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
1．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
根据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分析框架，基于“溢出”和“学习”的后发赶超效应意味着落后经济体相比于先行经济体其劳动生产率有相对更高的增长潜力（Barro，1991[12]；Mankiw et al.,1992[13]）。不过这一潜力能否实现依赖于诸多影响因素，其中落后经济体“开放学习”的能动意愿以及先行经济体“共同发展”的包容态度至关重要。因此，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收敛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必然出现。
我们借鉴卢卡斯（2009）[14]的分析框架，以及被广泛认可的跨国历史数据，在图4中描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相比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横轴）与其随后20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纵轴）之间的相关关系。图4显示，英国、德国和法国等16个欧洲主要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4个亚洲经济体在各个发展阶段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其增长路径描绘了相应发展阶段的增长前沿，因此我们将它们作为可资借鉴的先行经济体。与此同时，在各先行经济体劳动生产率不断逼近美国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趋于下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特征，且欧洲和亚洲先行经济体的相对收敛规律非常相似（图4中二者的相对收敛轨迹高度重合）。
图4 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整体经济
注：中国为本年度相对水平与下一年度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亚洲先行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欧洲先行经济体16：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欧洲先行经济体8：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10.0；2015 release of th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s（GGDC）10-sector database。
我们也考虑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每一年相比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其随后10年和5年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与图5非常相似。特别地，我们假设各先行经济体对应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规律可以用表达式（1）来刻画：
其中，lpgri,[t0，t0+n]表示任意先行经济体i自任意初始年份t0开始随后n年内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lp美国，t0和lpi，t0分别表示该先行经济体和美国（作为世界前沿）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μ为模型待估计参数，表示世界前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θ也是待估计参数，反映各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收敛于世界前沿劳动生产率的相对速度。
表1显示，无论n是20年、10年还是5年，估计得到的参数都非常接近。与此同时，不同数据来源（由此涵盖的先行经济体数量以及数据时间跨度不完全相同）揭示的先行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规律也基本相同。
表1 先行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规律：整体经济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图4和表1对应于各先行经济体的整体情况。类似地，我们也可以从细分产业来看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否也呈现类似的“相对收敛”特征。图5和表2对应的结果显示，各先行经济体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相应发展阶段的增长表现都相对较好，但是整体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收敛”特征主要源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相应规律；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对收敛”规律（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呈现轻微的发散特征）。另外，表2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反映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速度的参数θ的估计值明显更大，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先行经济体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逼近美国的速度相对更快。
图5 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分三次产业
注：欧洲先行经济体：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亚洲先行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10.0；2015 release of th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s（GG-DC）10-sector database。
表2 先行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收敛规律：分三次产业
注：∗、∗∗∗分别表示在10%和1%水平上显著。
2．产业结构转型
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不断转移配置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Chenery，1960[15]；Kuznets and Murphy，1966[16]；Chenery et al.,1988[17]），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农业占比不断下降，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而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的“驼峰”特征，即所谓的产业结构转型的“库兹涅茨事实”。这一转型背后的主要机制是收入效应导致农产品相对需求下降，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更快，通过相对价格促进产业结构变化（Herrendorf et al.,2014[18]），二者都抑制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相对需求。另一方面，教育提升使愿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这种供给的变化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Caselli and Coleman II，2001[19]；Porzio et al.,2022[20]）。实际上，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可以相互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份额上升推高整体经济的生产率，进而带来经济增长；同时，这些产业的扩张也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影响高技能的回报，并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Buera et al.,2022[21]）。
我们综合使用多个跨国数据来源，发现先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呈现比较一致的规律[22]：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份额迅速下降、第三产业份额迅速上升，第二产业份额先上升后下降。更具体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均与人均GDP显著负相关（图6），第二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则与人均GDP呈非常明显的倒U形（“驼峰”）关系（图7），第三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则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图8）。
图6 经济发展与第一产业份额
注：欧洲先行经济体：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亚洲先行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
资料来源：2020 releas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15 release of the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s（GGDC）10-sector database。
图6还表明，在人均GDP水平较低的阶段，第一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就业比重较高，同时增加值份额明显低于相应的就业份额，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如Herrendorf et al.,2014[23]），意味着在这个阶段，第一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部门。随着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第一产业份额快速下降，不过速度不断趋缓。图7和图8显示，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和增加值份额都随着人均GDP先快速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趋缓。第二产业的上升要先于且快于第三产业。当人均GDP接近1 万美元时，第二产业份额由升转降，第三产业份额进入加速上升阶段。我们随后在基于先行经济体历史经验预测中国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转型的特征时，将充分考虑上述阶段性特点。
图7 经济发展与第二产业份额
注：图注和资料来源同图6。
图8 经济发展与第三产业份额
注：图注和资料来源同图6。
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也遵循这一规律。具体来看，与先行经济体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份额早期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快速下降，目前已经接近可比阶段的先行经济体，虽然仍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则一直和可比阶段的先行经济体基本相当（图6）。中国第二产业早期的就业份额则相对可比阶段的先行经济体要低，增加值份额早期却相对较高，当前两个份额都与先行经济体可比阶段的相应水平基本相同（图7）。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与先行经济体相应发展阶段比较相似，增加值份额早期相对较低，但目前已基本趋同（图8）。
由此表明，相比于先行经济体，中国在发展早期第二产业以相对较低的就业份额实现了相对较高的增加值份额；而第一产业则用相对较高的就业份额仅实现了相对较低的增加值份额。这说明中国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先行经济体在可比阶段的情形更为突出（劳动生产率相对更低的第一产业聚集了更多的劳动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就业转移仍存在一定空间，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更充分的转移，可以有效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显著提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当前，中国正逼近第二产业份额由升转降、第三产业份额加速上升的临界点，这是“新常态”的另一个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