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医消化病学的现代研究与学科发展

一、当代医家对脾胃病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中医工作者在不断挖掘整理古籍的基础上，结合西医学研究方法，将传统中医的脾胃、肝胆病证纳入现代科学研究序列中。当代医家对脾胃病的研究，包括对传统理论学说的丰富和补充、新理论的提出和应用、脾胃病病机的新认识、治则治法的创新，以及辨证、证候、古方的现代研究等，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对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和临床诊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研究

（1）脾胃通降论的提出及应用：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最具生命力的学说之一，其理论源于《黄帝内经》，辨证法于仲景，集大成者则系东垣。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教授对脾胃学说潜心研究，师古而不泥古，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脾胃通降论”。该理论以脾胃生理功能正常为核心，以脾胃通降失常病理表现为关键，提出“生理上以降为顺，病理上因滞为病，治疗上以通祛疾”的脾胃病认识三要素，既是对脾胃通降相关论述的继承总结，也是对传统脾胃学说的重要补充和深化，并基于此理论开发出临床治疗胃病行之有效的“胃苏颗粒”和“荜铃胃痛颗粒”，在中医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中医科学院唐旭东教授在此基础上，承袭董建华教授“脾胃通降论”之思想，结合多年临床实践，创建“脏腑、虚实、气血、寒热”脾胃病临床辨证的新八纲，即辨脏腑为基础以明确发病病位，辨虚实为要点以明确病证特性，辨气血为中心以明确在气在血，辨寒热为要素以明确机体状态。在慢性胃病治疗中多以恢复脾胃通降功能为大纲，兼辨脏腑、气血、寒热、虚实“小八纲”理论为指导，从而有效把握病机进行施治。在此辨证观点指导下，王凤云教授等进行了系统的临床体验。董建华教授“通降论”中特别强调“疏调肝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李军祥教授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新性地总结了脾胃病从“肝”论治，即“肝郁者宜疏肝、散肝，肝旺者宜泄肝、抑肝，肝火者宜清肝、泻肝，肝经郁火者宜化肝，肝风者宜镇肝、息肝、搜肝，肝逆者宜平肝，肝急者宜缓肝，肝脉寒滞者宜暖肝，肝散者宜敛肝，肝虚者宜补肝、养肝”的十六法，强调临床中应见微知著、以常达变、灵活运用，方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2）五脏相关论的提出及应用：人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联系六腑和其他器官而形成有机整体。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基于“五行学说”，首次提出“五脏相关”理论。其认为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在生理上相互依存、制约，在病理上相互影响，治病应以一脏为本、五脏相关，进而达到“治一脏以调四脏，调四脏以治一脏”的目的；对于所擅长之冠心病、肝硬化、重症肌无力及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将其涉及脏腑分别归结为心脾、肝脾、肾脾和肺脾进行诊治，充分体现了脾在五脏相关理论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暗示无论治疗何脏之病，兼顾调理脾胃均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邓铁涛教授的大徒弟，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劳绍贤教授在继承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西医学先进技术和现代中药药理，专注于研究现代脾胃病的辨证与治疗，提出以证型为纲，以胃黏膜形态特点为目的的辨证思想，将该思想融入中医整体辨证体系中；并重视地域特征，认为脾胃湿热是岭南脾胃病证的一大特点，治疗应以清浊安中为要。20世纪末，幽门螺杆菌（Hp）被认为是慢性胃病的第一大致病因素，劳绍贤教授的大徒弟胡玲教授提出“邪毒致变”和“湿邪黏滞”为Hp相关胃病致病关键环节的创新学术观点，从临床入手以脾气虚证和脾胃湿热证为主，探讨Hp相关胃病胃黏膜病理和超微结构改变、体质可变性与基因多态性等的关联，较好地提示了Hp相关胃病脾胃虚实不同证候的群内趋同性表型特征，为其临床客观辨证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依据。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凤斌教授应用统计学知识、参照WHO生存质量量表发展模式和国外量表设计方法，在中华文化背景和中医理论指导下，创新性地研制出中华生存质量量表；并在传承邓铁涛“五脏相关”理论及重症肌无力的辨治经验基础上，致力于中医重症肌无力患者报告结局指标（PRO）量表研制，以客观、准确地评价该病中医药治疗的临床疗效。

（3）运脾调胃论的提出及应用：《素问·玉机真脏论》“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以及《脾胃论》“人以胃气为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等论述，均明确指出脾胃于人体生理病理之重要。首届“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持中央，运四旁，怡情致，调升降，顾润燥，纳化常”为核心的运脾调胃学术思想。其认为“持中央，运四旁”是治疗脾胃病的核心，即立足于脾胃，强调脾胃的重要性；辨证使用“怡情致，调升降，顾润燥”三大治法，最终达到“纳化常”的目的。路志正以脾胃为本，着重从脾胃特性以及与其他脏腑、经络、孔窍的联系着手，遣方用药倡导“中庸”，强调运脾调胃而非一味补泻，其学术思想对临床有较好的指导作用。路志正临床还擅长从脾胃入手调理情志病，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魏玮教授师从路志正，继承路志正调理脾胃病思想，结合多年临床实践，总结慢性疾病共性病机为“虚”“滞”“瘀”“郁”，认为抓核心病机即“调枢”思维是取效的切入点及关键点，并提出“调枢通胃”理论。其中“调”即调摄、调理，指治疗手段和方法；“枢”即核心，引申为疾病及其病理变化过程的关键环节；“通”指六腑以通为用；“胃”涵盖了西医学消化系统的概念，《灵枢·本输》曰“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通胃”这里指通利胃肠之腑气。该理论的创立，突破中医从肝、脾、肾治疗的局限，从核心病机把握疾病，这一理论与西医学“脑-肠-微生态轴”有异曲同工之妙，并据此提出了功能性胃肠病“脑肠同调”的诊疗思路。

（4）血三脏理论的提出及应用：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其生成、运行和功能发挥，与心、脾、肝三脏关系最为密切。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周福生教授据此提出心-脾-肝三脏一体的“血三脏”模式，临床用于论治更年期综合征、血虚证、情志性疾病、胃肠功能性疾病，均收到满意疗效；他认为胃肠功能性疾病中常见心脾、心肝、肝脾二脏同病甚至心脾肝三脏同病，故临床针对该类疾病可考虑在健脾和胃基础上注重疏肝解郁、养心安神之三脏同治。广东省中医院黄绍刚教授基于“血三脏”理论论治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优化方药组合，形成具有疏肝健脾、宁心安神的中药颗粒剂——肠激灵。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初步提示该方治疗IBS-D疗效较好，机制可能与内脏高敏感性中枢敏化作用有关，进一步提示了“血三脏”模式的科学性及临床意义。

2.病机研究

（1）脾虚的研究：《脾胃论》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国家级名老中医李乾构教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虚而生，脾胃功能健旺是保证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多为脾胃气虚致纳运失职所致；其通过对脾生理功能与病理特点的认识，结合临床创立了“治脾十五法”，疗效显著。而基于“百病皆由脾胃虚而生”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张声生教授将其拓展于溃疡性结肠炎的辨治中，指出该病多以脾胃虚弱为病理基础，常伴“气滞”“血热”“血瘀”等病变因素，认为若只顾“清泻导滞”则正气愈虚，若一味“温中补涩”不仅有助热化火之弊，更易闭门敛邪、延误病情；据此提出寒热并用、调气行血的基本治则，治疗中常将温中药与清热药同用，调气药与行血药并举，处方平和而周全，巧妙地协调并顺应了脾胃肠腑的生理特性。

全国名中医危北海教授从基础与临床深入阐明了“脾虚证”本质，认为该证从西医学来看是以胃肠道的分泌、排泄、吸收和运动功能降低为主要表现的神经、体液和免疫调节紊乱与营养代谢低下的一种虚损性疾病状态，类似于西医学中的综合征（症候群）。危北海本着辨病辨证相结合、融中西医理论于一体的目的，创新性地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病证诊断学的新概念——脾虚综合征。其特有的发病机制、病理生理学基础、临床证候表现、诊断标准和相应治则方药，是一个将临床基础结合、诊治结合、医药结合的概念统一体应用于临床实际中，收效颇佳。北京中医医院陈誩教授传承和发扬危北海的学术思想，将脾虚理论运用于肝病领域，认为肝郁脾虚是脂肪肝的病理基础，肝胆疏泄失常、脾失健运，不能升清降浊而致瘀、痰、湿阻络；临床运用疏肝健脾之品，能使肝胆疏泄正常，脾气健运，可化痰瘀、清湿浊、通肝络。刘汶教授作为危北海的学术继承人，临床中发现功能性消化不良者多属脾虚气滞证，而以具有健脾理气功效中成药——健脾消胀颗粒进行临床研究，疗效确切且无不良反应。

（2）脾虚胃实学说的提出及应用：《素问·太阴阳明论》有“阳道实，阴道虚”的论述，实则阳明，虚则太阴，阳明即胃，太阴即脾。《伤寒论》中亦有阳明病为实，太阴病为虚的理论。首届“国医大师”李振华教授潜心研究历代脾胃相关理论，提出“脾本虚证无实证，胃多实证，治脾胃病须紧密联系肝”的学术观点。李振华认为，脾虚胃实是脾胃病的基本病理特征。脾主升清，脾气上升，津液得以四布营养全身；脾主运化，而运化功能有赖于脾阳的作用。饮食劳倦损伤脾气脾阳，脾失健运和升清易致脾虚证；脾胃病日久或他病日久，亦可损伤脾气甚至脾阳，影响脾功能的发挥，即脾气虚甚至阳虚，故言脾本虚证无实证，脾虚是气虚甚则阳虚而无阴虚。胃主受纳，主降浊；胃气下降，食物得以下行则腑气得以通利。若饮食不节，或过食生冷寒凉，或嗜食辛辣太过，或过食肥甘厚腻，可致饮食停滞于胃，或寒凉或积热蕴积于胃；情志伤肝，肝气不舒横逆犯胃等，均可使胃之受纳、和降失职，胃气不降，浊气壅塞而形成胃之实证，故胃多实证。李振华对脾胃病的治疗并非只从脾胃着眼，根据脏腑相关理论，应注意从肝调治，肝的疏泄条达有助于脾胃正常的升降、腐熟功能，并提出“脾宜健，肝宜疏，胃宜和”的治疗法则，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脾胃学说。河南中医药大学赵文霞教授吸取李振华肝脾相关学术思想，善于从肝辨治脾胃病，灵活运用补肝实脾、清肝运脾、疏肝和胃、平肝调中、柔肝清热诸法，临床疗效满意。基于此，还明确了“肝位中焦”的概念，认为中焦病离不开脾胃、肝胆，除从肝辨治脾胃病外，还可从脾论治肝病，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有云：“欲治肝者，原当升降脾胃，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木之自理。”《金匮要略》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故实脾亦可防肝病传变，对临床脾胃肝胆疾病的辨证治疗均具有指导价值。

（3）脾胃湿热的研究：脾胃湿热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形成于明清时期。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临床医家对脾胃湿热证的认识尚不统一。第三届“国医大师”杨春波教授认为，该证的临床意义、证候辨别以及用药治疗等均需临床和实验数据的支撑，因此率先开展脾胃湿热证的现代科学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脾胃湿热观以及“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功能与形态、机体与环境的多层次、多形式结合”的诊疗思维。杨春波提出脾胃湿热是“脾湿脏”与“胃燥腑”相济共营，脾胃功能失调所致“脾湿和胃热交蒸”的病理变化；从现代病理学角度，该证是机体对病因应答呈亢进性、失调性和代偿性的综合病理反应，并且可能是幽门螺杆菌（Hp）赖以生存的体内环境。杨春波强调舌为脾之外候，苔为胃气所熏蒸，舌苔黄腻、黄厚是脾胃湿热证最重要的体征，临床用自拟经验方清化饮治疗脾胃湿热证疗效确切。柯晓、黄恒青教授等从临床和基础角度，探索该方治疗脾胃湿热证胃病的机理，提示患者胃黏膜上皮细胞增殖与凋亡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清化饮具有较好调控作用，为该方推广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4）郁证性脾胃病的提出和应用：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蒋健教授首次将中医脾胃病分为非郁证性和郁证性两大类，并对郁证性脾胃病的概念、诊断、治疗及西医学的认识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郁证性脾胃病是由情志因素引起或加重的脾胃病，多属功能性消化系统疾病。该病临床特征繁多，如脾胃病类症状因情志致病因素引起，并兼有情志类、脾胃病类以及脾胃病以外纷繁复杂的躯体表现；无器质性胃肠疾病或以其不能合理解释患者症状，症状怪异不合常理，从郁论治或辅助从郁论治有效，均可纳为郁证性脾胃病的范畴。对于该病的因机证治，认为脾胃类症状是“标”，气机郁滞为“本”；治疗应以从郁论治（包括非药物情志疗法）为治其本，针对主要症状治疗为治其标；基于病位病机的不同，从郁论治又包括疏肝解郁、清肝泻火、补益肝阴、清心解郁等，临证仍需辨证论治。“脑肠互动紊乱”是蒋健教授“郁证脾胃病论”学说的现代科学依据。

（5）浊毒致病论的提出及应用：《丹溪心法》云：“浊主湿热，有痰，有虚。”《金匮要略心典》曰：“毒者，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历代医家对浊与毒分别而论，但就性质而言，两者又有相似之处，且极易相生，互助为虐。第三届“国医大师”李佃贵教授通过对脾胃疑难病进行分析后，提出浊毒致病论。他认为浊属阴邪，毒为阳邪，浊阴为不清之意，有形体可见，而毒阳无形可依，浊毒相干，如胶似漆，互助为虐，故将浊与毒并称。浊毒既是对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阴阳均能造成严重损害的致病因素，同时也是多种原因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失常、代谢产物蕴积体内而化生的病理产物。李佃贵认为，先天不足、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逸过度、外感邪气等使脾胃受损，脾失运化，胃失和降，中焦气机壅滞，瘀血阻络，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日久则气滞、血瘀、湿阻、浊聚、痰结、火郁，而重要的莫过于浊毒之邪；若浊毒日久不解，与痰湿互结，深伏于内，耗劫脏腑经络之气血，虚实夹杂，致病往往缠绵难愈；津液阴血耗伤为脾胃病之本，浊毒内壅、气滞络阻、胃失和降为其标，浊毒相干为害乃病机关键；并据此制定出解毒化浊、通降和络、滋阴养血之法，使气行血畅，积除郁解，痰消火散，恢复脾升胃降之生理，脾运复健，肝疏如常，胃纳复常，扶助后天，祛邪安正，经临床实践收效满意。全国名中医刘启泉教授继承李佃贵的学术思想，并将其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的认识与治疗，认为CAG发生发展常循气滞—湿阻—浊聚—热郁—毒盛—络瘀—阴伤的规律，而浊毒为害贯穿该病的全过程，是其发生、发展、演变的主要病机；浊毒黏滞，终使胃络瘀滞，气不布津，血不养经，胃失荣养，黏膜萎缩，日久则发生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他认为浊毒之邪黏滞不解，盘踞成积是CAG反复难愈的关键，亦是胃癌前病变形成的启动因子，强调CAG早期务必遏止浊毒之势，使气行血畅，浊散毒消，胃得阴血润养，腺体萎缩可复，从而“截断”胃癌前病变的发生；后期化浊解毒法可斡旋中州、祛邪安正而“逆转”胃癌前病变的发展；他指出临床应根据浊毒轻重之不同分层用药，浊重者以化浊为主，毒重者以解毒为要，灵活运用，方可奏效。

（6）虚损生积论的提出及应用：《黄帝内经》有云“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怯者则著而为病”。上海中医药大学刘平教授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古代文献的整理归纳以及临床和实验研究，提出“血瘀为积之标，虚损乃积之本”的肝硬化“虚损生积”中医病机理论。其认为肝硬化是以形质损伤为特点的癥积的典型代表，而机体形质损伤的本质是精气虚损，病邪致机体精气虚损，气血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终致形质损伤，积乃成焉。虚损的本质一方面体现在精气亏损导致机体组织结构损伤，是其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以瘀血为主的病理产物瘀结于受损部位及其脉络，是其果，最终形成以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为特点的“虚损生积”的病机演化。治疗当以补益精气、促进精气来复为本，祛瘀通络为标。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刘成海教授在临床辨治慢性肝病中亦注重“扶正”，认为肝纤维化治疗注重扶持气血，肝硬化腹水治疗重视扶阳益阴，脂肪肝治疗犹当健脾助运，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治疗宜补肝益肾，且AIH属慢性进展性肝病，若治疗不及时或方法不当易发展为肝硬化。北京地坛医院王宪波教授参考“虚损生积”理论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认为AIH基本病机亦为本虚标实，虚为气阴不足、阴精亏耗，实则以湿热、瘀血、气滞、痰浊最为常见。如轻度AIH病机主要为肝脏体用失调，肝郁脾虚，肝木不荣，治疗重在养肝体调肝用，常用养阴柔肝、健脾调肝之法；中重度AIH病机以湿热内蕴、瘀毒内结为主，顾护肝阴的同时治以清热利湿健脾、凉血活血通络之法；病久肝脾虚累及肾虚，临床用药亦应注重三脏之滋补，为完善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内容。

（7）复合病机论的提出及应用：首届“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一直重视对病机学说的创新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内科急难病证常相兼致病，而复杂病机间亦具有不可拆分、因果相关的特点，据此提出“复合病机论”观点。周仲瑛总结的复合病机是指由外感六淫或脏腑功能失调不同病因所产生的主要包括风、寒、湿、热、火、痰、瘀、气、水、饮、毒等病理因素之间相互兼夹、相互转化、复合为患，从而表现为复杂的发病特点；认为多因复合、多病位复合是复合病机的临床特征，而邪正交争、多病势复合所致的病机转化、因果夹杂则是复合病机形成的内在基础；并将该理论用于临床，认为“湿热瘀毒互结”是肝病基本病机特点，清化湿热瘀毒是各型肝病的共性基本治法；在对中医肿瘤病机的认识中，特别提出“癌毒”理论，认为癌毒是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郁滞基础上，受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成，可见癌毒本身就是“复合病机论”的衍生概念；而癌毒是恶性肿瘤的关键病机，又多与痰、瘀、湿等病理因素胶结存在、互为因果，亦可兼夹转化、共同为病，构成恶性肿瘤的复合病机；治疗应在辨证论治前提下多法合用，以复法大方治疗消化系统肿瘤等恶性肿瘤。江苏省中医院沈洪教授将周仲瑛的“复合病机论”灵活运用于溃疡性结肠炎（UC）诊治中，认为脾虚为UC发病之本，湿热、痰浊或瘀血等为致病之标；根据该病不同临床表现及发展演变规律，提出“湿热-血热-血瘀”学术观点，其中湿热是最重要且贯穿该病始终的病理因素，故以健脾清热化湿为第一要旨，并自拟清肠化湿方用于临床和基础研究，以从西医学角度探讨其作用机理。浙江省中医院钦丹萍教授认为UC病位在肠，与肝、脾、肾关系密切，脾失运化、肝失疏泄、肾失温煦均可导致水液代谢失常，留积成湿，阻遏肠间，蕴而化热，气血壅滞，损伤脉络，酿腐成溃；治疗多采用健脾、疏肝、温肾中药口服，联合清热祛湿、化瘀解毒中药保留灌肠，双管齐下，标本兼顾，收效良好。

（8）相火学说的继承及创新：“相火学说”首见于朱丹溪《格致余论》一书，该书记载：“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火。”表明君火有名有形，而相火有名无形。相火产生于命门，是人体生生不息的功能活动，受心火支配，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是人体内部正常或反常的局部内生火热。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均可导致相火活动异常，使机体发生病变；相火旺盛，阴精被耗，出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不平衡状态，丹溪将其分为阴虚相火和湿热相火进行辨治。全国名中医杨震教授在临床肝病的辨治中，创新性地应用相火论的观点，认为肝体阴用阳，内寄相火，并按肝病的发展过程将病理性相火分为六型。肝病发病早期阶段，为郁热相火，其病机特点为肝气郁结、肝脾失调；郁热相火治疗不当，病情进一步发展，即进入血热相火阶段；肝炎经常迁延反复，加之肝病必然乘脾，脾失健运则易出现肝郁夹湿，郁久化热而形成湿热相火之证；肝病日久或治疗不当，均可出现气血瘀滞，病久耗气伤阴，瘀而化热，形成瘀热相火之证；若肝郁过久，化火必伤肝阴或伤及脾、肾之阴，为阴虚相火阶段；肝内寄相火，寓一阳生化之气，寄居肾中真阳，病久伤阳，此为相火虚衰阶段。针对肝病不同阶段，杨震教授分别拟定治则方药进行治疗，提高了肝病防治水平。此外，该团队通过对乙肝患者主症的统计分析，认为其主要病机为毒、热、湿、瘀、虚五大因素，中转环节是“肝经血热”；并应用相火理论研制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祛湿、理气活血、扶正养阴功效的“碧云砂乙肝灵”颗粒，临床广泛应用于急、慢性乙型肝炎及早期肝硬化、肝脾大等疾病。

3.治则治法研究

（1）升降和合法的提出及应用：脾胃居于中焦，为后天之本，戊己为土，升发万物。脾胃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纳一化，一表一里，形成阴润阳燥、纳化协调、制约和合、相互为用的密切平衡关系，共同完成后天受纳运化、培育滋养的功能。脾胃是升降运动的枢纽，升则上输于心肺，降则归于肝肾。国家级名老中医吉良晨教授认为，脾胃广而言之关系诸脏，狭而论之至关中焦，纳化升降首当其要，因此提出脾胃用药贵在升降和合的观点。如中焦脾胃浊气结而不散之热痞，脾胃升降失司、中焦难以运化之寒热错杂之痞证等均以“胃气不和”为要点，仲景泻心汤方均在和合用药以促进脾胃升降之能。此外，脾胃不健、中气无生、运化失常可影响全身，吉良晨教授认为诸脏虚损，峻补无益，独取中州是为重要，故大凡虚损之症，医用补药引起脘胀纳呆甚生他变者，每以健运中州之品加入砂仁、陈皮、生姜、大枣之类，以促脾胃运化，升发中焦之气机；有时亦根据证候之需要，酌情佐以谷芽、麦芽、神曲等品。治脾胃者有关全身，全身之患亦有关脾胃，只有辨证认病准确，抓住重点，分清主次，选方遣药得当，时刻关注脾胃运化则病易愈。广东省中医院黄穗平教授、张北平教授师从吉良晨教授，在其升降和合法治疗脾胃病基础上又有各自的体悟：黄穗平教授强调，调气当与补气并重，清胃当知护胃安中；张北平教授拓展出平治中焦法包括调升降、平虚实、辨寒热、和燥湿四方面，均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升降和合法的内涵。

（2）调理脾胃贵在缓和：孟河医派是江苏著名医家流派，在医方、用药、诊病、外科、药性等诸方面造诣颇深，提倡理归醇正、方求和缓、用药轻灵，特别在脾胃病诊治上，学术体系完整，辨治技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著名脾胃病专家单兆伟教授汲取孟河医学精髓，立论以和缓平正为宗，治法以清润平稳为主。“和”则无猛峻之剂，“缓”则无急切之功。在脾胃病治疗中，提倡处方轻清简约，方药平和，忌刚用柔，少用寒热偏性明显、性味厚重、刚燥之品，以免戕伐脾胃之气；化湿慎勿香燥伤阴，清热须防苦寒败胃。他认为辛温少用温运脾胃，过量则伤及胃阴；苦寒少用健胃，过量则败胃；脾胃既伤，用药更勿伐生生之气，为临床用药以警醒。

（3）补脾胃、泻阴火的继承与创新：李东垣在脾胃内伤发病学上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阴火”即邪火，主要包括心火、肝火、肾火、肺火、虚火等“自内而发之火”；论述阴火产生的病机特点为“脾胃内伤、阳气不升、阴火上乘”，并以“补脾胃、升阳气、泻阴火”之法组方，其所著的《脾胃论》中，首方即为“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国家级名老中医蔡淦教授善用东垣脾胃学说指导各种疑难疾患的治疗，认为当前内伤疾病常见原因如思虑过度、情志不遂、工作压力、暴饮暴食、烟酒过量等，虽与东垣时代的饥寒交迫、劳役过度等不尽相同，但脾胃受损内伤的病理基础仍然一致，因此治疗脾胃内伤病证仍推崇东垣法度，运用“补脾胃、泻阴火”之法以健脾补中益气为主，同时根据伤于饮食、劳倦、情志的不同，佐以甘寒或苦寒，或辛通开泄等治法，以脾胃为中心，圆机活法，随证化裁，疗效确切。上海市名中医马贵同教授集前人所述，撷临床之验，对脾虚在脾胃病中的地位深有体会。临床中除辨证论治外，特别重视健脾补虚。对于慢性胃病多以健脾益气治本为主，结合疏肝理气、消食祛痰、化湿和胃、散寒清热、滋阴养胃、活血祛瘀以治标；对于肠病患者，多以健脾温中为主，辅以清肠化湿、行气疏肝、消食导滞、温肾固涩、散寒泄热、润肠通便等法；无论胃病、肠病，均以健脾补虚培本为先。唐志鹏教授师从马贵同教授，将其健脾补虚理论灵活用于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中，认为本病虽病位在肠腑，但致病之本仍在脾，临床治以健脾益肠、温脾止泻、清脾祛滞、解郁疏脾等理脾助运之法，常获良效。

（4）清法在脾胃病中的应用：《丹溪心法·心脾痛七十》有云：“病得之稍久则成郁，久郁则蒸热，热久必生火。”第三届“国医大师”葛琳仪教授认为，脾胃病迁延日久常伴慢性炎症病变，其病机多以脾胃气阴不足为主，伴气滞、湿阻、热蕴等；阴虚生内热，气滞、湿阻日久亦可化热，故临床治疗善以“清法”为要。根据病情不同，又分为清疏、清化、清利、清养四法。清即清热，常选用黄芩、蒲公英、石菖蒲等。气滞为主者，治以清疏之法，即在清热基础上加用柴胡、郁金等疏肝之品；湿阻为主者，治以清化，即在清热基础上加用川厚朴、苍术、苏梗、佩兰、薏苡仁等化湿之品；邪热内盛者，治以清利，此证虽以热盛为标，其本仍为阴虚，故在清热基础上加用生地黄、麦冬、玉竹、天花粉、鲜石斛等养阴生津润肠之品；慢性胃病日久，多以脾胃气阴不足为本，但常湿热缠绵，邪难速去，故对病情缓解、以虚为主者，治以清养之法，即益气养阴同时兼顾清疏、清化、清利之法，用药当选补而不滞、滋而能通之品。此外，临床还应考虑患者兼症以灵活加减用药，方可取得满意疗效。

（5）“以痈论治”消化性溃疡：“以痈论治”学术思想是第二届“国医大师”周学文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消化性溃疡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后首次提出的。周学文认为，外邪伤中，或胆火，或情志犯脾夹胃致脾胃气机升降失司，气机郁滞，邪气不解，日久则郁而化热，即病由毒起，热由毒化，毒热蕴结，热盛毒侵，气血凝滞，血肉腐败致“胃脘痈”，即溃疡形成。消化性溃疡活动期的临床表现，以胃脘灼痛、反酸嘈杂多见，常伴口干口苦、舌红苔黄一派热象；胃镜下可见溃疡灶周围黏膜充血、水肿、糜烂等；病理学常见周围黏膜组织炎症水肿等。周学文总结该病特点为“红、肿、热、痛”，与中医学外痈的临床特征颇为相似，故提出“以痈论治”消化性溃疡的学术观点，治疗以清热解毒、消痈生肌为基本治法，并引用外科“消、托、补”三法指导用药。消法即解毒消痈，可选用黄连、连翘、蒲公英、紫花地丁、苦参、败酱草等；托法即托毒生肌，可用黄芪、白及、浙贝母等；补法即补脾益气养血，可用黄芪、砂仁、白豆蔻、沙棘、甘草、丹参、三七等。三法可先后应用，也可融于一方之中。辽宁中医药大学王垂杰、白光教授团队根据胃溃疡毒热证的病理特点，将周学文研制的“消痈溃得康颗粒”用于临床，发现该方对胃溃疡活动期属毒热证者，疗效确切。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胃黏膜组织三叶因子及表皮生长因子、血清PGE2水平，降低血清IL-6和IL-8水平，从而促进溃疡的愈合。

（6）“肤药治膜”的提出及应用：《素问·举痛论》曰：“寒邪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素问·痿论》又云：“肝主身之筋膜。”张介宾注曰：“膜，犹幕也。凡肉理脏腑之间，其成片联络薄筋，皆谓之膜，所以屏障血气者也。”膜与西医学黏膜有相似之处，黏膜是一种富含黏液腺的膜，特指衬于身体直接或间接与外界相通的通道或腔的膜，是由上皮组织和结缔组织构成的膜状结构。第二届“国医大师”刘尚义教授师从于著名“葛氏疡科”第七代传人赵韵芬，长期致力于中医外疡科理论研究，创新性地大胆提出“肤膜同位”理论观点，认为在内之膜如在外之肤，包括消化道在内的体腔的炎症、溃疡、肿瘤等均可按皮肤病、疡科病进行辨证施治，并据此提出“肤药治膜”的创新性学术观点。如对于胃溃疡的治疗，提出可用四妙勇安汤（金银花、当归、玄参等）加减进行，既可清热和胃，又可活血止痛而达到以疡科用药思路保护胃黏膜的作用。白及乃外科疮疡之要药，亦可用于胃溃疡出血者以敛疮生肌、止血；刘尚义认为，胃癌等在内之恶性肿瘤与在外之痈疽存在相似之处，故疡科内治总则“消、托、补”三法亦可用于肿瘤的治疗。肿瘤初期以消为主，遣方用药需选用冬凌草、葎草、山银花等清热解毒之品以及莪术、川芎、刘寄奴等活血化瘀类药物；中后期以托、补为主，常用玉竹、石斛、黄精、桑椹、黄芪等补益之药以恢复正气。但若中后期恶性肿瘤患者的瘤块仍较明显，则需清热解毒、通络化瘀、益气养阴药协同使用。此外，风为百病之长，刘尚义在肿瘤论治时，常佐防风、羌活、蝉蜕、僵蚕等祛风之药以温通走散、疏通经络，对病机复杂之肿瘤病证多获奇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敏教授较好地继承了刘尚义“肤膜同位”学术思想，将其应用于临床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等脾胃消化疾病的治疗，也常常能取得较好疗效。

（7）“以俞调枢”法的提出及应用：天有阴阳交泰，人有升降出入。脾胃为中土，是五脏之气和全身气血津液升降出入的枢纽。脾胃的功能协调，与其经络相互络属密切相关。足阳明胃经循行从头走足，胃之经气由头至足，自上而下；足太阴脾经循行从足走胸腹，脾之经气从足至胸腹，自下而上。两者通过经络互为表里，其经气上下相交，一升一降，共同维系着中枢气机的正常运行。脾胃气机不和，则脾不升、胃不降，清浊相干，造成人体气机失常，气血运行不畅，气血生化受损，脏腑功能受累，消化系统疾病遂生。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谢胜教授认为，足太阳膀胱经的经气通过睛明穴与足阳明胃经之脉相交，刺激背俞穴，激发太阳经气后，循经络而使胃阳得充，以助相表里之脾阳，脾胃阳气健运，可达“补后天”之功；且背俞穴为脏腑经气的输注之处，与相应脏腑经气关系紧密。在背俞穴处行药穴指针的操作，可直接调节相应脏腑的气血，改善脏腑功能，并据此提出“以俞调枢”学术观点，用以治疗消化系统病证。如用“背俞指针疗法”治疗胃食管反流病，“脾俞、肝俞针刺疗法”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肝脾不和证，“肺俞、肾俞回旋灸法”治疗气虚便秘，“肺俞、脾俞埋线法”治疗功能性腹痛综合征等。此外，胃肠居于腹侧，为任脉所经过，任降督升，任督二脉气机调和，升降有常，环周有序，是三焦气机协调的基础，也是脾胃等脏腑气机正常运行的内在动力。因此，提出“任督二脉经气升降交会失衡是脾胃升降失衡致病的病机本质”，且通过系列实验研究发现，“以俞调枢”法可能通过改善任督二脉经气的运行，进而起到改善胃肠动力的作用。谢胜教授“以俞调枢”理论的提出，为脾胃病治疗提供了新的“内病外治”中医模式，值得临床借鉴和应用。

（8）柔肝思想的应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也”“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肝之为病，常阴血不足，表现为刚、强、暴、急的病理特征，为升、动太过；肝血充足，才能以阴制阳，使肝阳不能亢而为害。全国名中医王自立教授据此提出“治肝必柔肝，柔肝先养肝”的肝病治疗大法，强调“养肝即是柔肝，柔肝便为疏肝”，即肝血得养、肝体得柔则肝气自疏，以顾护肝之阴血为临证首要，形成了独特的柔肝思想。王自立教授认为，恢复肝的生理功能，顺应肝的生理特性是治疗肝病的根本落脚点；治肝之法甚多，惟柔肝之法最顺肝刚烈之性，不可填塞峻补过猛，亦不可疏肝活血、镇肝息风过峻，故治疗当以养肝柔肝为要，但仍需辨证用药。伴见脾虚证者，宜选归芍运脾汤以健脾助运、养血柔肝；伴肾虚证者，宜选二至丸、杞菊地黄丸等滋水涵木、滋阴柔肝；因肝所致急痛者，宜选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以柔肝，缓急止痛。

（9）通阳法治肝病的应用：中医学认为，阳气是生命活动的根本，正如《医原》所说：“人身之阳，法天者也，一失其流行之机，则百病起。”《临证指南医案》又云“阳气窒闭，浊阴凝痞”。阳气是气血津液运行的关键因素，一旦阳气不足或气化失常，阳气不通则必然会导致津聚为痰，气滞血瘀致疾病发生。脂肪肝是西医学的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可归于中医“肝着”“胁痛”“癥瘕”“积聚”“痞满”“痰浊”等范畴，发病机理多为过食肥甘厚味或情志失调或久病体虚引起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肾精亏损，致湿浊痰瘀互结，痹阻肝脏脉络所致。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张介眉教授将中医理论与现代疾病相结合，认为该病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即“阳气不通”，阳气通畅则其推动、温煦、统摄、气化等与能量和脂质代谢相关的系列功能才能得以正常发挥；若阳气不通则会引起能量输布异常、脂质及精血津液代谢障碍，从而导致痰浊血瘀等病理产物滞留为病，停积于肝而引起脂肪肝的发生。张介眉教授根据中医“辛甘发散为阳”理论，提出“辛温通阳法”治疗“阳气不通”之脂肪肝；认为气薄之温药能发越阳气，通利水道，通畅“得温则行”的水湿、痰饮、瘀血等阴邪；而辛属阳主动，味辛则具有升散宣通特性，辛温药虽热性不大但善于宣通走窜，故有开泄肌表、发泄通阳的功能，尤以桂枝、细辛、葱白为常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时昭红教授在该理论指导下，研制葱神清脂软胶囊进行临床和实验研究，发现该药能明显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脂质代谢情况，减少肝脏损伤，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其机制可能通过增强机体清除自由基能力而减少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有效地减少脂肪肝形成中活性氧和活性氮损伤，增强机体的解毒能力。而后又开发葱白提取物，进一步探索葱白有效成分对NAFLD的防治机理，为“通阳法”治疗NAFLD提供了科学依据。

4.现代中医的研究模式

（1）辨证模式的改革：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与优势；传统中医辨证模式是将症状、舌象、脉象罗列在一起。由于症状、体征多样，初学者较难掌握辨证的要点，也不利于中医临床研究的开展。为适应现代医学发展以及便于临床运用，李乾构教授提出改革传统中医辨证模式，按主症与次症进行辨证论治。该模式于1993年被卫生部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所采纳，但初始阶段主症、次症项目较多，临床应用亦烦琐，因此李乾构教授主张进一步提炼主症，将3～4项主症精炼压缩至1～2项主症。如胃痛辨证按一项主症八项次症进行辨证施治，凡具备一项主症和任意两项次症即可诊断某证，受到了中医界的广泛认可。该辨证模式去繁就简，以具有特征性症状为主，以主要症状推断主要证候，极大提高了中医学者的学习效率，为中医临床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2）证候病机新模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季光教授团队在病证结合、方证相应理论指导下，通过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提出NAFLD证候病机新模式。即脾虚是NAFLD的基本病机（病的病机），湿热和血瘀是其常见表型（证的病机），脾阳虚是疾病慢性化和复杂化的“拐点”。季光教授团队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技术，发现尿糖代谢产物是NAFLD脾阳虚的差异性代谢物，可预测疾病进展；临床证实，具有温阳利水功效的苓桂术甘汤可提高NAFLD脾阳虚证患者的临床疗效，首次发现温阳化气功效是通过桂枝升高血清甲状腺激素，增加肝组织甲状腺激素受体β1（TRβ1）、肉毒碱棕榈酰基转移酶1A（CPT1A）表达，增强脂肪酸β氧化而实现；利水功效则通过淡渗利湿的茯苓促进甘油三酯（TG）组装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增加脂肪酸的水溶性，提高其代谢活性而实现。季光教授以证候病机为突破口，基础与临床结合，进行病—证—方的系统化研究，为现代中医药发展模式做出了表率。

（3）经典名方现代研究：麻子仁丸出自汉代张仲景《伤寒论》，治疗“胃强脾弱”之“脾约证”。自汉代以后，一直被用来治疗以便秘为主的临床病证，但尚缺少科学证据说明其疗效及疗效机理。香港浸会大学卞兆祥教授团队历经十余年时间，对麻子仁丸治疗功能性便秘进行了文献、临床与机制相结合的系统性研究。该团队将485篇治疗便秘的中药复方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发现麻子仁丸是临床治疗便秘的基础方，且疗效优于西药；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该方临床疗效评价，包括确定优化剂量、安慰剂对照、一线药物对照以及证候学探索，进一步证明麻子仁丸是治疗功能性便秘的有效药物，并且优于现在临床使用的一线治疗药物。该团队对其疗效机理也做了大量工作，如通过药学实验研究其有效活性成分，并建立活性成分的作用靶点预测工具（MOST）；通过聚焦网络药理学方法确立麻子仁丸复方中活性成分的作用靶点及其信号通路（包括乙酰胆碱、雌激素、前列腺素、大麻素和嘌呤信号通路等），以阐明麻子仁丸调整肠道功能的作用机制；通过药物代谢组学的方法，首次发现麻子仁丸对油酸醯胺信号通路的调节作用是解释麻子仁丸停药后绩效应的独特作用机制，明显区别于对照药物番泻苷的临床效应。这一系统研究为麻子仁丸治疗功能性便秘提供了临床疗效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有效物质基础的说明，为将其推荐进入西医学的临床实践指南提供了证据基础，也为经典中医古方的现代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证候研究进展

证候，简言之是证的外候，即疾病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反应，是对病位、病因、病性、病势等的高度概括。中医证候包括了症状和体征，它是疾病本质的反映。具体地说，证候以患者的症、舌、脉、形、色、神等形式表现出来，是致病因素与机体抗病能力两方面的综合。通过对证候的研究，为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中医证候的标准化、客观化成为影响中医学发展与创新的重大学科问题，对规范中医诊疗体系、提高中医诊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中医消化病证候的研究主要以中医辨证理论方法为基础，利用西医学中与消化系统相关的实验室检测手段、分子生物学及病理学方法得出的客观指标，验证并揭示其中医证候的实质，并指导证候划分、规范证候发展，使得消化病的中医证候更加微观化、客观化、标准化。消化病中医证候研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临床掌握病情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临床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在规范中医学科发展、推进中医药事业前进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证候是认识与辨治疾病的基础，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故证候研究的发展不能脱离疾病而独立存在，现将当代医家对常见中医消化疾病的证候研究概况分述如下。

1.食管疾病相关证候研究进展

临床上食管部位的疾病以胃食管反流病（GERD）为代表，GERD又可分为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反流性食管炎（RE）及Barrett食管（BE）。临床研究显示，肝胃郁热证、胆火炽盛证GERD患者的病证病机复杂，涉及胆汁排泄及胃肠动力功能障碍、神经内分泌调节紊乱等多个方面。反流类型以酸碱混合反流为主，内镜下胃内大量胆汁反流，幽门口闭合不全是胆热犯胃证型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同时，根据洛杉矶标准（LA分类法）采用电子胃镜观察RE肝胃郁热证、胆热犯胃证、中虚气逆证、肝胃不和证、痰气中阻证患者食管下段黏膜充血、水肿、糜烂情况。结果发现，A级以肝胃郁热证为主，B级以胆热犯胃证为主，C级以中虚气逆证为主；而内镜下胆汁反流与胆热犯胃证密切相关，其次是肝胃郁热证；Hp感染在RE虚实证型间有明显差异，多与实证相关，且实证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胃窦部病理学炎症。在探讨食管24小时pH值与胆汁检测和GERD证型之间关系时发现，中虚气逆证型GERD患者食管黏膜保护屏障相对较弱，即使在反流不严重的情况下也能造成黏膜损伤；而肝胃郁热证型GERD患者发病与酸反流、混合反流密切相关，可能是由于肝胃郁热证的酸和胆汁的暴露程度较重，从而加重了对食管黏膜的损伤，一定程度上推测肝胆失于疏泄，胃气上逆可能与食管下段括约肌松弛所导致的酸反流和混合反流有关。有学者在对不同证型GERD患者行内镜与食管动力学检查时发现，脾胃虚寒证型患者较正常对照者尚有LES松弛时间延长、收缩波最大持续时间缩短、蠕动传导速度降低等表现；而肝胃不和证、肝郁化热证患者食管下段括约肌压力、胃食管屏障压及蠕动传导速度降低，并伴有食管下段括约肌松弛时间延长；但脾胃虚寒证炎症分级显著高于肝胃不和证、肝郁化热证，可能与虚证病程相对较长，食管动力功能差而致频繁反流，以至于对食管黏膜侵蚀时间更久有关。另有学者在采用食管压力测定方法研究吞酸证的病理机制与食管动力的关系时发现，食管能力异常以低动力为主，高动力主要出现在肝胃不和证型，且能力不协调主要表现在脾虚证，故推测脾虚可能是动力不协调产生的原因之一。

2.胃肠疾病相关证候研究进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基于脾主肌肉与细胞线粒体的密切关系，率先提出中医脾-线粒体相关学说，认为脾虚患者胃黏膜壁细胞的线粒体数目减少、超微结构受损、能力代谢障碍。而脾虚出现的乏力、消瘦等症状又与体内蛋白质的合成及摄取障碍密切相关。蛋白质糖基化在消化系统中意义非凡，消化道黏液中的糖蛋白对黏膜组织起到润滑和保护作用，同时多数消化酶也是糖蛋白，故糖基化的修饰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有研究通过测定血清蛋白和氨基酸含量发现，脾虚患者血浆蛋白量、血清总蛋白量、白蛋白量、血清游离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量及支链氨基酸含量均显著低于正常水平。有学者从细胞内质网应激角度来探讨中医脾虚的本质，结合内质网的生理病理功能与中医脾虚证的现代研究，提出内质网与中医脾的藏象功能联系最大，内质网应激可能是中医脾虚本质的客观指标之一。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临床最常见的一种功能性胃肠病，有团队通过采用B超液体营养餐负荷试验来评估脾虚气滞证FD患者近端胃排空功能。结果显示：此证型患者半排空时间延长，表明脾虚气滞证FD的发病与近端胃排空功能异常有关，亦可能是其发病机制之一。肠道菌群稳态在维持肠道正常生理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及拮抗病原微生物定植等方面意义重大，肠道菌群参与了肠易激综合征（IBS）的黏膜免疫激活、炎症及屏障损伤等生理病理机制。研究发现，脾虚泄泻患者较非脾虚泄泻患者存在更为严重的肠道菌群失调，且脾虚泄泻患者粪便中双歧杆菌数量明显减少，胃动素含量下降，降结肠与直肠的前列腺素E2（PGE2）含量增高。作为内源性保护蛋白，热休克蛋白70（HSP70）参与了维持胃黏膜的完整性，活化的核因子-κB（NF-κB）与胃黏膜炎症密切相关。有学者以HSP70和NF-κB炎症通路表达为切入点，并以脾气虚证为对照，探讨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发生的生物学机制，结果表明：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发生与胃黏膜HSP70和NF-κB炎症通路表达相关，HSP70和NF-κB及其下游炎症因子在胃黏膜的过度表达可能部分体现了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邪正交争”的亢奋状态，且Hp阳性患者“邪正交争”更为剧烈。随后从整体外周血角度进一步探讨HSP70和NF-κB与慢性胃炎不同证型的关系，结果显示：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NF-κB在脾胃湿热证热重于湿、脾气虚证表达升高，犹如“内邪”的致病作用；HSP70在脾气虚证Hp阳性表达的升高与在脾胃湿热证热重于湿表达的降低，类似于“正气抗邪”“邪盛正虚”的作用，故Hp可能并非引起脾胃湿热证、脾气虚证发生的唯一“外邪”因素。此外，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发生还可能与Th1/Th2平衡改变有关，“湿”与“热”邪可能是介导Th1型细胞因子免疫反应的病理因素。在研究Hp相关胃病不同证型相关蛋白水平表达时发现，表皮生长因子（EGF）、三叶因子1（TFF1）与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在Hp相关胃病脾气虚证和脾胃湿热证中呈现高表达，ICAM-1可能从某种程度反映了“湿邪致病”的病理机制，且Hp与湿热病邪在致病上互为因果，一定程度加重“邪正交争”状态。而且，Hp相关胃病患者胃黏膜Hp感染率、炎症程度及活动度与脾胃湿热证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Hp也可能是引发或加重脾胃湿热证的重要原因，其促使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和活化正常T细胞表达分泌调节物（RANTES）表达，并参与脾胃湿热证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引起更为严重的胃黏膜病理改变，或许这正是Hp相关胃病炎性病理改变以脾胃湿热证更为严重的原因之一。有学者为丰富“脾主涎”理论内涵，在分析慢性胃炎脾气虚证及脾虚湿热证患者唾液时发现，两证型除了唾液淀粉酶（sAA）或许比值下降外，其流率、pH值、总蛋白浓度及Ca2+、Cl-浓度等指标均发生了异常改变且变化趋势一致，一定程度上从唾液分泌成分变化上客观地反映了脾运化功能的强弱。在研究溃疡性结肠炎（UC）脾胃虚实证候核糖体蛋白（RP）基因表达时发现，UC脾虚证下调基因较少，UC湿热证下调基因较多，两者也有部分差异表达基因，各自有相应的RP基因表达谱。另有学者运用电镜酶组织细胞化学方法，在电镜下观察并探讨脾气虚证与胃热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的相关性，结果发现：脾气虚证患者线粒体数量减少且其结构有明显的损伤，壁细胞线粒体面积Am、周长Bm减小，且脾气虚组Am、Bm、Ae、Be、Rme均低于胃热组，说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不同证型与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存在关联，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医脾-线粒体”相关理论。脾虚也是结肠癌发生发展的重要中医病理因素，有学者选择脾虚证结肠癌患者与同期湿热证结肠癌患者做对照，发现脾虚证结肠癌患者肠黏膜组织5-羟色胺受体1F（5-HTR1F）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同期湿热证结肠癌患者，进一步提示5-HTR1F有望作为结肠癌脾虚证患者的生物标志物，对中医脾虚证的临床辨证客观化、结肠癌患者辨证用药及疗效评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脾虚湿盛是功能性腹泻的主要病机，有团队在观察功能性腹泻脾虚证模型大鼠结肠生长激素促释放激素受体表达变化时发现，造模大鼠结肠组织生长激素促释放激素受体蛋白表达较正常组降低，可能与功能性腹泻脾虚证的发生存在关联。而在观察此模型大鼠离体结肠平滑肌细胞变化时发现，脾虚证模型大鼠原代结肠平滑肌细胞胆囊收缩素（CCK）、血管活性肠肽（VIP）、生长抑素（SS）mRNA表达量极显著性降低，说明模型表达量的降低使结肠收缩亢进，同时又不足以抑制肠道运动增强而出现脾虚腹泻。在成功建立功能性消化不良（FD）脾虚证大鼠模型后，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相关蛋白，发现FD脾虚证模型大鼠存在胃体组织肌球蛋白轻链（MLC）蛋白、胃组织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Ⅳ亚单位（COX VA）蛋白、胃平滑肌收缩Ca2+/钙调（CaM）蛋白、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T1）蛋白及其相应的mRNA表达降低，而模型大鼠胃窦GRP78/BiP蛋白表达升高，可能与内质网应激密切相关。有研究团队从新的角度理解中医“脾主涎”理论，通过揭示脾虚模型大鼠唾液淀粉酶分泌障碍的机制来提供实验依据。经比较正常与脾虚大鼠在酸刺激下唾液淀粉酶分泌与cAMP依赖蛋白激酶（cAMP-PKA）信号通路变化时发现，两者存在密切联系，包括蛋白激酶A（PKA）活性减弱和磷酸化突触体相关蛋白23（SNAP-23）表达降低。

3.肝胆疾病相关证候研究进展

乙型慢性病毒性肝炎（以下简称乙肝）是临床肝胆部位疾病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因其高发病率、不良预后、低下的生活质量、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成为亟待攻克的三大疑难病之一。为研究乙肝不同证型与血清透明质酸（HA）、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的相关性，有团队研究了肝胆湿热证、肝郁脾虚证、肝脾血瘀证和肝肾阴虚证四种证型。结果显示，肝胆湿热证多集中在急性病毒性肝炎或慢性肝炎中、重度患者，血清中呈中、重度升高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或总胆红素提示肝细胞有较严重的炎症、损伤甚至坏死，因而呈现血清中HA、TNF-α及IL-6的异常升高；而临床表现为肝郁脾虚证的患者，多数仅出现肝功能轻度受损，肝细胞炎症损伤程度较轻微，血清中HA、TNF-α与IL-6水平也较稳定；肝硬化阶段则以瘀血阻络证及肝肾阴虚证多见，此阶段肝脏的胶原纤维增生较为活跃，血清中HA水平升高明显，与急性肝炎相比，肝硬化患者肝细胞的炎症损伤程度较为稳定，TNF-α与IL-6表达水平也较低。血清中这三种指标水平的变化反映了肝细胞炎症损伤的严重程度，其在乙肝不同证型中表达的特异性，有利于为肝胆湿热证的中医辨证提供客观依据。在初步研究乙肝不同证型与病毒复制关系的时候发现，从病毒标志物表型和病毒复制程度来看，肝郁脾虚证患者乙肝病毒处于低复制阶段，以HBsAg（+）和HBeAb（+）为主；而肝胆湿热证患者乙肝病毒则处于高度活跃阶段，以HBsAg（+）、HBeAg（+）、HBcAb（+）、HBV-DNA（+），或HBsAg（+）、HBeAb（+）、HBcAb（+）、HBV-DNA（+）这两种表型为主。此时机体免疫功能与病毒复制维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一旦病毒复制被激活或机体免疫功能亢进，均可能加剧机体的免疫反应状态，导致感染病毒被大量清除，肝细胞大片坏死，成为重症肝炎发生的病理学基础，同时也提示肝胆湿热证与病毒高复制状态具有显著相关性。此外，该研究团队还探讨了慢性乙肝（CHB）脾虚肝郁、脾虚湿热、脾肾两虚与外周血树突状细胞（DC）表型与功能的关系。结果显示，脾虚肝郁证患者DC表面标记物CD80、CD1a及HLA-DR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脾肾两虚证，脾虚湿热证患者CD1a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脾肾两虚证；且所有证型患者DC培养上清液中IL-10浓度显著高于正常对照者，但脾肾两虚证患者DC培养上清液中IL-10表达含量要高于脾虚肝郁证，故不同脾虚兼证CHB患者DC表型及功能间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提示中医证候与机体免疫功能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CHB发病过程中，脾虚为主的不同证型患者DC表型及功能低下并存在差异，中医辨证论治可提高CHB的综合疗效，改善DC表型和功能。

三、方剂研究进展

方剂现代研究，包括组方药物之间协同互济，融拮抗、补充、整合、调节等多种药理、毒理、免疫、病理、生化及药化方面的研究；中成药、复方剂型的研究；组方药物配伍规律及其药物分离分析与活性评价的研究；方剂疗效客观化研究；方剂药效物质质量控制标准与方法学研究。在秉承中医传统文化与借鉴现代生理、病理及药理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充分认识现代疾病的病因病机，对方剂学学科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为达到对方剂研究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此谨引几个常用方剂在消化领域的相关现代临床与实验研究。

1.四君子汤

（1）概述：原方组成：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为补益剂，具有益气健脾功效。凡“荣卫气虚，脏腑怯弱，心腹胀满，全不思食，肠鸣泄泻，呕哕吐逆，大宜服之”。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属脾胃气虚者。

（2）现代临床研究：四君子汤广泛应用于临床，在分析四君子汤加减对功能性消化不良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患者胃中液体食物分布的影响时，发现无论与对照组还是治疗前比较，治疗组近端与远端胃排空率在餐后30～120分钟均明显提高，可能是四君子汤通过调节PDS患者液体食物在胃中分布来促进胃排空发挥健脾促胃的动力作用。通过评价加味四君子汤在改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脾虚证患者生活功能及延缓ALS疾病进展中的价值，结果发现在中医脾虚症状方面，加味四君子方组能有效延迟相关症状加重，对粗大动作、精细动作功能具有良好的疗效。有研究团队在对其2013～2016年期间门诊治疗肝硬化的处方进行分析，发现在治疗肝硬化时多采用疏肝调肝、养肝柔肝之品来恢复“肝主疏泄、肝藏血”之生理特性，同时辅以四君子汤加黄芪、五指毛桃以健脾益气，防治脏腑之传变。

（3）现代实验研究：四君子汤治疗脾虚证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脾虚证大鼠血清生长激素释放肽（Ghrelin）含量及减少胃窦肥大细胞（MC）数量及其脱颗粒数量来实现；抑或是四君子汤通过干预脾虚证胃肠动力障碍（GID）大鼠胃排空速率、平滑肌钙调素（CaM）-肌球蛋白链激酶（MLCK）蛋白与MLCK mRNA表达量及其活性来达到治疗目的，可能与脾虚证GID大鼠CaM-MLCK信号通路发生改变有关，而四君子汤可能通过调节该信号通路来舒缓胃平滑肌高张力而间接促进胃肠动力；在探讨四君子汤治疗脾虚证功能性消化不良（FD）大鼠时发现，四君子汤可能通过调节脾虚证FD大鼠CNP-NPRB-cGMP信号通路来促进胃肠动力。从防治胃黏膜损伤方面分析，有研究显示，四君子汤水提物可提高胃黏膜损伤大鼠胃黏膜多胺（精脒）含量，能提高造模大鼠胃黏膜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Claudin-3）及黏附连接蛋白（E-cadherin、α-catenin）表达；四君子汤多糖可促进小肠上皮IEC-6细胞（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迁移，提高IEC-6细胞kv1.1mRNA、TRPC1mRNA及其蛋白表达水平与细胞膜电位超极化水平，其作用机制与影响多胺调控信号通路钾、钙通道蛋白表达和细胞膜电位有关。也有研究表明，四君子汤可明显增加脾虚证大鼠胃黏膜CD4+T细胞数量，降低CD8+T细胞数量，从而调节胃黏膜的免疫功能，以此防治慢性胃病的发生和发展。

2.麻子仁丸

（1）概述：原方组成：麻子仁、枳实、厚朴、大黄、杏仁、芍药。为泻下剂，具有润肠泄热、行气通便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习惯性便秘、产后便秘、痔疮术后便秘等胃肠燥热者。

（2）现代临床研究：有研究团队历经数十年时间，对该方治疗实证功能性便秘展开相关系统性研究，并先后进行了多项临床研究，从确定优化剂量，到安慰剂对照、一线药物对照、证候学探索，不断深入解读麻子仁丸治疗实证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形成了全面、系统的临床证据；在确定麻子仁丸最优剂量（每次7.5g）后，通过多中心合作，并基于量效关系采用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来评估其治疗功能性便秘的疗效与安全性。随访期间，还证实麻子仁丸有疗效延续作用。

（3）现代实验研究：在上述临床疗效研究基础上，该研究团队在药理机制方面对麻子仁丸疗效进行了探究，通过药物代谢组学方法首次发现麻子仁丸能调控油酸醯胺信号通路，进而在停药后有后续效应的独特作用机制。另一研究团队采用墨汁推进法，观察便秘型小鼠通便功能，并检测胃蛋白酶活性和淋巴细胞增殖表达情况。结果提示，麻子仁丸能有效改善便秘造模小鼠的通便功能，提高其胃蛋白酶活性及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尤其以T淋巴细胞亚群CD4+、CD8+百分数为主。

3.参苓白术散

（1）概述：原方组成：白扁豆、白术、茯苓、甘草、桔梗、莲子、人参、砂仁、山药、薏苡仁。为健脾渗湿止泻的经典方剂，具有益气健脾、渗湿止泻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弱，食少便溏，气短咳嗽，肢倦乏力。

（2）现代临床研究：参苓白术散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显著高于吗丁啉，且能改善患者嗳气、恶心、腹胀与腹痛等症状，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患者胃动素，进而改善胃排空功能有关；在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时，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加减能明显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加味参苓白术散联合电针不仅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同时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起到良好的干预作用，远期疗效甚佳。也有研究表明，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加减治疗脾肾阳虚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疗效优于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治疗，使主要症状（腹胀、腹痛、腹泻频率）得到显著改善。

（3）现代实验研究：现代研究表明，参苓白术散可减轻溃疡性结肠炎（UC）小鼠肠黏膜炎症，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肌球蛋白轻链激酶/肌球蛋白轻链（MLCK/MLC）通路的激活来调控肠道Occludin蛋白表达，从而维持胃黏膜的正常通透性，达到修复肠黏膜损伤的效果；在用大黄灌胃建立脾虚小鼠模型后，发现肠道厌氧菌减少，大肠埃希菌等需氧菌增多，参苓白术散干预后小鼠肠杆菌、肠球菌、类杆菌、乳酸杆菌等有益菌厌氧菌数量逐渐接近或恢复正常，且双歧杆菌菌量明显超出造模前水平，大肠埃希菌数量比造模前明显减少，同时肠黏膜组织损伤得到修复，参苓白术散通过扶持异常低下的厌氧菌并同时抑制需氧菌来发挥其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在抗生素头孢曲松致肠道菌群失调的小鼠模型中，通过参苓白术散干预后所检测的血清免疫球蛋白G（IgG）、内毒素、血管活性肠肽和P物质等指标，发现其不仅可以抑制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的过度增殖，还能明显促进肠道益生菌的增殖，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肠道菌群与肠道内毒素、炎症因子及胃肠激素水平之间存在关联。

4.补中益气汤

（1）概述：原方组成：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人参、甘草、当归。为补益剂，具有补中益气、升阳举陷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内脏下垂、慢性胃肠炎、慢性菌痢、脱肛、重症肌无力、乳糜尿、慢性肝炎等；妇科之子宫脱垂、妊娠及产后癃闭、胎动不安、月经过多；眼科之眼睑下垂、麻痹性斜视等脾胃气虚或中气下陷者。

（2）现代临床研究：补中益气汤可提高慢性浅表性胃炎脾气虚证患者机体糖代谢水平，促进机体氨基酸分解代谢，对脂质及核酸代谢有一定调节作用，并可能参与了肠道菌群代谢以改善患者泄泻。此外，患者体倦乏力、神疲懒言症状得到改善，可能与提高机体能量代谢有关。在联合穴位敷贴治疗脾胃气虚功能性消化不良时，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消化不良指数及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在联合肠内营养对入住ICU危重症患者胃肠功能障碍治疗时发现，肠鸣音次数、胃肠功能障碍评分、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改善均较常规对症及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显著，且血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等血清水平均低于常规支持治疗，提示补中益气汤可抑制危重症患者机体炎症反应，纠正胃肠功能障碍，提高生存率，明显改善预后。

（3）现代实验研究：通过观察补中益气汤作用于不同组别SPF级大鼠回肠组织中线粒体呼吸链酶复合物Ⅰ、Ⅳ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活性及丙二醛（MDA）的含量时发现，脾气虚证大鼠线粒体呼吸链酶复合物Ⅰ、Ⅳ与GSH-Px活性明显降低，MDA含量明显增高，补中益气汤干预后，各项指标都有恢复正常的趋势，潜在提示脾气虚证的内在机制可能与能量代谢障碍及自由基损伤有关，而补中益气汤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能量代谢并修补自由基损伤；在观察脾虚胃肠动力障碍SD大鼠模型时发现，造模大鼠的胃排空亢进和小肠推进率下降，血浆生长激素释放多肽（Ghrelin）下降，一氧化氮（NO）与血管活性肠肽（VIP）含量明显升高，补中益气汤干预治疗具有良好促胃肠动力作用，可能与改善脾虚大鼠的Ghrelin、NO及VIP含量有关；在探讨补中益气汤对脾虚泄泻大鼠模型改善及修复大鼠小肠黏膜损伤机制时发现，其治病机理可能是通过提高钠依赖性葡萄糖转运体（SGLT1）蛋白表达，从而促进丝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p38/埃兹蛋白（p38MAPK/Ezrin）通路中蛋白的磷酸化，通过上调SGLT1、葡萄糖转运体2（GLUT2）、钠氢交换体3（NHE3）mRNA的表达来促进葡萄糖及水、钠吸收。

5.苓桂术甘汤

（1）概述：原方组成：茯苓、桂枝、白术、甘草。为祛湿剂，具有温阳化饮、健脾利湿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心源性水肿、慢性肾小球肾炎水肿、梅尼埃病、神经官能症等属水饮停于中焦者。

（2）现代临床研究：近年来研究发现，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与胃肠道功能紊乱密切相关，而用苓桂术甘汤加减治疗中医辨病属痰饮病之中阳不足型NAFLD时，疗效显著。从中医角度阐释，由于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且能升清；小肠可泌别清浊主受盛化物，其中“泌别”功能与“肠道黏膜屏障”、“痰浊”与“菌群失调及内毒素”之间的联系，与西医学NAFLD发病“肝肠轴”理论不谋而合，故临床上用苓桂术甘汤治之是取《伤寒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意。该方不仅能改善NAFLD患者症状，维持血清NO水平，提高肝CT值，而且还具有保肝、降酶、降血脂、提高肝/脾CT比值的作用。

（3）现代实验研究：有研究团队在治疗脾阳虚型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时，从中医“脾阳不足，脾不散精”的病机角度出发，基于异病同治的中医基础理论，并根据方—证—效相应关系展开实验研究。结果发现，NAFLD造模大鼠血清中升高的甲状腺激素通过其受体β1、卡尼丁棕榈酰基转移酶表达，使脂肪酸β氧化增强，同时以调控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长链脂酰辅酶A合成酶、载脂蛋白B100的表达来活化脂肪酸的代谢及转运，从而起到对高脂饮食导致的NAFLD造模大鼠的治疗目的。该研究团队不仅用经方苓桂术甘汤肯定了温阳利水法治疗NAFLD的疗效，而且还首次阐释了苓桂术甘汤在调控脂质代谢方面的新用途与机制，揭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中医经典理论的部分科学内涵，并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苓桂术甘汤的临床疗效。

6.龙胆泻肝汤

（1）概述：原方组成：龙胆草、栀子、黄芩、木通、泽泻、车前子、柴胡、甘草、当归、生地黄。为清热剂，具有清脏腑热、清泻肝胆实火、清利肝经湿热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头痛目赤，胁痛，口苦，阴肿，阴痒，小便淋浊，或妇女带下黄臭，舌红苔黄，脉弦细有力等肝经火热实证、湿热下注证。

（2）现代临床研究：龙胆泻肝汤联合溃疡散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研究发现，其可有效降低肝细胞分泌的急性时相反应物质—C反应蛋白（CRP）水平；在治疗原发性肝癌肝动脉超选择化疗栓塞（TACE）术后栓塞综合征时，龙胆泻肝汤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究其原因可能是龙胆草等药物对伤寒杆菌、变性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具有较强的抑制功效，在配合西医治疗的基础上，缓解患者痛楚，提升其肝功能及患者生存质量；对于治疗肝胆湿热型脂肪肝患者时，采用龙胆泻肝汤联合水飞蓟宾胶囊进行干预，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患者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甘油三酯（TG）、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低于单纯水飞蓟宾胶囊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及血小板计数较高，潜在提示龙胆泻肝汤联合水飞蓟宾胶囊能更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肝功能，降低血脂水平；在急性胆囊炎发作时，通过腹腔镜胆囊手术配合龙胆泻肝汤进行干预治疗，疗效确切，有效减少术后并发症；在联合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治疗慢性胆囊炎时，疗效显著，无明显不良反应。

（3）现代实验研究：有学者通过龙胆泻肝汤注射液来研究动物的消化系统，结果发现可减慢小鼠肠推进速度，对豚鼠离体肠肌有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龙胆泻肝汤可阻滞肠道正常运动。另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大鼠胶质瘤中前列腺素E2（PGE2）含量，结果显示龙胆泻肝汤中柴胡的柴胡皂苷元对PGE2呈浓度抑制作用，从而减少炎症发生；而黄芩提取物磺丁基醚（SBE）可减少一氧化氮（NO）释放量，其含药血清潜在提示具有一定免疫抑制作用和抗炎活性。保肝方面，有学者通过龙胆泻肝汤干预四氯化碳（CCl4）所致的急性肝损伤大、小鼠，发现该方能明显抑制此模型大鼠血清中ALT与AST含量的升高，改善CCl4所致的肝血流量及肝清除率情况，对大、小鼠的急性肝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利胆方面，阻塞性黄疸大鼠在给予复方龙胆泻肝丸进行治疗时发现，该方可改善肝脏血流动力学，对抗阻塞性黄疸所致的肝清除率及血流量下降情况。也有学者在胆汁淤积型大鼠灌胃给药后检测相关指标时发现，含白木通的龙胆泻肝丸能显著增加萘异硫氰酸酯（ANIT）所致的胆汁淤积分泌量，并降低血清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水平及肝损伤和胆管损伤程度。

7.柴胡疏肝散

（1）概述：原方组成：陈皮、柴胡、川芎、香附、枳壳、芍药、甘草。为理气剂，具有疏肝理气、活血止痛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肝炎、慢性胃炎、肋间神经痛等属肝郁气滞者。

（2）现代临床研究：在辨证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FD）的临床研究中，肝胃不和证在给予柴胡疏肝散加减或联合针刺治疗后，其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不适、早饱感症状评分显著下降。停药1个月后随访结果显示，诸症状仍维持较低水平。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柴胡疏肝散中的柴胡、枳壳可明显增强机体胃排空与小肠推动功能，白芍中的白芍苷成分可调节胃肠道平滑肌与有止痛效果。有研究显示，柴胡疏肝散可有效缓解FD患者临床相关症状，改善精神抑郁状态，有效调节胃动素（MOT）及生长抑素（SS）等胃肠激素水平，增强胃动力。其机理可能是柴胡疏肝散通过刺激胃肠道Cajal间质细胞（ICCs），使钙离子内流，升高MOT及降低SS等激素水平来促进胃肠平滑肌细胞的蠕动。

（3）现代实验研究：在探讨柴胡疏肝散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相关作用机制研究时发现，造模大鼠胃窦组织内质网应激因子肌醇需求酶1（IRE1）、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2（TRAF2）蛋白呈下调趋势，柴胡疏肝散可能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分子IRE1与TRAF2来促进造模大鼠的胃动力；促胃动力机制或是通过上调胃窦干细胞因子（SCF）的表达，促进ICCs的增殖分化，从而改善ICCs超微结构；亦可能是柴胡疏肝散通过抑制造模大鼠胃窦肌间Cajal间质细胞（ICC-MY）过度自噬来促进胃动力；或是通过调控内质网应激信号通路蛋白激酶R样内质网激酶（PERK）/真核翻译起始因子2α（Eif2α）以促进造模大鼠胃排空；在探讨柴胡疏肝散对夹尾应激大鼠脑和胃组织胃泌素受体（GASR）mRNA及胆囊收缩素受体A（CCK-AR）mRNA的表达时发现，柴胡疏肝散能改善慢性应激抑郁和消化不良症状，其机制可能与该方能减低脑和胃组织中GASR与CCK-AR mRNA表达有关。

8.茵陈蒿汤

（1）概述：原方组成：茵陈蒿、栀子、大黄。为祛湿剂，具有清热、利湿、退黄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胆囊炎、胆石症、钩端螺旋体病等所引起的黄疸，证属湿热内蕴者。

（2）现代临床研究：茵陈蒿汤在临床上保肝护肝，增加胆汁排泄，保护胰腺，调节免疫等多方面药理作用得到了认可，是治疗肝胆系统疾病的要药。临床研究显示，茵陈蒿汤可大幅度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FLD）患者病症，可能与茵陈能降低胆固醇含量来减少脂肪堆积，大黄抑制或杀死大肠及痢疾杆菌并刺激人体大肠壁垒引发肠管收缩来疏通胃肠沉积，栀子可降低血清胆红素、降低胆固醇等作用机制有关；也可通过改善NAFLD患者体内谷氨酰转移酶（GGT）、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空腹血糖（GLU）、总胆红素（TBIL）及人体Toll样受体4（TLR-4）等指标来缓解乏力、肝区不适、头晕、胸闷及口苦等症状；在改善新生儿黄疸方面疗效显著，可能是通过促进肠蠕动进而加快胎粪排泄，减少胆红素肝肠循环，进而促进胆红素排泄，以此降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茵陈蒿汤加味亦可显著改善慢性肝衰竭阳黄证患者临床症状及肝功能［TBIL、ALT、AST、血清白蛋白（Alb）］、凝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血清内毒素（LPS）水平及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提高生存率；茵陈蒿汤也能显著改善脓毒血症相关肝损伤患者肝功能，提高肠内营养耐受性，降低腹内压，防止肠道菌群移位，并能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3）现代实验研究：茵陈蒿汤可以使肝脏细胞膜保持良好完整性及通透性，及时修复损伤的肝细胞，并通过抑制肝细胞凋亡、星状细胞活化及胶原合成等抑制肝纤维化；亦可增加胆汁排泄与分泌，利于胆红素及胆汁排泄。有研究显示，茵陈蒿汤中6，7二甲氧基香豆素、栀子苷与大黄酸之间的协同作用通过介导肝细胞来消除自由基，从而抑制脂质过氧化以保肝；也可能是通过保护线粒体等细胞器免于损伤，促进肝细胞再生及肝细胞RNA合成而起保肝护肝作用。在研究茵陈蒿汤对肝内胆汁淤积湿热证大鼠肝组织中钠-牛磺胆酸盐共转运多肽（NTCP）表达影响时，采用免疫组化和荧光定量RT-PCR技术进行，结果发现茵陈蒿汤通过上调NTCP表达，从而促进胆盐转运系统功能恢复及胆红素的排泄，以此减轻胆红素对动物的损害而利胆；在预防α-萘异硫氰酸酯（ANIT）诱导大鼠急性肝内胆汁淤积时发现，茵陈蒿汤可明显改善ANIT灌胃诱导的急性肝内胆汁淤积大鼠肝功能指标［ALT、AST、TBIL、直接胆红素（DBIL）］、碱性磷酸酶（ALP）、GGT、总胆汁酸（TBA）水平；茵陈蒿汤的利胆作用也与胆囊的昼夜生物节律存在关联，可能是茵陈蒿汤各成分之间协同作用致依赖胆酸部分的胆汁分泌量增加。

9.旋覆代赭汤

（1）概述：原方组成：旋覆花、半夏、甘草、人参、代赭石、生姜、大枣。为理气剂，具有降逆化痰、益气和胃之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胃神经官能症、胃扩张、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幽门不完全性梗阻、神经性呃逆、膈肌痉挛等属胃虚痰阻者。

（2）现代临床研究：旋覆代赭汤加减能有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RE）并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与胃镜下病理改变，且长期疗效稳定，归因于诸药的协同作用促进胃与食管正常协调运动，加强食管与胃的清除功能，从而稳定食管下段括约肌松弛频率，以便于改善黏膜血运、胃酸分泌及食管内环境；进一步研究联合泮托拉唑治疗脾虚湿阻证重度RE时发现，旋覆代赭汤联合泮托拉唑疗效优于单纯泮托拉唑治疗，胃镜下黏膜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且复发率明显降低。

（3）现代实验研究：为探讨旋覆代赭汤治疗RE作用机理，有团队实验研究表明，旋覆代赭汤能调控RE造模大鼠食管廓清功能；在治疗酸性RE造模大鼠过程中，该方可显著提高血浆胃动素及血清胃泌素水平，增强两者在胃窦黏膜中表达，从而增加食管下括约肌（LES）压力并减少食管下括约肌一过性松弛（TLESR）的发作时间与频率，有效防止酸反流；旋覆代赭汤亦可通过影响食管组织与血浆舒缩神经递质合成酶活力来提高RE模型大鼠食管组织胆碱乙酰转移酶（ChAT）活力及降低NO合成酶（NOS）活力，从而对食管组织舒缩功能具有改善作用；在研究LES平滑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与LES收缩功能关系时发现，线粒体呼吸链功能下降会直接引起ATP合成量下降，因细胞供能不足而出现一系列脏器虚弱表现，在用旋覆代赭汤灌胃给药后，RE造模大鼠血浆Na+-K+-ATP酶与Ca2+-Mg2+-ATP酶活性得到提高，且能改善大鼠食管胃黏膜组织形态学病变，保持食管黏膜细胞完整性，减轻黏膜损伤。

10.清浊安中汤

（1）概述：原方组成：白蔻仁、川厚朴、法半夏、滑石、生薏苡仁、郁金、珍珠母、炙甘草。为劳绍贤方，具有清利湿热、理气安中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慢性浅表性胃炎、胃神经官能症等疾病见有湿热内盛者。

（2）现代临床研究：劳绍贤教授团队在治疗脾胃湿热证肠易激综合征（IBS）时指出，脾胃湿热证的病因在于“内外相合，天人相应”。外因，即岭南属炎热潮湿地带，人体长期处于此种环境中呈现出独有的发病特点；加之内因，即现代人生活富足，工作压力大并少节制，嗜食肥甘厚腻、辛辣刺激之品，过饱或过饥，故内外相合致病。劳绍贤教授根据现代中医学“证为本、病为枢、症为标”的临证思维，强调湿热分解重在治湿，故以清浊安中汤治之。在治疗糜烂性胃炎时，该方有健脾和胃、理气止痛之效，随症加减可寒热并调，兼顾虚实，有效防治其病变的发展。在针对肝胃郁热型消化性溃疡的治疗过程中，清浊安中汤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提高中医证候积分，降低复发率，提高幽门螺杆菌（Hp）的清除率。也有研究表明，脾胃湿热证患者在服用清浊安中汤后，其血中胃泌素、胃动素水平恢复正常，脾胃湿热证症状也得到明显缓解。究其机理，脾胃湿热证的发生可能与胃泌素水平升高有关，胃动素亦可能与脾胃湿热证的某种病理特性存在共性。

（3）现代实验研究：为了揭示清浊安中汤作用于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机制，劳绍贤教授团队经动物实验研究发现，采用“病证结合”方法，以2%水杨酸钠+高脂高糖+人工气候箱复制脾胃湿热证SD大鼠模型，经给药后，造模大鼠出现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得到改善，胃黏膜细胞凋亡得到控制，B淋巴细胞瘤-2（Bcl-2）蛋白表达呈下降趋势，可能是清浊安中汤影响细胞凋亡和Bcl-2蛋白表达；在进一步探讨脾胃湿热证的作用机制时发现，采用清浊安中汤灌胃给药后，造模大鼠无论从证候或胃黏膜炎症、环氧合酶-2（COX-2）蛋白表达等方面均得到较好的改善及预期的效果。同时“以药测证”也相应证实了脾胃湿热证大鼠模型具备临床脾胃湿热证的属性。

11.清化饮

（1）概述：原方组成：茵陈、佩兰、白扁豆、豆蔻、黄连、厚朴、赤芍、薏苡仁。此为杨春波方，具有清热化湿、理气活血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

（2）现代临床研究：杨春波教授研究团队在利用双向凝胶电泳技术分离给予清化饮治疗的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患者的胃黏膜总蛋白时发现，治疗后21个表达上调的蛋白质中有18个表达降低，10个表达下调的蛋白质中有9个表达增强。清化饮能改善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患者胃镜下和病理表现，可能与其调控胃黏膜蛋白表达有关。此团队还基于宏观与微观辨证及病、证、症相结合的治疗理念，以清化饮加味治疗慢性非萎缩性胃炎（CNAG）伴糜烂。结果显示，可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胃镜征象及病理情况。在治疗脾胃湿热型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时疗效也值得肯定，其作用机制可能对胃黏膜组织中NF-κB、COX-2等炎性因子表达有抑制作用；在改变胃黏膜癌变倾向方面，对细胞凋亡的调控也有一定作用。同时，该团队在用清化饮联合拉米夫定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湿热中阻证时发现，其疗效要优于单用拉米夫定治疗，尤其在治疗早期，能改善患者症状、ALT复发率、HBV-DNA转阴率及HBeAg转阴率。

（3）现代实验研究：基于上述临床研究，该团队还对脾胃湿热证SD雄性造模大鼠进行相关实验研究。结果提示，用清化饮干预脾胃湿热证大鼠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均呈亢进状态，同时伴有免疫调节功能减弱，T淋巴细胞IL-4表达降低及血清TNF-α水平升高，进一步揭示清化饮可能具有调控细胞免疫应答及增强免疫调节的功能，亦能调控体液免疫。在探究Wistar雄性大鼠CAG胃黏膜病理与血清白细胞介素-10（IL-10）、一氧化氮（NO）、胃泌素（GAS）与血浆胃动素（MTL）变化时发现，中药复方清化饮可不同程度地改善胃黏膜病理情况，升高血清IL-10、GAS浓度，降低血清NO、血浆MTL含量。由此证明，清化饮可调控血清与血浆相关指标表达的失衡，有效逆转CAG造模大鼠胃黏膜病理改变。

12.通降颗粒

（1）概述：原方组成：紫苏梗、香附、枳壳、乌贼骨、黄连、吴茱萸等。此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内制剂，具有疏肝和胃、抑酸止痛功效，为治疗胃食管反流病反流性食管炎的经验方。

（2）现代临床研究：唐旭东教授研究团队在针对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胃炎及胃癌癌前病变的中医药临床研究中，注重脾胃“通降理论”，以此改善胃内环境。该团队在探究胃食管反流病（非糜烂性反流病）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发现，通降颗粒可显著改善患者烧心、反流等主症，对于嗳气、胃胀、胃痛等兼症也有明显改善作用，符合“通降理论”对胃肠疾病的认知特点；在通降颗粒干预非糜烂性反流病肝胃不和证的疗效观察中，服用此制剂后，患者反酸、烦躁、抑郁、体痛等临床表现得到明显缓解，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3）现代实验研究：同一研究团队在采用贲门成形+幽门结扎+胃空肠Rouxen-Y吻合术、贲门钢圈置入固定术建立SD大鼠实验性食管炎模型后，通过灌胃给予通降颗粒。结果显示，可提高反流性食管炎造模大鼠血浆胃动素水平，并能显著减少甲基橙胃残留量，同时也能促进造模SD大鼠胃排空。不仅如此，通降颗粒亦可降低实验性反流性食管炎模型大鼠的胃酸水平，缓解胃酸对食管黏膜组织造成的损伤。

13.降脂颗粒

（1）概述：原方组成：绞股蓝、虎杖、茵陈、丹参、荷叶。此方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院内制剂，为治疗脂肪性肝病的经验方，具有清热利湿化痰、活血祛瘀功效。

（2）现代临床研究：该院季光教授研究团队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进行分组并在行为干预的基础上，治疗组加服降脂颗粒。结果显示，此颗粒剂联合行为干预可明显缓解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患者临床相关症状，改善肝功能与血脂水平，并有效防止患者肝脏脂肪浸润（散射子定量超声评价）。与此同时，该团队Ⅱ期临床试验采用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优效性试验设计来证实降脂颗粒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其主要疗效指标肝/脾CT值平均值降脂颗粒组较基线升高，且显著优于安慰剂组。为进一步提升临床疗效，此团队还对降脂颗粒组分配伍进行了相关研究，旨在优化组分配伍来探索更有科技含量的中药新药。

（3）现代实验研究：动物研究方面，该研究团队证实，降脂颗粒可使NAFLD造模大鼠下丘脑与肝组织瘦素受体mRNA表达增强，提高相应部位蛋白质酪氨酸激酶2/信号传导子与激活子3的磷酸化水平，使得SD模型大鼠血清高瘦素水平下降，从而调控瘦素抵抗，以此增强瘦素敏感性。另外发现，降脂颗粒主要药效成分小檗碱对NAFLD造模猪的胰岛素水平起上调作用，高胰岛素水平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达到治疗NAFLD的目的。此外，降脂颗粒还对蛋氨酸-胆碱缺乏（MCD）造模小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纤维化具有预防作用，并能有效改善MCD饮食诱导小鼠NASH病理损伤，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控NASH中肝纤维化相关因子表达，调控脂肪性细胞因子抵抗素及其相关分子，抑制星状细胞活化、胶原增生，促进细胞外基质降解有关。

14.胆宁片

（1）概述：原方组成：大黄、虎杖、青皮、白茅根、陈皮、郁金、山楂。此方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院内制剂，具有疏肝利胆、清热通下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肝郁气滞，湿热未清所致的右上腹隐隐作痛、食入作胀、胃纳不香、嗳气、便秘；以及慢性胆囊炎见上述证候者。

（2）现代临床研究：胆宁片为临床用于治疗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的中药新药，由于此类患者常合并NAFLD，故为胆宁片的二次开发（治疗NAFLD）提供了新的前景。该院研制降脂颗粒同一团队采用多中心、随机、阳性药平行对照、盲法来评估胆宁片治疗NAFLD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此制剂能有效改善患者体质质量指数、肝区不适、乏力、食欲减退、肝功能、血脂及影像学异常表现，其组织学证据也支撑胆宁片的疗效，并应用于NAFLD湿热型的临床研究。

（3）现代实验研究：有实验结果表明，胆宁片对高脂饮食性脂肪肝SD雄性大鼠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可能与胆宁片能诱导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和胆固醇7α单加氧酶（CYP7A1）表达，进而提高肝脏摄取、氧化脂肪酸和胆固醇能力有关。在研究胆管结扎所致胆汁淤积造模小鼠肝脏转运体及代谢酶基因表达影响时发现，胆宁片可有效改善造模小鼠胆汁淤积及肝功能情况，并能减轻病理损害，可能是通过胆宁片上调多药耐药蛋白2（MDR2）、多药耐药相关蛋白3（MRP3）、钠离子-牛磺胆酸协同转运蛋白（NTCP）、谷胱甘肽-S-转移酶A1（UGT1A1）和葡萄糖醛酸转移酶1A1（UGT1A1）mRNA表达量，进而减少胆汁酸在肝脏中的蓄积有关。胆宁片在防治高胆固醇膳食所致的新西兰兔脂肪肝模型中也具有一定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胆宁片在脂肪肝大兔肝内脂质代谢方面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有研究表明，胆宁片可以剂量依赖性地通过抑制肝组织氧化应激来改善抗体诱导的大鼠胆汁淤积情况。

四、中药研究进展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近年来中药相关领域的研究包括中药药性理论、中药资源、中药炮制、中药化学与药理、中药制剂及新药等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大量前沿的实验技术与研究手段引进下，中药研究有望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现阐释几种消化病常用的中药现代研究，以略窥中药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

1.党参

（1）概述：党参为桔梗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党参、素花党参或川党参的干燥根。秋季采挖，切厚片，生用。首载于《增订本草备要》，性平，味甘，归脾、肺经。具有健脾益肺，补血，生津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脾肺气虚证、气血两虚证及气津两伤证。

（2）现代研究：在探讨党参及其有效成分抗胃黏膜损伤作用及机制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党参部位Ⅶ-Ⅱ能明显抑制胃液和胃酸分泌，并且党参的抗溃疡及抗胃酸分泌作用可能不仅与其所含多糖类成分有关，而且其部位Ⅶ-Ⅱ也可能是有效活性部位之一。有些中药对胃黏膜具有保护作用，且起效非常迅速，几乎在给药后立即产生，即中药的快速保护作用，如党参、丹参、大黄具有胃黏膜快速保护作用，而以党参作用最强，其余依次为丹参、大黄。党参也可抑制束缚水浸应激型溃疡模型大鼠紊乱的胃电节律及调整胃运动变化；其水煎醇沉剂对三种溃疡模型（应激型、幽门结扎型、慢性乙酸型）大鼠胃黏膜具有预防、保护及促进愈合作用，可明显抑制整体大鼠胃分泌活动和胃运动，且在制备离体豚鼠回肠过程中显示抗乙酰胆碱的作用，并能维持应激型大鼠胃黏膜内组胺含量；其中性提取物正丁醇（NBEC）对上述三种溃疡模型大鼠胃黏膜具有明显的预防保护作用，可维持造模大鼠胃黏膜前列腺素E2（PGE2）和氨基己糖含量，亦能抑制造模大鼠基础胃酸分泌；对于乙醇致溃疡大鼠模型，在预先给予造模大鼠党参炔苷灌胃，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大鼠胃黏膜急性损伤，其机制可能是党参炔苷能刺激前列腺素分泌，高含量前列腺素可对抗胃泌素的泌酸作用，进而刺激胃黏膜合成释放表皮生长因子（EGF）；同种胃溃疡造模大鼠，将党参制成超微粉后，其有效成分党参炔苷及多糖的体外溶出速率明显增加，经此治疗后，党参超微粉治疗造模大鼠胃溃疡疗效显著，有助于提高党参药效。

2.白术

（1）概述：白术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白术的干燥根茎。冬季采挖，烘干或晒干。首载于《神农本草经》，性温，味苦、甘，归脾、胃经。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脾气虚证、痰饮、水肿、气虚自汗、胎动不安。

（2）现代研究：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白术在消化系统中具有调节胃肠道及免疫、抗炎、抗衰老、抗肿瘤、扩张血管与镇静等作用，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理想良药，不同剂量的白术对胃肠道平滑肌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小剂量主要通过调节胃肠激素水平来抑制胃肠运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脾虚证的腹泻；大剂量时，则通过提高胃肠道中兴奋性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M受体和P物质来促进胃肠的蠕动及排空，临床常用于治疗脾虚型便秘。若白术提取液与胃黏膜细胞共同培养，可促进胃黏膜细胞的增殖，刺激胃蛋白酶分泌，其中白术糖复合物通过上调相关细胞绒毛蛋白表达及调整其分布来促进小肠隐窝细胞的增殖分化，进而促进胃肠黏膜的修复。白术还能改善胃肠道慢波活动起搏细胞数目，修复因低压缺氧导致的胃肠道运动功能紊乱，从而有效调控小肠蠕动。此外，白术水煎剂可明显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星形奴卡菌、酵母菌、大肠杆菌、脑膜炎球菌、沙门菌、枯草芽孢杆菌、溶血链球菌、黑曲霉等，并促进肠道菌群中有益菌如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增殖，进而有效改善便秘患者肠道微生态。白术亦能提高免疫抑制动物脾细胞体外培养存活率，促进Th细胞增殖，调节T细胞亚群分布紊乱状态，提高IL-2水平并能增加T淋巴细胞表面IL-2R表达。

3.茯苓

（1）概述：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干燥菌核，多寄生于松科植物赤松或马尾松等根上。7～9月采挖，阴干，生用。首载于《神农本草经》，性平，味甘、淡，归心、脾、肾经。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安神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水肿、痰饮、脾虚诸症，如心悸、失眠等。

（2）现代研究：在研究乙酰胆碱（Ach）诱导的小鼠离体小肠痉挛性收缩模型时发现，茯苓不同浓度的醇提液对小鼠离体小肠痉挛性收缩均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以50%醇提液作用最强，并可显著拮抗新斯的明引起的小鼠胃肠功能亢进。也有团队初步研究复方茯苓多糖口服液抗肿瘤作用与免疫调节机制时得出，SPF级肿瘤模型昆明小鼠通过复方茯苓多糖口服液灌胃给药，疗程结束后检测发现，该口服液对小鼠S180与H22肿瘤生长具有抑制作用，尤以实体瘤更为明显，但对S180腹水瘤抑制作用较弱，具体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促进小鼠淋巴细胞增殖及自然杀伤（NK）细胞活性来调控造模小鼠免疫功能。为研究3%硫酸葡聚糖溶液引起的BALB/C小鼠急性肠炎模型经茯苓及其炮制品治疗后的效果，通过分组给药后观察，结果发现，茯苓对造模小鼠急性肠炎具有治疗作用，且经明矾米汤炮制后的茯苓疗效更为显著。

4.黄芪

（1）概述：黄芪为豆科多年生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的干燥根。春、秋二季采挖，除去须根及根头，晒干，生用或蜜炙用。首载于《神农本草经》，性温，味甘，归脾、肺经。具有补气升阳，益气固表，利水退肿，托毒生肌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脾气虚及肺气虚、表虚自汗、气虚水肿、疮疡不溃或久溃不敛。

（2）现代研究：黄芪甲苷Ⅳ（AS-Ⅳ）为黄芪提取物纯化后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被广泛应用于代谢疾病中，功效类似于黄芪。有实验研究在探讨高脂高糖饮食构建的NAFLD小鼠动物模型肝脏脂质代谢影响时发现，经AS-Ⅳ灌胃干预后，造模小鼠肝脏脂滴形成减少，肝脏脂质沉积得到改善，以60mg/（kg·d）浓度最明显。不仅如此，黄芪粗提物对于腹腔注射四氯化碳（CCl4）所致的急性肝损伤小鼠模型具有保肝作用，可显著或极显著降低肝脏指数和血清中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丙二醛（MDA）及肝脏中甘油三酯（TG）含量，从而减轻小鼠肝纤维化程度。

5.五爪龙

（1）概述：五爪龙又称为五指毛桃，为桑科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为华南地区习用的中药材，又称为南芪、土北芪。首载于《生草药性备要》，性平，味辛、甘，归脾、肺、肝经；与黄芪具有相同的补气扶正作用，虽补气功效不及黄芪，但亦无黄芪的升提之性，具有健脾补肺、利湿舒筋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脾虚浮肿、风湿痹痛、肺痨、产后无乳等。

（2）现代研究：五爪龙不仅能改善胃肠功能，还对消化系统有促进作用。实验研究表明，采用不同剂量五爪龙水煎液对大黄型脾虚模型小鼠进行灌胃，以检测模型小鼠胃排空及小肠推进速度，观察对造模小鼠的影响。结果发现，其水煎液一定程度上可抑制大黄型脾虚小鼠胃排空和小肠蠕动，能改善造模小鼠的脾虚症状；也可能是通过维持血浆中β-内啡肽（β-EP）、胃动素（MTL）、胃泌素（GAS）浓度水平而起到益气健脾和胃的功效，从而有效改善脾虚模型小鼠的胃肠功能及脾虚症状。在探究五指毛桃水提液治疗胃痛机制以便为今后临床运用提供实验证据时，有学者采用幽门结扎法观察造模小鼠经灌胃给药后胃酸分泌和胃蛋白酶活性变化，同时观察小鼠灌胃给予五指毛桃水提液后小鼠耳郭微循环改善情况。结果表明，五指毛桃水提液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胃酸与胃蛋白酶分泌，但无显著影响，由此可推测其对胃溃疡患者胃痛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且不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同时也可能通过改善胃黏膜微循环起到保护胃黏膜作用。

6.救必应

（1）概述：救必应为冬青科植物铁冬青的树皮或根皮，夏季采收。首载于《岭南采药录》，性寒，味苦，归肺、肝、大肠经。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止痛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感冒发热、扁桃体炎、咽喉肿痛、急慢性肝炎、急性肠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风湿关节痛、跌打损伤、烫火伤等。

（2）现代研究：某研究者采用救必应的水提物（IRTW）来探讨其对急性化学性肝损伤小鼠模型的作用机制，实验发现IRTW对CCl4诱导的小鼠急性化学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能抑制肝组织中MDA的升高及提升肝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含量，以此减轻肝组织病理损伤程度，即对急性化学性小鼠模型肝损伤的保护机制可能与抗脂质过氧化有关。有学者进一步发现救必应水提液通过降低血清中ALT、AST水平以及肝组织中MDA的含量，提高肝组织中SOD活性来改善D-氨基半乳糖导致的小鼠急性肝损伤，抑制D-氨基半乳糖产生自由基造成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延缓肝细胞变性坏死，缓解病理性损害，从而起到保肝护肝效果。救必应一定程度上表明对脂肪肝活性具有抑制作用以及对中毒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但由于肝病若按病因学分，种类繁多，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药物毒性肝炎等，故要全面研究救必应对肝脏的保护作用机制，还需加大对救必应的研究与开发。

7.布渣叶

（1）概述：布渣叶是椴树科植物破布树的干燥叶，夏秋季采叶，晒干。首载于《生草药性备要》，性凉，味酸，归脾、胃经。具有消食化滞、清热利湿之功。临床常用于饮食积滞、感冒发热、湿热黄疸等。

（2）现代研究：黄酮类是布渣叶的主要成分，其化合物的保肝、抗氧化自由基活性值得进一步研究。研究显示，布渣叶水提液不仅能降低NIH小鼠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而且还能降低高脂造模SD纯种雄性大鼠血清中TC、TG水平及显著升高血清中HDL、HDL/TC比值，促进肝合成或分泌HDL增加。也有些学者通过观察不同剂量的布渣叶水提物及布渣叶不同提取部位对α-萘异硫氰酸萘酯中毒诱发的黄疸模型小鼠影响，结果发现：高、中、低剂量布渣叶水提物及剩余水层部位和正丁醇部位均能显著降低小鼠血清中TBIL与DBIL含量，并能降低肝脏指数，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布渣叶的退黄及改善肝功能作用。这些学者还研究了高、中、低剂量布渣叶水提物及布渣叶不同提取部位对消化系统的作用，结果显示：其水提物具有一定促小肠蠕动及明显的促消化作用，布渣叶正丁醇部位及水层部位能增加大鼠胃液分泌量、降低胃液pH值和提高胃蛋白酶活性，是影响模型大鼠胃液分泌功能的主要活性部位。

8.海螵蛸

（1）概述：海螵蛸原名为乌贼鱼骨，为乌贼科动物无针乌贼或金乌贼的干燥骨状内壳。首载于《神农本草经》，性温，味咸、涩，归脾、肾经。具有涩精止带，收敛止血，制酸止痛，收湿敛疮之功。临床常用于治疗遗精、滑精、赤白带下、多种出血证、胃痛吐酸、湿疮、湿疹、溃疡不敛。

（2）现代研究：海螵蛸作为中医治疗消化性溃疡的一味重要中药广泛应用于临床，普遍认为海螵蛸中的钙可中和胃酸，同时其复方能吸附胃蛋白酶及胆酸，提高胃内pH值，在溃疡表面可形成物理化学屏障，达到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目的。动物实验表明，海螵蛸多糖CPS-1能明显提高溃疡性结肠炎（UC）实验小鼠模型中血液内皮生长因子（EGF）与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含量，进而加速溃疡组织的愈合，同时以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表达来缓解炎症。在进一步研究海螵蛸多糖盐洗组分（CBP-s）对胃溃疡模型小鼠胃黏膜保护机制时发现，该组分对乙醇诱导的小鼠胃黏膜具有细胞保护作用。通过组织形态学观察提示，其机制可能是CBP-s对黏膜细胞的完整性具有保护作用，同时可减少炎症细胞的浸润。此外，海螵蛸提取物在临床上还可用于体内各种UC出血，可能与海螵蛸多糖能保护胃黏膜、促进新生血管形成、促进纤维蛋白的凝结及活化补体等作用有关。

五、学科发展概况

随着众多中医消化病学者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水平不断扩展和提升，中医消化病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坚定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中药的决心，提出了中医药的发展方向，这对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发展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本节将近年来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发展成果与未来的发展展望做一简单概述。

1.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发展成果

（1）经验传承及理论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中医发展建立在传承基础之上。名老中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是中医专科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泉。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大力扶持下，多个中医消化病学方向的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已成功设立。在深入挖掘名家经验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和研究，中医消化病学学科的理论系统建设日趋完善。如在董建华院士专家经验传承过程中，中国中医科学院唐旭东教授团队创建了脾胃病临证“新八纲”，主持带领全国专家发表了《脾胃学说传承与应用专题系列》，从通降理论、脾虚理论、调和肝脾理论、心脾相关理论、脾肾相关理论等多个角度对脾胃学说的理论内涵和现代发挥做了详细梳理，对脾胃病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相关临床与应用基础研究“通降理论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基础及临床应用”“中药复方治疗肠易激综合征创新研究模式的建立及其应用”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基于脾虚理论的功能性胃肠病的证治规律及机制研究”获得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在王建华、劳绍贤、杨春波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胡玲教授团队和广东省中医院黄穗平教授团队、福建中医药大学第二人民医院柯晓教授团队分别对脾虚理论和脾胃湿热理论的文献研究、病因病机、诊断标准、方药治疗、现代研究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脾虚证与脾胃湿热证理论体系。由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主持完成的“脾虚证辨证论治系列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胡玲教授第一执笔完成的“脾虚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专题于2018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包括1个诺贝尔奖研究团队、15个院士团队以及20多位“国医大师”团队和多位杰青团队等在内的，涉及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3个一级学科中医药发展的国家“十三五”重点巨著《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成为总结现代中医证候研究的典型范例，该书获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中医科学院魏玮教授团队通过传承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的诊疗经验，牵头撰写《消化系统西医难治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略》，率先将消化心身理论引入中医、中西医结合领域并实践，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一等奖。广西中医药大学谢胜教授团队注重“治未病”与“脾胃病”内外防治结合，发《伤寒论》《脾胃论》之微而提出“四象脾土六气调神”与“四象脾土四时和五脏治未病”以及“以枢调枢”“以俞调枢”的创新理论观点，研发形成了具有浓郁专科特色的四象脾土膏方、太平经方饮以及背俞指针疗法、坤土建中三伏疗法、逆周天小循环中央导引术等五行藏象中医外治法，以进行多种慢性疾病的有效防治与健康管理，所撰写的《四象脾土六气调神论》《五行藏象中医外治法》等特色专著已公开出版发行，反响良好。

（2）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共识的建立：高级别循证学证据是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方法学和质量控制的不断完善，中医消化病学专家基于中医特色进行不断探索。如唐旭东教授牵头进行的中成药治疗萎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被欧盟《胃癌前疾病与胃癌前病变临床管理指南》（MAPSll）所引用，唐旭东教授团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凤斌教授团队研制了中医脾胃系疾病患者临床结局报告（PRO）等系列量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修订了部分消化病相关共识与指南，推动了中医消化病学诊疗标准化和规范化；唐旭东教授团队牵头带领全国专家制定了《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行业规范以及10余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中医诊疗指南》（基层医生版团体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张声生教授团队牵头带领全国专家制定了《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疗共识意见》《脾虚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脾胃湿热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等10余种病证诊疗的规范；并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下，牵头首次制定了《中药新药用于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使我国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药新药开发有法可依，规范了药物研发市场。北京中医药大学李军祥教授团队牵头带领全国专家制定了《消化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的10余种行业诊疗标准，为临床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和规范化提供了良好借鉴。魏玮教授团队在所提出的“调枢通胃”创新观点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泄泻病（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中医临床路径及诊疗方案》《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等行业标准。江苏省中医院沈洪教授团队基于“分层辨证、精准治疗”理念，构建了“未病防发、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全链条干预方案与中医药规范化诊疗体系，主持制定了《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等行业标准多项。随着以上中医、中西医结合相关全国行业诊疗团体标准、共识意见的相继出台，为中医消化病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循证医学证据参考。

（3）基础及临床研究硕果累累：基础研究以临床研究为导向，临床研究发展又以基础研究为基石。全国中医消化病学专家聚焦功能性胃肠病、胃癌前病变、溃疡性结肠炎、胃食管反流病、脂肪肝等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结合西医学技术，从单味药及中药复方作用机制、中医证候物质基础、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建立等多个方面开展研究，为丰富中医消化病学理论内涵、促进临床诊疗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

①重大项目方面：近年来，中医消化病学在获得国家重大项目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如唐旭东教授团队主持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通降理论系列方辨证治疗非糜烂性反流病的疗效优势及机制研究”（No.2019YFC1709600）和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C1orf106/CYTH-1/AFR6通路的IBS-D和UC湿热证与肠道菌群相关性及清热利湿经典方剂干预机制研究”（No.81830118）的资助，从通降理论和湿热特点切入对中医的优势病种进行深入探讨。李军祥教授团队主持“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轻度-中度-重度）中医药治疗方案循证优化及疗效机制研究”（No.2018YFC1705400）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旨在探索中医药在难治性疾病方面的特色与优势。上海中医药大学季光教授团队“基于中医临床大数据分析的中药新药研发及其关键技术”（No.2018ZX09201008-002）获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拟通过建立病—证—方（药）—效临床大数据收集方法开展基于临床证候的基础和转化应用研究，以非酒精性脂肪肝典型证候为切入点构建证候分类研究技术方法体系，以推动证候分类临床应用和指导中药新药的研发。作为中医消化病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魏玮教授团队“不同途径调枢通胃干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脑—肠—微生态'效应机制研究”（No.81820108033）首次获得该类项目的资助；并主持获得“基于病理组织学改变的中医药干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远程随访研究”（No.201507001）国家行业专项的资助，以从功能性消化不良和慢性萎缩性胃炎切入进行中医药干预的有益探索。

②研究成果方面：唐旭东教授团队基于多种功能性胃肠病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化与应用研究，形成了基于“优势病种—临床研究—疗效机制探索—新药研发”四位一体的创新研究模式，取得了包括通降颗粒、肠安系列方在内的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季光教授团队在“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原则指导下，提出“脾虚是脂肪肝病机关键，随着病情进展脾阳虚表型逐步突出，脾阳虚是脂肪肝慢性和复杂化‘拐点'”病机新模式，拟定温阳利水之苓桂术甘汤为主病证结合分阶段个体化治疗新方案，在上海、江苏等五省市十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并注重以病证结合为指导疾病证候分类新方法的建立与转化应用，使病证结合研究得到国际主流医学界的重视，建立的基于病证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制定方法已成为中医药临床诊疗指南制定通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实践的模式创新与跨越发展；相关研究先后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获授权专利8项，研发新药6项。魏玮教授团队“基于‘调枢通胃'理论治疗功能性胃肠病相关研究”获国际胃肠电生理协会“2018年度最高奖——Alvarez Award”、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从“脾胃气阴两虚为本，兼气滞、热毒、血瘀为标”胃癌癌前病变复杂病机特点出发，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劳绍贤教授团队研发的“胃痞消颗粒”获得国家中药新药证书并成功转让。基于“浊毒”创新理论，来自河北省中医院国医大师李佃贵教授团队研制的院内制剂茵连和胃颗粒、葛根清肠颗粒已成为治疗慢性胃炎、结肠病变、功能性胃肠病的有效中药。张声生教授团队“治疗脾虚气滞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药物组合物及制法”获国家发明专利并成功转让。在国医大师周学文教授亲自指导下，辽宁中医药大学王垂杰教授团队以“治痈之法”切入用于胃肠疾病治疗研发的“养阴清胃颗粒”和“溃得康颗粒”均获得了国家新药证书。

（4）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逐渐壮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重点学科、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脾胃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研究基地等的建立为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医消化病学学科的发展在中医各领域中处于领先位置。以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等为依托，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定期开展全国性学术会议，通过青年论坛等形式为优秀青年学者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为学科发展建言献策，同时定期开展继续教育项目及基层医师培训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中医消化病学术队伍。以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消化疾病协同创新联盟为代表的学术团体，为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专病的深入讨论搭建了平台。

2.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发展展望

（1）继续完善经验传承和理论体系建设：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是中医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将继续做好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同时完善构建网络工作室共享平台，及时上传名老中医医案、用药特点、学术讲座、学术思想等资料，为国内外中医学者提供学习机会。理论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成不变，以新的理论体系指导新的临床应用，而新的临床应用又来验证和充实理论。理论与临床的相互结合是推动中医消化病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强大动力，随着临床和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消化病学理论体系建设将及时得到更新和完善。

（2）重视基础及临床研究的高度和广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科研模式已基本成型，在此基础上，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将更加注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高度与广度。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医学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学习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在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将其灵活运用于中医消化病基础和临床研究中，使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消化病学的科学研究活跃在前沿科技的舞台上。同时将不断加强不同团队间、不同学科间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合作交流，以更开阔的思维和视野发展中医消化病学学科，解决中医消化病学科研和临床难题。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目前已有部分中药新药得到广泛应用，更多的院内制剂应在充分的科学依据前提下，积极开展临床试验，使疗效确切的中成药走向社会，造福人类。

（3）培养高端人才、不忘基层发展：人才培养在学科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其他学科不同，中医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积淀下来的科学。中医人才培养不仅要有国际化视野，更应有深厚中医理论基础。因此，中医消化病学学科将以中医基础为根，现代知识技术为养分，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学科专科建设、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和重大项目实施等，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多学科交叉的中医消化病学创新型领军人才，组建一批高层次创新团队。此外，本学科还将发挥辐射作用，努力带动周边医院、社区的中医消化病学的研究发展，吸引并鼓励基层中医学者参加学术会议、继续教育培训班等，以全面提升中医消化病学的临床诊疗疗效和科学研究。

（胡玲　代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