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护理伦理学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医学道德与护理道德是共同产生与发展的。中医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凝聚了博大精深的医护道德思想和理论，为世界医药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我国古代护理伦理思想的历史沿革

早在远古时代，医护活动伴随着我国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医疗、护理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医护活动正规化，由原来的家庭式简单照料转变为草药制剂、灸法、按摩、伤口处理、情志调节、饮食护理和生活方式引导等，随之产生了最早的医护道德思想。有伏羲“画八卦……制九针，以拯夭枉”，炎帝“作方书，以疗民疾”的记载；也有神农尝百草，“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感人传说。尽管伏羲、神农、炎帝都是神话传说人物，但古代人民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我牺牲的精神对我国医护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时期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医政制度，医护道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最古老的医护道德评价体系。《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在当时这种评价体系对促进医生提高医疗水平、提高医学道德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下，随着经验医学的兴起，医学人道主义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此时医护道德思想要求医者重视人的生命，强调“医乃仁术”，要以“无伤”为原则。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标志着我国医护道德思想的初步形成。书中指出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提出了人的生命最为珍贵的理念，从全力救治患者出发，对医疗护理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要求。

东汉医家张仲景编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伤寒杂病论》继承了前人的医护道德思想，在前言部分谴责了当时医学界中因循守旧，敷衍塞责，“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的不良风气，对医护道德思想的论述一直为历代医家所称颂。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医护道德思想与理论更加规范。医家孙思邈是我国传统医护道德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论大医精诚》主张医家必须具备“精”和“诚”两个方面，要具有精湛的医术兼具高尚的品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较全面地论述了医护品德、专业学习、对患者态度、与同道的关系等方面的医护道德问题，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古代医护道德体系，使之更加系统化。

两宋时期，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医护道德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形成了许多新的医护道德观念。如林逋著的《省心录·论医》提出重视医德评价，把那些在医疗活动中贪图钱财、沽名钓誉和粗疏轻率的医者，斥为“庸医”。

金元时期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各学派勇于突破旧的学说，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对医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推动了医护道德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医护道德思想除了继承“济世救人”的传统外，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救治、不计名利和回报等道德风尚凸显出来，倡导从实际出发著书立论、遵古不泥古，鼓励争鸣、探索新知的创新精神，推崇热衷医业、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勇于实践、反对巫医骗术的科学态度。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再次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外医药的交流和医护道德的发展时期，我国古代的医护道德理论、教育发展到明代已日趋完善、成熟。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实功所著的《外科正宗》中的医护道德守则《医家五戒十要》，对我国当时的医护道德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就医护人员的专业实习、思想修养、举止言行、服务态度以及护患之间的关系等，提出了十分具体的道德规范，是我国古代医护道德教育的实用教材，被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列为世界古典医德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

清代医家在医护道德的规范确立与实用性方面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喻昌所著的《医门法律》。书中“治病”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医者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突破了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的说教方式论述医护道德原则的传统，而是结合临床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对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合称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护道德寓于医护实践之中的论述，是我国医护道德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被后人称为“临床伦理学”。

（二）我国古代护理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与历史局限

1.我国古代护理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

（1）济世救人，仁爱为怀的事业准则　“济世救人”是古代医家从事医学事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仁”是儒家道德思想的精髓，是古代道德体系的根本，更是我国古代医护道德思想的根源所在。

（2）不为名利，廉洁正直的道德品质　我国古代医学文化源远流长，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医家风范从古便受众人推崇。

（3）谨慎认真，谦虚诚实的服务态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反复强调，治疗和护理患者要认真负责，不能粗心大意。清代名医徐大椿医术高明，平日临诊，他耐心询问病情，细致分析，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慎于处方。他成了名医之后，仍虚心向其他医家请教。

（4）精勤不倦，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　晋代医家葛洪一边劳动，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医学。宋代医家陈自明指出：在医家、疾病、方药三者间，关键是医家的学术修养。他一生勤奋学习，编成《妇人良方》和《外科精义》两本书，为我国妇科、外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5）稳重端庄，温雅宽和的仪表风度　孙思邈对医家的仪表有全面深刻的论述：“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膏肓也。”

2.我国古代护理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

（1）受封建道德的束缚　忠君、孝亲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宗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使尸体解剖为世间不容，阻碍了医学的发展。

（2）受医儒同道的束缚　“医儒同道”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在当时对医学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束缚了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受“尊经崇古”的思想影响，在张仲景之后，医护的研究几乎是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注释和发挥，没有创新。另外，儒家的道德观和重实用的作风，使医学偏重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向实用化、经验化方向发展，限制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3）受宗教迷信的束缚　古代医护道德受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唯心主义和迷信思想的成分。宋代张杲《医说》中讲：“不有人诛，必有鬼神谴责。”并以此来教育不守医护道德的人。把道德同宗教结合起来，使中国传统护理道德中有了“录天命”和“因果报应”的宗教色彩。

（三）我国近现代护理伦理学的发展

我国近代护理工作是随着西医传入而开始的。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船医李文斯顿首先在澳门开设诊所。1888年美国的约翰逊在福州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护士学校。1900年以后，中国许多大城市相继建立了教会医院，并纷纷附设护士学校。1907年信宝珠女士提议在中国成立护士会组织。1909年由7名外籍护理人员和2名外籍医生于江西牯岭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护理组织，定名“中国看护组织联合会”。1914年，第一届全国护士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采纳了唯一的中国护士代表钟茂芳副会长的建议，取消“看护”名称，改为“护士”，并将学会组织命名为中华护士会。1922年中华护士会参加国际护士会，成为国际护士会第11个会员国，中华护士会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中华护士会1964年更名为中华护理学会。1926年，中华医学会制定了《医学伦理法典》。秋瑾翻译了日本的《看护学教程》，她在序言中对当时社会轻视护理行业予以评判。从那时开始，教会附设的护士学校陆续设立了护理伦理学相关课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解放区非常重视护理工作。1931年在傅连暲医生的主持下开办了红军自己的护士学校；1941年，成立了中华护士协会延安分会，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题词反映了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显著特点和医护人员的优良道德，实质上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医护道德的核心内容。1939年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对当时广大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护理伦理学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1941～1942年毛泽东同志两次为护理人员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尊重护士、爱护护士”，并倡导无私利他的美德。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革命的思想对我国护理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支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护理工作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重视。1979年，为了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护理质量和培训专业护理人员，卫生部先后两次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提高护理质量和加强护理教育的意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护理工作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学术交流频繁，极大地推动了护理工作的发展，护理伦理学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护理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