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本书是对中国古建筑中的三个重要元素——庭院、斗拱和藻井的文化溯源。然而本书的缘起，远不像书名所示一般有着那么宏大的规划和目标。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宁波市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邀请我去讨论一下从人文历史角度研究宋代保国寺大殿的可行性。从此我就被大殿的建筑，特别是斗拱和藻井吸引了。当时冯继仁（Jiren Feng）教授的著作《中国建筑与隐喻》（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taphor）[1]在人文方向对于营造法式的独创研究对我启发很大。当然，在西方人文建筑领域早已有类似的研究。例如，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教授的一系列著作《跳舞的圆柱》（The Dancing Column）、《亚当之家》（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等[2-3]，在研究上以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度一直影响着我。
2016年由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牵头的中日韩古建筑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意在找到中日韩传统建筑之间的联系。面对一些看似相同的木构建筑，我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在木构形式上类似的传播中，其内含的文化是否也会有效地在异域传播？显然，中国文化的滋生环境要远远大于建筑所能涵盖的范围。而且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展是动态的。很多早期文化和传统都已随着朝代更替、历史进展而消亡或改变，更何况建筑。以中国的亭为例，亭源自战国时期的防御建筑，到了汉代成为地方行政机关和场所。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亭又从行政机关转变为沿着交通要道设立的驿站。同一时期佛寺道观开始兴建园林，亭也见于众多园林之中。自宋代后，私家园林大量出现，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亭成了士人陶冶情操和表达自我的地方[4-5]。如此看来，建筑文化是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传播到不同文化语境的海外的。再说，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创造中，立意与建造是两个分离的过程：工匠负责物理形制的搭建，文人学士们则以诗词的形式赋予建筑内涵[6]。
如果说斗拱（和重拱）在唐宋之际的比喻象征意义，可以根据冯继仁的研究来形容，是“茂盛的树枝和绽放的花朵”，那么这种象征性是否一直延续到大清帝国晚期？还有，早期中国建筑中斗拱的象征意义又会是什么？后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更具吸引力，驱使我去研究斗拱在汉代的象征意义，论文《天柱：汉代立柱和斗拱的象征功能》（Pillars of Heaven: 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Column and Bracket Sets in the Han Dynasty）因此而完成。感谢期刊《建筑历史》（Architectural History）当时的主编安东尼·格比诺（Anthony Gerbino）博士对我英文写作的帮助，在他的指导下，我对被接受后的文章反反复复修改了八遍。作为剑桥大学核心期刊，《建筑历史》的知识版权是属于英国建筑历史学家学会（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of Great Britain）的，一年只出一刊。期刊编委会将我的论文放在了2020年刊第一篇的位置，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根据以往经历，研究中国的论题在国际英文人文期刊中作为少数者总是被排在最后的。论文的中文翻译工作是由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系李昕茗同学帮助完成的，修改后作为本书第三章。
我对藻井与斗拱的研究几乎是同时开展的，特别是在中日韩古建筑海上丝绸之路考察之行中，我发现日韩古建筑中并没有斗八藻井，便由此产生了兴趣。年少时对于像“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类陈述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我觉得很幸运能作为华夏儿女的一员，正是新石器时代河姆渡的木构水井、青铜器时代的木构矿井、汉代的陶器水井、画像石中的水井、汉墓的藻井、莫高窟的天花藻井和保国寺宋代的斗八藻井，使我的研究逐渐有了头绪。大约五千年过去了，现代室内的平顶还是普遍被称为天花，这与天空和藻井的联系绝对不会只是个巧合。
杨鸿勋教授对河姆渡木构水井的研究论文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亚历山大·索珀（Alexander Soper）教授经典的论文《亚洲的穹顶》（The Dome of Heaven in Asia）让我在地域上往西追溯藻井的可能源头。[7]胡隽（Jun Hu）教授关于东亚穹顶建筑的博士论文[8]让我感到漫漫长路并不孤独，才华横溢的他彼时才刚好完成在普林斯顿大学七年的博士学业。班大为（David Pankenier）教授对于早期中国星相和宇宙学的研究[9]又把我带到了浩瀚的星空。王爱和（Aihe Wang）教授对于早期中国宇宙观和政治文化的专著《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10]，以及曾蓝莹（Lillian Lan-ying Tseng）教授的专著《中国早期对于天堂的构想》（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11]，确保了我的飞翔不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能爬到诸多巨人的肩上看不同的风景是种享受，往往还伴有豁然开朗的惊喜。通过对藻井的研究，我终于明白中国传统建筑一直没有天窗的原因。遗憾中国古代房屋的“中霤”未能发展到古罗马万神庙中央天眼的同时，我更为中国古人含蓄地用天顶比喻星空的建筑艺术而骄傲。为此我曾极度自我膨胀，一度要挑战段义孚（Yi-Fu Tuan）教授的观点：因为段老对于哥特式教堂与中国天坛祈年殿的室内做了番比较后，觉得后者还不够庄严崇高[12]。但是我最后还是从中国美学与道德角度折服于段老那神一般的思想框架之中。关于藻井早期发展的论文《从地到天：藻井在早期中国的起源和发展》（From Earth to Heav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Zaojing in Early China）于2019年年底在剑桥大学核心期刊《建筑研究季刊》（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上发表。感谢两位匿名评审者和主编朱丽叶·奥德格斯（Juliet Odgers）博士的帮助与指导。论文经过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翻译系项霞教授的翻译之后，做了适当的调整，成为本书的第四章。
随着关于斗拱和藻井的两篇论文的顺利发表，我的信心和好奇心也随之剧增。可否再往前追溯？中国青铜时代的建筑和其反映的社会生活会是怎样的？在考古学方面，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了形制各异的青铜构件。很多考古和古建学者都相信这些构件属于建筑构件，被用来加固和装饰木构件之间的链接。已有的这些研究促使我能更进一步地思考青铜制品与古建筑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斗拱的起源，虽然有些学者（如于倬云、郭华瑜）简略地提到了斗拱形制在青铜器物中的体现，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论断[13-14]。本书第二章就是为此而做的努力。按照常规推断，木质构造相比青铜构造更为原始，考古上的发现也证实木构建筑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要远远早于青铜时代。第二章探索了另一种可能，即在青铜制造技术和艺术都相当成熟的早期中国，青铜构件是如何影响木构部件的发展的。我的一些初步的观点曾发表在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李梦笔博士合作的论文《早期青铜器斗栱之文化含义探讨》[15]《文物建筑》第12辑（2019年00期）中。但是后来深入的研究使我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变。
随着研究过程中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元素——庭院，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虽然在对众多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考古中并没有发现庭院建筑，但是在它们的建筑构造和布局中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为后来庭院建筑的出现提供了伏笔和有效的佐证。
考古学者和古建学者对于青铜时代出现的庭院建筑的功能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早期的庭院建筑是专门用来祭祀的；也有些人认为早期庭院建筑带有寝室，是用于君王起居和议政一体的，即前朝后寝式中国宫殿制度的基本格局雏形；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索性创造了“庙宇宫殿”（temple-palace）一词来形容早期大殿的混合功能，即表明商周时期宗教和政治的功能融合为一体[16]。巫鸿（Wu Hung）教授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庙制从周代至汉代的逐渐衰落，宫殿和墓葬随之取代了宗庙的政治和宗教角色[17]。这一转变过程使得庭院溯源变得有理可循。本书稿多处观点都受到巫鸿教授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和验证。巫鸿教授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深入独到解读令人敬佩，获益匪浅。本书第一章的研究指出，早期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是庭院建筑产生的先决条件。庭院建筑加固了古人对“天”的敬仰和对于天象的认知。第一章的初稿是用英文撰写的，我的硕士研究生张轩瑞提供了中文翻译和部分平面图的绘制，在此基础上我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综上所述，我陆陆续续的阶段性研究在内容的时间排列和产生顺序上其实是逆向的，先从汉代开始，再到青铜时代，最后到新石器时代。在写作书稿和整理编排的过程中，按时间早晚顺序来安排各章时，我惊奇地发现最早的庭院建筑所反映的古人敬天思想其实一直贯穿统治着后来斗拱和藻井的产生和发展。由此也反证了我当时研究中一系列的猜想是成立的。整本书的文字校对工作由我的博士研究生陈梦媛完成。并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在本书的出版中所给予的帮助。
这里不得不反思一下人文研究中所谓的“研究方法”。同仁们大都熟悉，这项内容是在所有研究基金申请中必须详细说明的。但关于本书，我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我不禁常常自省。通过以上对于本书形成过程的追溯，大家可以看到，并不是什么严谨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系列随机的机会成就了本书。阮昕（Xing Ruan）教授作为学术推荐人，在我申请出版资助的文件中这样提到：“于历史学家而言，溯源是惊心动魄之举，需要学者做足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同时还需要艺术家般的原创性。”我可以羞愧地说，对于本书我并没有一个宏伟的研究目标，而且也承受不起“惊心动魄之举”。当所有的材料最后拼凑在一起时，机缘巧合地成了溯源之作。对此，我觉得引用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年）在其书《沉思录》[18]（Meditations）中的一段精彩哲学思考来说明问题最恰当不过了：
必须仔细地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即自然过程中所生成的副产品也是具有一定的魅力和迷人的特征。举个例子来说，面包在烘焙的过程中，总会被高温烤出一条条的裂缝，随机地出现在表皮的这里或那里。这些裂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违背烘焙者本身的意愿和技艺的。但是，正是这些不知什么缘故所产生的裂缝，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促进了我们享用面包的食欲。(1)
显然，我不是一位合格的烘焙者，无法依赖系统性的严谨步骤来确保最后产出的结果与最初的意愿相符。在研究过程中，随机产生的能够唤起食欲的“裂缝”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是否正是人文研究的魅力所在？即享受规划之外的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外惊喜。这也许是对我多次有目的、有方法、有计划、有产出地写研究项目申请书但是终究未果的最好安慰。至今为止，我所有的专著都没有研究出版基金的资助，特别感谢东南大学李华教授也做了我最近这次申请资助的学术推荐人。但反过来宽慰一下自己，我的研究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本书也献给与我一样，在一个追求功效化和数值化所主导的科研环境下被边缘化的建筑人文领域，坚持着、奋斗着的学者们，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