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儒学观念守正创新的理论省思

在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域下，本章接着说明本书研究的时代背景、价值意义、研究方法。本章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梳理现当代儒学发展历程与新时代儒学创新发展的现状，说明本书诠释传统儒学观念的基本进路，探究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政策建议。

第一节 儒学观念守正创新的时代际遇

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革新，到康有为挖掘制度变革的传统资源，再到胡适、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精神文化展开批判，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也是传统文化逐步丧失自信、制度化儒家逐步走向瓦解的过程。这既为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提供了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救亡图存道路探索铺平了道路，也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赋予儒学现代转型与重构的使命。尔后，从胡适、冯友兰援引西方哲学观念剪裁传统典籍建立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到侯外庐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发展作为哲学史发展线索和解释原则，以及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以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为基础，接纳西方价值并在承续宋明儒学传统中构建哲学/文化新体系，包括儒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几经转换。另一方面，从陈独秀等人立足现实批判传统礼教和帝制，梁漱溟等人弘扬儒学的真精神真价值，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中国时期延续批判立场，侧重清除社会生活中的封建糟粕，以及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着力学术传承儒学慧命，试图融合儒学与自由主义，沟通学术与政治，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学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传承路径几经变迁。尽管坚信儒学价值者有之，但此时的中国大地上主导思潮是侧重批判传统儒学，从而为现代化之路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逐步从丧失文化自信的泥淖中走出来。不仅张岱年、任继愈、萧萐父、李锦全、冯达文、郭齐勇等先生为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国内学界在学术转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不仅有张岱年、方克立等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批判儒学蕴含的封建主义，同时肯定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庞朴先生用唯物辩证法探究儒家辩证法，着力儒学的知识整理与思维分析；李泽厚先生“西体中用说”新释下引入马克思主义并强调两者的一致性；也有张立文、牟钟鉴、郭沂等先生侧重从传统儒学出发提出和合学、诚仁之学、新道论等体系[12]；还有侧重消化运用西学理论方法并诠释儒学的丰硕成果，如汤一介、洪汉鼎、陈少明等先生引入解释学进行中国经典诠释研究，陈来、张祥龙、杨国荣等先生援引现象学对儒学功夫论实践的诠释。如上研究也有境外学者的参与和推动，如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先生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立足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重构儒家文化，积极向西方学界诠释和传播儒学特质；傅伟勋、成中英、黄俊杰等先生对中国诠释学建构提出了不同思路；黄俊杰等先生对东亚儒学的研究，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当然，如上学者的研究领域不限于此，他们的研究旨趣与方法侧重不同也各有特色，但并非截然对立，如陈来先生近期就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不少研究。一方面，马、中、西的互融、互通、互释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超越了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缺乏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话的立场，多元研究范式并存并相互竞争和融合的格局已经形成；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看，简单利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界定评价儒学的研究范式被超越，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开始转换与重构。

另一方面，儒学重新紧扣生活、切近社会、融入制度、关怀政治，也成为时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例如，黄玉顺先生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对话并提出“生活儒学”理论，主张回归生活本源，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重建形而上学，建构“儒家自由主义”与“国民政治儒学”；林安梧先生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从契约、责任和“一体之仁”诸方面探讨“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研究上，探讨古代司法文化对当前司法改革尤其是监察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干春松先生研究制度化儒家的建立与解体，关怀后制度化时期的儒学重建，引发后续诸如重建经学、设立国学学科等儒学参与现代文教制度等更细致的探讨；《开放时代》杂志重视以学术关怀社会，组织知名学者围绕“儒学与社会主义”展开研讨[13]；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联合主办“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提出“新时代新儒学新使命”[14]；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出版，“贤能政治”的制度设计成为当时讨论的热点之一。此外，创制“儒教”等特定的“政治儒学”的影响也值得警惕。综合来看，当前儒学研究视域和路径较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更为拓宽，为儒学重新进入当代社会进行了更深入而有效的探索。但另一方面，在多元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创新的任务更为繁重。

不仅在学术文化上中华大地业已成为儒学研究的中心，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民间儒学形态。一是对经典的诵读，形成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其中包含各种形式的“书院”建设，也包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包含大学生的校园读经与研究，也包含针对幼儿的童蒙教育；包含对“四书五经”的经典研读，也包含《弟子规》《三字经》等通俗读本诵读；既有采取批判继承、辩证分析的态度，也有不求甚解、歪曲解读的乱象。二是探寻儒学进入当今社会生活的可能路径，如“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企业儒学”“经济儒学”等开始涌现，试图发挥儒学推进经济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等功能。三是对儒家礼乐文明的发扬。其中包含对汉服、唐装、茶艺、陶艺等器物文化的继承，包含对成人礼、结婚礼、民俗文化节庆等典礼的继承，也有强调日常生活礼仪的复归。四是延续儒家的修身传统，强调儒学的价值信仰系统对加强个体修身成德、规范个人言行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个人思想、精神和言行的重要指南。作为生活方式的民间儒学的复归有其合理性要素，需要包容和鼓励探索，但也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亟待规范与引导。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复兴进入新时代。“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在习近平同志提出文化自信、重视挖掘儒学资源的今天，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至少包括：（1）习近平同志关于增强文化自信与弘扬优秀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论述研究；（2）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创新发展的原则和方法论探索；（3）彰显儒学的意识形态资源，推进儒家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社团和企业文化建构的关系研究；（4）儒家制度文化与国家治理、全面从严治党、勤政廉政建设、法治建设、基层善治、企业治理的关系研究；（5）着眼国际战略布局，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研究。理论界就如上论域已经形成了不少新思路新论断。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儒学创新并为治国理政、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治环境和理论氛围已经形成。

第二节 儒学观念守正创新的理论依据

新时代儒学创新并服务现代治理的整体环境的形成，自有其内在的缘由。著者以为，其重要缘由当是新时代儒学建构的理论和运用价值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得到日益呈现。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儒学观念守正创新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巩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这一观点在前文已述：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角度，儒学扎根中华大地，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民族视角，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站在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来说，只有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学中汲取思想滋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更加契合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理，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创造，变得更加丰富饱满且富有民族特色，得到更深层认同与广泛传播。

其二，从儒学自身发展的视角看，儒学观念守正创新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构建当代儒学新形态并实现文化传承创新。扎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一是尊重古今、中外在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异性，回应、反思和超越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并与西方思潮和现代价值展开对话与竞争。二是注重学术与政治的合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延续儒家经世致用、关怀大众、共建社会的传统，发挥以文化人育人的教化功能。三是进而立足国情，回应时代关切，彰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儒学创新发展所赋予的时代主题和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与先进文化中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相融合，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如上进路下的新时代儒学，其引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向能够被广泛接纳和认可，实现儒学在文化、制度、生活诸层面的再度融入，为儒学的思想创造和社会实践提供源泉和动力，再现儒学在新时代、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发展。新时代儒学将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传承脉络，也有别于狭义的“大陆新儒家（儒教）”，而是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21世纪儒学新形态之一。

其三，从社会需求看，它具有服务时代发展、助力现代治理、共创美好生活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儒学，不仅具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价值，也有落实于个人、社会（企业）、国家到世界层面的具体意义。第一，从个人层面而言，儒学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重要精神滋养、价值指引、心性陶冶的不竭资源。正所谓“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15]第二，儒学在漫长的“熟人社会”当中发展出一套调适人我关系的规则，加以损益能够运用于社团/社群的人际交往当中。并且，经过中国企业家20多年实践，“企业儒学”也体现出其强大的实用功能和强大生命力。[16]第三，挖掘儒学资源加以思维启迪和行动借鉴，或者对当下治国理政、面临问题、生活困惑进行有效回应，能够推进面临难题的化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具体来说，在经济建设层面，我们要发扬传统养民富民、扶危济困、休养生息的儒家经济思想，号召民众传承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富于创造的美德，更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要传承古代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勤勉奉公、俭约自守思想，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培育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位和道德情怀。在国际外交场合，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协和万邦的精神，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社会建设来说，要发挥仁爱怜悯、扶危济困的儒学精神，传承民间调解与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要发挥“天人合一”的深刻理念和方法论思想，构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此外，从全球视野来看，就儒学的普遍意义而言，通过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能够弘扬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精神，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融合与互鉴，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新时代儒学形态而言，经过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新时代儒学，能够积极向世界传递蕴含中国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中国模式成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办法之一，彰显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制度优势，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

第三节 传统儒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进路

儒学创新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儒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从类型上说，起码包含对思想体系（哲学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对思想观念（单位观念）的深入诠释。

回顾前辈学者的研究，对思想派别、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和发展流变的研究成果颇丰，且随着研究的推进，仁、义、礼、智、信、孝、忠等核心观念的研究也在扎实推进。然而，“羞耻”“不忍”“忍”[17]等道德心理与仁义之德的建构，“惑”[18]等精神现象，“勇”[19]“悌”[20]“让”等价值观念仍待进一步探究。儒学作为传统社会的观念和价值系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依然具有诸多的观念和议题值得深度挖掘。实际上，边缘也可以成为中心，这些观念或议题同样深刻体现着儒家的思维方式、价值信念、心理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且它们与前引的所谓核心观念和哲学体系存在内部联系，故而对全面理解儒学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扩宽儒学研究的范围，避免将复杂丰富的儒学义理化约为为数不多的抽象观念的演绎，是我们研究儒学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经典范式的哲学史研究，是在传统儒学与制度生活断裂的背景下建立的。它有利于摆脱儒学在具体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批评，使儒学价值信仰系统在抽象意义上得到新诠释，因而应当得到同情之理解。然而，儒学研究亦当避免过分抽离生活实践而观念化的趋向，避免切断儒学与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礼法制度的关联，因为那将增添我们进入历史场域理解活生生的儒学形态的无形障壁。

鉴于此，本书关于儒学观念本身的学术研究，一是侧重观念史的进路，二是重视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之关系的考察。

就前者言，有别于哲学史以哲学体系为研究对象，诺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聚焦某一文化或时代特有的、占支配地位的形成性观念或观念群（“观念单元”或“单位观念”），力图在梳理思想著作和社会生活素材中探寻观念的内涵、流变和观念之间的关联。[21]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关于“让”“权”“知”等思想观念、“事上致良知”“不迁怒”等思想命题、“管仲不死而相桓公”的思想史评注背后的观念世界等研究，并非针对整个的“哲学体系”加以研究，而当归属于观念史的研究。当然，我们也需关注这些观念与儒家其他观念和整个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还要在与道家、佛教、西方思想派别的比较中彰显这些儒学观念的思想特色和文化特质。

就后者言，本书既重视又不局限于“内在理路”的说明，而是同时注重对社会存在的考察。正如知识社会学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各自不同的思想只是非常缓慢地出现”[22]，“处于某种群体中发扬了特殊的思想风格的人，这些思想是对标志着他们共同地位的某些典型环境所做的无穷系列的反应”[23]。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思想观念的阐发，往往并非某一思想派别或思想家聪明才智的独立洞见，而是应当将之视为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产物，因而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应注重观念兴起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社会变迁与观念演进的关系、社会存在对观念阐发的制约等等问题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儒家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背景下的理论反思和观念建构，在涉及儒门各思想家的特殊阐发的同时更为重视发掘其共通性，从而说明思想观念的思想结构及其总体演进过程。

如果说观念史研究重视观念演进的内在解释，则考察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之关系，则侧重观念演进的外在解释。两种视角的交织，旨在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思想观念。

第四节 当代儒学创新发展的策略方法

在扎实推动传统儒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要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推进儒学的创新发展。在儒学热的当下，理论界更要有理性的反思。其繁荣背后的隐忧、挑战与困难更亟待学术提供前瞻性探索，为新时代儒学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首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新时代儒学的创新原则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学）的相关重要论述，传承和发展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肯定了广大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研究者的丰硕成果。习近平同志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自信，也对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满自信，本质上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意味着坚持儒家文化自信，并非奉行文化复古主义，也不能割裂红色传统，还不能脱离中国实践而流于空疏，而是要构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儒学。这就是要紧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参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中用好传统儒学资源，在与当代社会环境与制度系统良性互动中推陈出新，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现代化建设中古为今用，成为新时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新实学”。

其次，注重学术论证和话语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的范式重构，形成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专业学术背景的儒学研究者既要自觉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又要注重学术与宣传的差异性，做到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避免缺乏学理支撑的空洞论调；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正视范式重构的挑战，又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新时代儒学发展的前景。这种自信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建设、治国理政、建设实践需要儒学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话语，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能够凝聚优秀人才，成果具有广阔的社会运用；二是这一范式具有理论优势和特色，透过学术论证和话语创新，细化前文提到的研究论域和基本进路，从视角方法、诠释思路、具体研究上推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能够诞生更多真正融通马、中、西的理论成果。

具体来看，从视角方法看，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借鉴了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跨学科视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导向、回归实践语境的研究思路，即新时代儒学关注社会存在（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与观念更新的互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推进儒学与东西方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的对话、批判与融合，回应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和建设实践中着力探索儒学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能够使儒学现代化的探索显得具体鲜活和切合实际。当然，传统的哲学、史学、文学学科对儒学的深度研究仍具有其学术价值，可以在思想创造、知识整理、脉络梳理等层面提供新时代儒学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形成相互借鉴的互动格局。

从诠释思路看，首先要以“马”释“儒”，论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契合。如利用国富民强、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文明友善、和谐善治、美好生活、美丽生态等治国理念，诠释和发展儒学精神。更具体的例子如民本仁政思想的阐发，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待民本仁政思想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诠释民本仁政的终极关怀，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沟通儒家的民本仁政的精神追求，以“良政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民本仁政的当代制度建构，以“美好生活”理论、“五大发展理念”探索民本仁政的当代实现路径，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实现民本仁政的文化支撑环境，以此在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社会现实中实现儒学观念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然后以“儒”证“马”。一方面，我们要在融合诠释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和思想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协商民主”“美好生活”“生态文明”理论，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吸收儒学思想的基础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朝着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理论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儒学蕴含的鲜活民族话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丰富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如共产党人的“初心”，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以及“小康社会”等概念，是蕴含儒家思维方式的政治表达。又如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菏泽考察调研时，曾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以浅显的对联诠释古代良好官民关系的内涵，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有更高的修养境界和认识，得到了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

在如上进路下，理论界同仁要脚踏实地、稳步积累、持续发力，将宏观理论与具体研究紧密结合，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用具体成果来拓宽新时代儒学的研究论域，支撑其研究进路的可行性，才能形成更多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丰硕成果。在宏观层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各类人才评价体系、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等手段，凝聚优秀力量，推进新时代儒学研究往纵深发展。在微观层面，则是要直面和持续总结鲜活的实践经验，不仅要重视观念和观念系统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也要重视儒学在具体领域的实际运用和探索发展。如“企业儒学”的新探索，是新时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仅是现代企业实践的现实需要，也为儒学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提供试金石。[24]

再次，增强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儒学思潮的能力，助力现代治理、共创美好生活，扩大新时代儒学的思想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随着传承发展儒学的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人士都自认为儒家，俨然形成了坚守儒家价值的思想派别和实践群体。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亟待构筑儒家发展的红线、底线与支撑线，即既要避免偏离轨道，走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道路，又要避免走向文化复古主义，以及与时代价值和当代社会系统的背离，还要创造利于其发展的良好政治、社会与制度环境。从更具体的方面来说，一是宣传儒学的价值内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社会政治理想与价值追求等核心精神，增强儒学实践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运用，降低儒学发展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冲击。二是彰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新时代儒学创新的意义，引导人们直面制度背景与问题情境，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推进儒学发展，提升儒学实践群体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和参与。例如，宣传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绿色发展、文化兴盛、社会善治的系统工程，吸引一批有志于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社会实践者的热情参与。再如，“社区儒学”“企业儒学”、文教制度等层面的实践，在规范引导中给予空间，培育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先锋。

最后，细化专题和个案研究，探索新时代儒学服务现代治理的具体现实路径。一是儒学创新服务学术文化建设。我们要将新时代儒学研究引向深入，挖掘更多可供运用的儒学概念范畴、精辟论断和理论体系，为形成更具解释效力的学术概念话语系统服务，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二是儒学创新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充分利用儒学的教育手段和情感资源，既善用理性辩说，也要注重制度规约、礼仪习俗的环境营造，置入家庭、社区、企业、政治生活，带动民众参与和互动，还要形成个体在场感激发内在情感，激励警示并举，学修并举，在事上磨炼，做持久功夫。三是儒学创新服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讲话风格为范例，透过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勤俭清廉等深入浅出的创新诠释，运用古语名言说理、史事典故隐喻、古人榜样感召、阐发古典新意、修身以行身教等方法，更新和形成更具共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是深入浅出的叙述话语，滋养公民文化建设和党员干部修养，强化国家民族深层认同。四是儒学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我们要积极借鉴儒家制度化的成功经验和制度化儒学资源，梳理全面从严治党、民主协商、人民调解、监察制度、干部示范效应、群众路线、居民自治等蕴含的儒家文化基因，论证蕴含儒学智慧、体现民族心理的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与优越性，并创造性地深化细化运用于各项制度建构中。五是儒学创新促进基层善治。这将有利于基层问题化解、基层制度创新、基层治理现代化并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六是儒学创新促进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我们要利用传播规律，善用孔子学院，深化各层次各领域交流，通过文学影视、图文动画、学术讲演等载体，用知性讲理、故事寄情、德性感召，传递蕴含儒学理念、价值、智慧的中国声音，尤其要用中国故事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化解中国威胁论与崩溃论的影响，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