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先生传略

孔伯华先生（1884—1955）名繁棣，字以行，原籍山东曲阜县人，其祖父孔宪高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先生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十四岁时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先生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遍读家藏善本医书，四处求教，不耻下问，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从而取得较好疗效，远道来求先生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对疑难大病常有奇效。因此先生在三十岁时，就已名噪北京，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举国知名。仅就先生毕生之成就与贡献而言，不愧为我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先生性至孝，二十三岁时，母病垂危，先生日夜精心照料，亲自煎药，无微不至，更由于先生平日待人厚笃，故博得邻里和亲友们的称赞。先生在河北易县居住时，听说此间中医前辈梁纯仁、蔡秋堂二位先生的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当地颇享盛誉，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先生的辨证察脉之造悟才度及平素的为人和作风也早有所闻并深为器重，因此倾囊相授，使先生尽得其传。先生之擅于博采和吸取各家之长，类皆如此。

三十一岁时（1915年），先生应聘始来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所谓官医院，只是当时政府所设唯一的中医机构。1917年，进绥一带流行鼠疫，据说挨户传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派曹巽轩率医官组成进绥防疫队前往防治，成绩卓著。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虎疫[1]又起，派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率队防治。当时疫情猖獗，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闹得人人自危、户户恐慌，一时传为“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防疫队驻于学校内待诊，而前来应诊或邀诊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遂与同仁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始知是尚未取信于人的缘故，于是决定除留陈伯雅在驻地处理日常工作外，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等深入村庄，沿户访问，边宣传，边治疗，不辞劳苦，一心赴救。不数日，群众见治疗能有速效，确可挽救危亡，乃竞相求治，全活极多，因此深受欢迎，获得很高评价。事后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经验和疗效总结，于是先生与同行诸人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一书十卷，刊行问世。

1923年，先生即辞却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先生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悯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慨解义囊，助其药用或疗养等生活之资。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近百年来的西医集中输入的影响，1927年前后有一些虚无主义者喧嚣一时，诬蔑“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这自然引起广大中医药界的不满，于是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其中有“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谰言。这样一项反动提案竟然被当局政府通过，并随即作出“废止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于当年3月2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先生当时为华北中医界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以先生为首的代表成员据理力争，要求政府取消这项荒谬决议。由于中医中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根源，数千年来为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得人心，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赖和全力支持，当局政府颁布的“废止中医”的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众怒难犯的形势下，当局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同时，为了平息民愤，混淆视听，当局政府还在南京设置“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赢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使得中医学免遭更为严重的摧残。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深感到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萧老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聘请当时知名中医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如瞿文楼任教儿科，姚季英任教诊断和妇科，周古人任教《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任教《伤寒论》，赵树屏任教《中国医学史》，宗馨吾任教《金匮要略》，张菊人任教《温病学》，孟仲三任教《中药学》，焦永云任教针灸，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等。因经费拮据，先生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开支。先生常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侍诊从学的门人常常到时留饭，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学校开支较大，家中人口众多，常遇困难还要借贷，因此先生之艰苦办学、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深得医林和社会的敬仰。

“七七事变”越五年，伪政府企图接管北京国医学院，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达两年之久，学院被迫三次搬迁。后萧龙友先生以老告退，先生又独力坚持数年，直至1944年，先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毅然停办国医学院，表现出刚直、高尚的民族气节。北京国医学院共办十五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先生平易近人，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倡导启发，主张独立思考。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症，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常告诫门人：医学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的大事，必须因人而异，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门人弟子皆有“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题其诊室曰“不龟（jūn）手庐[2]”，尝自号为“不龟手庐主人”。此乃先生自谦之辞，意为自己只不过有龟手之特效小技而已。然而将见于《庄子》的寓意深刻的典故用于自己的诊室，亦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

先生还精于书法，每临诊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简明精要而又具体；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配伍严谨且注明炮制及煎服法。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先生不唯工于小楷，对大字亦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所以先生还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

先生曾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弄通其中的深刻道理。记了几味药，背过几个方，就冒失地去看病，这就容易误人害人。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妙。还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守不可移易之法规，不知病之所在，模棱两可而治之，病未必除而命先尽矣。人之有本，犹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源，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先生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如果照搬古方，就是泥古不化。借鉴前人的经验绝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须臾不可脱离客观实际。由此可见，先生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体现了先生之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思想和医疗作风。

先生推崇金代著名医家刘河间有鉴于“世态居民有变”之现实，根据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创立了“六气都从火化”的卓论，特别是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等经旨的发挥，犹为精辟。先生说：后人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习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是刘氏在于洞察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就完全清楚了。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高论，指明“相火”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朱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谆告诫“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淡，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反驳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无谓也。从先生这些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钦佩河间、推崇丹溪的卓见，可以看出先生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注重躬亲实践的“实学”之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先生常说：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所表现之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也；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并非病邪果真居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处切勿拘执。要知芩连姜附，尽可起死，参术硝黄，并能回生，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先生荟萃诸家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非积学有得者，不容易有如此精确的观点。

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在《病同人异论》一篇中的论述，徐氏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常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又具体不过了。为此先生主张，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症。”朱丹溪主张“认症为先，施治为后”。故先生亦主张先议病，后议药。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

基于以上所说，具体到治疗方面，先生认为：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恢复和充足元气，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临证之时参机应变，辨证论治。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即安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究竟谁先谁后，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不可先有主见。《内经》（《黄帝内经》，下同）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明训，这就清楚地说明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如果不被劫夺，就不会造成正气的虚；精气之被劫夺，主要原因在病邪，如能抓住时机，及时果断地采取直捣巢穴的有效措施，使病邪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如急下存阴）。这种以祛邪为主的措施，对于一般的初病、急病，确实可以一扫而痊，但是，对于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者，那就必须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必须以扶正为主。

总的来说是这样，然而疾病情况复杂多变，有久暂的不同，又有缓急的区别；有热深厥深的假象，又有寒热交杂的局面；有正虚邪实的情况，又有脉证从舍的疑难；有的应该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有的就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补，有的攻补兼施。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因病而定，因人而异，所以必须从灵活处着眼，抓主要矛盾，一切服从于客观需求，这样才不致有顾首不及足之叹，不过这是比较难于掌握而又极为重要的环节，非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不可。

先生生平之治验良多，活人无算。论病则切理精详，源流俱澈；用药则随证化裁，不蹈成方。可见其食古贵乎能化，裁制贵乎因时，所以才可能奏有奇效，使危急患者转危为安，使疑难沉疴霍然痊愈。尝临大证，先生诊治不落俗套，敢于创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而与俗见相殊，不同凡响，疗效突出，捷如桴鼓。

先生之善于妙用石膏，亦早为中医界所诚服。讵知其经验系从《本经》（《神农本草经》，下同）中得来，先生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谓石膏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习而不察，畏如虎狼。先生不惟于外感方面运用石膏得心应手，且于杂病方面亦用当通神，至于所用剂量，亦因病情所需而定，少时三五钱，多至半斤，甚至数斤煎煮代水饮用。对此，先生撰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2年曾写信陈情，其大意：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培养人才。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等语。

周总理对先生非常器重，尤其因先生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所建树，常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曾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周总理与先生在中南海亲切谈话时的珍贵照片，已在周恩来展览馆中展出。

先生因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未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至逝世之前，常夜阑执笔，有时撰述达旦。此次所整理的大部分学术论述文章（《时斋医话》）即斯时所留，虽篇幅不多，但确有独到见解，饱含着先生付出的莫大心力。

先生古稀之年，身体已衰，终因劳累过度，于1955年3月患病，辗转床榻达半年之久。此间，先生多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不仅馈赠生活津贴，还特地从东北送来野山人参，并派抢治小组到家抢救。同年11月23日，先生自知不起，临终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遂溘然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

先生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同志等主祭。当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到先生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之培养和教育，并对先生家中的一切事宜做了妥善安排。

先生生前好友、当时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倍切深恸，并洒泪亲提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先生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先生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解除患者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