心刨根问底。

三、癌症治疗的天机

为了寻找癌症治疗的秘密，科利从15年的病历中找出90件左右的肉瘤病例。他把病例一个个按时间顺序排列好，试图寻找一个例外以理解如何治疗癌症。几个月后，科利终于发现了一个从死神魔爪中捡回性命的患者。

31岁的弗雷德·史坦是名德国移民，家装油漆工。1881年6月，他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肉瘤，来到纽约医院就医。在3年间，布尔医生对他做了5次手术切除，但肿瘤总是卷土重来。当肿瘤又变得像拳头那么大时，布尔医生遗憾宣布：没有办法了。

1884年10月12日，史坦开始高烧，奄奄一息，医生很快诊断出是丹毒。丹毒是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由于无菌技术和青霉素还没有发明，这是19世纪常见的手术感染。链球菌在病房里传播，感染伤口并在血液中扩散，导致患者出现红疹。红疹会从面部和颈部开始迅速蔓延，随后是变热、发冷、发炎，甚至死亡。史坦正在经历这些痛苦的症状，但他的求生意志很强，从发烧中幸存了下来。当时，抗生素还没有诞生，史坦的免疫系统只能独自对抗这场感染。意外的是，肿瘤慢慢缩小了。四个半月后，感染和癌症都消失了。出院后，史坦重返纽约的贫民窟。

从约3000年前的古埃及时代到19世纪，有许多轶事报道：肿瘤自发消失时伴随着感染或发烧。自发性肿瘤消退极为罕见，在全世界60000~100000例癌症患者中，仅有1例发生。

很幸运，科利遇到了罕见的案例，他感到既兴奋又疑惑。贝茜和史坦同患一种病，都在同一家医院接受同样的手术疗法，但结果为何如此不同？贝茜的手术做得很好，但她还是死了。史坦在手术中感染了链球菌，竟然活了下来？莫非史坦活下来是因为链球菌感染吗？没有人知道史坦后来如何，他的肿瘤是否复发。回答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史坦本人。

1891年年初，天气乍暖还寒。一名身穿英式西装和皮鞋的青年医生，走在破旧的纽约贫民窟里。“咚咚咚——”这位绅士一间间房子地敲门和描述史坦的情况。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知道史坦是谁，在哪里，是否还活着。一般人可能就这么放弃了，但科利不想放弃这个认识癌症的机会。

有一天，一名满脸胡子的男子开门，他的颈部有伤疤。科利惊呆了，他就是史坦。史坦不仅活着，而且癌症从未复发。经导师布尔确认，他就是多年前自己治疗的史坦。大自然给了线索，布尔没有在意，但是科利抓住了机会。科利在笔记本上写道：“如果无意中由某种细菌引起的丹毒能消退肉瘤，那么人工引发丹毒有可能治疗肉瘤。”

既然有一个癌症自愈的个例，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是否还存在类似的情况？

科利又化身侦探，开始广泛调研。数千年来，医学界都有癌症自愈的零星记录，但大多都是奇闻逸事，科学上令人费解。历史上，还有一些疯狂的医生给乳腺癌患者注射坏疽，给患子宫癌的妇女注射梅毒。这些实验流程不够科学，也不符合伦理道德。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勒文森医师，将自愈比喻为“大自然的耳语秘密”，泄露了癌症治疗的天机。这个比喻十分贴切。眼见为实，加上众多历史文献资料，科利相信：“癌症是可以治疗的，而链球菌感染和癌症自发性减退似乎相关。”

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唯一能证明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在心甘情愿和无药可救的患者身上获得数据，重现大自然的神奇。

四、再现大自然的神奇

1891年3月，左拉来到纽约医院就诊。左拉是意大利移民，和贝茜一样都患有肉瘤。如今，他喉咙里的肿瘤有鸡蛋那么大。他不能说话、吃东西，甚至不能吞咽，而且咳嗽得很厉害（肺部也有癌细胞转移）。除了来到纽约医院的慈善病房，他别无选择。布尔医生切除了左拉颈部肿瘤的一部分，大约一个橙子大小。但左拉病情太过严重，布尔认为没有办法了。

科利和导师布尔商量：“我想对左拉进行丹毒菌感染实验，万一有效呢？”然而，丹毒很容易传染，又十分危险，医院不同意支持这项实验。左拉也相信自己快要死了，要不然怎么会心甘情愿接受一种致命细菌的感染呢？最后，他们决定，在左拉的家里进行感染实验。

如果说左拉冒了风险，科利也是。由于患者是癌症末期，身体虚弱，时间紧迫，加上致命感染，这真是一种很可能没效且可能致命的试验。科利让自己陷入了医学伦理危机、声誉和职业尽毁的风险，以及潜在被感染的困境。但他只行好事，莫问前程。

1891年5月3日，在左拉的家里，科利用丹毒菌感染左拉，开启了癌症免疫疗法的纪元。

起初，科利在左拉身上切一个小口，涂上丹毒菌，但没有什么反应。然后，科利在牛肉汤中培养细菌，注射到皮下，只有轻微感染症状，略有发烧，但很快就消退了。科利更换一批细菌，加大注射量，左拉开始发烧、呕吐、头痛、发冷……

治疗一个月后，扁桃腺瘤明显缩小。继续治疗2个月后，左拉不再咳嗽，恢复进食，体重上升。在春天时，布尔认为左拉很快会死亡。现在左拉度过了夏天，科利大受鼓舞。然而，左拉没有出现严重丹毒症状，更没有出现史坦那样的自发缓解。科利猜测是细菌毒性的问题。他决心寻找更强的丹毒菌，并加倍努力推进。

当时是19世纪中后期，正值细菌发现的黄金时代。罗伯特·科赫是一位致命细菌的收集狂人。巧合的是，1891年夏末，纽约医院病理学家弗格森去欧洲度假。科利拜托该同事去造访科赫实验室，并带回一些致命的丹毒菌。

1891年10月初，科利顺利拿到从死于丹毒的患者身上分离的新鲜细菌。此时，左拉的肿瘤复发了。科利立即培养好细菌，直接注射到左拉颈部的肿瘤中。来自科赫的礼物，真是一个好东西。一小时内，左拉就开始发烧，高达40.5℃。注射部位的皮肤终于出现丹毒症状，典型红斑从颈部开始扩散。

左拉的高烧几乎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出汗、恶心、颤抖。直到第二天，左拉终于出现了科利一直期望的结果。科利在病历上写道：“细菌感染后第二天，颈部肿瘤坏死组织逐渐流出。2周后，颈部肿瘤完全消失。”

很快，左拉恢复了进食，体重渐长，恢复了生活的希望。不久后，左拉就下床开始做生意了。在治疗的5年时间里，科利一直随访左拉，左拉保持着健康。后来，左拉返回祖国意大利，去向不明。

一位生命垂危的晚期肉瘤患者，在科利的细菌感染治疗之下，健康地存活多年，并回归社会。贝茜和左拉的故事让科利对癌症治疗的目标有了新认识：不但要延长存活时间，而且要尊重患者的生命尊严与生活意义。

大自然总会不经意泄露它的秘密，有心人才能抓住它。科利捕捉天机，打响了第一炮。他发现了一种非手术的癌症治疗方法。

《孙子兵法》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科利在合适的地点捕捉到了天机，开创了癌症免疫疗法。不过，当时的医学界却未能理解这个超前的思想。当科利发现癌症是能够自愈的100多年后，科学家才慢慢揭开了癌症自愈的生物学逻辑——免疫系统。人工制造细菌感染（如疫苗）激活免疫系统可以治疗一些不能手术治疗的癌症。直到百年后，人们才称科利为“癌症免疫疗法之父”。

五、化悲痛为力量

左拉的成功让科利想起他的第一个癌症患者——贝茜。在贝茜最后的日子里，科利和小洛克菲勒一起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她。两个人也成为好友。左拉的试验成功后，科利与小洛克菲勒交流了丹毒菌治疗肉瘤的进展。小洛克菲勒鼓励科利继续探索，并提供了资金支持。不久后，科利进一步找到了治疗肉瘤的更好方法（见第三节）。

贝茜死了，无法释怀的除了科利，还有小洛克菲勒。贝茜是小洛克菲勒的挚爱知己，当贝茜去世时，小洛克菲勒悲伤得无法上学。他延迟一年，才去耶鲁大学报到。后来，小洛克菲勒做了很多慈善活动，都致力于疾病治疗，尤其是癌症治疗。

小洛克菲勒作为家族基金会会长，还资助建立了洛克菲勒大学、芝加哥大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癌症研究所等。这些机构在癌症免疫治疗的历史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支持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生物系、燕京大学等中国大学或院系。

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小洛克菲勒乘坐“亚洲皇后”号游轮，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终于来到了北京。北京协和医院主要筹办者伍连德在北京胡同开家宴，接待小洛克菲勒一行，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医学发展。在协和医院的开幕典礼上，小洛克菲勒做了精彩的演讲：“我对北京协和医学院寄予厚望，希望所有进入该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能发扬自我牺牲和服务精神，希望它能为中国的进步和福祉做出积极贡献。”

洛克菲勒家族在遥远的东方播下一颗医学的种子，绵延百年。它就像一个火种，推动中国医学走向现代化，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小洛克菲勒也没想到，65年后的1986年，陈列平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走上肿瘤免疫之路，后来实现了科利没有实现的梦想（见第十五节）。

多年以后，有人采访小洛克菲勒，为何会对癌症研究感兴趣？他回答说：“我想这要追溯到少年时，贝茜的去世让我悲伤不已。”人的一生里，所经历的悲痛真是可以化为力量的。当一个人切身感受自己和他人痛苦时，个体的同理心甚至可以转化为社会责任感。

贝茜的早逝，小洛克菲勒和科利都深感悲痛。往后的一生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癌症发起了宣战，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癌症治疗的未来播下了种子。但在当时，科利作为外科医生，放弃了擅长的外科手术，执意寻找癌症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却使得他与医学界无情分离。

1891年秋，科利刚治好左拉。他静静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树木，枝杈在秋日午后懒散的微风中轻轻摆动。此时，他心中想着念着的是患者，却不知道自己要自身难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