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诊断学的发展简史

中医诊断理论和技能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便有“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医家扁鹊，即可通过“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而“言病之所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间的医书，包括《脉法》《阴阳脉死候》和《五十二病方》。其中《阴阳脉死候》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诊断专书；而《五十二病方》在对某些疾病的诊治上已展现出辨证论治的雏形。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论述了望神、察色、观形、闻声、问病、切脉等内容，强调诊断疾病必须结合内外因素全面考虑的整体观，并体现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断思路，为中医诊断奠定了理论基础。《难经》将望、闻、问、切四诊视为神圣工巧的技能，并特别重视脉诊，提出诊脉“独取寸口”的诊脉法，大大简化了诊脉的程序，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创立“诊籍”，记录患者的姓名、居址、病状及方药等内容，作为诊疗的原始资料。东汉伟大医家张仲景总结汉以前有关诊疗的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将理、法、方、药有机结合，用以阐释病、脉、证、治，以六经为纲辨伤寒，以脏腑为纲辨杂病，建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被公认为辨证论治的创始人。《伤寒杂病论》在疾病的分类上基本做到了概念清楚、层次分明，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其模式沿用至今。东汉名医华佗的诊病思想载于《中藏经》，其论症、论脉、论脏腑寒热虚实生死顺逆之法，甚为精当。

晋唐时期涌现许多对诊断进行专门研究的医家，因此产生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学术著作，其杰出代表有西晋王叔和所著的《脉经》。该书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分述三部九候、寸口、二十四脉等脉法，成为脉理与脉法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影响较为深远，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到朝鲜、日本、欧洲等地。晋代的有关医籍中，对于传染病、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诊断已有比较翔实、具体的记载，如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行发斑疮（天花）、麻风等传染病的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进行描述和诊断。《肘后备急方》还记载“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黄柏染者，此热毒已入内”。这是对黄疸患者进行实验观察的早期记载。

隋代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病候诊断的专著。全书共分67门，列出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各种疾病的病候1739候，并对病因病机、诊断都有详细记载，同时对传染病、寄生虫病、妇科病、儿科病等的诊断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宋金元时期，中医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专攻诊断者颇多。这使中医诊断在望诊、脉诊、儿科疾病诊断和病因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病因辨证理论与方法比较完备的著作。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诊法的专著，重点阐述脉诊，并绘脉图33种，以图来示意脉象。南宋崔嘉彦的《紫虚脉诀》，以浮沉迟数为纲，用四字歌诀形式分类论述28脉。宋元间敖继翁所著《金镜录》，论伤寒舌诊，以舌验证，分12图，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舌诊专著，后经元代杜清碧增补为36图，即为现在所见的《敖氏伤寒金镜录》。

金元时期，戴起宗撰《脉诀刊误集解》，对当时脉象阐释中出现的谬误进行指正，对脉学颇有贡献。滑寿的《诊家枢要》为脉诊专著，提出举、按、寻三种指法，载脉30种。刘昉著《幼幼新书》，以图文并用的形式记载了小儿指纹诊法，是现存最早的小儿指纹诊法文献。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论述了危重疾病的“十怪脉”。金元四大家在诊法上也各有特点，刘完素重视辨识病机；李杲重视四诊合参；朱震亨主张从外知内；张从正重视症状的鉴别诊断，如对各种发疹性疾病的鉴别颇为明确。

明清时期，诊法中脉诊与舌诊的发展尤为突出，同时对诊病的原理和辨证的方法有进一步的阐发。

明代张介宾著《景岳全书》，其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尤其是“脉神章”“十问歌”“二纲六变”等论述，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取诸家脉学之精华，详述27种脉的脉体、主病和同类脉的鉴别，言简意赅，便于习诵，为后世所推崇。此外，明末李中梓的《诊家正眼》、清代李延罡的《脉诀汇辨》、周学霆的《三指禅》、徐灵胎的《洄溪脉学》、周学海的《重订诊家直诀》等，都是脉诊专著，使脉学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

舌诊的研究，在清代有突出的成就。这一时期，舌诊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大多附有舌图，如张登所辑《伤寒舌鉴》，载图120幅；梁玉瑜辑成《舌鉴辨正》，载图149幅。

对于四诊的综合性研究，影响较大者有清代吴谦等撰的《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以四言歌诀简要介绍四诊的理论与方法，便于掌握要点。清代林之翰的《四诊抉微》，所论内容全面，注意色脉并重、四诊互参。此外，清代周学海的《形色外诊简摩》、陈修园的《医学实在易·四诊易知》等也都有一定成就。清代汪宏的《望诊遵经》，收集历代有关望诊的资料，说明气色与疾病的关系，从全身各部位的形态、色泽和汗、血、便、溺等各种变化中进行辨证，并预测其顺逆安危，是全面论述望诊的专著。

明清时期对杂病的诊断、辨证虽有深入研究，但该时期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深化了对温疫、温热类疾病的认识，创立了新的辨证方法。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提出“戾气”致病的病因说，对温病学说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阐明望舌、验齿、辨斑疹与白在温病诊断中的意义。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传变规律等进行论述，充实了温病诊察的内容。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另外，余师愚的《疫疹一得》、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记载了丰富的温热类疾病的诊疗经验，完善了温病学的理论体系。

明清时期对于传染病的认识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出现不少相关的诊疗专著。如明代卢之颐的《痎疟论疏》，专述疟疾之常症与变症的证治；专论白喉证治的著作有《时疫白喉提要》《白喉全生集》《白喉条辨》等；而《麻科活人全书》《郁谢麻科合璧》《麻证新书》《麻症集成》等，均为论述麻疹的专著；王孟英的《霍乱论》、罗芝园的《鼠疫约编》则对霍乱、鼠疫的诊断与辨证有较详细的论述。

近现代编撰出版的很多中医诊断学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陈泽霖等的《舌诊研究》、赵金铎的《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朱文锋的《中医诊断与鉴别诊断学》和《证素辨证学》等。尤其是《中医诊断学》教材的编撰，使中医诊断学的内容更为系统、完整和准确。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诊察疾病的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如对临床表现不明显的患者，可以借助实验诊断或仪器检测的方法，从宏观到微观，从直接到间接，从定性到定量，使一部分不易为医生感官觉察的病情得以及时发现，为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为达到中医诊断规范、统一的目的，近些年，来中医界开展了病证规范化研究，统一了病、证诊断术语，制定出各科病、证诊断标准，建立了病、证诊疗体系。为保证望、闻、切诊等资料的客观性，探索性地研发了一些中医诊察的仪器设备，如脉象仪、舌诊仪、色差计等，并且陆续运用声学、光学、电学、磁学等知识和生物医学工程、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以丰富中医诊断技术手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辨证方面，朱文锋创立证素辨证的方法，目的是挖掘现有各种辨证方法的本质特征，建立统一的辨证体系，为中医辨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之，中医诊断学理论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进步和中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医家为之付出辛勤的劳动，同时它的发展也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医学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随着医学模式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变，以状态为中心的中医健康认知理论研究必将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