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钢琴边有安全感”：伯恩斯坦的青春岁月，1918—1939

就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家庭背景而言，很难看出他日后能成为他这一代人中数一数二的音乐家——才华横溢、盛名在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躲避大屠杀以及沙俄对于其生活的重重限制，身处乌克兰的犹太人兴起前往美国的移民潮，其中就包括伯恩斯坦的父母。他的父亲什穆埃尔·伯恩斯坦(Shmuel Bernstein)是一位正统派拉比之子，在16岁那年瞒着父母逃离了其所在的别列兹季夫村，最终来到了纽约。他以塞缪尔·伯恩斯坦(Samuel Bernstein)的名字示人，以在富尔顿鱼市收拾鱼为业，自此开始了自己的美国生活。后来，他先是在他叔叔开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理发店打工，而后以供销商的身份进入了美发行业，开创了塞缪尔·伯恩斯坦美发公司，收入颇丰，践行了美国梦。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真正时来运转、迎来上升期，成为一个早期烫发机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分销商。1917年，他与查娜·雷斯尼克(Charna Resnick)结婚。查娜一家来自乌克兰的舍佩蒂夫卡，与塞缪尔的出生地相隔不远。在查娜小的时候，她家搬到了波兰；1905年，她跟随母亲来到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定居下来——她的父亲已先行赴美，在这里的一家纺织厂打工。这位人们口中的“珍妮”(Jennie)喜欢嬉闹，与严肃的塞缪尔一点儿也不搭调——后者有读《塔木德》(Talmud)的习惯，并经常对其进行引用。塞缪尔性情阴郁，需要感觉到关爱，因此在婚后初期二人之间矛盾不断、分分合合。他们不幸的结合一直延续到1969年塞缪尔去世，其间共育有三个子女：伦纳德（生于1918年）、雪莉（Shirley，生于1923年）和伯顿（Burton，生于1932年）。山姆和珍妮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其家庭生活的常态，因此三个小孩儿在成长过程中过从甚密，特别是伦纳德和雪莉二人，而伯顿一生也与哥哥姐姐联系紧密。

伦纳德·伯恩斯坦于1918年8月25日出生在劳伦斯——珍妮在待产期间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这孩子看起来弱不禁风，还患有哮喘，需要人仔细照料。不过，他在大约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口齿伶俐，早早地展现出自己的聪颖天资。他在法律上的名字是“路易斯”(Louis)——这是她母亲的祖父或外祖父的名字，也是她弟弟的名字——不过他父母总是叫他“伦纳德”，而他在16岁那年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伦纳德·伯恩斯坦。长大后的伦纳德十足是自己双亲的结合体：他勤勉、虔诚，有时候还会受阴郁情绪所累，就像他父亲一样；而他又喜欢嬉戏，可以做到热情洋溢，这一点随了他母亲，并且和她一样对电影和其他各类演艺事业感兴趣。

伯恩斯坦在孩童时候就对音乐着魔——他敲邻居家的门，要他们来点moynik（音乐），希望有人能弹一下钢琴。据珍妮回忆，她一用胜利留声机放歌，儿子就能安静下来。父亲对正当音乐的热情也让伯恩斯坦耳濡目染，比如他会看到父亲在派对上用哈西迪派的方式翩翩起舞。珍妮早些年也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这从有一次她溜出家门、尾随一个克莱兹默乐队到镇子的另一边这一佚事中可见一斑。

1923年，塞缪尔开始带一家人去位于波士顿的会幕祈祷神庙——这是该市最早的保守派犹太会堂，许多像伯恩斯坦家一样渐渐挣到钱的移民家庭来此集会。正是在这里，伯恩斯坦家8岁的大儿子开始去希伯来学校上学，并且生平第一次现场听到了管风琴和唱诗班的演奏——担当指挥的是所罗门·格雷戈里·布拉斯拉夫斯基(Solomon Gregory Braslavsky,1887—1975)这位杰出的音乐家。他于1928年离开维也纳，来此负责神庙的音乐事宜，对于早年的伯恩斯坦具有重要影响，并且二人在数年间一直保持往来。

1928年，伯恩斯坦从对音乐的钟爱中找到了个人的聚焦点。这一年，他的姑姑克拉拉(Clara)搬去了布鲁克林，把一张沙发和一架立式钢琴留在了兄弟家中。此后不久，伯恩斯坦试着靠听觉来分辨音调，并且开始随弗里达·卡普(Frieda Karp)上课。这位来自邻家的年轻女士发现，自己的这个学生正在朝着巴赫(Bach)、门德尔松(Mendelssohn)和肖邦(Chopin)的方向全速前进。之后，由于指导伯恩斯坦已非力所能及，她建议他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求学。在这里，他找到了苏珊·威廉姆斯(Susan Williams)。尽管威廉姆斯对钢琴技艺持有的观点离经叛道，令他望而却步，但她很快带他走入高阶音乐世界，让他接触到帕代雷夫斯基(Paderewski)、勃拉姆斯(Brahms)、李斯特(Liszt)和贝多芬等作曲家的作品。他开始对作曲感兴趣，写了不同版本的曲子，问他母亲喜欢哪些。他可以写出在收音机上听到的音乐，不断开发自己听声辨音的演奏才能。

伯恩斯坦经常在他的朋友米尔德里德·施皮格尔(Mildred Spiegel)家的大钢琴上练习，后者鼓励他去找波士顿顶尖的钢琴老师海因里希·格布哈特(Heinrich Gebhard)试奏。格布哈特将伯恩斯坦交给自己的助手海伦·科茨(Helen Coates)来带，她后来成为伯恩斯坦一生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伯恩斯坦整个高中时期都随她上课，课程安排在一天最末，这样二人才有时间把伯恩斯坦能够驾驭的曲目都过一遍，同时她也可以帮助他把自己的作品标记成谱。科茨只比伯恩斯坦的母亲小一岁，在认识到自己这个学生的才能之后，成了他忠实的守护者。伯恩斯坦于1944年起在音乐世界蹿红之后，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成了他的秘书和知己，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做到1989年去世为止。伯恩斯坦曾说他“在钢琴边有安全感”，而这样的安全感无疑延伸到他随科茨上的那些钢琴课。伯恩斯坦之所以能够找到一名音乐家必备的专业领域和重心、而后予以锤炼打磨，科茨可谓居功至伟。

伯恩斯坦对于音乐的兴趣让他的父亲震惊不已。开始的时候，他还愿意为那些钢琴课买单，但后来却因为儿子深夜还在弹琴生起气来。山姆·伯恩斯坦对于音乐家的认识停留在乌克兰的那些克莱兹默乐队——这些人一贫如洗，为几分钱演出。他无法将音乐当作自己儿子的一种职业可能，更愿意看到他子承父业、接过家族事业。随着钢琴课变得越来越贵，山姆有时候拒绝拿钱出来，使得他儿子不得不自己赚钱上课——或是教左邻右舍的小孩儿，或是和朋友一起在派对上演奏爵士和蓝调。但是，在神庙集会上，还有在1932年至1933年冬天父子二人一起从迈阿密出海巡游途中，看到儿子表演钢琴独奏，一旁注视的父亲倍感骄傲，也着实为儿子的才能感到高兴。1935年，他花钱在广播上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让这位含苞待放的音乐家作为钢琴独奏者在一系列的15分钟栏目中登场。 1932年，为给巴勒斯坦的犹太慈善事业募集资金，山姆所在的神庙在波士顿的一场流行音乐会上预留了几桌位子。山姆带了伦纳德同去，当拉威尔(Ravel)的《波莱罗舞曲》(Bolero)压轴登场时，父子二人皆如中了定身术一般。山姆出资让儿子去听一些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还为他买下了格什温(Gershwin)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的钢琴曲，因为伯恩斯坦第一次听到就喜欢上了这支曲子，但要让山姆相信伦纳德注定会开启音乐生涯却着实不易。1934年5月14日，伯恩斯坦和波士顿公立学校交响乐团一起演奏了格里格(Grieg)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的第一乐章。他的父亲没有出席这场音乐会，这也使得海伦·科茨给山姆写信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山姆在回信中表达了作为一个父亲对于伯恩斯坦所取得进步的满意，但他同时指出，“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我更加愿意他不把音乐作为将来维持生计的手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山姆后来供儿子去哈佛攻读音乐学位，为他的未来做出了一笔重要投资。

尽管有来自父亲的阻力，年少时候的伯恩斯坦仍然恣意地追逐着音乐。他教雪莉钢琴，两人一起以四手联弹的方式解读交响乐曲目，一起处理歌剧的配乐，兼顾人声部分和钢琴伴奏。走出家门，伯恩斯坦也找到了音乐伙伴，特别是只比他小几个月的邻家男孩锡德·拉明(Sid Ramin)——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学习钢琴和理论，还会钢琴二重奏。拉明后来成为作曲家、编曲家和指挥家，开创了不凡的音乐事业，并以管弦乐编曲家的身份助力伯恩斯坦的音乐项目，比如《西区故事》和《弥撒》(Mass)。

山姆·伯恩斯坦的财富不断增长，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人们仍然不得不打理头发。他为家人在马萨诸塞州的沙伦镇建了一栋小型的湖景别墅，伦纳德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对于音乐剧的喜爱。1934年和1935年，他先后制作出品了社区版的比才(Bizet)的《卡门》(Carmen)及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天皇》(The Mikado)，出演的有伯恩斯坦、他的妹妹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些剧中不乏当地的笑谈，还有对犹太人和集体生活讽刺性的指射。《卡门》的讽刺性十足，其中合唱团的女成员个个头戴雅尔牟克(yarmulkes)圆顶小帽、留着长须，男女两位主人公则是由反串演员完成——伯恩斯坦扮演的是标题人物。他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受到美国同化的程度要远高于父母那一代，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和妹妹以及朋友埃迪·里亚克(Eddie Ryak)一起创造了一种名叫“里伯恩语”(Rybernian)的语言。这一人造语言被用在他们私下的笑话和交流之中，而且被用来取笑移民口音。伯恩斯坦兄妹在一起的时候会讲里伯恩语，一辈子皆是如此。

伯恩斯坦一直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1929年，他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学校(William Lloyd Garrison School)六年级毕业，其后进入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该校课程设置严酷——其中包括每晚翻译40行拉丁文——每三个入学的学生中就有两个要被赶跑。伯恩斯坦在众多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屡获殊荣，铸就了令人敬畏的才智。在波士顿拉丁学校读书六年，加上参加众多音乐活动和学习希伯来语，这让伯恩斯坦在青少年时期一直处在极端忙碌的状态——这也是他后来激荡狂野、不留空隙的职业生活的预演。

哈佛时期的伯恩斯坦

波士顿拉丁学校将许多学生送进了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其中就包括伦纳德·伯恩斯坦——这发生在1935年秋天。这位才华出众、自信满满的年轻钢琴师成为一名音乐专业学生，开始接受大学的文科教育和学术训练。虽然哈佛将演出严格规定为课外的活动，但是这里的音乐教员由知名教师和作曲家担当，其中包括作曲家/理论家沃尔特·皮斯顿(Walter Piston)、作曲家爱德华多·伯灵格姆·希尔(Edward Burlingame Hill)、音乐学家A.蒂尔曼·梅里特(A.Tillman Merritt)以及音乐学家/作曲家雨果·莱希滕特里特(Hugo Leichtentritt)。伯恩斯坦开始跟随海因里希·格布哈特(Heinrich Gebhard)学习钢琴，而山姆承担了儿子全部四年本科学业的费用。

伯恩斯坦自信满满，又不按时出勤上课，这让教员们有些头疼，而他有时候也厌恨这种纯粹的学术训练。不过，如此群星闪耀的教师队伍又会无可避免地激励像伯恩斯坦这样充满好奇心的音乐家努力奋进。尽管他可能有时候对于课堂投入不足，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音乐性予以弥补，以至于即便是他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着手去完成作业也依然能够顺利过关。伯恩斯坦发现自己与哲学教授大卫·普劳尔(David Prall)脾胃相投，在智性方面受他影响很大。无论是普劳尔开的美学课，还是他在自己家主持的讨论，伯恩斯坦都积极参与。伯恩斯坦喜欢阿隆·科普兰的《钢琴变奏曲》，普劳尔教授就给他买来了活页乐谱，并且鼓励他就其写一篇论文。我们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将这支曲子牢记在心，并将其列入自己演奏曲目中的偏严肃作品类别，总在派对上弹奏。

伯恩斯坦在大四期间完成了题为“美国音乐对于种族元素的吸纳”的毕业论文——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才能在最后这一年铺天盖地的活动间隙完成这一文稿。他的核心论点是，尽管自1890年以来美国作曲家一直受到美国土著和非裔美国人音乐的影响，但是一直要等到类似科普兰这样的作曲家将爵士和蓝调元素融入进来，才算是发出了真正的美国之声。他进一步指出，关于这种吸收最有力的证据是诸如科普兰的《钢琴变奏曲》(Piano Variations)这样的作品，从中可以听到在现代的音乐结构中嵌入了蓝调的音程和爵士的节奏。出自这一非凡学生文稿的惊世之论在一些哈佛教师那里并不讨喜，不过论文最终基本保留了原样。在同年与科普兰的通信中——下文将介绍这两个人是如何相遇的——伯恩斯坦描述了自己对于毕业论文的打算，并且表明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一定会捍卫自己的观点。不过，年长一些、同时也可能更加精明一些的科普兰敦促自己的这位年轻友人不要试图去做过多的证明。在这一论文中可以听到伯恩斯坦的声音，并且可以注意到那些他后来一直在倡导的关于美国音乐发展的想法。

在哈佛期间，伯恩斯坦用丰富的经历填满了课外时间，并且与许多能够为他未来事业带来助力之人建立了联系。在钢琴演出中，他曾与马萨诸塞州交响乐团这个受到公共事业振兴所(WPA)赞助的乐团合作完成了三支协奏曲，也曾与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Shapero,1920—2013)数次联袂出演——夏皮罗当时是一名大一新生，低伯恩斯坦两级，后来也成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他们的曲目兼收古典和流行音乐，这也是伯恩斯坦如饥似渴学习的领域。此外，他还学以致用，用一支令人难忘的钢琴独奏曲为无声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伴奏，引来现场数千名学生观众的阵阵掌声。大学期间，他完成了数个作品，其中包括为他的朋友米尔德里德·施皮格尔及她的两位同事创作的一支钢琴三重奏、一本名为《为两架钢琴而作的音乐》(Music for Two Pianos)的集子，还有一支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表现出他对待目标的认真程度和对待工艺的投入程度，并且反映出他受到的影响范围甚广。大四那年，他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鸟》(The Birds)在1939年4月的一场演出进行了配乐。这一杂糅度无以复加的配乐将这部古希腊悲剧摆渡至现代，其中的一些音乐片段后来也出现在伯恩斯坦的几部成熟作品中。《鸟》是伯恩斯坦在公共场合进行指挥的初体验。在哈佛期间，他还写过乐评，不仅可见于当地的《哈佛倡导者》(Harvard Advocate)，而且发表在纽约的《现代音乐》(Modern Music)这样面向全国的重要期刊上。伯恩斯坦没有吝惜自己的观点，他的评价从“粗笨”到“闪耀”都有，有时还会对哈佛教职工写的作品提出犀利的批评。伯恩斯坦在哈佛期间的生活另有几个重要的时刻：1936年夏天，入学一年之后，他在沙伦镇的社区演出又添新作，这次带来的是《皮纳福号军舰》(HMS Pinafore);1937年夏天，他在麻省皮茨菲尔德欧纳塔湖边的纯犹太人营地担当音乐顾问，在这里遇到了阿道夫·格林——这位词人成为他的合作者和一生的朋友。

通过迄今的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建构出一段值得称道的本科经历，而且我们也不应当低估在哈佛拿到学位的尊荣对于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音乐家的意义。不过，对伯恩斯坦的未来影响最大的却是他在哈佛课堂之外建立的那些联系。这类联系的缔结首先出现在1937年1月。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上，伯恩斯坦见证了指挥家季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1896—1960)在美国的首秀。他见到了这位希腊音乐家，并且向他演奏了自己的一些作品，用自己的音乐灵性和可塑性打动了他。之后，米特罗普洛斯邀请伯恩斯坦观看自己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彩排。此后，二人开启了热忱的书信往来。1938年4月，伯恩斯坦和米特罗普洛斯在明尼阿波利斯共度了一周时光。他曾一度希望自己能成为后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的助手，但后来发现不太现实。米特罗普洛斯一边弹奏钢琴协奏曲，一边在钢琴房进行指挥，这种极富感染力的指挥和演奏对伯恩斯坦影响深远。

在观看安娜·索科洛夫(Anna Sokolow)在波士顿的舞蹈演出之后，伯恩斯坦决定和一个研究生同学共赴其在纽约的首演。演出于1937年11月14日在同仁剧院举行，机缘巧合，年方19岁的伯恩斯坦发现邻座是自己钟爱的《钢琴变奏曲》的作者阿隆·科普兰(1900—1990)。由于这天是科普兰的生日，于是他就邀请我们这位年轻的音乐家跟他一起回自己的跃层公寓参加派对。伯恩斯坦从不露怯，当着作曲家的面演奏了《钢琴变奏曲》，显然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成了朋友（也有可能更进一步），经常通过书信来往，并且会找机会见面。比方说，1939年4月，科普兰出席了《鸟》在剑桥的演出，看到伯恩斯坦的指挥后，他建议这位比自己年轻的音乐家试着接受一下这个领域的训练。伯恩斯坦向科普兰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后者对其进行了评价，并要他找出“特定音符”，也就是那些让和弦或乐段高出寻常一等的音符——这是科普兰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跟随纳迪娅·布朗热(Nadia Boulanger)训练时的一项重要内容。伯恩斯坦后来表示，这是他最接近真正的作曲训练的一次体验。一段绵延一生的友谊就此开启，并且将对二人的事业都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

走进哈佛求学时代的青年伯恩斯坦生活的音乐名人不止于此。1937年，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1905—1964)的《大厦将倾》(The Cradle Will Rock)以一种颇具故事性而又饱受争议的方式首演。该剧是对工人运动的歌颂和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一时群情澎湃，我们这位具有左翼倾向的年轻钢琴家也为其吸引。受到罗斯福“新政”中“联邦剧院计划”的影响，这部剧被禁止在布利茨坦所在的剧院上演；此外，还有来自国会共和党人的威胁。于是，布利茨坦独自出现在维也纳大剧院的舞台上，用钢琴演奏了音乐剧的配乐，而演员们则是在观众中间完成了自己的表演。伯恩斯坦说服哈佛戏剧社在1939年5月5日上演了这部作品，他本人也亲力亲为，参与了众多环节。给予支持的教职工有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老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和大卫·普劳尔。伯恩斯坦邀请作曲家来到了演出现场，展现了在自我推销方面的才能——不过许多人可能会将之视为肆意妄为。布利茨坦感触良多，和这位大四学生沿着查尔斯河边走边聊数小时之久，也就此开启了又一段绵延一生的深情厚谊。在布利茨坦看来，那时候的伯恩斯坦就是自己的化身。正如艾伦·肖恩所言，继科普兰之后，布利茨坦成为又一位对伯恩斯坦有着深刻影响的作曲家，特别是这位更加年长的作曲家将音乐赋予英语这门语言的方式。

在教育和早期职业成就之外，伯恩斯坦的个性也逐渐成熟起来，变得越发清晰。伯恩斯坦从小由政治上左倾的父母带大，来到哈佛时正值美国自由主义随着“新政”高涨的年代。当时哈佛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伯恩斯坦自己的政治观也朝着左翼大幅倾斜。这可以从他出品《大厦将倾》看得出来，而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当时正在调查哈佛的共产主义活动的剑桥警方对他的注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到一位告密者对伯恩斯坦的检举，并对他挂号建档。伯恩斯坦寻求与马克思主义宣扬者的更多接触，很可能是受到科普兰和布利茨坦的影响。此外，和米特罗普洛斯一样，这两位年长于他的作曲家也是同性恋。男性之间本来就很难建立确定的性关系，而在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心理疾病的年代去追寻这样的关系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年轻的伯恩斯坦显然有机会和这两个男子都保持亲近。从伯恩斯坦高中和大学时代留下的众多书稿中都能看出，他一直在与自己的性取向作斗争，与男女两性都有过亲密关系。琼·沛泽(Joan Peyser)认为，伯恩斯坦“强烈的性欲”可能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现存的信件也表明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在年满21岁前，伯恩斯坦与米特罗普洛斯、科普兰还有布利茨坦开启的会面和友谊对他成长为一名音乐家和一个男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帮助他在接下来四年的人生中平步青云——他将会在指挥领域如鱼得水，并将迈出那些让他声名鹊起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