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的源泉：国际经验与中国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讨论非常多，但分歧和争辩从未停止。理论研究方面，布洛克和杜尔劳夫（Brock and Durlauf，2001）[3]指出，“结论是开放式的”，很多强调不同因素和作用机制的增长理论在逻辑上并不冲突。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千差万别，大量文献声称找到了一个或多个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文献已经提出了140多个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Moral-Benito，2012）。[4]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源动力及其重要性的讨论方面，虽然学界和业界仍存在一定分歧（路风，2022）[5]，但不少研究指出，经济增长中长期供给侧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以索洛增长理论为代表；短周期需求侧角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凯恩斯主义是总量和结构调控的重要分析框架。

基于恒等式的分解和讨论有利于直观呈现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于“人均GDP”这一常见的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我们有恒等式：人均，说明人均GDP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和“就业人口比，即”。前者衡量生产效率，后者则代表总人口中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占比。因此我们可以先分析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人口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进一步展开讨论影响这两个指标增长的主要因素。

1．经济动力引擎的国际表现

基于广泛被认可的跨国历史数据，图1给出了1750年以来近300年间各经济体人均GDP的动力构成。图1a显示，劳动生产率与人均GDP高度正相关；而图1b显示，就业人口比与人均GDP正相关，但相关系数小一些。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是各经济体人均GDP的水平差异及纵向增长的重要源泉，就业人口比的解释力则相对较弱。

图中，我们借鉴萨克斯等人（Sachs et al.,1995）[6]和卢卡斯（Lucas，2009）[7]的研究，挑选了20个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比较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16个欧洲先行经济体和4个亚洲先行经济体[8]，单独呈现其在相应时期的特征。我们发现这些先行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均GDP更是与其劳动生产率保持高度同步。相比这些先行经济体的可比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在1950-2019年间的表现，在生产效率方面略显不足（低于相应发展阶段上各先行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就业人口比远高于相同发展水平上各先行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在过去60年的不俗表现。因此，尽管就业人口比对各先行经济体的重要性相对有限，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却非常重要。然而，中国的就业人口比在2010年左右开始下降，很难继续支撑人均GDP的持续增长。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展开分析。

图1　人均GDP分解：跨国经验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AFRICA ASIA＆OCEANIA 1750-1993);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1993); 2020 releas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Penn World Table 10.0。

2．中国经济增长核算

经济增长核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我们基于索洛增长理论，以历年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以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各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量作为资本投入[9]，以及采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分别估计各年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10]，核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前文提到的国际经验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对中国而言亦是如此。图2显示，1978—2021年中国扣除通胀后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9.25%，同期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0%和7.75%，劳动生产率不断攀高是助推同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增长速度不断趋缓，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78—2007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同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78%，2008—2015年其增长贡献接近98%，2016年之后则成为中国经济唯一的增长源泉。更细分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上升）及劳动者质量提升。[11]图3显示，1978—2021年中国资本劳动比年均增速为4.01%，同期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分别增长0.71%和3.03%；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教育提升对同期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分别为52%、39%和9%。分时期看，1978—2007年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同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相伯仲，分别为45%和44%。2008—2015年受全球金融危机负面冲击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迅速攀升，由此导致资本深化对同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超过7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下降至24%。2016年之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资本深化依然是同期推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力量（贡献约为56%），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回升至40%。

图2　1978—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资料来源：同图1。

值得一提的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虽是衡量教育提升或人力资本增长的常用指标，但该指标没有考虑教育质量及教育回报等因素，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与此同时，准确刻画和反映教育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非易事，因为该指标除了提升劳动力质量之外，还通过多个途径影响经济体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模仿学习其他经济体的能力，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此同时，教育提升或人力资本增长还可能通过影响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相对配置，从而对资本劳动比产生影响。图3的分析只估算了“教育提升”独立于“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忽略了教育倒逼资本配套深化以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间接传导影响，因此很可能低估了教育或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图3　1978—202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源泉

资料来源：同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