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被抛入海中……这想法让人产生莫名的快感。”

弗吉尼亚·伍尔夫，《远航》

1912年5月3日，在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Woolf)的陪同下，30岁的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来到位于白金汉门59号的伦敦苏格兰大厅，此处离白金汉宫不远。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听证会在这里召开，当天是此次听证的首日，弗吉尼亚·斯蒂芬是来旁听的。他们俩一起步入一个宽敞的、带玻璃屋顶、阳光充足的会议厅，这里布置得像个法庭，一排排座位正对讲台。褐红色的帷幕前，默西勋爵(Lord Mersey)和他的陪审员们坐在那儿。然而糟糕的音响效果，令听证会的问答难以让人听清，被质询的人只能坐到陪审员和证人们跟前。在证人席后方摆放了一艘长达6米（20英尺）的泰坦尼克号船模和一幅大西洋北部的地图。前排座位挤满了各路记者，剩下的座位和两边的过道是留给来旁听的观众的。第一位证人阿奇·朱厄尔(Archie Jewell)是船上的瞭望员，他详细介绍了他在船上的日常工作。第二位证人约瑟夫·史萨洛特(Joseph Scarrott)是一位身形健壮的海员，负责第14号救生艇。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船的沉没，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周前，伦纳德·伍尔夫为了留在伦敦追求弗吉尼亚·斯蒂芬，刚刚推辞了一份派往锡兰担任公职的差事。1月时，伦纳德曾向她求过一次婚，她没有点头。此时她依然心存顾虑。她很希望能旁听泰坦尼克号的听证会。听证会历时36天，取得了97位目击者的证词。虽然只到场聆听了一天的听证，但她一直关注媒体上的相关报道，例如迪夫—戈登夫人(Lady Duff-Gordon)、科斯莫斯爵士（Sir Cosmos，据称他花钱给自己搞到了救生艇上的一个位置）、布鲁斯·伊斯梅（Bruce Ismay，白星邮轮公司总经理）和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Sir Ernest Shackleton，南极探险家）等人的陈述。1912年7月30日，报纸刊登了最终结果，伍尔夫对事件真相和生命的逝去十分在意。

这幕人间惨剧吸引了年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关注的目光，令她对灾难陷入了深思。1912年4月，当时海难刚发生不久，调查听证尚未开始，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她想撰文对此次海难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在这封信里，还有一处奇特的细节，她写道：沉没的船只到达海中某个特定的深度后，不再下沉，“而是悬浮在那里，并且保持着完美的水平姿态”。(LETT, I,495)显而易见，真实的沉船早已是沉入海底的一堆残骸。悬浮的沉船意象是伍尔夫头脑中想象的产物，体现了其精神状态、创作生涯与往昔记忆里那些创伤性事件引发的内心压抑，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脆弱的平衡：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方面导致伍尔夫精神状态不稳定，另一方面也给她带来创新的动力。这不足为奇，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就是航海题材，女主人公最后临死时产生了溺水的幻觉。1941年3月28日，弗吉尼亚·伍尔夫溺水自杀身亡。

纵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人生和写作历程，水是永恒的主题，反复出现，与她难舍难分。在追忆童年生活和姐姐瓦妮莎时，她写道：“吾等飘零于世间，犹如泛舟于沧海。”更早些时候，在1899年，她曾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记述了在一次划船时遭遇倾覆的经历。她与同船的两个伙伴落水后，家里人为此担惊受怕。这篇名为《鸭塘惨案》的文章，以报刊文体写成，她用十分生动的文字描述了人在濒临淹死时的状态。1904年，该文还增补了一篇附录，据说是由其中一个落水的孩子写的。在她的书信中，伍尔夫经常将水世界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加以联系。1926年，她写给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信中写道：“关于惊涛骇浪，我写得不多，你可能无从了解。还有地狱般的深渊，我好些天都在其中上下挣扎。”(LETT, III,237)在《到灯塔去》中，普鲁发现“很难分清哪儿是大海，哪里是陆地”。(TL,103)这部小说发表两年之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像一片浮云掠过海浪。”(D, III, 218)有一天经过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看到有庆祝“救生艇节”的歌舞表演，她驻足观看，这个细节被她记录下来。1922年圣诞节那天，在写给年轻作家吉拉尔德·布瑞南(Gerald Brenan)的信中，她做了一番自我评价和思考：

“有的事我明明能够做好，但为什么有时候总要限制自己……我感觉，总是被人们不停地拖来拖去，从狭小的安全地带被拖走，卷入旋涡，最后下沉。”(LETT, II,600)

担心沉入水中，这种恐惧驱使她写作，然而也给她带来对生活的焦虑。

伍尔夫的人生如同一次航程，起点是爱德华七世后期的海德公园门(Hyde Park Gate)，第一站是现代而神秘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世界，下一站是里士满(Richmond)的霍加斯宅(Hogarth House)，最后是苏塞克斯郡(Sussex)的蒙克屋(Monk's House)。然而在每个阶段，伍尔夫始终心神不宁地悬浮在水面之下，与她对泰坦尼克号的种种想法相呼应，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深渊意象推向了顶点。”此事根源在于伍尔夫精神状态的持续不稳定，在参加泰坦尼克号的听证会之前两天，她向伦纳德描述了这种情形。1912年5月1日，她告诉伦纳德：“在一瞬间，我毫无理由地感觉到身体从热变冷了。除此之外，纯粹的体力消耗和劳累也影响了我。”(LETT, I,496)然而她也意识到，正如她在散文《我们应当怎样读书》中所说：“我们通过感觉来认知；在没有充分利用它之前，我们不能压抑自己的天性。”

如何来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以及她的作品，是这本评传的写作目的，我们将检视伍尔夫个人与作家身份的构成性因素，当她从海德公园门封闭的空间出发，来到位于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的开放的、具有自由精神的布卢姆斯伯里，然后从充满创新精神的霍加斯宅和霍加斯出版社，来到混合着避难和焦虑情绪的蒙克屋。她关注的历史、叙事、艺术、友谊，以及她的小说的实验性，将是本书的兴趣所在。

书中，每一章将首先介绍一个地方，然后探讨涉及这一时期和伍尔夫曾生活过的地方的一到两部作品。正如伍尔夫后来在一篇谈及济慈(Keats)和卡莱尔(Carlyle)故居的文章中所说：“我们通过他们的房屋了解他们。”她补充道，艺术家会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留下印记，他们拥有“一种将桌子、椅子、窗帘和地毯融入自己形象的能力”。

家庭和记忆开创了伍尔夫的叙事，然而也始终是导致她精神崩溃的重要问题。（从13岁到33岁，她暴发了四次精神崩溃，第五次崩溃发生在她59岁时。）她对性的态度，不确定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她是一个激进分子？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势利小人？抑或一个普通人？）她与伦纳德·伍尔夫婚姻的性质，她与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关系，她剖析自己精神状态时所承受的痛苦等，都是可以研究的课题。完成一部作品后，她从来没有满意过，而是满腹焦虑与忧愁，她常常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伍尔夫的小说写作技巧，以及她从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所学到的技能，以下这段文字就是她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所感：

“如果我们想要描写一个夏夜，可以采用如下方式：让几个人物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背对着窗口，随后当他们正谈到其他什么人时，其中的一位女子半转过头说了声 ‘多好的一个夜晚啊’。”

泰坦尼克号沉没两年之后，伍尔夫创作了《远航》，小说叙述了女孩雷切尔·温雷克从英格兰到南美洲的旅行经历。女主人公开始了一次航程，但没有回来。在小说中，理查德告诉雷切尔：“我们是多么孤独的冰山，……我们交流得多么有限！”(VO,79)这暗示了白星航运公司那艘巨型邮轮的悲剧命运。小说结尾，雷切尔因为精神失常产生了一种溺水的幻觉，这一情节或许是由于伍尔夫受到泰坦尼克号上那些落水死难者的影响写下的，也奇妙地预示了多年后她自己的死亡。但在这一次幻觉中，溺水带来的并不是死亡，而是一种保护性的撤退。“当所有给她痛苦的人都认为她死了的时候，她却没有死，她在海底蜷缩了起来。”(VO,398)这段文字间接地呼应了凯特·萧邦(Kate Chopin)的小说《觉醒》（1899年）的结尾，女主人公埃德娜·庞德烈感受到来自大海的诱惑，溺水是对充满挑战与忧愁的生活的一种解脱。我们读道：“港湾中的海水，在她面前伸展，闪烁着太阳的万千霞光。波涛声不绝于耳，让人怦然心动，时而水声潺潺，时而喧闹嘈杂，时而喃喃低语，像是在邀请人的灵魂徜徉于孤独的深渊之中。”她赤身裸体站在海滩上，缓步走入水中，“大海的触碰，……温柔、亲密地拥抱她的躯体”。小说最后一段开头是：“她眺望远方，昔日的恐惧在那一瞬间浮上心头，随后又隐没了。”

比《远航》更早谈及水和死亡主题的伍尔夫的作品是《蛇纹石》。这篇故事登载在1903年她自办的期刊上，描写了那年9月在海德公园周围的湖泊中，有人发现了一具女性自杀者的尸体。写作此文时，伍尔夫21岁，它预言了大约三十年后她自己的举动。伍尔夫详细描述了这起被媒体报道过的事件，设想这位女子的生活，她尤其关注到这起案件里的一个细节，在该女子衣服内侧缝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本人无父无母，没有工作。”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杜撰了莎士比亚有个叫朱迪亚的妹妹，拥有与她声名显赫的兄长同样的天赋，但最终沉沦，她根本不可能在剧院出人头地，因为她是一位女性。

终其一生，水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恐惧。每当完成一部作品，她总是担心无法再创作了，马上又着手计划另一部新作，因为害怕溺水。“让我保持漂浮的唯一方式就是工作……一旦停止工作，我会感觉自己正在向下沉，沉下去。像往常一样，如果我再往下沉的话，我感觉将触及到真理。”(D, III,235)沉入水中淹死，既是伍尔夫恐惧的一个主要来源，出人意料的是，也是她的自救途径。坐在写字台旁边，她解释说：

“我让自己像个潜水者那样下沉，小心翼翼地来到昨天我写的最后一个句子的地方。随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也许更长时间，我看到海底有一道光线在悄悄地靠近。因为一个人所写的词句，我们只能去接近它，正如用一张网向海中的珍珠撒去，可珍珠却消失了。”(LETT, IV,223)

在《回忆随笔》（写于1939年夏）中，提到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时，她评价道：

“现在，好似一条深邃的河流那缓缓流动的河面，只有风平浪静时，过去才会回归。有人能透过河面看到水流深处……当现在有了过去作为坚强后盾，将会深邃上千倍。现在，如果你贴近观察它，什么也看不到，正如照相机里的胶片，只能呈现眼前的事物。”

抵达深处是伍尔夫的目标。

从一开始，伍尔夫的文学目标就是摒弃从维多利亚时代到爱德华七世时代流行的自鸣得意的风格。在《到灯塔去》中，莉莉·布里斯科(Lily Briscoe)描述了她所抗拒又想追寻的这一愿望：“美丽的画面。美丽的言辞。但是她想要抓住的，就是那对于神经的刺激，就是那事物本身，要在它被变成任何别的事物之前抓住它。”(TL, 158)对于伍尔夫而言，这是一位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存在的理由。然而作品中“对于神经的刺激”这一表述或许也暗示了伍尔夫本人的精神病，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在她13岁那年，母亲过世引发她患上了风湿热导致的。与此同时，这给她带来了写作的动力，也促使她塑造出一系列性格活泼、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从《夜与日》中的凯瑟琳·希尔贝里(Katharine Hilbery)到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还有《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岁月》中的埃莉诺 · 帕吉特(Eleanor Pargiter),《幕间》中的拉特鲁布小姐(Miss La Trobe)，以及奥兰多(Orlando)等。

然而疑问依然存在：伍尔夫的精神病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她的写作？这个问题的答案（抑或存在多个答案），必然是复杂的。她的病因部分是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数位亲人的去世。她的母亲，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她的父亲和哥哥，在她还不到24岁时都相继离世。而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拉德性侵了她。另外，父亲第一次婚姻带来的姐姐劳拉，在1891年被送入精神病院。艺术是她面对困境的一种方式，但也谈不上总是能战胜这些挫折。正如她后来写道：“与往常一样，只有当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时，我才打算去写作关于死亡的话题。”(D, III,167)

写作对于伍尔夫来说是一种治疗方式，除了探讨这一课题，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将着眼于她对地点的运用与依赖，如“一间自己的房间”反复出现的价值。这一标题来自1928年她在剑桥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从孩提时代起，伍尔夫就懂得创造力与地点之间的关系。她早年曾前往圣艾夫斯岛(St Ives)的塔兰德屋(Talland House)过暑假，这段记忆后来被她用小说的形式写入《到灯塔去》。这只是她众多重要记忆中的一个例子。她总是在寻找一处空间，可以供她去思考，去游历，然后将之写入作品。对地点的关注，不仅为其创作贡献了必需的背景，而且也提供了其作品赖以存在的物质和心理空间。在《文学地理学》一文中，伍尔夫解释道：对作家来说，地点是“他脑海中的一块专属领地”，它可比什么砖头灰泥要真切多了。在她最初那部小说的开头，她强调了空间和地点这一新领域的重要性。《远航》开篇描写了伦敦及其街道，从斯特兰德大街到泰晤士河堤岸这片街区，还包含一些暗示其闭塞的生动词句，因为这些街道“本来很狭窄，所以在这里走路最好不要相互挽着胳膊”。(VO,3)然而当男女主人公的居住地址出现，便与伍尔夫产生了联系，也勾勒出她本人的形象。她让自己融入这些地方，以此不断地确认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让自己扎根于此并获得成长。那年5月她参加了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听证会。巧合的是，不久发生了另一件改变伍尔夫人生的重大事件：1912年5月30日，她接受了伦纳德的求婚。8月10日，两人结婚，新娘30岁，新郎31岁。

即使在电话盛行的年代，伍尔夫的创作依然高产，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日志、散文和回忆录。伍尔夫传记最好的作者是其本人：她写有六卷书信，三十八年的日记（出版有五卷本的日记选，第六卷收录了她早年的日志），还有六卷散文。她的小说也包括了很多自传性元素。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是19世纪最重要的保守派文人之一，而她却跻身最反传统、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之列，研讨这种转变历程本身是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值得我们反复书写。而且关于伍尔夫生平的文献资料数量惊人，一些细枝末节的材料都能找到，例如她曾聆听过一场伦敦室内音乐会，当时演出的四重奏节目单依然保留着。她的生活究竟如何形成，并最终崩溃，需要我们去审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她成长为一位艺术家的轨迹。正如伍尔夫本人指出：一本成功的传记“记录的不仅是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包括改变传主人生的事件”。

在弗吉尼亚·斯蒂芬的童年时代，曾到访过她家的客人有：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也是她的教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后来，她结识了T.S.艾略特(T. S.Eliot)、叶芝(W.B.Yeats)、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并与他们成为朋友。在1928年11月的一篇日记中，伍尔夫明确表示：“我准备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而且真的看了。(D, III,209)另外，我们有必要从心理学层面来理解她的艺术和个人需求。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伍尔夫说她的大脑“经受了最猛烈的情感洪流冲刷。究竟会如何？我并不知晓。它已经被唤醒，将变得更快乐，还是更痛苦呢？我真的不晓得”。(LETT, III,245)对她而言，写作已经不仅仅是治愈疾病的灵丹妙药，“思绪一旦活跃起来，便无法停歇。我一边散步一边构思文章的措辞；一旦坐下来，我又想象着小说中的场景；总之，这是我所知晓的最大的欢乐”。(D, III,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