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微小的巨人

“怎样的大小才能赢得您的尊敬[20]？”米什莱（Michelet）[21]用这句话质疑那些蔑视昆虫的人，他的话突出了昆虫给普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身型细小。尽管昆虫的真实大小可能和人们最初的感觉有所不同，昆虫体型微小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在某本辨别昆虫的指南里，作者写道，昆虫的长度从“不足0.25毫米到约30厘米不等，宽度则从0.5毫米到约30厘米不等[22]”。澳大利亚的一种竹节虫，其纤细的身体和丝状的足长度接近30厘米，还有一种飞蛾的两翼张开，宽度也能达到同样尺寸，但这些都是例外[23]。如果仅考察欧洲的昆虫，鬼脸天蛾的宽度最大，可以达到12厘米，而鹿角锹甲的长度不超过5厘米[24]。因此，在思考昆虫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一点是：即便最大的昆虫，其体型仍不到人类的十分之一。而且这还只是极端和罕见的情况。

大小：平常概念中的复杂性

大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却有一些令人惊讶的特点。一旦我们拿大小和位置、形状[25]这两个空间测定要素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些特点尤为明显。如果不借助特殊的装置，改变某个固体的位置并不一定改变固体本身：不管我是垂直拿着铅笔，还是将它水平放在桌面上，它仍旧是那支铅笔。相反，改变某个物体的形状，就是改造这个物体，不管这里的形状指的是它的外部轮廓还是内部结构。和位置相比，大小和物体的关系更为紧密，但又不像形状和物体之间那么密切。因为一个物体缩小或变大，仍有可能被看作和原来相同的物体。在初等几何范畴中，相似三角形或其他同位相似形这样成比例的东西，都属于大小不同而形状等同的情况；民间故事和神话里经常可以见到想象的侏儒和巨人，他们其实也只是经过缩小和放大的人类。当代文学延续了这一传统。超现实主义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的笔下，就有一只“长达18米的蚂蚁”。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它拖着“一辆装满企鹅和鸭子的车”，嘴里说着拉丁语、法语和爪哇语。针对家庭创作的比利时连环画《蓝精灵》（Les Schtroumpfs）[26]，最早是为家庭受众创作，设想了一群蓝色的小精灵，住在状如巨大蘑菇的房子里。美国电影史上的多部科幻影片都把一群昆虫意外变大作为主要情节。比如，在戈登·道格拉斯（Gordon Douglas）执导的电影《怪物袭击城市》（Des Monstres attaquent la ville）[27]（1954）（原名Them）中，政府依靠一名昆虫学家来对抗巨型蚂蚁，展现了原本熟悉的昆虫，仅仅因为体型的变化，就变得陌生而危险，并被指为另外一种东西的过程。

运用想象力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讲故事。这一点可以在《思想录》（Pensées）中得到证明。在一个片段中，帕斯卡尔（Pascal）想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悬置在两种无限之间。为此，他首先把地球描绘成宇宙中一个十分细小的点，继而又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蛆虫”身上。这个微小的动物今天被归入蜱螨目，因此属于蛛形纲而不是昆虫[28]。帕斯卡尔邀我们从蛆虫出发试想“一种宇宙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就存在于包括蛆虫在内的动物身上，“我们在此能重现发现和原来（苍穹、行星）所有过的一样的无限性”。帕斯卡尔惊叹于“我们的躯体，它在宇宙中本来是不可察觉的，它自身在全体的怀抱里本来是无从察觉的，而我们所不可能到达的那种虚无相形之下却竟然一下子成了一个巨灵、一个世界，或者，不如说成了一个全体[29]”。如果暂时忘记全体和虚无这两个极端，专注于逐步微缩的过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里微小的动物竟包含了类似它们的生灵赖以生存的世界，这完全是虚构的想象。栖居在面粉和奶酪里的蛆虫，在字典里不过是肉眼可见的最小动物，在帕斯卡尔笔下却似乎拥有了可大可小的能力[30]。

随后一个世纪里，大小变化对形状没有影响的例子仍能见到。在《格列佛游记》（Voyages de Gulliver）中，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让主人公先后游历了数个国家，其中第一个就是小人国利立浦特，而第二个则是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为利立浦特国王效命的那帮数学家经过丈量，发现格列佛的身高是他们的12倍。由此他们得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推断，格列佛的体积是他们的1728倍，因此需要为他提供相应的饮料和食物[31]。斯威夫特没有用同样精确的数字来描写大人国的居民，但是他告诉我们，主人公被放在桌子上时，距离地面30英尺。要知道我们的桌子平均高度是2英尺半，由此可以得出这些巨人的体型是我们的12倍[32]。格列佛和大人国居民的比例关系等同于小人国居民和他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格列佛的身材是他们的几何平均数。

在《格列佛游记》问世后26年，伏尔泰（Voltaire）发表了带有讽刺意味的哲理小说《微型巨人》（Micromégas）[33]。其中出现了另一些巨人的形象。有位天狼星人，身高4法里[34]。而他在土星结实的同伴只有6000英尺高。他们的外形和举止与我们类似；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寿命和他们的身体一样长，这和他们居住的星球大小有关。所以，故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位天狼星人大约450岁，但也只是刚刚步出童年，而他因为写了一本有关直径略小于100英尺的“昆虫”的书就被斥为异端。

大或小这一特征总是相对的，因此同样的人物可以先后缩小或变大。在“漫游仙境”的旅途中，爱丽丝（Alice）误饮了一小瓶药水，结果缩小到10英寸，也就是大约25厘米。她吃了一块蛋糕后恢复了原样，而另一些蛋糕又让她重新变小[35]。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笔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是他赋予了这些叹为观止的改变更多戏谑的意味。

这些有关大小的思维游戏不仅可以充当思考虚无和无限的载体，或是批判社会的借口，它们也是普及昆虫知识时最受欢迎的修辞手法之一。

1798年，皮埃尔-安德烈·拉特雷耶发表了《论法国蚂蚁的历史》（Essai sur l'histoire des fourmis de la France），在那里，他把一座蚁穴比作一座“金字塔，因为其构造的庞大和建筑者的渺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6]”。三十几年后，在一本面向女性读者的启蒙图书《写给朱莉的、有关昆虫学的信》（Lettres à Julie sur l'entomologie）里，作者马夏尔·艾蒂安·米尔桑（Martial Etienne Mulsant）用自己的方式重述了一个世纪前林奈（Linné）提出的想法：如果一头大象的体型和力量之比等同于一只鹿角锹甲的体型和力量之比，那么这头大象就足以挪动峭壁，夷平山峰[37]。1858年，米什莱提出，全副武装、动作灵敏的步行虫和金龟子，“仅仅是因为体型小才不让我们感到恐惧”；他还补充说：“设想一个人有同样的架势，他就能用两臂托起卢克索方尖碑[38]。”到了现代，贝尔特·荷尔多布勒（Bert Hölldobler）和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写了一部科普性质但并不浅显的著作，书中描写了巴西发现的一处蚁穴，用他们的话说，建造这样一座蚁穴“按照人类的标准，等于修筑了一座万里长城[39]”。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著名的蜜蜂行为研究者[40]卡尔·冯·弗里希写过一本昆虫学启蒙小书，这本出版于1955年的书题为《我们屋子里的十位小客人》（Dix Petits hôtes de nos maisons）。他在书里指出，一只跳蚤——具体来说是人蚤（pulexirritans）——可以跳10厘米高，30多厘米远；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些数字的意义，他接着说“按照一个成年人的身材，如果他想像跳蚤那样，就要跳100米高，300多米远[41]”。为了叙述的方便，他仅仅分析了高度的情况，但其实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距离。说到底，这种推理是把两种关系对等起来。我们先把昆虫和人类体型联系起来，它们的关系大约是1比1000。然后再从昆虫那里观察到的行为——比如跳10厘米高——计算得出相应的人类行为——想象中跳100米高。然而这个计算的结果其实仅仅是一种想象。

比例变化

这些比较既满足了想象，看起来又不无道理，但不管它们多么吸引人，提出这些比较的人都忽略了这些大小关系包含了比例的变化。简单而言，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前提下，一个动物如果变大一倍，其肌肉力量（这一力量取决于肌肉的截面，也就是面积）就会是原来的4倍，体重就会是原来的8倍（因为重量取决于体积）。同样道理，如果一只跳蚤的大小变为原来的1000倍，它的肌肉力量就会是原来的100万倍，而它的体重就会是原来的10亿倍。换句话说，如果跳蚤变大，它当然会更有力，但也一定会更重。总之，让跳蚤或蚂蚱变成和我们一样大并没有什么用，它们不会因此跳得更高。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一只蚂蚁为什么看起来如有神力，能够搬动比自己还重的东西。和跳高一样，我们喜欢想象自己和昆虫一样有力时，应该能负担多少重量。初看上去，这个问题依旧很简单，我们能负担的重量与蚂蚁所能负担的之比，似乎就等于我们的大小和蚂蚁的大小之比。但这不过是个假象，因为没有考虑到大小改变所造成的物理后果。

昆虫学文献并不总是给人这种假象，一些作者即便在面对普通大众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问题论证清楚，哪怕有时这种论证并不容易。

埃米尔·布朗夏尔（Emile Boulanchard）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昆虫学家，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有一本名为《昆虫的形态、习性与本能》（Métamorphose,mœurs en instincts des Insectes）的科普作品，再版于1877年。他在书中首先用通常的比较方法来凸显昆虫行为的与众不同；然后他依据费利克斯·普拉托（Félix Plateau）对肌肉力量的测定，得出以下原则：“小的物种的力量总是相对强于较大物种的力量”；对此，他用一句话解释道：“体重按立方增长，而肌肉截面测出的动力只按平方增长[42]。”

类似的创新科普方式在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笔下也能看到。1930年，他出版了《蚂蚁的生活》（Vie des Fourmis）一书。在这本书中，诗人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蚂蚁搬动是自己身体2到3倍大的物体时，我们都会本能地犯同样的错误[43]”。在他看来，这个错误源于“我们没有考虑昆虫的重量”而只注意到它的身长，而后者更为直观。梅特林克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为此他参考了一篇1922年发表在《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的文章，题为《雷米·德·古尔蒙、让·亨利·法布尔与蚂蚁》（Remy de Gourmont,J.-H.Fabre et les Fourmis）。文章作者是阿尔及尔学院的蚂蚁研究专家维克多·科尔内茨（Victor Cornetz），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参考了1913年7月发表在《科学杂志》（Revue scientifique）上的另一篇文章[44]，作者是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伊夫·德拉热（Yves Delage）。梅特林克依据这两位科学权威的说法，为读者解释了蚂蚁的重量相当于它体长的立方，而它的肌肉力量则取决于体长的平方。德拉热认为，一只蚂蚁“可以搬动相当于自身重量10倍的麦粒，而一旦身体变成原来的1000倍，就只能搬动自身重量一百分之一的东西[45]”。所以现实中的蚂蚁力大无穷，依靠的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比例效应。

尽管普通大众甚至一些学识渊博的人都显得对比例效应很陌生，但可以肯定，比例效应是一项很早就为人所知的技术知识，因为它决定了建筑的牢固度。这一经验性知识的影响，可以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e）《政治学》（Politique）的一个段落中找到；他在其中断言，“不论是城邦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譬如动物、植物和工具，其大小都有定规[46]”。因此，一艘船如果过大或过小，就无法航行。同样，“一座城邦人口太少就不能自足[47]”，而如果太大就只能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而不能成为拥有各类建制的城邦[48]。

约翰·波顿·桑德森·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49]虽然没有参考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但他在1928年曾就同样的问题写过一篇论文，题为《论具备合适的大小》（On Being the Right Size）。这位英国遗传学家除了自己的科学论著，还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并且乐于突出这些文章的政治意味。比如刚刚提到的那篇文章，它的主导思想就是：每个动物都有其最佳大小，“人类诸制度”同样如此。霍尔丹在文中提到了“人们”想象出的那只巨大的、可以“跳到1000多英尺高”的跳蚤；对这个流传甚广的谬误，他用以下的原则予以回应：“一个动物可以跳多高和它的大小并不成比例，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他由此联想到古代城邦和民主的关系，并认为大国也可以用各种代议机制的方式施行民主。霍尔丹还提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他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但他在此只是从国家大小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在大英帝国或美国完全施行社会主义，和“让大象后空翻或犀牛跨栏[50]”一样难以想象。

绝对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实在都有明确的大小，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看来并不奇怪，因为这符合我们对古代宇宙观的认知。相反，一位当代生物学家认为有“合适的大小”（right size）却让人感到意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题：对比例效应的了解是否一定会带来某种绝对值的观念。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考察比例效应的理论阐述，而这一表述是由伽利略（Galilée）1638年在《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证明》（Discours et démonstrations mathématiques concernantdeux sciences nouvelles）中提出的。

这部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著作探讨了物质阻力和局部运动问题，形式上和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s sur lesdeux principaux systèmesdu monde）相同：也就是说让几个人物对话，其中一位名叫萨尔维亚蒂（Salviati），他是伽利略的代言人；另一位叫萨格雷多（Sagredo），是个想法天真的人；还有一位叫辛普利其奥（Simplicio），则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捍卫者，是文中令人生厌的角色。他们三人第一天的交谈就涉及大小问题。技师们认为，在小型机械上得到验证的东西并不一定适用于更大的机械。从这一观点出发，萨尔维亚蒂注意到：一个物体变大的同时，坚固程度会降低。于是他将这一观察结果扩展到树木和动物：

谁都知道，一匹马如果从三四肘尺[51]高的地方跌落就会骨折，而如果换成是狗，或是让一只猫从8到10肘尺的高度摔下来则毫发无损，就像蟋蟀被从高楼上丢下或是蚂蚁从月亮上落下也不会有什么危险[52]。

显然，没有人关心这只从天而降的蚂蚁，萨尔维亚蒂继续他的推论：

比起更大的动物，小一点的动物相应的更加强壮结实，就像小一点的植物更经得起风雨一样，（……）所以自然界不可能产生比原来大19倍的马，也不可能有相当于普通人10倍大的巨人：除非发生奇迹或是极大地改变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尤其是骨骼[53]。

第二天的谈话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伽利略对“圆柱体和正棱柱”的强度作了一番几何证明。辛普利其奥把这一推理用在生物身上，以体型巨大的鲸鱼作为反例。萨尔维亚蒂以水的密度作为回应，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其实意思是：阿基米德（Archimède）定律使得鲸鱼的巨大体型成为可能[54]。萨尔维亚蒂总结道，动物不可能长得很高，“除非构成它的物质比起寻常的物质更加坚固结实，并且它们骨骼的形式也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它们“在体型和外貌上就会变得非常可怕”：这就等于说改变大小意味着改变形状。伽利略用一幅图来说明这些，在这幅图上，“一块骨骼的长度仅仅变为原先的三倍，其厚度就要增大很多才能让它在大型动物身上发挥小动物身上最小的骨骼所发挥的功能[55]”。但实际上，伽利略的图示夸大了这种明显的增粗；350年后，克努特·施密特-尼尔森（Knut Schmidt-Nielsen）写了一本有关动物生理学中的比例效应的书，其中就揭示了这个问题：图上的骨骼厚度是小骨骼的9倍，而实际上5.2倍就够了[56]。但这位美国生理学家认为，这样的计算错误丝毫没有破坏伽利略在这一领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此之前，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就强调了伽利略的这一作用。这位熟谙亚里士多德著作和三角函数的苏格兰大学教授、动物学家，写过一本题为《生长和形态》（On Growth and Form）的惊人之作。这部论著思路明晰，前后有过多个版本。该书首次发表于1917年，单卷793页。后经作者本人的审阅和增订（页数增加到1116页），于1942年再版。作者去世后，此书经约翰·泰勒·邦纳（John Tyler Bonner）删改和修订（约350页），于1961年重新出版。新版加入了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前言，并被收入袖珍本丛书，之后由多米尼克·泰西耶（Dominique Teyssié）译成法文。法文版中增加了阿兰·普罗希昂兹（Alain Prochiantz）所写的前言[57]。这一著作的不断再版，广泛传播了解剖学中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逐渐过渡的经典图示[58]。

达西·汤普森在其著作的第一章探讨了比例效应。他回顾了伽利略的推理过程，并指出这一推理是完全合理的[59]。他还提起日内瓦物理学家乔治-路易·勒撒热（Georges-Louis Le Sage）对这一推理的评价，这些评价清楚明了，早在1805年就由皮埃尔·普雷沃（Pierre Prévost）发表[60]。在回顾过程中，达西·汤普森对生理学和形态学同样关注。他参考了让-弗朗索瓦·拉莫（Jean-François Rameaux）和弗雷德里克·萨吕（Frédéric Sarrus）的研究成果；这两人分别是医生和数学家，他们共同研究新陈代谢，并在1838年至1839年间发表了一份著名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热量通过辐射散失且与面积存在比例关系，其变化等同于长度的平方；而有机体产生的热量则与体积有关，变化等同于长度的立方[61]。正是在这一观察结果基础上，生理学家卡尔·伯格曼（Carl Bergmann）于1847年得出结论，小型动物比大型动物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它们较难在极地地区存活。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伯格曼法则。《生长和形态》一书的出版人约翰·泰勒·邦纳对此作了补充说明，他指出这一法则只适用于某一物种内部，而且即使加上这一限定，这一法则也引发了争论[62]。但是对达西·汤普森而言，重要的不是要验证这一生态生理学原理。正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总结的那样，达西·汤普森在他著作的第一章要就是想让读者明白，长度、面积和体积之间的关系，使得不同体型的生物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区受到不同主导因素的影响[63]。因此，我们可以构想出一幅生物的空间分布图，很难想象在这个范围以外还有生命体存在。

类似的思考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64]的著作中。他写了一本题为《唯物主义，活力论，理性主义》（Matérialisme.Vitalisme.Rationalisme）的著作，但这本书并非如标题所示的那样对比了唯物主义、活力论、理性主义影响下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反，这部书更多是对研究物质、生命或理性的科学展开哲学分析。在涉及比例问题时，库尔诺提醒我们，从“纯粹几何学的”角度，“物体的尺寸（……）仅仅是相对而言”。只要一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我们就可以说“不存在绝对的大或小”。这就有了我们后来所说的“位似”，对此库尔诺的解释是：“相同的图形可以按照无限多样的比例构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些图形是相似的。”当库尔诺口中的“哲学家和学问家”把“这些抽象的思考”搬到“物理现实中”时，就编造出许多“滑稽可笑的故事”或是“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他提到了两种无限的话题，然后又提到“格列佛（Gulliver）先把一个利立浦特人装进口袋，自己又被一个巨人装进了口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的矛头显然对准了帕斯卡尔和斯威夫特。随后，他把这些虚构都放在一边，进一步指出：

不过宇宙论带给我们更多实际的事实。每种现象都自有其尺度范围，而我们常常碰到从一种范围突然跃入另一种范围的情况。我们看不到像行星或群山那么庞大的晶体，不管怎么增加显微镜的倍数，我们在一个晶体或一滴水中也找不到任何类似一个行星系的东西，也不可能在微型植物或微小动物中找到橡树或是大象的微缩复制品[65]。

几十年后描绘出的原子内部结构，似乎推翻了在水滴中找不到“一个行星系”的断言；在这一描述中，原子内的电子环绕原子核旋转，就像同样多的行星环绕一颗恒星旋转。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对原子理论的一种方便但并不适切的描绘[66]。

所以库尔诺和晚他几十年的达西·汤普森一样，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实在（réalité）都有其大小范围；在此范围之外，同样的实在就只能以虚构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法国哲学家库尔诺完全有可能说出和英国博物学家汤普森一样的话：“人与树，鸟和鱼，恒星与星系，各有其合适的大小，并且都具有一个绝对大小的范围[67]。”

伽利略的名字不仅出现在地球运动的历史上，也出现在与绝对大小相关的发现过程中，这让我们想到把两件事联系起来，并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17世纪的科学革命导致了双重断裂，第一重断裂最为著名，它使地球不再居于中心地位；而第二重断裂却几乎被湮没，它为每种实在规定了一个绝对大小的范围。这样的指定和我们的直觉背道而驰，因为我们很小就努力接受这种看法，空间的大小是相对的，而这种努力现在被推翻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因为经常和缩小的模型打交道，所以对每种实在各有其大小范围的观点已经了然于心，但是几何学家和哲学家有时却不能一下子就接受这一观点。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便是如此。他在1908年发表了《科学与方法》（Science et Méthode）这本著作，其中用很多页探讨了绝对空间的概念，所谓绝对空间是一种脱离空间实体的自在；他请读者想象以下情形：一夜之间，整个宇宙的维度同时变大为原先的1000倍。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身体，所有事物，包括刻度尺都发生了相同的变化，于是他认为可以从中推论出，人们感觉不到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严谨，我们可以反驳说，在这样的情形中，屠夫会看到自己店铺里挂着的香肠掉下来[68]。这些香肠的体积以及相应的重量将增大10亿倍，而挂香肠绳子的结实程度取决于它的横截面，只增大了100万倍。庞加莱是否真的对伽利略都知道的事实一无所知？应该不是。他很可能只是忽视了这一点，因为这一假设对他而言没有意义。他总结说：“其实应该这样表述，如果空间是相对的，同时增加1000倍就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我们也就感觉不到什么变化[69]。”

这个问题很重要。它触及了空间的实在。随着量子力学的建立，这个问题比起庞加莱所处的时代更为复杂。1947年，皮埃尔-马克西姆·舒尔（Pierre-Maxime Schuhl）在《心理学报》（Journalde psychologi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当代物理学”破除了这样一种幻象，即认为物理定律适用于任何层面[70]。舒尔所思考的是微观物理学层面，而昆虫是无法在量子世界中生存的。时间的不可逆性，主、客观的区别，原因或物质的概念，它们适用于经典力学并且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例子，也只有它们才是可以进行运算的。

现在我们能明白，昆虫的世界对于我们理解一个看起来微小但其实仍属于宏观范畴的现实有多么宝贵。通过参考昆虫的世界，我们可以虚构出许多情形，这些虚构除了具有诗性的感染力，还为同一个思想实验提供了各种形式，这个实验最终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比起现实缩小100到1000倍，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暂时把罗贝尔·德斯诺斯的奇思妙想放在一边，他笔下的那只蚂蚁最不可思议的并不是它会多种语言，而是它的大小：从几毫米变成18米，它的结构必然会发生剧变，以至于不再有蚂蚁的样子。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呈现给我们的巨型蜘蛛必须要有十分坚实的脚爪，构成它的材料也必然和典型的蜘蛛脚爪完全不同[71]。问题也不仅仅表现在结构和材质方面，还涉及生理学和解剖学方面。单单是维持体内温度也会受到体型大小的影响。虽然刘易斯·卡罗尔没有描述出来，但爱丽丝缩小到25厘米高的时候，应该会哆嗦起来，因为她的身体质量也相应缩减。呼吸也同样会受到影响，因为它涉及接触面积和身体体量的关系。如此看来，石炭纪的巨型蜻蜓对古生物学家而言仍是个谜题。因为他们巨大的身型——尽管只是相对的——仍旧显得与依靠气管构成的昆虫呼吸系统不相匹配。一旦地球物理学数据和理论模型能够证明当时大气的含氧量高于现在，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72]。

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是无限，以便更容易接受他的信仰，帕斯卡尔说蛆虫体内包含了整个宇宙，这种说法其实只是一种服务于布道的修辞。尽管斯威夫特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比例的问题，但格列佛遇见的侏儒和巨人不仅古怪，而且完全不符合物理定律。

我们以为昆虫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也许受到不同的规律支配，而实际上，昆虫世界和我们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只不过是在更小的比例层次上发挥作用，并产生出不同的效果。统一的规律造成不同的现象，同时也解释了是什么带来了令人惊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