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推荐信
就当这是一封推荐信吧！从刚上小学的时候起，我就对鸟儿充满兴趣，但我必须承认，这种热情并非天生。我当然很想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归功于我天生的智慧、自发的好奇心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这听起来会更让人艳羡。但事实是，我对鸟类的兴趣是通过模仿培养起来的。将我领进鸟类学大门的，是大我两岁的叔家表哥小米[1]。出于对他的崇拜和喜爱，我模仿着他所做的一切，想尽办法吸引他的注意，心甘情愿做他的小跟班，寸步不离。
我们每年都会去马祖里湖区（Mazury），在那里尽情聆听鬼鸮的叫声，在塞克斯特湖（Seksty）的浅湾里近距离观察翠鸟捕食，讨论那只在车上看到的鸟是不是凶狠无比的短趾雕。就这样，我一步步钻进了鸟儿的世界。我的第一只双筒望远镜是和妈妈一起从巴纳赫集市挑来的，在一个堆满了俄罗斯进口货的摊位上。苏联产的镜头挺像样，况且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很多鸟类学家朋友都有一个关于自己如何培养起这个爱好的故事，比如卡夏在咿呀学语时就喜欢看挂在床头的灰色小海鸥玩具；维特克小时候家里曾养过一只金丝雀。但维特克始终不怎么待见这只鸟，连给它喂水喂食都极不情愿。金丝雀的叫声令他心烦意乱，他觉得这只鸟只会哗众取宠。但谁知道呢，如果不是这只令他百般嫌弃的金丝雀，维克特如今会不会做着与鸟类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我的床头贴着两张明信片：一张是父亲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上面是一只小麻雀。另一张印的是丢勒（Albrecht Dürer）著名的版画作品《猫头鹰》。事到如今，我已经无法确定，是那两张明信片先出现在我的床头，还是我在买了第一台望远镜之后，才把它们贴在那里的？
又或许，一切的开始并不是因为一幅画，而是因为一句话。妈妈给我读过很多故事书，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伊雷娜·尤尔戈莱薇超娃（Irena Jurgielewiczowa）的那本《华沙四小雀》（O czterech warszawskich pstroczkach）。这是四只生活在华沙老城中的小麻雀的故事：骄傲自大、出生在文学之家屋檐下的小顶，争强好胜的库尔卡，懦弱胆小的小黑眼和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静静。它们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好恶，真挚的友谊把性格迥异的它们联结在一起。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读到书中《再见了，我可怜的朋友》那一章时，看到四个小伙伴的一位朋友被淘气的小男孩杀死，我心如刀绞；看到身受重伤的小顶被老妇人收留时，我浑身颤抖。所有这些，怎能不让我感同身受？怎能不让我与华沙的小麻雀们惺惺相惜呢？
我家里还曾有一本捷克作家切尔尼（Walter Černý）和德尔哈尔（Karel Drchal）所著的《这是什么鸟？》（Jaki to ptak？）图鉴。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毕竟家里没有一个人对鸟类感兴趣，也没有人喜欢猎鸟。我父母对大自然所知甚少，他们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宠物狗。某位住在奥波莱（Opole）的叔父家墙上挂着一块鳄鱼皮，这可能是家族中曾有人对狩猎感兴趣的唯一证据了——不过那只怪物已经开始发黑，大概已在那里挂了上百年。我甚至幻想过，那也许是我们的亲戚——波兰著名动物学家康斯坦蒂·耶尔斯基（Konstanty Jelski）留下来的遗物，他曾多次前往南美洲探险。
我以前对这本启蒙之书并不感冒。我不喜欢里面的插图，整本书都阴沉沉的，毫无生气。自打我记事起，书的第130页就已经开线脱落了。那一页上画着海雀、欧洲企鹅和其他一些飞不高的鸟，只有冬天时，它们才会出现在波兰的海边。对于一个华沙孩子来说，那确实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每当我打开这本书，哪怕只是想找一下山雀，也会自然而然先翻到有海雀的那一页。
这本《这是什么鸟？》很快就被“流放”了。我把它带到郊区的菜园，将它“遗弃”在那里——它终究没有逃脱受潮发霉的命运。扬·索科沃夫斯基（Jan Sokołowski）的《波兰大地上的鸟儿们》（Ptaki Polski）很快取代了它。这本画册印了不少精美鲜艳的巨幅插图（尽管有些地方颜色有重叠或偏差），很多内容虽然陈旧但十分有趣（比如1913年，曾有一只西域兀鹫在皮耶尼内[Pieniny]山中筑巢）。书不厚，描述简洁明了，每页都有足够的留白。如今再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图画被挤得像一块块小砖头。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想买一只玄凤鹦鹉，但我不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不是一只被困在家中的囚鸟。宠物商店出售的只有进口种，没有我在家附近就能遇到的鸟类——而这才是我更希望深入了解的东西。被关在笼子里的算不上真正的鸟，无非是一些逗人开心、换取嗟来之食的赝品罢了。我想要的是野性十足的动物。小米曾捡到过一只小乌鸦，我们喂它吃奶酪，试图帮它重新飞起来，却以失败告终：我们把它轻轻抛起，它愤怒地哇哇乱叫，一张开翅膀就缓缓落到草坪上。它不太对劲。估计它的父母也发现了这种缺陷，才把它从巢里扔了出来。
鸟类图鉴通常都以作者的姓氏为代称。我很喜欢索科沃夫斯基版图鉴，但对我来说真正意义重大的要数卡齐米日·A.多布罗沃尔斯基（Kazimierz A. Dobrowolski）编著、弗瓦迪斯瓦夫·西韦克（Władysław Siwek）绘制的《欧洲鸟类》（Birds of Europe）。这部图鉴不仅形式新颖，而且最重要的——书中的信息都是最新的，里面的版式有点像美国版的彼得森图鉴[2]，配图清晰，色彩鲜艳。除了对各种鸟类的描述外，还加上了典型鸟类习性的黑白插画。我一丝不苟地复制了“普通燕鸥的捕猎方式”和“沙锥求偶时的飞行动作”。以这些优秀的鸟类学家为榜样，我开始整理自己的观察日志：“8月1日：在公园中看到了几只绿头鸭和白骨顶鸡。”“8月2日：只看到了几只红嘴鸥。”
我家里有个A4大小的笔记本，是祖母杨卡买给我的，上面写着：“鸟——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大概是在1993年左右吧（本子上贴着“奥波莱动物园93”字样的贴纸），我在上面剪贴收集来的关于动物的文章（看着那些油腻腻的圆点，我才想到自己当时用的竟然是阿拉伯胶[3]，而不是学生常用的固体胶棒）。祖母常把《大幕》（Kulisy）、《横截面》（Przekrój）[4]里的文章剪下来送我，这些精挑细选的剪报下面都有签名和出处——毕竟她曾是图书馆管理员。比如那篇题为《最后的雏鸟》的文章，讲波兰盛夏时节就有很多鸟类开始向非洲迁徙。下面还有一行颤巍巍的字：《横截面》1993年8月8日。一看就是祖母的笔迹。
《选举报》（Gazeta Wyborcza）上的文章常被我用来做剪报。我收集得最多的要数亚当·瓦伊拉克（Adam Wajrak）[5]的文章，有些是呼吁性的，比如呼吁人们关注在奥斯特罗文卡省（Ostrołęckie）[6]奥穆莱夫河（Omulew）河谷被猎射的黑琴鸡，它们正处于求偶期，在河谷上空发出阵阵啼鸣；有些描写自然风光，比如在别什恰迪山脉（Bieszczady），可以看到乌雕在卖烤面包和比萨的小店上空盘旋；还有知识普及类的，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在森林中漫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选举报》上曾有一个名为“带上双筒望远镜去散步”的专栏，告诉人们如何培养观鸟的爱好。克日什托夫·菲尔采克（Krzysztof Filcek）[7]曾给这个专栏写过一年文章，内容有趣极了，是真正的行家手笔。
对鸟类的热爱让我在学校里成了笑柄，一个对“鸟儿”好奇的男生经常会成为被取笑的对象（至今也常有人对此类笑话乐此不疲）。老实说，我多多少少会有点难受——但人总要为自己的“古怪”付出代价。生物课上，我总是盼着讲到动物学那几章，但是关于鸟类的部分却被老师一带而过。她对鸟类的习性和生活并不了解，甚至连最基本的鸟类种类都分不清楚。我还记得有个同学把几只从公园里捡来的蓝山雀雏鸟带到课堂上的时候，她的无助和不知所措。这些雏鸟的悲惨结局可想而知，想必和那些曾经养在生物教室后面的沙鼠一样：有天早上，我们发现它们经历了手足相残的一夜，一只被咬断了腿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而另一只正若无其事地啃着木屑。
无论是在郊外的私家菜园还是城里的公园，我始终追寻着鸟儿的身影，甚至在踢球时，也会因为空中划过一道陌生的剪影而停住脚步。记得有一次，全家正在看新闻，我注意到一只啄木鸟在画面里一闪而过。“呈波浪式飞行。”我随口解释道。尽管我的“科普”还有些值得推敲的地方，但足以让大家刮目相看。直到现在，哥哥还经常提起，我在自己的图鉴中记录了某种猛禽发出的“咯哩－咹，咯哩－咹，咯哩－咹哟”的叫声。1994年，我和妈妈、叔叔汤姆和表哥小米一起去了匈牙利，那是我第一次到国外观鸟。这次旅行是马切伊·齐莫夫斯基（Maciej Zimowski）[8]先生组织的，他后来被克拉科夫文学界称为“马切伊·鸭先生”。
我们这个四十人的观鸟团中有经验丰富的中年鸟类学家，有年轻的观鸟爱好者，也有少数不属于观鸟圈的人。在我印象中，那次旅行不曾有过任何争吵、抱怨和不和——自然学家本身就是“不和绝缘体”，而大自然也给予了我们属于它的馈赠。刚搭好帐篷，我们就在篷顶发现了一个黑额伯劳的巢，又在大门外看到了红脚隼和捕虫的小游隼。入夜后，我们发现了三种不同的猫头鹰守护着这片露营地：林中淑女仓鸮身着白衣，优雅高傲；纵纹腹小鸮一家其乐融融，它们的鸟宝宝试图笨拙地站到篷顶的排水槽上，结果差点儿掉到我们头上；还有一只孔武壮硕的灰林鸮，神秘莫测，独来独往，总是一个人寂寥地坐在营地边缘尖尖的栅栏木桩上。
我的暑假记忆和同龄人似乎有所不同。匈牙利的城市风貌、名胜古迹、琳琅满目的店铺都未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忆中只有被阳光炙烤着的草原、难以忍受的酷热和旅伴们被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庞。走在干涸的湖面上，踩着龟裂的泥土，依稀看到半埋在泥土中的汤匙状的长喙，而喙的主人——白琵鹭早已化为尘土。还有妈妈在大家初识的晚上那句俏皮的自我介绍：“我老到甚至见过了渡渡鸟。”那些当时见到的鸟如幻灯片般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身形硕大、羽翼丰满的大鸨俯身栖息在油菜田间，双腿细长、一身棕羽的石鸻瞪着如小金碟般的双眼，完美隐身在高高的草叶丛中；在代布莱琴斯基公园（Debreczyński）发现的白颈啄木鸟（也叫叙利亚啄木鸟）在当时的波兰非常罕见，如今却已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蓝胸佛法僧目光炯炯地站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觅食，羽毛的光泽如蓝宝石般夺目。20世纪90年代中期，蓝胸佛法僧在波兰已属濒危，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们离灭绝仅有一步之遥。
一年后，我们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记忆中同样没有那里的人和城市——不过我们也的确刻意避开了那些地方。开车经过奥斯陆时，我只记得公园里吃草的白颊黑雁。眼前是成片的云杉林、缠绕着胡须般地衣的树枝、低矮的白桦和五颜六色的苔藓地毯。当然，还有鸟儿们。雷鸟隐没在苔原里，湖上一只孤独的潜鸟被空荡荡的寂静与忧郁紧紧包围，伦德岛上峭壁嶙峋，长相酷似企鹅的海雀笨拙地飞翔——终于，图鉴第130页上的画面照进现实，鲜活而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
多瑙河三角洲。一路上，特兰西瓦尼亚的房子屋顶都镶着波纹样的铁皮，无论我们停在哪里，都能见到一群群无家可归的野狗。我们那辆从普热梅希尔开来的长途汽车右侧有个生锈的洞，V带也在某次艰难的爬坡过程中断裂了。大自然是此行的唯一目的地。燕子顺着敞开的门飞进营地的小餐馆，掠过一张张餐桌，在天花板下的鸟巢周围盘旋。大自然生息如斯，不舍昼夜。草叶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乐器，成千上万的蟋蟀鸣叫其间，按不同的音域即兴合奏着多变的旋律。自然的天籁落在人耳中，有时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后来我曾几次梦到那趟乘船穿越三角洲的旅行。沿着芦苇隧道一路深入，通幽的曲径引我们进入了几公顷的湿地森林。植物是三角洲的主人，鸟儿守护着这片净土。身形庞大的鹈鹕镇定自若，像一小架轻型飞机，从我们头顶不露声色地掠过；闪耀着金属光泽的朱鹭不时将弯弯的喙插入浅浅的水滩；几只机警的苍鹭一动不动地站在岸边。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家人一起观鸟旅行。我渐渐长大，开始想要独自旅行。
自然图鉴是用一种专用语言写成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那些专业术语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词语简洁准确、没有任何语言风格，也无法从它们身上开发出任何可供发挥的“喜剧潜力”。说来也怪，在学校写作文时，我会非常谨慎地斟酌用词。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语文老师教的未必正确——有时重复某个含义准确的词比勉强去找一个花哨的近义词要强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用“有翅膀的探险家”这样故弄玄虚的说法来代替“鸟”这个词。
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一个热爱阅读的人看来，图鉴语言绝对谈不上优美流畅，然而也没办法用平实、日常的语言来代替这种专业术语。图鉴语言是精练准确且指向明确的：雄性、雌性、食物、喂食……毕竟有些事实很难反驳——鸟类肯定不会像人类那样吃东西，而且它们也不是“先生”和“女士”。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动物机械代入人类的概念世界很容易落入幼稚病陷阱。鸟类不相爱，不做爱，甚至不能说它们有性行为。它们只是交配——这个毫无感情的技术术语却直指事物的本质。它们之间不存在浪漫爱情，只涉及繁衍和基因传递。交配就是交配，无法用其他词语来描述这个行为。
“交配”这个词对于每个学习过生物学或是看过自然纪录片的人来说都不陌生。但还有一个词，含义相对来说没那么明确。鸟类身体及羽毛的各个部分都有专有的名称。在波兰语中，有个专门形容羽毛的词——“羽衣”。我很喜欢这个词，因为它总能让人联想起寺庙的香火味和礼拜日的诵经[9]。鸟儿的羽衣取决于不同的年龄、季节和性别。它们会换羽——旧的羽毛脱落，然后长出新的羽毛。每个种属都有自己的羽衣，也有特定的换羽顺序。
将描述人的形容词用在动物身上也很奇怪。我在某本图鉴中见到过一个词——“宽肩膀”。这个词并不是用来形容那些威风凛凛、力大无穷的鸟类的。鹰雕可不一定都是宽肩膀。人们常常通过对比相似种属的差异来描述鸟类的特征。这种差异往往是非常细微的，有时甚至只在“毫厘之间”，难以准确描摹。在拉尔斯·荣松（Lars Jonsson）[10]的图鉴中，他在将林柳莺和与之相似的欧柳莺进行比较时，也用到了“肩背更宽”这样的描述。有一次，我给朋友读到这段描述，一时间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笑得前仰后合。不过，只要看一眼这两种身形娇小、不超过10厘米的鸟，就不难意识到它们与“虎背熊腰”的人类恐怕毫不相关。
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鸟类的“表情”。其实鸟类根本没有我们人类所具有的面部表情，但它们脸上的线条、额头的形状、头上或深或浅的斑纹会让它们看起来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最令人惊叹的要数一对关系密切的鸟类——戴菊和火冠戴菊，它们是最小的欧洲鸟类。戴菊眼睛周围的浅色羽毛让它看起来天真无邪、乖巧可爱，而它的“双胞胎”兄弟——火冠戴菊则正好相反，宽阔的白额上有一道墨黑的线，衬得那对乌溜溜的眼珠有点“邪恶”感。它眼睛下面的羽毛也是暗灰色的，让这体重仅有6克的小家伙看起来仿佛已经几夜没合眼了。
描述特定物种出现概率的术语同样耐人寻味：“常见”并不意味着这种鸟平平无奇、单调无趣，而是指其数量众多。“偶见”则是指这种鸟按照常规迁徙路线本不会经过这片区域，它们只是偶然的过客。“迷鸟”更加罕见，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比如沿海岸线飞行时突遇风暴，它们才会现身于此。我也喜欢那些“入侵物种”，它们可遇不可求，可能在某一年冬天成群结队地入侵我们的领地，到第二年却杳无音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只出现。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11]曾写过一首诗：
鹡鸰羽色
惊艳四座
喉颈漆黑
双翅棕灰
喙也漆黑
栖于溪流上
上下翻飞引人看
片刻不宁歌声响
嘻嘻哩哩
哩哩嘻嘻
……
爱德华·斯塔胡拉（Edward Stachura）[12]的话的确有道理：万物皆诗。
到小学毕业时，我对鸟类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但却越来越不喜欢阅读与之相关的书。进入中学后，我开始渴望摆脱父母的控制。我依然会去观鸟，但更多时候，这只是一种自发的条件反射。我观鸟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多年来的习惯。曾经的热情慢慢消失了，我再也无法从中感受到乐趣。
高一结束那年暑假，我说服了两个最好的朋友——米哈乌和米哈乌同我一起去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旅行。尽管按照计划，这本应是一次观鸟之旅，但却和我之前的旅行截然不同。我们喝着度数很低却让人晕乎乎的芬兰啤酒，爬上海岸边风化的岩石，从路边小店里顺出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调皮捣蛋带来的后怕和兴奋交织在一起，成了整个旅途的魅力所在，而观鸟却变得可有可无。尽管如此，我依然为北极亚区的夜晚微光中那些金斑鸻的身影而着迷。
我的两个朋友对观鸟不感兴趣，但这对我们的旅行没有丝毫影响。对自由的向往和可观的零用钱促使我们在第二年一起去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我们的酒量在一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再也不至于被一瓶啤酒放倒。而且，我们自认为已经成年，走进科西嘉的酒馆时完全无所畏惧。酒馆里，十几个大男人正在唱一首忧伤的歌，个个手持酒杯，目光缥缈，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出现。我甚至不记得，在这两周的假期中，自己有没有试图去寻找岛上独有的科西嘉䴓。
再次踏上旅途的时候，我甚至连双筒望远镜都没带。在我心中，观鸟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鸟儿的出现很难再让我停下脚步。高中毕业后，我和其中一个米哈乌去了乌克兰境内的东喀尔巴阡山脉（Karpaty）。只有我们俩，真正的男子汉冒险之旅。第一次乌克兰之旅给我留下的只有恐惧——我感觉那里的人似乎都不怀好意，总在暗中打量我们。就算我们能勉强拼出那些基里尔字母写的单词，也没有缓解这种不安感。
语言不通导致我们做出了愚蠢的行为：在商店里，我误以为一位“不怀好意”的女售货员想用“伏特加”把我灌醉；火车上，一位好心和我们搭话的男士也因为他的一口金牙被我们误会成歹人，总担心他会找个由头揍我们一顿。第一天旅途结束，我们身心俱疲。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只三趾啄木鸟，一天的疲倦一扫而空。这只鸟完全无视我们的出现，在帐篷外面那株云杉的枝头无忧无虑地来回巡视。
而我却坚定地选择了乌克兰，我的护照上盖满了波乌边境口岸的章：拉瓦罗斯卡亚（Rawa Ruska）、亚霍丁（Jahodyn）、舍吉尼（Szeginie）、莫西奇斯卡（Mościska）……几年之后，我前往多瑙河三角洲故地重游。在与租船给我们的渔民磕磕巴巴的交流中，我发现自己能听懂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后裔，祖先被叶卡捷琳娜二世（Katarzyna II）从塞契（Sicz）驱逐后来到这里定居。他们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我对此有所了解，是因为读过19世纪乌克兰文学之父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Iwan Kotlarewski）对《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的仿写之作[13]。湖中的鹈鹕静若处子，苍鹭也一动不动——这次旅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一块沼泽中的乌克兰飞地。
用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读出图鉴中对于鸟鸣的描述总是非常有趣的。“咳呜啊－咳呜啊－咳呜啊－咳呜啊－咳呜啊－咳哎咿呀”，索科沃夫斯基这样记录银鸥的叫声。而在斯文松[14]的鸟类图鉴中，他这样写道：“银鸥在求偶时总会发出一种类似笑声的叫声，‘啊哦……咳咿呀－咳咿呀－咳咿呀－咳咿呀－咳咿呀－咳咿呀－咳咿呀－咳咿呀哦’。”用文字记录叫声是一种伟大的艺术，需要捕捉到鸟鸣微妙的节奏和音色。就像是我们试图用字母来记录裁判哨音的颤动，其难度可想而知。只用拟声词会显得有些笨拙，但加上恰当的描述就可以让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声音的模样。
在扬·索科沃夫斯基的《波兰大地上的鸟儿们》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平稳而从容的叫声轻柔而甜美，像长笛奏出的摇篮曲，略带悲伤却又悦耳动听。世上最美好的歌声大抵如此。我们可以用‘噜噜噜噜－哩噜哩－嘀哩－嘀哩－嘀哩－哩哩哩哩’描摹这段旋律。很久以前，林百灵美妙的歌喉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的很多别名由此而来，像‘飞而来’（firlej）、‘飞噜噜’（ledwucha）、‘林哩哩’（filuszka）、‘苏哩哩’（suliszka）等，但还是它的拉丁语学名(Lullula)最为贴切。”索科沃夫斯基非常喜欢解释这些啼鸣声的含义，比如苇莺的叫声仿佛在呼唤：
小鱼小鱼
小虾小虾
得啦得啦
滴滴滴
今天，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成千上万音质上乘的鸟鸣录音。从古至今，鸟类的歌声一直都是人类的灵感来源，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还是音乐家，任何时代都有人尝试用音符、字母和精妙的图形来记录它。众所周知，贝多芬创作出第五交响曲，是因为偶然间听到一只圃鹀的叫声。维瓦尔第的长笛协奏曲以红额金翅雀命名[15]。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6]于二战战壕里听到晨间鸟儿的合唱，在战俘营中创作出了《时间终结四重奏》（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1941年1月15日，这部作品在作曲家被关押的兹戈热莱茨（Zgorzelec）[17]首演。
最令我着迷的是作曲家克莱芒·雅内坎（Clément Jannequin）[18]于16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尚松叙事曲[19]。雅内坎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晚年时被任命为国王的“常驻作曲家”，谱写出多部以鸟鸣为主角的乐曲。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小鸟之歌》（Le chant des oiseaux），歌颂春天万物复苏的自然奇迹。歌鸫、夜莺和杜鹃的欢快叫声将满满的幸福感注入我的心田。在表演过程中，演唱者模仿着鸟儿们时而高亢婉转、时而咕咕低吟的叫声：“福哩咹，福哩咹，福哩咹，提簇嗯，提簇嗯，提簇嗯，喹啦喏，喹啦喏，呼咿特，呼咿特……”
在大学生活接近尾声时，我的“鸟类心动测试仪”经历了几次极为强烈的震动。我在书店遇到了拉尔斯·荣松《欧洲鸟类图鉴》（Birds of Europe）的新版波兰语译本。尽管家里已经有一本在伦敦重金购买的英文版，但我还是无法抵挡这本书带来的快乐。虽然我早就得知这本书被译成了波兰语，但在翻开书的一刹那，我就知道，这本书我志在必得。它是当时最好的野外鸟类鉴赏指南，直到后来更实用、更全面的柯林斯版[20]超越了它。
荣松的图鉴不仅是一部鸟类指南，更是一部艺术珍品。书中的插图不仅准确，而且充分表达了艺术的自由之美。它纤毫毕现的细节、绚丽斑斓的色彩、巧妙的光线运用、细腻入微的纹理都足以让我为之目眩神迷。首先让人眼前一亮的要数书中对鸟类动作淋漓尽致的展现。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呈现鸟类形象实际上是对其外观的诠释……无论是多么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描绘，都只能反映其现实样貌的一部分。”他没有寻求最简单的阐释方式，而是选择用大胆直白的笔触展现鸟类主人公非同寻常的姿态：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只琶嘴鸭的喙正对着它的读者，那画面很有冲击力。
图鉴中好插图的标准就是要真实且尽可能细致地呈现鸟类的外观。大多数插图作者在创作时会忽略背景，或者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把它们画出来，比如啄木鸟就必须得出现在树干上。而其他鸟类则可以凭空出现，“无出处、无背景”，被随意放置在千篇一律的平面中。荣松的图鉴之所以深得我心，就是因为他对鸟类生活环境的重视。这些背景并不复杂，有时可能只是寥寥数笔，有时则需要深入描绘，它们本身就很有趣，与生活在其间的鸟儿同样重要。
荣松图鉴中的背景是极具质感的：枯萎的灌木丛中荆棘密布，到处散落着蜗牛丢下的重壳，树枝上布满脆生生的苔藓。无论是悠然栖息在芦苇丛中的文须雀，还是和橄榄树树皮融为一体的黄眼角鸮，作者都将它们置于大自然的怀抱。他对色彩的运用也出神入化，北方的海蓝得剔透，秋田的绿带着泥土的芬芳。哪怕是再寻常的场景，在荣松的笔下都显得如此灵动。一只雌红腹灰雀正旁若无人地啃着用几笔线条勾出的浆果，也许是黑莓吧？可不要小瞧这些简单的线条，要是没了这几笔，画中的灵气和生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荣松的生花妙笔让我赞叹不已，但这并不是让我重新拿起双筒望远镜出门观鸟的动力。这本书对我来说更是美的享受。有那么几次，我整晚都捧着它不忍释卷，但却依然没能从中找回曾经对观鸟的热情与渴望。比起出门寻找，我似乎更希望它们能飞到我身边来。在乡间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我开始记录观鸟日志，两个星期内只记录那些在窗边望见的飞向白桦林的鸟——一共41种。
直到几年后，我才真正回归观鸟的行列，拼命地想把这些年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新的双筒望远镜，激动得像个抱得美人归的傻小子。我选择的是充氮防水的经典款，防雾又结实，尽管有点沉，但绝对是好装备。不过，如果让我再挑一次的话，现在的我肯定会选择放大倍数稍小些、更小巧也更多用的型号。
第二件事是买拉尔斯·斯文松（Lars Svensson）的图鉴（又称《柯林斯鸟类指南》），一块厚重扎实的“小砖头”。书中的插图不能说“惊为天人”，但也准确地捕捉到了所展示的各种鸟类的特征。这本书的语言也无可挑剔：虽说把乌林鸮的轮廓比作“蒸汽船的通风口”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但也显示出作者对新描述方式的探索：少一些技术性，多一些想象力——将猫头鹰和蒸汽船联系在一起绝对是个大胆的比喻。
我开始结交新的朋友，加入新的小组，一起去观鸟旅行。我带着新人才有的饱满热情重新投入了观鸟的世界。每个春日的周末我都在野外度过，观察本土鸟类。靠着那辆虽然老旧但状况尚可的车，我结识了不少同道中人。上一次有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时是课业负担让我们相连，而现在是共同的爱好让我们相聚。原来，对某件事产生的热情会永远改变你。也许我们不再跋涉于泥沼或森林之中，但我们的目光永远会被一只飞过的啄木鸟吸引；望着春日飞来的第一批椋鸟，我们永远不会对那美丽的身影无动于衷；我们永远会因一曲陌生而婉转的鸟鸣停下脚步，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观鸟。
[1] 波兰男性名字米哈乌（Michaś）的昵称。——译注（除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2] 指著名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罗杰·托瑞·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1908—1996）的《彼得森北美野外鸟类手册》（Peterson Field Guide to Birds of North America）。——编注
[3] 阿拉伯胶，一类用树脂制成的可食用天然胶，产自非洲阿拉伯地区。——编注
[4] 《大幕》，波兰旧时报刊，现已停刊。《横截面》是波兰于1945年至2013年发行的社会文化周刊，自2016年起改为季刊。
[5] 亚当·瓦伊拉克 （1972— ），波兰自然保护运动倡导者。——编注
[6] 1975年至1998年波兰历史行政划分的一个省，自1999年1月并入现马佐夫舍省。
[7] 克日什托夫·菲尔采克是《选举报》专栏作家。
[8] 马切伊·齐莫夫斯基，绰号“鸭先生”（Zimowski Kaczka），克拉科夫人，作家、自然保护者。
[9] 原文为“szata”，这个词在波兰语中还有长袍、道袍的意思。
[10] 拉尔斯·荣松（1952— ），瑞典鸟类插画家。——编注
[11]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1932—2007），波兰记者、作家，主要作品有《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等。——编注
[12] 爱德华·斯塔胡拉（1937—1979），波兰诗人、作家、翻译家，著有四卷诗集、三部短篇小说集、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集，以及最后的遗作《法布尔·拉萨》（Fabula rasa）。——编注
[13] 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1769—1838），乌克兰作家、诗人，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1798年出版诗作《埃内伊达》（Eneda）的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仿写，诗中主要人物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说乌克兰方言。——编注
[14] 拉尔斯·斯文松（Lars Svensson，1941— ），瑞典鸟类学家，《柯林斯鸟类指南》（Collins Bird Guide）的作者之一。——编注
[15] 指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安东尼奥·维瓦尔（Antonio Vivaldi ，1678—1741）的D大调第三长笛协奏曲《金翅雀》（The Goldfinch）。
[16] 奥利维埃·梅西安（1908—1992），法国作曲家、 风琴家、鸟类学家，《时间终结四重奏》为其代表作。——编注
[17] 兹戈热莱茨，波兰西南部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于此建集中营。
[18] 克莱芒·雅内坎（1485—1558），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尚松作曲家之一，作品擅长巧妙地模仿自然或人造的声音。——编注
[19] 尚松（Chanson），也译“香颂”。法国是中世纪最早出现游吟诗人的地方，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这种独有的民族世俗复调声乐体裁。
[20] 指柯林斯出版公司推出的《柯林斯鸟类指南》（Collins Bird Guide）。——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