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的信念”

制度体系在日本的追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系统和教育体系），以及建立大学、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并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正是由于具备完善的制度和体系基础，日本才能在造船、钢铁、电子和汽车等领域实现成功追赶。［68］出于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青木昌彦教授推动了对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的全新认识。

青木昌彦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CIA）学派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他在代表作《比较制度分析》和《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中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制度，认为制度就是一种博弈均衡，即所有当事者都接受自我约束的一种约定，从而把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青木昌彦教授将制度解释为参与者对规则的“共享的信念”，其中包含的重要思想在于：只有所有参与者都接受并实现自我约束，制度才是存在的；否则，仅仅制定了“规则”并不构成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因此，简单地从外部引进制度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由此，青木昌彦教授认为博弈规则不是外生的，而是在参与者策略互动中内生的，制度就是博弈均衡状态显著特征的高度概括。

基于对制度这样的认识，青木昌彦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多样性以及制度如何变迁。显然，均衡出现后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并在此时段内保持稳定。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出现打破均衡的事件或力量，于是就会有制度的变革。制度变迁就是共有信念的逐步瓦解，即人们对规则“共享的信念”发生变化的结果。制度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般会出现混乱，直到新的博弈均衡出现。因此，青木昌彦教授认为制度的变迁往往就是文化的变迁，历史、政治和法律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都将发挥作用。其中，青木昌彦教授特别强调了创新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认为熊彼特倡导的创新就是这样一股具有“创造性破坏”作用的力量。

青木昌彦教授的研究立足于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他也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制度转轨有着深刻的见解。青木昌彦教授进而认为，尽管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具有一致性的趋向，但由于各国文化、历史、政治因素各异，全世界没有出现一个理想体系，而且也不可能出现。从青木昌彦教授的这些基本观点看，他支持“制度是内生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制度是博弈的参与者在长期、反复的互动中形成并最终“自我实施”的。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逻辑与观点对追赶相关研究的影响是明显的，成了追赶研究，尤其是东亚国家追赶研究中的一个底层逻辑。一方面，追赶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两者存在互动和促进的关系，追求“共享的信念”和制度的“自我实施”已经成为追赶过程中学者和实践者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创新作为创造性破坏力量，在追赶过程中受到了高度重视，成为制度变迁和实现追赶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