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影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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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摸索:无障碍电影是怎样炼成的

一、摸着石头过河

2018年1月3日,元旦假期结束。冬日的晨光里,北京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主干道上的车流慢腾腾地往前挪动着。

博士研究生王海龙刚从郑州的家赶回北京,打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学校。这位河南小伙子可谓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理工科出身,出于对传媒的热爱,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参与了很多重大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他还对“声音”颇有研究,凭借良好的嗓音条件,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多部作品配音。“配音找海龙”,已经成为学院师生的共识。于是,提到“为盲人讲电影”,老师们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位热心、专业的同学。

坐上车没多久,王海龙突然收到电视学院陈欣钢老师发来的信息:“海龙,在学院吗?我们在谈一个录音配音的项目,如果在的话可以过来一块儿聊聊。在学院206,给盲人讲电影,感兴趣不?”

出租车在拥堵的朝阳路上开开停停。王海龙还没吃午饭,饥饿的感觉一阵阵袭来。在低血糖的眩晕感中,他急急忙忙地打字回复道:“非常愿意。不过我还有20分钟到校。能不能等等我?”

很快,他收到了回复:“可以,我们在206等你。”

和后来所有报名加入的志愿者一样,王海龙忐忑又期待地踏入学院。从进门的那一刻起,王海龙的光明之旅正式启程。

会议室里,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师们、学院项目的负责老师们围坐在一起,等待着他。这些老师未来将会和他有无数次的会面,其中的一些还会和他一起挤在小房间录音,一起敲定第一部无障碍电影成片,一起为大赛熬夜准备,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些来自歌华的工作人员,一半以上都是电视学院的系友,他们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想和学校一起做一件能够回馈社会的事情。当时距离全面脱贫攻坚只剩两年时间,大家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助力脱贫攻坚,满足人们更广、更公平的知识文化需求。

一群做电视的人一拍即合,想到了“电影”这个切入点。

听完老师们的介绍,王海龙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学院打算做一个为盲人讲解电影的公益项目,暂定名称为“光明影院”。而那场会议中提到的许多细节,早已模糊、消散,让王海龙至今记忆深刻的,是最后定下的第一个任务。

会议明确了第一部片子要做《建军大业》。从零开始,要先建军,也就是要有一个团队,王海龙成了团队的第一人(学生志愿者),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人。

歌华的张涛老师描述着自己心里项目未来的样子,他信心满满,侃侃而谈,坚信这个项目一定能做成、做好。他那期待的目光落在了王海龙的身上:“海龙,你把这个项目做好了,你就是带领大家的人。”

电光石火之间,王海龙想了很多,最后都变成了惶恐。项目甚至还没有一个轮廓分明的影子,这么大的任务,能做成吗?

但无论如何,他领着“建军”的任务,走出了206。

万事开头难。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王海龙和参与项目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着前行的方式。

电视和电影,都是视觉和听觉结合的艺术,是同一根茎开出的并蒂花。但给盲人讲电影,相当于要把占据其中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重要元素——视觉元素去掉。

这要怎么做?大家都是两眼一抹黑,抱了一颗公益的心,且去尝试。

肖泓院长和赵淑萍老师都是老媒体人,她们见过的节目种类多,样态丰富。老师们想起了曾经在广播电台中听到过的电影,那种电影叫电影录音剪辑,是把一两个小时的片子做成30分钟的版本。这种艺术形式在上个世纪曾风靡一时,如今虽不吃香了,却是传媒发展历程中现有的形态,是项目酝酿时期唯一的抓手。于是,在老师们的建议下,王海龙着手去做电影录音剪辑版本的《建军大业》。

把电影音响剥离出来,变视觉形象为听觉形象,必须进行一番广播化的加工过程。奔着这条思路,王海龙的第一步就是写稿。为了尽可能还原,他买来同名小说作为参考,对着原片,一帧一帧地扒出剧本,细到每一幕的时间、地点、情节、台词。

解说:回到斯烈的师部,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

周恩来:我周恩来对朋友是从来不设防。

解说:说着,周恩来掏出了自己的枪套。斯烈的一众手下见此状,纷纷抬起枪来,扣上扳机。

音响:举枪和扣扳机的声音。

解说:周恩来镇定地取下枪套,打开盖子,向斯烈展示,里面并没有枪。他愤怒地将枪套拍在桌子上。

音响:砰的一声。

周恩来说:斯烈,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解说:斯烈仍是端坐于前,不苟言笑。

…………

2018年1月,志愿者王海龙正在录制无障碍电影《建军大业》

一部时长132分钟的电影,凝聚成52页、26630个字的文档,他们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

初稿完整写完后,王海龙请来歌华的张老师,两小时的电影情节很快被删减为45分钟。接下来,就该把删减后的剧本转化成音频节目的脚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名叫《建军大业》。”这是电影录音剪辑版《建军大业》的第一句话。王海龙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在删减后的剧本上穿插解说,使其和电影音响融为一体。

1月份的北京特别冷,王海龙每天一个人捧着个电脑转悠,找到合适的地方,就关起门来写脚本。脚本完成了,他又忙不迭地开始录音、剪辑,全都用的是自己的设备。整个过程对王海龙来说,是孤独的,也是迷茫的。

也有人来问他:“海龙,你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

他回答:“在弄一个给盲人听电影的东西。”

要是对方细问起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弄成。好在凭借从前做音频节目的经验,总算是做出了一份像模像样的音频产品,交给学院的老师们听的时候,反响都还不错。

寒假前,事情发生了转折。

王海龙和学院的老师们带着做好的《建军大业》样片去歌华,歌华的工作人员提出,解说应当与机顶盒中的电影原片时长同等,而且歌华未来会上线一个无障碍版专区,供盲人订阅,也能避免侵犯版权的问题。

歌华的提议与学院老师们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

在王海龙尝试制作第一版《建军大业》的时候,老师们前往北京市盲校、盲文图书馆等地,了解受众群体的想法。

在北京市盲校,老师们惊讶地发现,盲校里也有操场、跑道、篮球架、乒乓球台,孩子们不仅上课、运动,还会使用手机,同样也对文化知识有很强的诉求。当然,并不是所有盲人都可以获得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许多偏远地区的盲人依然面临着教育资源短缺、就业渠道狭窄等问题。通过问卷调查,老师们获得了一个数据,在中国1700多万盲人群体中,高达70%—80%的盲人从事低端服务行业,最普遍的,便是盲人按摩。也就是说,即使各地都有特殊教育学校,但盲人接受到的教育很有限,从校园走出去之后,能够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跟他们自己的预期相比,有非常大的出入。

各种形式的调研信息抛出了一个一致的问题:盲人群体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平等地接触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在看电影这个社会娱乐方式上,盲人能不能和普通人一样看电影,而不是去看一个打了折扣的、被缩短了的电影?

以上的种种思考和碰撞,使项目掉转方向:从音频产品变成了等时长的无障碍语音服务。

寒假里,王海龙带着这个新任务,重新出发。

肖泓院长提出,要在电影的旁白和音响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解说。但要实现这一点,面临着“时间少、画面多”这两个困难。《建军大业》是一部战争片,有大量枪战和游行的场景,一帧画面里,可能既有游行的宏观场面,也有人倒在地上流着血的局部细节。王海龙发现,一闪而过的信息量根本不是文字能够追逐得上的。

王海龙想,如果有一种语言能够跨越黑暗的障碍,瞬间把爆炸性的信息带给受众,那就好了。但现在还没有这种方法,也许创造它就是自己的使命。

王海龙决定先拿出片头10分钟的小段落,进行尝试。他反复拉片,看了不下100遍,到了这时,才觉得画面给他的震撼,真正入了脑、入了心。王海龙想,应当把电影的总体情节讲清楚,再把总体情节和局部情节串联起来,把每一场戏的戏剧冲突讲清楚。在这些前提下,如果有讲述的时间,再去创造意境,描述环境、色彩、光影、服饰等。

他在创作手记中写下了实践中的几点发现:片头描述出品方信息时,若按照画面逐帧读字,会使声音不平稳,应整合利用片头时间段,使其更协调;视频编辑中,声音成段、画面成组是规律,讲述也应成段、成情节地展开;文字应力求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可借助盲人能够理解的事物,用恰当比方进行描述;声音空场不应超过5秒,以免引起疑惑、不适等。这些方法后来写入“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撰稿规范,为后来一批批电影提供了创作模板参考标准。

王海龙拿着手记和10分钟的实验品去和学院的老师们讨论,得到一致好评。老师们也结合理论知识,提出不少制作方法,整个团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感到清晰了许多。最后,他用一整个寒假的时间完成了《建军大业》完整版无障碍电影的制作。

当时的他以为,做一批电影,应当是一群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去做的课题研究,是一个点状的项目。他没想到的是,从第1部到前5部,从前30部到一年104部,现在的“光明影院”已经由点及线再到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这比当初老师们在206提出的设想,更大、更广,也承载着更多盲人朋友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