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7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油印了一本题名为《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的小册子，作者署名为黄慈博。黄先生名佛颐，广东中山人，生于1885年，卒于1946年，曾于宣统元年拔贡，辛亥革命后在广州以授徒为生，后避难香港。《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还只能说是一部有关南雄珠玑巷与珠三角广府人家源流的资料集，而不是一部成熟的学术著作，在油印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2年，暨南大学历史系陈乐素教授以中山图书馆的这本油印小册子为基础，对有关珠玑巷人南迁的历史进行了若干考辨。这是学术界第一次认真研究有关珠玑巷人的南迁问题。可惜的是，陈先生的研究没有持续，依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关于珠玑巷人南迁在广府民系形成乃至整个中国移民史中的地位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促成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当时已经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社会大背景，使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珠玑巷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潜在招商价值。二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的研究与宣介。黄教授1993年到南雄考察，敏锐地发现了珠玑巷的文化意义，随即向有关部门和人士进行了大力的宣介，直接促进了有关组织的建立和研究的开展。三是前广州市长黎子流先生和已逝香港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的大力推动。黎先生本是珠玑移民的后裔，1993年曾与霍先生一起到珠玑巷考察，在听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不但带头捐款，而且开始积极筹办“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1995年联谊会成立，黎子流先生担任第一任会长，会址设在南雄市政协内。联谊会除了在珠三角，而且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乃至美国、加拿大等珠玑后裔集中的地方开展了许多迅速而卓有成效的活动，联系了数以万计的珠玑巷南迁后裔，掀起了一股广府人到珠玑巷寻根问祖的热潮。借着这股东风，联谊会很快筹到了不少资金，这对推动有关珠玑巷移民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从1993年到2000年，“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编辑出版了“珠玑巷丛书”十卷，其中包括了《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等。这些书籍的出版，不但使已有的研究重新焕发出光彩，而且标志着珠玑文化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以后，有关珠玑巷和珠玑人民南迁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珠玑巷作为广府人民“故乡”的地位获得了普遍的认可。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的6集专题片《千年珠玑》在海内外播放，在珠三角、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将珠玑文化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我个人的意见，研究珠玑移民南迁要分清和把握好两个“真实”的关系：一是历史的真实。在中国历史上，至迟从战国开始，就有北方人民（按广东人的普遍观念，其实是指两广以北地区的人民）开始陆续南下。期间移民人数较多、时间较为集中的，有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为了平定南越的两次军事移民，晋室南渡时部分移民入粤，以及宋室南迁和宋室将亡时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在这几次大的移民浪潮中，有许多人越过大庾岭或者辗转他地迁到了以南雄为代表的粤北，经过或长或短的定居生活后，再由粤北迁至珠三角一带垦殖。这是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但是因为资料不足，我们今天只能知道这一历史情况的概貌，许多细节都已经无法还原了。二是以上述历史真实为基础、混合着民间想象和民间记忆的文化真实。从明代开始，珠三角许许多多人家的家谱、族谱都开始说自己的祖先来自珠玑巷，明以后的地方志在撰写时也吸收了这些家谱和族谱中的说法。事实上，这些家谱、族谱在叙述祖先故事时多有想象、虚构和附会之处，属于典型的民间叙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族谱、家谱中的许多故事—尤其是始迁祖以前关于本族源流的叙述—大多都是不可信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其恰好反映了民间在建构历史时的特点，所谓文化的凝聚力也正赖此而来。珠玑巷作为广府人公认之故乡的逐渐“圣地化”，就是这一持久、普遍的民间文化建构的结果，而这一建构至今仍在进行之中。一边是历史的真实，一边是文化的真实，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我认为两个都重要。没有历史的真实，我们无法摸索到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没有文化的真实，人民之间不仅会少了许多温情，更重要的是会少了将他们的心扭结在一起的“根”。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同时出于可读性的需要，本书在写作时，以不同族谱资料为基础，抽绎、叙述了其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当然，在需要的时候也做了适当的说明或者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