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物学：自私或温存

政府本身不过是人性集大成者罢了。

——詹姆斯·杰弗逊，1788[2]

我们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守护者吗？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守护者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项使命会不会和我们自身的生存使命相矛盾？毕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人活着就是为了生产和消耗，生物学家也说，人类应该致力于生存和繁殖。两个学科的措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们孪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两者遵循的都是“竞争有益”的逻辑。

然而就在早些时候，在与英国毗邻的苏格兰，却诞生了大相径庭的思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顾及他人情感。这本著作的知名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国富论》，但开篇那段话却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人类或许真的非常自私。尽管如此，他的天性里明显还存在另一些特质，让他去关注他人命运，甚至为别人的幸福感到满足——哪怕自己除了观者的快感一无所得。

法国革命者讴歌“兄弟之爱”；美国前总统林肯呼吁“充满温情的伙伴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热切赞许同情之心，将之誉为“健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但诚如他们所说，人们为什么时常挖苦那些心软的人，奚落他们滥施同情或者感情用事呢？让我们看看2005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发生了什么吧。当时美国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人心惶惶，一个有线新闻台做了一期节目，质疑宪法中究竟有没有保障灾难救援的相关条款。节目请来的一名嘉宾立场鲜明地表示：他人疾苦，与我无关。[3]

飓风引起路易斯安那州大坝决堤。事发当天我正巧从亚特兰大开车去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做讲座。我去的那片地区损失不怎么惨重，只是倒了些树。尽管如此，宾馆还是人满为患，灾民千方百计地把老人、孩子、猫、狗全塞进来避难。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周围变成了动物园！当然这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你可以由此看出灾难有多严重。这些能挤进避难所的人还算幸运；扔在我门口的晨报上赫然印着灾民迫切的呼救：就这么把我们扔下不管，和禽兽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已经被困在路易斯安那州体育场数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必要的卫生设施。

虽然灾民抱怨是天经地义的，但他的话我却不能苟同，动物才不是抛弃同伴的无情畜生呢。无独有偶，我那次到奥本大学刚好要做这方面的演讲，我的观点是，人类“内在的猿性”其实并非普遍以为的那样冷漠和卑鄙；正相反，共情的能力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让我们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当然也不能要求人们随时随地和他人情感产生共鸣。在新奥尔良遇灾之时，成百上千的人带上各自的盘缠，开车扬长而去，将老弱病残抛在身后，任他们自生自灭。在某些地方，甚至能见到死尸漂浮在泛滥的洪水中，成为鳄鱼的腹中餐。

但就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深深的不安在全国弥漫开来，大量支援物资汇向受灾地点。人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比较后知后觉。美国人原本挺慷慨的，可惜从小受到错误信仰的教导，把亚当·斯密奉为经典，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中有只“隐形的手”，可以解决各种社会困境。然而这次在新奥尔良上演了“优胜劣汰”的一幕，这只“隐形的手”显然没能在灾难中阻止骇人情景的发生。

经济成功有时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桩丑陋的秘密。其后果是造出一个巨大的、没人在乎的底层阶级。卡特里娜飓风之灾让美国社会的这个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驱车回亚特兰大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共同的利益”才应该是当前时代的主题。过去，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争、恐怖袭击、全球化和政治丑闻的细枝末节，却忽视了更宏大和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在保证经济欣欣向荣的同时，让社会充满人文关怀。后者在卫生保健、教育、司法领域都不可或缺；一旦发生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更是至关重要。路易斯安那州大坝一直遭到严重忽视，直到决堤。洪水发生一周后，媒体伸出手指，忙不迭地点数罪魁祸首。工程师有没有失职？钱款有没有被挪用？总统先生怎么还不从他的假期里抽身回来？照我家的传说，手指头应该点在大坝里（在荷兰传说中，一个勇敢的男孩用手指堵住坝上的破洞，让村庄免于受淹。——译注）。荷兰大部分土地低于海平面6米以上，大坝神圣不可侵犯，政客根本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水的治理权超越了国家职权范围，掌握在工程师和当地市民委员会手里。

这样一想，荷兰的做法其实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并非针对大政府，而是由于社会中多数政客都目光短浅。

不断进化和进步的精神

你也许认为生物学家不该多管闲事。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生物问题没有解决，小到象牙喙啄木鸟、灵长动物对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大到热带雨林消失、从猿到人的演化。我承认，回答这些问题的确是生物学家的责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众对生物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当年，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第一次展现动物和人类行为的关联，人们嗤之以鼻，如今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大家已经能够更开明地接受人类同其他动物的相似之处，这让生物研究变得更为便利。所以我决定更进一步，看生物学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启发。哪怕要蹚政治的浑水，我们也不必太过紧张；毕竟生物学早已同社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如今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每项争论，都建立在大量对人性的假设之上。人们以为这些假设源自生物学事实，其实多数都是子虚乌有。

比如，人们热衷于各种公开赛，很多人把这个癖好归结为生物演化的结果。“演化”的说辞甚至出现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当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冷酷无情的股市大亨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口沫横飞地讲出那臭名昭著的“贪婪宣言”：

问题在于，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正当的，贪婪育用，贪婪招清障碍、摆平一切，贪婪，它是进化和进步精神的精华所在。

进化和进步的精神？为什么对生物的臆断永远是阴暗和负面的呢？社会科学描述人性时常常借用霍布斯的老话：人对他人像狼一样。这句话根本就建立在对其他物种的错误假设之上，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对人类的描述当然也值得商榷。因此，生物学家解释社会和人性，无非老生常谈，只不过生物学不会去论证空泛的思想框架，而更关注实际问题，比如人类天性究竟是什么，源自何处；盖柯口中的“进化与进步的精神”，是否真的等同于贪婪，除了贪婪还有没有别的内容。

法律、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缺乏合理的工具，因此这些学科的学生很难跳出局限，客观审视自己所在的社会，因为无从对比。他们真该多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结果。这几门学科都向我们传达出同样的信息，人是群体动物：我们协同合作，对不公正的现象心思敏感；我们有时好战，但多数时候爱好和平。倘若忽视了这些人性特点，社会就无法理想运作。我也不否认人会为个人动机所驱使，所以我们才看重功名利禄，向往衣食无忧。社会同样不能回避这些人性特点。人有社会性和自私自利的双重面孔，然而问题在于，至少在西方世界，后者经常被看作人性的全部。因此我决定关注前者，包括共情能力，以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些科研项目探讨了人类及其他动物利他性和公平意识的起源，已经得到了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结果。科学家发现，如果让两只猴子同工不同酬，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那只就会闹罢工。我们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工人宁可失业也不容忍分配不公。聊胜于无的道理谁都懂，但是猴子和人都不折不扣地违背着利润原则。这种抗议行为无疑说明生物看重奖励，同时也表明，我们对不公正的抵触是与生俱来的。[4]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缺少团结精神，可以想象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将充满阿谀曲从与暗箱操作。基督教的古老价值观又提醒我们不能对贫病交侵的弱势群体置之不理，看来两种价值观要水火不容了。常见的出路是将罪责全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如果“穷困潦倒”是穷人的错，其他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脱离干系了。依据这个逻辑，卡特里娜飓风之灾过后一年，一位声名显赫的保守派政治家纽特·金里奇竟然要求开展调查，矛头直指那些没能在飓风中成功避难的人，称他们“没履行好公民责任”。

那些强调个人自由的人常把集体利益描述成浪漫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东西，认为追求集体利益的行为只适用于胆小鬼，而值得推崇的是人人为己的逻辑。在他们看来，与其花大钱建一座保护整个地区的大坝，不如“自扫门前雪”，各自照顾自己的安危。事实上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新公司应运而生，贯彻的就是此项精神。他们提供私人飞机座位租用服务，好在飓风来袭时把人运出去。如此一来，付得起钱的人就单飞，剩下的人只好挤在一起，以每小时8千米的速度慢慢挪步。

所有社会都需要应付这种“先己后人”的态度。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里我指的可不是人的社会，而是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Yerkes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的黑猩猩群体。该中心在亚特兰大市东北有一处野外站，我们把黑猩猩养在露天畜栏里，有时会给它们一些可以分享的食物，比如特别大的西瓜。多数黑猩猩都想率先拿到食物，因为一旦什么东西被据为己有，就很少会再被其他人抢走。你能在这个群体中看出个体对占有权的尊重，即使是处在最低阶级的雌猩猩也能在最强势的雄猩猩眼皮底下霸占住自己的吃食。没有食物的个体时常凑到有食物的黑猩猩旁边，伸开手掌讨吃的（看，这个手势人也通用）。它们告哀乞怜的时候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恨不得贴到别人脸蛋儿上。如果有食的富猩猩坚决不让，讨食者甚至可能突然爆发，哭天抢地、满地打滚，好似末日来临。

黑猩猩种群里既能看到占有也能看到分享。一般只要20分钟不到，纷争就尘埃落定，所有黑猩猩都至少能分到一点吃的。抢到食物的把食物分给好友和家人，被分到食物的继续分给自己的好友和家人。尽管也有争权夺利，但整体看起来还是一派和平景象。曾经有位摄像师来拍摄食物分配过程，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该把这段给我小孩看。他们一定能从中学到点什么。”

因此，如果有人取证自然，影射我们的社会也该充满“同样的”生存斗争，你完全可以忽视他的言论。自然界已经以无数的例子向我们表明，动物生存靠的不是铲除异己或资源独吞，而是合作与分享。这个特点毫无疑问适用于狼和虎鲸这样的群体猎食者，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也遵循这一原则。位于西非象牙海岸的塔伊国家公园曾开展过一项关于黑猩猩的研究，参与研究的个体会照顾被豹子咬伤的同伴；它们将伤者的血舔净，小心翼翼地除去脏东西，如果有苍蝇接近伤口，就毫不疏忽地轰走。除了伤者会受到额外保护，大部队也会主动放慢脚步，好让伤员能跟上。黑猩猩群聚而居，必然有其道理；狼和人结群活动也有相同的好处。如果真要说“人对他人像狼一样”，那我们不该只看到阴暗和邪恶的一面。如果我们的祖先全都性格孤僻、离群而居，那人类肯定不是今日的模样。

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新审视人性的定义。无数经济学家和政客将人类社会模型构筑在他们所臆想的自然界之上，这个想象的世界充满凶险和纷争。这些专家如同魔术师，先把自己头脑中的偏见扔在自然这个帽子里，然后从里边一把抓出偏见的耳朵：“瞧，大自然里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被这招糊弄了好久。在人类发展史中，竞争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我们绝不仅仅是靠着竞争生存下来的。

被溺爱的孩子

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对“节约能源”不屑一顾，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也不看好与人为善的价值。用切尼的话说，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对整个星球无益处可言，而在康德看来，怜悯之情固然美好，却同道德生活无关。既然“社会责任”是王道，谁还在乎什么柔情蜜意呢？

我们活在一个崇尚理智的时代，相比之下，情感就成了招致脆弱和让人优柔寡断的东西。更糟的是，情感难以被驾驭——人之所以为人不正因为我们能自我驾驭吗？现代哲学家们的目光全都聚焦于逻辑和推理，对人类情感则唯恐避之不及，好像禁欲的隐士躲避诱惑。但是，正如隐士也会偶尔想象花前月下和鲜衣美食，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完全避讳人类的基本需求、欲念和迷恋，因为很不幸，人毕竟是血肉之躯。“纯粹的理性”就成了纯粹的臆想。[5]

如果道德源自人为的抽象概念，那我们为什么每每能不假思索地迅速做出判断呢？事实上，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认为道德决策来自直觉。他让实验参与者对异常的行为（比如兄妹一夜情）发表看法，实验对象都能立刻表达不赞同。海特继续让他们历数否定乱伦的原因，并一一辩倒这些理由，直到实验对象理屈词穷。比如，他们会提到乱伦容易生出异常的后代，但在海特设计的情景中，兄妹二人使用了有效的避孕措施，也就是说那些顾虑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实验者立刻就走入了“道德窘境”，他们只能强词夺理地坚称这些行为都是不正当的，却给不出任何严谨的理由。

毫无疑问，我们时常“不过脑子”就能做出道德判断。实际上是情感先做了决定，我们那善于思考的头脑才事后诸葛亮似地站出来，自圆其说地拼凑出一套合理的解释。考虑到逻辑思维中这项基本缺陷，我们似乎应该反思一下前康德哲学对道德的诠释。它认为道德感植根于“情绪”——此观点恰恰符合演化理论、现代神经科学，以及对我们的灵长类近亲行为的观察。这并非意味着猿也有道德观念，但我非常赞同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表达的观点，即人类道德感源自动物社会：

任何一种具育明显社交天性的动物……一旦其智力水平发展到接近或等同于人类的程度，都毫无疑问会产生道德感或道德意识。

那么达尔文所说的“社交天性”具体指什么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关心他人，为什么要关注他人的行为？显然，道德评判的含义远不止于此，但对他人发生兴趣是前提。失去这个前提，就难以发展出什么道德。人类的这种习性，是一切的基石。[6]

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在不自觉中做出反应。聆听他人讲述悲伤的故事，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垂头丧气，像当事人一样皱起眉头。身体上的这些变化反过来致使我们的情绪变得像讲述者一样忧郁。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脑子并没有钻到对方脑子里去，而是身体准确地捕捉到了对方的情绪信息。不仅忧伤的感情如此，愉悦感也可以传递。有天早上我迈出早餐店，竟莫名其妙地吹起口哨来，我想我的情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呢？原来刚才我的邻座坐着两位男士，看得出来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谈笑风生，天南海北。我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而且我对他们聊天的内容也不知情。

情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传递，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每日进行这种交流的人的长相会日渐相仿。此现象已经通过实验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给实验参与者展示多年夫妻的两组单人照片，一组是结婚当天照的，另一组拍摄于25年之后；接着，参与者要根据面孔相似性将照片配对。当看到老年时代的照片，受试者很容易判断出谁和谁是夫妻；然而当看到年轻时的照片，配对结果就一团糟。因此，长相厮守的夫妻有所谓“夫妻相”，并不是因为他们开始选了长相相似的人做伴侣，而是由于经年累月各自的特征发生了趋同的改变。夫妻自我评估生活越幸福，长相也越相似。每日情绪的交流显然可以让二人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别人从外表一眼就看出他们已经彼此拥有了。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到，我们也时常觉得狗长得像主人。这和夫妻相像的道理并不相同。只有当狗是纯种时，我们才能成功地将狗和主人的照片进行配对。遇到杂种狗，人的判断力就失灵了。因为纯种狗通常是主人不惜血本精心挑选而来的。可以想象一位高雅的女士恐怕更愿意牵猎犬在街上闲逛，而性格坚毅的汉子和罗威纳犬走在一起那才更拉风。关键问题在于狗同狗主人的相似度不会逐年增长，因此造成狗像狗主人的原因只是品种选择，这和配偶之间由于情绪传递而造成的彼此相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的身体和头脑都太适应社会生活了，一旦落单，就会无可救药地精神消沉。这就是为什么单独囚禁是除死刑之外最严酷的惩罚。社会联系无可取代，因此延长寿命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告别单身，并一直维持婚姻关系。这样也有危险，有朝一日失去伴侣，活着的另一半就常常心灰意冷，甚至连活下去的愿望也没有了，这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丧偶的人随之死于交通事故、酗酒、心脏病和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夫妻一方去世之后，另一半的死亡率在半年之内会很高，这个规律在年轻人中表现得比老年人明显，而男性又比女性更甚。

其实动物也是如此，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过两只动物伙伴。第一次是我亲手养大的寒鸦（一种状如乌鸦的鸟）乔汉（Johan），它性格驯良温和，不过对我并不怎么亲密。它毕生最爱寒鸦拉菲亚（Rafia）姑娘，一双鸟儿相伴多年，直到有一天拉菲亚独自飞出鸟笼追求自由去了（我怀疑是邻家小孩儿出于好奇把笼子打开了）。剩下乔汉一个，孤苦伶仃终日对着茫茫天空嘶鸣。几个星期后就撒手“鸟”寰。

还有暹罗猫莎拉（Sarah）。它是被我们的老公猫迪亚戈（Diego）“收养”的。迪亚戈对莎拉温柔有加，不仅为莎拉舔净身体，还任它蜷缩在腹部，好像在喂奶，两只猫连睡觉都挤在一起。这样的忘年交持续10年，直到迪亚戈寿终正寝。莎拉那时还年轻，身体也健壮，可它竟然停止进食，兽医也说不出个道儿，2个月后竟追随迪亚戈而去。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至爱的亲人死去，不肯弃尸而去的事屡见不鲜。灵长类的妈妈有时会一直抱着死婴，直到剩下皮包着骨头。曾经还有一只失去孩子的肯尼亚母狒狒，几个星期后当她再次见到当初安置尸体的树丛，还会躁动不安。那只狒狒妈妈爬到附近的高树上俯瞰地下并发出悲号，狒狒一般只有找不到大部队时才会这么叫。还有大象，它们时常回到同伴死去的地方，在那经受风吹日晒的尸骨旁站上半晌。几个小时内，它们一边嗅一边轻柔地翻动骨头。有的大象会敛些骨头随身带走，还有的会把骨头再送回葬身之地。

人们被动物的忠诚所感动，甚至为之树碑立像。在苏格兰爱丁堡有一座名为“格雷菲尔斯鲍比”的小塑像，塑像原型是一条斯凯梗犬。主人于1858年死后，小狗鲍比（Bobby）不肯离开主人的坟墓，整整守护了14年，靠它的粉丝送来的食物维持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它死后被埋葬在离主人不远的地方。在它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让它不渝的忠诚成为我们的榜样。”日本东京也有一座类似的雕像，纪念的是秋田犬八公（Hachiko）。主人在世时，八公每天都会跑到涉谷车站等待他下班归来。1925年，主人去世，但是八公竟然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它的习惯，每天准时出现在车站，长达11年之久。如今，狗狗爱好者每年还会在车站出口聚会，表达对忠犬八公的敬意，而这个车站也用“八公”取代了原来的名字。

听到这里，你也许仍然会不屑一顾，故事倒挺感人，但它们和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忘了，我们属于哺乳动物，在这一类动物中，母亲照顾孩子义不容辞。社会关系显然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而其中最根本的就要数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它提供了一个演化模板，包括成人之间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样一来，当我们看到谈恋爱的人有时会模仿亲子之间才有的行为，比如互相喂吃的，好像自己不会吃饭似的，或者像小宝宝那样提高嗓门说特别幼稚的话，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我呢？我就是在甲壳虫乐队的爱情歌曲中长大的——“我要握住你的小手”——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向童年的回归。

实际上，过去某些动物研究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而具体的影响。一个世纪以前，弃儿所和孤儿院一概遵循行为主义的原则，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糟糕后果。行为主义是心理学派的一支，顾名思义，它相信行为是科学唯一能够观察和量化的，因此也是唯一值得研究的，而大脑的意识哪怕真的存在，也像个黑盒子一样无法捉摸。情绪就更不用说了。如此一来，动物还有内心世界就成了无稽之谈，它们被比作机器。这可苦了动物行为学家，他们必须重新创立一套名词，好将对动物的描述和对人类的描述相区别。可笑的是，好不容易重新命名了，有的词竟再次被人利用。比如，人们顾虑“朋友”“伙伴”这样的称呼会给动物带上人类行为的意味，于是造出“亲密关系”（Bonding）这个词，专门用于描述动物。谁料想，这词听起来太棒了，立刻变成形容人类关系的流行语汇（比如“男性亲密关系”和“亲密关系体验”）。这让人始料未及，结果反而要让它从动物行为领域再次退役。[7]

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生曾成功地“训练”婴儿，让他们对毛绒物体产生恐惧。这个结果终于让人相信，人的行为同样符合效果法则（即人倾向于重复那些会带来好结果的行为，而避免结果不理想的行为。——译注）。华生首先让小艾尔伯特高高兴兴地玩着一只毛绒小白兔。过了一会儿，阴谋就开始了：小白兔一出现，华生就拿铁器在可怜的小艾尔伯特耳边制造噪声。如此一来，恐惧就成了毛绒小白兔的后果。从那以后，每次小白兔（或研究人员）一出现，艾尔伯特就吓得号啕大哭。

华生认为条件反射无所不能，“情绪”是应该回避的。他尤其质疑母爱，把母爱看成一种危险的感情，认为无微不至地关照孩子其实相当于向孩子灌输软弱、恐惧和自卑性格，这样下去将毁掉孩子的前程。最后他申明，社会需要多一些条理少一些温情。他甚至设想了一个“婴儿园”，园里没有多事的父母，婴儿的抚养完全遵照科学设计。比如，小孩只有在行为表现无可挑剔时才可以被人碰一碰，而且不可能是拥抱、亲脸这种亲昵动作，只能在头上轻拍一下。华生认为，在培养下一代的过程中，有组织地分发物质奖励会带来惊人的效果，而平庸的好好妈妈只会滥施感情，完全不懂育儿之道。

不幸的是，这种“婴儿园”真的存在，效果简直差得没得说！看看心理学家对孤儿院孤儿的研究，结果不言自明。这些孤儿被分开关在有栏杆的小床里，彼此之间用白布单隔开，缺乏视觉刺激，没有肢体接触。他们从没听过柔声细语，没被人抱过，更不曾像其他孩子那样被人挠痒逗乐——恰好符合科学家们的推荐。可这些孩子看上去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和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照华生的说法，他们理应茁壮成长，实际上却对疾病一点抵抗力也没有。在某些孤儿院，死亡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8]

华生当年对所谓“过分溺爱的孩子”的声讨，以及20世纪20年代公众对华生强力的支持，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理喻。这促使心理学家哈里·哈洛着手证明另一个更符合常识的理论，即母爱很关键——对猴子来说……哈洛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灵长类实验室中证明，在孤立环境中养大的猴子，不管精神还是社交能力都不健全。如果愣是把这些猴子放归到群体中，别提社交技巧，它们连社交欲望也没有；不仅如此，这些猴子也不会像其他成年猴子那样交配和抚养后代。先不论是否符合伦理，哈洛的实验确实已经向人们证明，剥夺肢体接触，对哺乳动物可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此类实验慢慢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孤儿们的命运也逐渐得到了改善。不过历史还有个例，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曾集结上千名新生儿，把他们投入“感情集中营”，剥夺他们应得的温情。当统治的铁幕最终被打破，齐奥塞斯库的孤儿院终于打开大门的时刻，全世界再次见证了教训。这些孩子不会哭笑，终日像胎儿那样蜷成一团，摇来晃去（同哈洛的猴子惊人地相像），连玩耍也不会。如果给他们递上新玩具，他们就会猛地向墙边掷去。

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人类至关重要，它带给我们最大的欢乐。虽然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欢乐是为蠢货准备的。”但我说的欢乐并非他所指的那种癫狂状态。美国《自由宪章》中也描述了“欢乐”，是人满足于自己生存现状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可以度量的。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在收入达到特定水平之后，物质财富带来的区别并不显著。在过去几十年间，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但我们欢乐的程度可曾有所改变？答案是，一点也没有。对人最有益的，并不是金钱、成就，以及功名等，而是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

人们把社交圈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时常忽视它的重要性。我所在的灵长类专家工作小组就曾经历过一次教训，尽管我们这帮人其实应该是最了解这些动物的。那次，我们为黑猩猩建了一个新攀爬架，然而却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物质环境上。哪知道，这些猿已经在那个老的户外金属攀爬架上耍了30年。我们却心血来潮，决定弄几根大木杆，拧出个更激动人心的架子来。在整个建造过程中，黑猩猩们被锁在隔壁。起初，它们坐立不安，不停制造噪声；可有一次听到外边的巨型机械开始立杆子，它们不再折腾了。它们看出来，这帮人是动真格儿的了！我们把杆子用粗大的绳索连接起来，在地上铺了新草皮，挖了新管道。8天后，新攀爬架拔地而起，比旧的高10倍。万事俱备。

跑来观看黑猩猩乔迁新居的野外站工作人员不下30名。我们甚至开始打赌哪只黑猩猩会率先碰到新架子的木头，哪只会最快爬到顶端。这些猿几十年都没碰过木头，有的一辈子连木头味儿也没闻过。灵长类动物中心主任猜测地位最高的雌、雄黑猩猩会赢，不过我们也知道雄性黑猩猩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它们成天忙着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冒险，却完全可能见到点新事物就吓得跑肚拉稀。

我们在观测塔上架好摄像机，对准镜头。黑猩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放出笼子。那情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显然，我们光顾着为自己顶着炎炎烈日精心搭建的攀爬架而欢欣鼓舞，根本就忘了黑猩猩们已经在各自的笼子，甚至彼此分开的楼里关了好多天了。打开牢笼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社交活动。有些黑猩猩直接扑进别人怀里，彼此拥抱亲吻。一分钟不到，成年雄性已经竖着全身的毛，开始四处恐吓，好像在提醒其他个体：不要忘了谁是头儿。

这些黑猩猩压根儿没注意到它们头顶的新攀爬架。有的径直走到下方，好像新架子根本不存在似的。它们看来一点也不准备接受！直到从地上看到我们巧费心机挂上去的香蕉，情况才有所改观。率先爬上去的是年长一些的雌性黑猩猩，讽刺的是，最后碰到那上边木头的，反倒是整个群体里最横行霸道的雌性。

好景不长，挂在攀爬架上的美食一旦被吃光，大伙儿就撤了。显然，它们还没做好入住新居的准备。所有黑猩猩又集合在旧金属架子里，实际上我的学生在前一天已经测试过，证实这个旧架子确实是极不舒服的。可这些黑猩猩一打出生就活在这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它们四仰八叉懒洋洋地躺在里头，抬头瞻仰着隔壁的“宫殿”，好像那根本不是给它们享受的，而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物件。足足过了几个月，黑猩猩们才开始把大把时间花在这个新架子上。

我们这些研究人员过于沉醉于自己的杰作，反被黑猩猩教了一课，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才是最基本的需求。这件事让我重新思考康德。这不正是现代哲学的症结所在吗？一门心思研究那些所谓人类最独特和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抽象思维啦，良知啦，道德啦，结果恰恰忽视了最基础的方面。我并不想刻意贬损所谓“人类的特质”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真想弄明白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就必须尝试着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思考。让我们将注意力从人类文明的巅峰转移到山脚。巅峰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让人无法忽视的光芒，可山脚却蕴藏了推动人类演化的东西——包括那些驱使我们去溺爱孩子的“龌龊”的多愁善感。

大男子气概的神话

那是一场典型的发生在雄性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冲突：在一家高档意大利餐厅里，一名男性当着他的女朋友，向另一位男性——我——发出挑衅。他读过我探讨人性在自然中地位的著述，这正是绝佳的进攻话题。“你来说一种人和其他动物共通的行为。”他想找个例子开刀。我悠闲地大嚼美味的意大利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性行为。”

不难看出，我的回答触及一些本该难以启齿的东西，他迟疑了一下，不过只是很短的时间，随即发起反击。我的对手开始极力捍卫所谓人类特有的“激情”，强调浪漫的爱情只是生物演化到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比如诗情画意、小夜曲什么的，都是人的专利；同时竭力把我对爱情本源的分析说得一无是处。我在文章中曾指出人类的爱情在本质上同仓鼠和孔雀鱼并无二致（雄性孔雀鱼长了一种变形了的鳍，看起来状如阴茎）。说到这些“粗俗不堪”的解剖学方面的细节，他露出鄙视的神情。

可怜的家伙。他的女朋友碰巧是我的同事，她兴致勃勃地举出更多动物性行为的例子。结果，我们这场对话让灵长类行为学家乐此不疲，却几乎羞辱了在座其他所有人。当这位女朋友说到“他阴茎勃起就那么一丁点”，旁边桌子的人明显吃惊了，不知道是因为这句话本身，还是因为她大拇指和食指略微分开的手势。其实她说的只是一只南美小猴子。

争论显然没结果，幸好甜点上来之前，话题已经降温了。这类讨论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就是动物的一种，其他人相信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旦讨论到性，人和其他动物看起来就没什么区别，而若想想飞机、议会、摩天大楼，就另当别论。在文化和技术方面，人类毫无疑问具有最杰出的才能。虽然某些动物也偶尔展示出些许文化痕迹，不过如果你在丛林里看到一只黑猩猩端着相机，我敢打包票这玩意儿不是它自己造的……[9]

然而，当大部分的世界经历了几千年来文化进步的血雨腥风，不是也有些人类群体，一直安身于现代文明的大潮之外吗？他们躲在远离尘世的角落，竟也发展出人类物种的一切特征，比如语言、艺术和对火的使用等。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人究竟如何能够不受当今科技的“骚扰”，悠然过活。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西方文化长久以来反复提及的“自然状态”吗？仔细想想法国大革命、美国立宪和其他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努力，想想这些历史事件前的那些“自然状态”，便很难理解人类如何能在这样的世界中保持那些原始的生活模式。

其实，非洲西南部的布希曼人（Bushm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的老电影《上帝也疯狂》就调侃了这些“丛林居民”的原始生活方式。电影讲的是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十几岁时随父母去卡拉哈里沙漠找布希曼人的故事，她的父母都是人类学家。布希曼人又称桑人（San），他们身材矮小，行动敏捷，在开阔的热带草原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这片地区在一年的一半时间里水源稀缺，有限的几个可靠的小水潭就决定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活动区间。布希曼人这样繁衍生息了上千年，因此，马歇尔·托马斯将她写布希曼人的书命名为《古老的方式》（The Old Way）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古老的方式”具体指什么呢？这些人穿的是刚刚能遮住隐私部位的羚羊皮，住的是草搭的窝棚，用带尖儿的木棍儿挖地，白天就用鸵鸟蛋的蛋壳盛着水到处跑。他们总要不停修葺自己的住所，把几根棍子插在地里，顶端互相编起来，然后把草搭在这个棍子框架上。这种住法让马歇尔·托马斯想起猿，当它们想临时整理一个地方过夜，就把几根树枝盘成一坨，弄成了过夜用的床。用这种方法，猿就能远离危机四伏的地面。[10]

大部队迁徙时，布希曼人会排成一纵列前进，打头的男性负责侦查地面，看有没有蛇和其他捕食者新留下的印记。女性和孩子排在队列中相对安全的位置。这种方式很像黑猩猩在危险时刻的表现。当它们穿越人类修筑的土路，也会排成这样的队列，成年雄性打头和断后，雌性和年幼的成员占据中段。阿尔法雄性（一号雄性，即地位最高的雄性）有时还会一直守在路中央，直到所有成员安全通过。

或许人类祖先在食物链上的位置确实高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但绝非位于顶端。他们也要提防身后的敌人。于是我要提到第一条错误的“迷信”，即人类祖先称霸热带大草原。想想也不可能。双足着地的远古猿，站起来只有1.2米，而那时的鬣狗足有狗熊那么大，猫科动物长着尖利的獠牙，个头是今日狮子的两倍，我们的祖先肯定终日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为了不和猛兽狭路相逢，他们只得退而求其次，占据对捕猎者来说不是那么方便的捕猎时间。夜晚的黑暗是捕猎者最好的掩护，到了白天，被猎物离着好几千米远就能发现危险。所以我们的祖先只能在光天化日下作业，就和今日的布希曼人一样，因为夜晚都留给凶残的“专业”捕猎者了。

记得动画片《狮子王》吗？正如片子所描述的，狮子是热带稀树草原的王者，这从布希曼人对它们的敬畏也可见一斑。但令人惊奇的是，布希曼人从不用抹了剧毒的箭头对付狮子，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刺激行为很可能引发一场置自己于死地的搏斗。狮子在多数时候也同这帮人相安无事，但如果哪次狮子兴致大发，布希曼人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对潜在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觉，晚上睡觉时留着篝火，这就意味着夜里也不得安生，得起来捣鼓火堆。一旦看到夜行性猛兽在暗夜里放光的双眼，他们就立刻行动起来，从火堆里拔出一根树枝，像火炬一样在头顶挥舞（让自己的体型看起来大一点儿），同时发出稳健的叫声把捕食者驱赶走。布希曼人确实很勇猛，但请求猛兽放了自己这件事，看上去也不是“霸主”该做的吧。

方式虽然古老，不过肯定特别管用，即使在今天，人类还会为了安全的缘故聚在一起。危险来临时，我们就忘了将我们彼此分开的因素了。比如，经历过“9·11”飞机撞击世贸大厦事件的人们，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心灵和肉体创伤。9个月之后，一项调查询问人们如何看待当前的种族关系，纽约居民——不管是什么种族，都对种族关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就在事发前，他们的答案还经常是负面的。危难之后，同舟共济的感觉油然而生，把整个城市都团结起来了。

此类反应在生物演化的历程中由来已久，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我们大脑深处最古老的那层，这个部分不仅同哺乳动物，甚至同许多其他门类的动物都是相通的。如果不信，可以看看鲱鱼们见到大鲨鱼和海豚是如何反应的，这些小鱼平时就拉帮结伙地游在一起，遇到危险更是瞬间紧密团成一团，一下变成一个耀眼的“大块头”，进攻的家伙们看不清楚一条条小鱼究竟在哪里，无法下口。成群行动的小鱼之间保持着精确的间距，它们盯紧同自身尺寸相当的同类，不消一秒就可以迅速调整自己的速度和方向，好保持步调一致，又不撞上彼此。如此一来，明明是几千个单独的生命，却表现得如同一个生物体一般。鸟类也使用此法，比如椋鸟看到老鹰来袭便凑作一团。生物学家将此类行为形象地统称为“自私的羊群”，也就是说，这些小动物躲进大部队的掩护，可换来自身的安全，而与自己为伍的倒霉蛋越多，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则越小。这听起来多像两个男人在丛林里遇到熊的那个故事——你未必得跑得过熊，只要腿脚比你同伴麻利点儿就行。

即使是竞争对手，在大敌当前时也会建立统一战线。鸟儿在繁殖季节为了一小块领地拼得你死我活，可到了迁徙的季节就会比翼齐飞。每次清理我的热带水族箱，我都会亲身体验这个道理。许多鱼都很有领地意识，热带淡水的慈鲷鱼便是一例。平时它们总会张着自己的鳍耀武扬威，互相追着到处跑，好守着自己那一方清静领土不受侵犯。每隔几年，我都会为热带水族箱搞个彻底大扫除，扫除期间鱼不能待在里边，我就把它们盛到另外的桶里，几天后再放回到焕然一新的缸里。每次看到它们迅速找到同伴，集结成群，我都叹为观止。昔日打破头的对手如今尽释前嫌，像好伙伴一样并肩游走，共同闯荡新环境，直到对周边再度熟悉，重获自信，再各自占山为王。

安全是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因。于是就引出了第二条关于人类起源的不切实际的“神话”，即人类社会是一帮有自由意志的人自发创造出来的。人们幻想我们的祖先实际上并不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们过着不用行使任何责任的生活。但麻烦随之而来，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得纷争不断，为此那时的人们常常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幸这些人还有点智商，他们决定放弃一些自由，以换取和平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解释社会起源的经典论调，即社会契约论。美国的开国元老们就在这一理论的光辉指导下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土地”。这则神话直到今天还是各大政治科学系和法学院的流行教案，因为在这则动人的故事中，社会是协商和妥协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可想而知，如果人和人的联系源自平等党派间的协议，那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样，当我们反思对待他人的方式，或者思考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时，就会有章可循。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整套思维，都源自前达尔文时代遗留下来的对人类物种的错误理解。正如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需要他人和被他人需要的时期，因为我们都有幼小和年老体弱的一天，也要去照顾幼小和年老体弱的人。我们的生存几乎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倚仗别人。这个事实才是讨论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空想人类祖先应该像鸟儿一样自由，什么社会责任也没有。事实并非如此。[11]

人类演化可以上溯到一系列群居哺乳动物，个体间相互依存不可分隔。灵长类行为学家曾对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上长尾猕猴的数量进行统计，从计数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对安全的需求甚至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形式。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岛屿上有大型猫科动物（比如老虎和云豹）出没，分布在这些岛屿上的长尾猕猴就集结成大部队；而在没有大型猫科动物的岛上，长尾猕猴就结成较小的群体。被捕食的威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通常来说，一个物种在某个环境中越脆弱，就越倾向于结成更大的群体。狒狒主要在地面活动，于是比在树上的猴子班组大，因为如果技巧过硬，在树杈间逃命是很方便的。黑猩猩则因有“巨无霸”的身材而有恃无恐，因此白天通常都单独觅食或小分队觅食。

不过也有些动物当真不具备群体活动的天性。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牧猫》，他借放牧猫咪来比喻达成共识的难度。对政客来说，这肯定特别令人懊恼，不过猫咪觉得这别提多合理了。家猫是单独捕猎者，它们当然没必要关注他人。其他协同猎食的捕食者（如犬科动物）和被捕食者（如角马）都需要彼此协调。它们通常得跟住领头的，并和大部队步调一致。想当年我们的祖先鼓起勇气离开密林，跑到开阔地开拓新的活动天地，就注定了使自己沦为被捕食者。于是他们演化出群体活动的本能，在众多物种中胜出。我们善于保持行为同步，之后演变为因同步而快乐。两人一起走路，会自动同时迈步。在体育比赛现场，人们整齐地喊口号，所有人一起制造人浪；在演唱会上大家一同挥手；跳健美操时所有人跟着节奏一起跳。如果你还没明白，可以去听讲座，试试在别人不鼓掌的时候鼓掌，或者别人都鼓掌的时候一动不动。我们是群体动物，已经把群体行为实践得登峰造极。政治领导人精通群众心理学，因此人类历史上屡屡出现群众为了效忠领袖做出疯狂举动的事。这些领袖用的什么把戏呢？他们只需要营造大敌当前的氛围，把人民的恐惧给煽动起来，接下来，嘿，就交给人类的群体天性来搞定吧。[12]

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引出第三条关于人类的“神话”，许多人相信，人自打出现就乐此不疲地发动战争。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被冠以“杀戮猿”之名，以此同爱好和平的普通猿相对。“好斗”也被归为人性的显著特点。我当然不觉得人类是爱好和平的天使，但我们也该分清嗜杀成性同战争的区别。战争源自多党派之间严格的阶层制度，并不单是由好斗导致的。事实上，许多情况下战争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拿破仑的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开进俄国时，心里并非燃烧着侵略的熊熊烈火；美国士兵飞到伊拉克也不是想杀人。战争的命令都是坐在首都办公室里的老头儿下的。行军列队中未必看得到杀气。成千上万的人迈着统一的步伐，随时待命，我眼中只看到群体活动的天性。

人类历史战事不断。太多的死亡，让我们想当然以为这就是本源状态，恨不能说战争就是深深烙印在我们DNA上的。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讲：“人类故事就是战争史。除了短暂和偶然的中场休息，世界上从不会有和平；史前也如是，凶残的杀戮主宰世界，永无休止。”但是，丘吉尔口中所说的这个挑战斗殴的自然状态，真的比卢梭所描述的高尚的野蛮人世界更符合事实吗？尽管考古学证据为我们揭示了10万年前的谋杀，但我们却未能找到发生在农业革命以前的任何战争的证据（比如埋满了尸骨和武器的坟地）。杰里科墙倒被认为是最早的战争证据之一，它倒塌的故事还借《圣经·旧约》千古流传，实际上恐怕是为了阻挡泥石流而建的。[13]

时光再向前推进，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当年那人烟稀少的星球，全球人口只有百万的量级。人口密度恐怕和今天的布希曼人有一拼，人均占地面积差不多有26平方千米。甚至还有些证据显示，在更远古的7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小撮一小撮地散居，全球人口几千人，差点就绝了迹。那时几乎没有促成持续战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远古人根本没什么好打的，正如布希曼人一样，顶多就是争一争水和女人。然而，布希曼人却能将珍惜的水源同口渴的外族人分享，还经常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邻近的部族。后一种做法导致一族的男人经常有外族的亲人，各族便联系在了一起。归根结底大家都知道，谋杀亲属显然不是一种成功的性状。

在马歇尔·托马斯对布希曼人的观察中，她从没见到过战争；而且布希曼人不使用盾，这表明他们很少同陌生人发生争斗。只要有结实的兽皮，盾牌是一种很容易制作的工具，而且在面对弓箭时能给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布希曼人不配备盾牌武装，说明他们不怎么担心他族来犯。这并不意味着文字前社会就不存在战争，事实上许多部族确实偶有，甚至常有刀光剑影。我想，不排除远古时代存在纷争，但就像今日靠狩猎和采集过活的人们一样；但事实应该同丘吉尔所说恰恰相反，远古人类应该长期和平共处，部族之间相安无事，残暴的战事只是插曲罢了。

同猿作比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黑猩猩有时也会对邻族开展“突袭”，用残忍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夺取敌人性命。此时的猿同我们塑造的人类勇士形象就很接近了。和人类一样，黑猩猩也会因为夺取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从遗传的角度来说，人类同黑猩猩的亲缘关系，与同倭黑猩猩一样远，而后者却从不会做那些残忍的事。倭黑猩猩对邻居有时也不那么友善，但冲突只要开始一小会儿，雌性就会跑到敌方去，和敌人做爱，雌雄通吃。你看，你很难想象做爱和发动战争能同时进行，所以战争场面瞬间就给搅和了，反而变得像野餐郊游似的，不同部族的成年个体互相梳理，小不点儿们闹作一团。迄今为止，致命的进攻在倭黑猩猩之间还是闻所未闻的。[14]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物种具有战争的潜能，这个苗头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就会抬头。小冲突有时会失控爆发，结果引发血光之灾。再加上不管哪儿的年轻男性都喜欢显摆自己骁勇善战，他们会不顾后果地打击外族人，局势就会更加雪上加霜。不过同时，人类这个物种也有其独特之处，即使在同族人散布开很久之后，我们还会同亲人保持某种联系。结果，部族间就会维持一个完整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网络的存在会促进经济交流，与此同时让战争变得非常没有建设性。同外族的联系相当于在不可知的环境中为活命提供了一项保险，如此一来，食物和水短缺的风险，就可以在各个族群间平摊了。

美国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研究了布希曼人的“风险库”，并记录了他们为获得领土之外的资源所进行的精心协商。协商的过程非常小心翼翼，极尽婉转，因为他们知道，人和人之间从来不乏竞争。

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名布希曼人每年要花3个月的时间离家，游荡在外族。来访者和主人共同举行问侯仪式，以此来表达对主人的尊敬，并申请留住。来访的一方先在人家营地外边的树荫里坐上几小时，然后，主人出去同他们问好。接着，来访的人和着韵律向本地人讲述他们族群的情况。主人同他一唱一和，在每句结束后重复最后一个词，并加上“eh he”（唉呵）两字。照常理，主人会抱怨自己食物短缺，但来访者可以自己体会出实际状况育多严峻。如果真的严重，他们就说只想暂住几日；如果主人并没育反复强调粮食匿乏等问题，来访的人就知道他们可以赖一阵子不走了。如此这般地交流一番，客人被迎进帐房，他们此时会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方式非常得体，以免引起主人一方的嫉羡。[15]

资源匮乏的族群之间相互依赖，因此我们的祖先恐怕从来不会发动大规模战争，直到他们在一处定居下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充自己的财富。因为这个时候，袭击他人可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好处。如此看来，战争并不起源于寻衅挑事的冲动，而是对权力和利益的欲望所招致的。这也说明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

西方世界对人类的本原状态进行了过度诠释，人们相信我们的祖先必然凶残暴烈，毫无约束，像常见的动作片里的角色，不受社会责任的束缚，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如今的政治思潮仍在鼓吹这些神话，仿佛大男子气概真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比如，有人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我们的星球，说人性决定地球上战争不断，还有人说个人自由永远高于集体利益等。

其实所有这些论点都不符合事实，古老的人类彼此信赖，互通有无，竭力压制一切可能引发争执的内忧外患。因为生命如此脆弱，食物和安全才是首要问题。妇女采集果实，挖掘可以吃的根茎，男人们出外狩猎，只有融入一个相对庞大的社会体系，一个个小家庭才得以维系。集体的存在就是为了个人，同时人人为集体。布希曼人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维持族群间的礼尚往来，部族的网络遍布方圆数千米，代代传承。他们殚精竭虑地靠协商达成共识，对他们来说，被放逐和受孤立所带来的恐怖远远胜过死亡本身。一位女士的话传神地表达出这个意思：“死亡很可怕，因为死的时候你孤身一人。”

工业革命前的生活一去不返。如今的社会，庞大、复杂，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的整个运作也必然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远古人社会。然而，尽管我们已经摇身变作“城市栖居动物”，身边飞跑着高级轿车，生活充斥着电脑高科技，骨子里却还是有着同样心理诉求的动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