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实现的因素

1．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影响因素

前文分析指出，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就业人口比主要受制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参与率，其中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比较缓慢，且受一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容易改变。因此大多数国家都主要致力于实现劳动生产率在对应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首先估计各个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然后计算每个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实现程度”，具体定义为劳动生产率实际增长率与对应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之比。然后分析该实现程度的影响因素。更具体地，在估计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增长率时，我们仍然选取欧洲16国和亚洲4个经济体作为先行经济体，计算每个发展阶段这些经济体增长率的平均值，来代表该阶段所有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基于跨国可比数据，分析了贸易、人口结构、城镇化程度、产业结构、消费投资结构等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实现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借鉴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和前沿研究，以“进出口贸易与GDP之比”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率”衡量城镇化进程，以“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以“投资率偏离先行经济体可比阶段投资率平均水平的绝对值”衡量投资-消费失衡程度，以“劳动收入份额偏离先行经济体可比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平均水平的绝对值”衡量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程度，以“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衡量产业结构。同时在分析中考虑“技术进步”（用“TFP增长率”衡量）的影响，以此作为相应阶段（纯）效率提升的近似度量；另外，我们也考虑了各经济体和发展阶段的固定效应，以尽可能控制不同经济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的影响以及发展阶段周期性效应的影响。表3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我们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以及技术进步越快，都有助于实现相应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潜力；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失衡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加剧，则将阻碍劳动生产率实现其相应发展阶段的增长潜力。

表3　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实现的因素

2．先行经济体的历史经验

我们接下来分别从人口年龄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等角度，呈现先行经济体处在中国当前（2020年前后）可比经济发展阶段时的表现。因为缺乏公开一致可比的相关跨国数据指标，我们暂时没有考虑更多其他因素。

前面提到，相比于其他经济体，就业人口比高是中国过去6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尽管全世界平均而言它的重要性相对有限。更进一步分析就业人口比的构成，基于恒等式“”，我们可以推知“就业人口比”取决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就业的比重”（即“就业率”）和“总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这两个指标，前者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供给意愿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密切相关，后者则是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时常用的指标。图9首先分解了175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就业人口占比的构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15～64岁人口占比”（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9a），“就业率”则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图9b）。前者与已有关于“人口红利”的有关研究[24]相呼应，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不仅对应于相对更充裕的劳动力，同时有利于创新和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此外，相比于先行经济体，中国在相应经济发展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处于相对更高的水平；虽然我国当前的水平仍然高于大部分先行经济体，但是我国已经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的重大转变，而且这个转变发生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先行经济体发生转变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长期问题。

图10则进一步还原了与中国当前可比发展阶段前后一段时期内先行经济体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先行经济体处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时，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多低于中国当前的水平（2020年为68.6%），但是它们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长或“人口红利”窗口期，这一点对于亚洲先行经济体尤其明显。欧洲先行经济体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较大，但大多处于上升阶段，虽然增长比较缓慢。

图11进一步显示，先行经济体处在中国当前可比发展阶段时，人口出生率远高于中国当前的水平（2021年为7.52‰），且均处于下降阶段，亚洲先行经济体下降趋势更明显；而人口死亡率方面，大部分先行经济体也高于中国当前的水平，但是部分亚洲先行经济体（如新加坡）的人口死亡率则相比中国当前水平（2021年为7.18‰）更低。数据显示，亚洲先行经济体相应时期人口出生率在30‰左右，欧洲先行经济体在20‰～30‰之间，且随着经济发展下降趋势比较温和。而中国当前的人口出生率已降至10‰以下，而且下降速度依然很快。

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应于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死亡率之差。中国当前人口自然增长率（2021年为0.34‰）相比先行经济体可比发展阶段的水平明显更低。先行经济体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且亚洲先行经济体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其支撑经济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

投资-消费结构方面，中国的投资远高于先行经济体处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时的水平。以“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衡量，中国当前的水平约为43%（2021年），亚洲先行经济体在相应阶段的水平在20%左右，而欧洲先行经济体平均只有15%。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比”衡量，中国当前的水平约为54%（2021年），亚洲先行经济体对应阶段的水平为30%左右，欧洲先行经济体则为20%。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先行经济体的投资率缓慢上升，亚洲先行经济体上升至35%和40%左右后趋于下降；欧洲先行经济体上升至20%和25%左右后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