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继往开来，把广东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推上新的台阶

——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詹伯慧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2）

提要本文在回顾、总结广东汉语方言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就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文章分三部分：一、引论，论述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及相关形势；二、回顾广东方言研究走过的历程；三、对两个关系广东方言研究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论述。

关键词 广东三大方言回顾展望研究历程继往开来

一

众所周知，广东是我国语言资源丰富，方言复杂多样的地区。当今汉语七大方言中，广东就拥有其中粤、闽、客家三大方言。此外还有一些未明系属的土语及濒危的“军话”、方言岛之类。粤、闽、客家三大方言在省内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据一方。基于这一语言格局，在广东的语言工作中，方言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也就理所当然地处于突出的地位了。几十年来，广东语言学界已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能否持续不断地开展广东各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检视广东语言研究工作是否取得显著成绩，是否得到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广东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广东方言的研究总是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远的不说，打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拨乱反正”，学术事业步入振兴轨道以来，广东制定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科学五年规划”时，总少不了列入广东方言研究的课题。而设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些高等院校，在制定科研发展规划时，只要稍具条件，也都总要列入关于广东方言调查研究的项目。广东方言的调查研究，始终是语言文字学科中备受青睐的优势学科。

方言研究既涉及方言本体的研究，如方言语音、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研究；也涉及对方言的性质、方言的发展、方言的应用，以及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历史、方言与社会、方言与文化、方言与民俗等的研究。毫无疑义，如此广泛的方言研究课题，一定能为广东的语言专业人士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广阔的天地，也能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提供许许多多现实的课题。长期以来，涉及广东方言的实际问题层出不穷，广东的语言工作者自然应该结合实际，顺乎潮流，在理论与实践中尽力做好省内各地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对广东方言的种种表现作理论上的探讨；再以理论探讨的成果来进一步指导广东方言研究的实践，推动广东方言调查的深入发展。

二

温故而知新，此刻不妨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广东汉语方言研究所走过的漫长历程：

广东的方言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清代就出现过研究粤语、客语和潮语的著述，例如詹宪慈的《广州话本字》、陈澧的《广州音说》、杨恭垣的《客话本字》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潮汕十五音》等都是颇有影响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传入，广东方言的研究也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跟现代语言学挂钩的著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随即计划开展系列的方言调查。其中最早进行的正是1928—1929年两广的方言调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如早期王力的《两粤音说》（1928），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941）、赵元任的《粤语入门》（1947，英文本）和《中山方言》（1948），岑麒祥的《广州音系概述》（1946）等，这些著述也都一反传统语文学中方言的研究只着力于考本字探语源的研究旨趣，把广东方言的研究纳入现代语言学的轨道上来。可是，这一现代方言研究的草创阶段，虽然得到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前辈学者的大力倡导，继20世纪20年代末的两广方言调查后，在30～40年代，史语所又先后开展了对陕南、徽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大规模方言调查，并陆续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几部大型的调查报告。但总的来说，那时候的方言研究工作，毕竟还只是少数几位甘于“坐冷板凳”的语言学者们所热衷的学术事业，方言工作还远远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而在广东这样一个从来被公认为是方言大省的地方，尽管方言工作较早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可实际上省内三大方言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能够让我们看到的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的。这也就是说，广东早期的方言研究，迄今我们能够看到的论述，始终还只是上述王力、赵元任、岑麒祥等所发表的几篇论文。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大力开展语文“三大运动”的情况下，配合着这些语文运动的需要，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初步的开展（当时叫做“普查”），期间出现了一大批由方言地区组织语言专业师生在方言普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具有强烈针对性的、供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而广东的语言学者同样闻风而起，纷纷投身到这一编写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手册的工作中来。其中尤以王力教授一马当先，他早在50年代初就推出了《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1，1955年改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随后，他还为学习广州话的人编写了一本通俗的《广州话浅说》（1957），50年代中期，在全国累计业已编出的三百多本学话手册中，由广东语言学者编写的也有好几本，内容涵盖广东几大方言。正式出版发行的有为广州、四邑、潮州、客家、海南等不同方言地区人民编写的不同的《学话手册》。这些手册都围绕着方言与普通话比较这一中心来展开论述，指导学习方法，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语言素材。这一次广东语言学者配合“推普”所进行的方言调查，可以看作是开了广东方言研究为广东社会语言应用服务的先河。可惜的是，当年开展的虽然粗糙却相当全面的方言调查，在编写过《学话手册》后接下来本该有编写广东方言概况的后续任务，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被搁置下来，未能一竿子插到底，否则早在半个世纪前，广东各地方言的面貌，大概早就可以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同整个语言研究的发展形势相吻合，广东方言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渐成气候的。“十年动乱”结束，我国学术事业重整旗鼓，走上复苏之路时，沉寂多年的语言学科的各个领域，也纷纷快马加鞭，重铸辉煌。而以往备受冷落的方言研究，更借着这一学术事业大发展的契机，在50年代已略露端倪的方言普查基础上，出现了此起彼伏、全面开花的新气象，形成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言研究大发展大收获的局面。这一局面打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延续下来，直至踏入新世纪。近三十年来方言研究不断升温，各类成果层出不穷的大好势头，促使我国汉语方言研究在整个语言科学研究中，乃至在整个汉学研究中，攀升到了引人注目的热门地位，从此汉语方言学再也不是少数几位“发烧友”学者孤芳自赏的冷门学问了。如前所举，尽管广东方言工作起步较早，而实际上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条件广泛调动起相关方面的积极因素，吹响大规模开挖省内各大方言“富矿”的号角。此后广东方言研究之火越烧越旺，陆续有了立项目、定课题、进田野、上课堂的动作，使广东方言研究的事业越做越大，以至于逐渐形成了规模效应，终于在广东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深受瞩目，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门学科。如今在广东方言的百花园里，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山区，从粤东潮州、梅州到粤西高州、雷州，多彩多姿的粤、闽、客方言和一些未知名的土语，三十年来或多或少都已有广东方言学者染指研究：或成区成片，做大面积的调查，设计绘制方言地图；或单点深入，挖掘揭示各地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或纵横比较，着力进行理论探讨；或结合实际，为语言社会应用尽心尽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来广东方言研究的成果数以百计，堪称硕果累累。下面略举数端，以见一斑：

1.完成一批大型方言调查报告

如20世纪80年代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前期为汉语方言研究室）詹伯慧和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前期）、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系（后期）张日升共同主持，穗港两地一批年轻语言学者通力协作，先后完成的几部调查报告——《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1987—1990）、《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以及李如龙等的《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1999）等。

2.出版了许多方言研究专著及地方志中的方言志

如20世纪80年代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1980），詹伯慧的《浠水方言纪要》（1981，东京）和《汉语方言文集》（1982，东京），罗康宁的《信宜方言志》（1987），丘学强的《妙语方言》（1989）等；90年代周日健的《新丰方言志》（1990），詹伯慧的《语言与方言论集》（1993）和《方言·共同语·语文教学》（1995），何伟棠的《增城方言志（第一分册）》（1993），蔡叶青的《海康方言志》（1993），陈修的《梅县客家方言研究》（1993），陈晓锦的《东莞方言说略》（1993），谢永昌的《梅县客家方言志》（1994），戴由武等的《电白方言志》（1994），李新魁等的《广州方言研究》（1994）和李新魁的《广东方言研究》（1995），李新魁主编的《广州市志·方言志》（1998），黄家教的《语言论集》（1996）和黄家教等的《汉语方言论集》（1997），麦耘的《音韵与方言研究》（1995），施其生的《方言论稿》（1996），林伦伦的《澄海方言研究》（1996）和林伦伦、陈小枫的《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1996），林立芳的《梅县方言语法论稿》（1997）和林立芳、庄初升的《南雄珠玑巷方言志》（1995），王李英的《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1998），高然的《语言与方言论稿》（1999），林伦伦的《汕头市方言志》（《汕头市志》卷72，1999）等；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的方言研究著作就更多了，如余伟文等的《粤北乐昌土话》（2001），汤志祥的《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2001），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和《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研究》（2002），以及詹伯慧的论文集《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2003，2006增订本）和《詹伯慧语文评论集》（2009），甘甲才的《中山客家话研究》（2003），方小燕的《广州话句末语气助词》（2003），庄初升的《粤北土话音韵研究》（2004），彭小川的《粤语论稿》（2004），陈晓锦的《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2003）、《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2004）和《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2005），丘学强的《军话研究》（2005），甘于恩的《七彩方言》（2005），温昌衍的《客家方言》（2006），刘新中的《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2006），林伦伦的《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2006），傅雨贤的《语法方言探微》（2006），杨振宇的《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2006），邵慧君、甘于恩的《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2007）和近期问世的邵敬敏等合著的《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2010）等。

3.一些应用型的教材和方言工具书陆续问世

例如在汉语方言学教材的编纂方面，詹伯慧自20世纪50年代参与编纂袁家骅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以后，到80年代初，又独自编写了《现代汉语方言》一书，这两本书都被海内外许多高校视为方言学课程的主要参考书。80年代后期，詹伯慧又联同黄家教、许宝华、李如龙等几位资深方言学家，一起编写了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使用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书，该书由他担任主编，于1991年出版问世。此后该书一直作为教育部推荐的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与此同时，一些供学习普通话或广东方言用的教材也应运而生。早在1984年，傅雨贤等就出版了《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趣谈》。1988年，李新魁等在电视台连播的专题《广州人学讲普通话》出版发行。同年，李新魁又出版了《香港方言与普通话》，詹伯慧等也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之约，为海外说粤语的华人编写了供广播教学用的教材《学讲汉语普通话》（1988）。此后不久，欧阳觉亚在90年代初出版了一本应用型的著作《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1991），关湘于1996年出版了结合广东三大方言实际的《汉语多方言口语表达训练》，周小兵于1997年出版了《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教程》，方小燕在1999年出版附有录音带的《学会地道广州话》。进入新世纪后，陈慧英和马文谊编写了《广州话入门》（2001），熟谙粤语、吴语与普通话的汤志祥，为了服务于粤、吴两大方言区人民的社会语言应用，于2002年和2006年先后出版了《上海话生活通》和《广州话、普通话、上海话6000常用词对照手册》。在学习方言的教材中，近年由詹伯慧、丘学强主编，彭小川、方小燕和甘甲才参编的《新时空粤语》（上册2006，下册2009），因富有时代气息尤受读者欢迎。在方言工具书的编纂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些广东各大方言的字（词）典，包括一些方言与普通话对照的字（词）典。例如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广州方言词典》（1981），接着饶秉才又编纂了《广州音字典》（1983）；李新魁也在80年代初就先后编出了《新编潮州方言十八音》和《普通话潮汕话常用字典》。广东方言辞书编纂高潮的到来，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例如陈慧英的《实用广州话词典》（1994）和陈慧英、饶穗合编的附有英文译释和录音带的《广州话普通话对照400句》（2002年第3版），谢栋元的《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词典》（1995），张维耿的《客家话辞典》（1995），詹伯慧、陈晓锦的《东莞方言词典》（1997），吴开斌的《香港话词典》（1997），麦耘、谭步云的《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1997），朱永锴的《香港话、普通话对照词典》（1997），詹伯慧的《粤港澳学生用普通话常用词手册》（1997），林伦伦的《普通话潮汕话对照学生常用词典》（1999）等，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产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工具书要算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了，此书的编纂源于1990年由粤、港、澳一批语言学者组成的“广州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会经过多年来对粤语辞书中标音有分歧的字目进行逐一的认真审议以后，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广州话正音字典》编写组，开始进行正音字典的编纂，前后穷十载之功，《广州话正音字典》才在2002年成功问世。此书在方言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被认为是国内首本为汉语方言进行正音的专书。此后，2007年还出版了范俊军的《桂阳方言词典》，而近期由张晓山编纂的100万字普通话潮州话对照《新潮汕字典》（2009），收字11400多个，吸纳潮州方言研究新成果，较好地体现了潮州话和潮汕文化的特色，出版后更深受学术界的瞩目。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方言研究服务于语言应用方面，广东的方言学者也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例如：①继1994年暨南大学詹伯慧、李如龙作为学术委员参与编写国家语委刘照雄主编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以后，近期伍巍、方小燕、邵宜等又结合广东方言的实际，参与编写了供广东普通话水平测试使用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新大纲）指导》（2008）一书，此书出版后发行量不断飙升，深受读者欢迎。②甘于恩为粤方言的研究先后编纂过两本文献参考目录，一是1993.年与张日升合编的《粤方言研究书目》，收录1300余条目；二是2007年编的《粤语与文化研究参考书目》，收录3000余条目。③2002年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联合开办粤方言研究网站，由詹伯慧和陆镜光主持，该网站是当前全球最有影响的粤语研究网站，累计点击人次已有好几万。④积极参与筹办《粤语研究》半年刊，该刊由澳门粤方言学会主办，自2007年6月创刊迄今已出版了第五期，对粤语的研究和应用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4.出版了一批方言研究的学术论文集

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包括在广东举行的粤、闽、客家三大方言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等的论文集。其中属于粤方言的有《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0）、《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7）、《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2003）等三本，都由詹伯慧主编；属于闽方言的有梁东汉、林伦伦等主编的《第二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2），詹伯慧等主编的《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6）和《第五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9）等三本；属于客家方言的有李如龙、周日健主编的《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1998），林立芳主编的《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2000），谢栋元主编的《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2002）等三本；属于双语双方言的有由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论文集（1989），《双语双方言（二）》（1991），《双语双方言（三）》（1993），《双语双方言（四）》（1996），《双语双方言（五）》（1997），《双语双方言（六）》（1998），《双语双方言（七）》（2001），《双语双方言（八）》（2005），《双语双方言（九）》（2006）等九本，期间还选编部分双语双方言研讨会的论文编辑出版了《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一书。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州一批年轻的粤语学者轮流在广州几所大学举行过几次以讨论粤语语法为主的“今日粤语”研讨会，每次会议也都结集出版一辑题为“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的论文集，分别于1993、1995、1997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曾经在1996年举行过一次规模不大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讨会”，后来出版了由李如龙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近期随着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逐渐升温，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又倡议把举办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制度化，首届及第二届研讨会已先后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在广州暨南大学和泉州华侨大学举行，首届研讨会的论文集已在2009年出版，由陈晓锦、张双庆主编。除了研讨会的论文集外，20世纪末以来，还出版过两本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研究生撰稿的汉语方言论文集：一本是庆祝詹伯慧教授六六寿辰的《汉语方言论文集》（1997），由邓景滨主编；另一本是《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学术论文集》（2001），由詹伯慧、伍巍主编。

三

上面简略回顾了广东方言研究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可能挂一漏万。但从中总可以略窥近三十年来广东方言研究工作持续发展、不断升温的情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今后的开拓进取、继往开来中，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好好把握：

1.建立起能够聚集人才、组建团队的学术机构，提供学术研究的广阔平台，是促使广东方言研究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以往的实践说明，一个能够凝聚人才的方言研究机构，对于广东方言的研究十分重要。有了专门的方言学术机构，有志于广东方言研究的同道才得以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情况下各尽所能、相互协作，充分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华。广东方言丰富多彩，值得花工夫研究的课题很多，唯有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相结合，重大课题与一般课题相结合，才能有效推动方言工作胜利前进，不断达到预期的目标。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了解广东语言学科实况的人都说：广东的语言学科拥有两支在全国语言学界明显处于优势的队伍，一支是以容庚、商承祚两位古文字学权威为领军建立起来的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队伍；另一支是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拥有几位长期从事方言研究工作的方言学者，并培养出一批年轻汉语方言专业人才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队伍。这两支在我国语言学界具有相当影响的队伍，倘若没有一定的专门机构作依托，缺乏必要的组织协调，“战斗力”又怎能充分发挥出来呢？众所周知，中山大学很早就有了全国闻名的古文字研究室，而我们暨南大学，也在80年代中开始有了汉语方言研究室。到90年代，暨南大学开始招收汉语方言学的博士研究生以后，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优势学科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暨南大学的方言研究和教学工作，学校又在1994年成立了配有固定编制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此后，在“中心”的统筹下，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的教学研究蒸蒸日上，方言学研究生的培养和方言研究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海内外同行都认为汉语方言研究存在着两大重要基地，一是北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一是南方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的汉语方言研究，自中心成立以来，在组织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工作，主办或协办汉语方言学术会议，开展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协作，推动同行学者“走出去”和“请进来”等各个方面，都不遗余力地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例如1989、1995和2001年先后三次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第五届和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就都是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余在香港、澳门举行过的多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每次暨南大学与会人数也都较多，总是会议中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2002年在香港大学建立的、为全球粤语研究和粤语应用服务的粤方言研究网站，也是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协作建设起来的。事实说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的蓬勃发展，是离不开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这个具有相当活力的专业学术机构的。前几年这个研究中心曾经一度被莫名其妙地撤销，消息传开，海内外同道莫不为之震惊、惋惜，担心暨南大学的方言研究会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滑坡。好在“中心”的成员始终敬业如旧，“中心”被撤销而“中心”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所幸乌云很快过去，2007年，借着詹伯慧教授出任主编的《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在暨南大学挂牌启动之际，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重新受到学校的重视，宣告恢复机构了。经受过这一横遭扼杀而后又重获生命的风雨历程，使人更进一步意识到机构存亡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在重整旗鼓、恢复运作之后，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马上着力整合学术力量，制定新的规划，继续以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形象出现在语言学界。2008年5月，恢复不久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被省教育厅批准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就为暨南大学的汉语方言研究进一步搭建起更好的学术研究平台，使暨南大学的汉语方言研究有条件在广东的方言研究中发挥更大的力量，作出更多的贡献。从当前广东方言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完全应该以暨南大学这个广东唯一的方言研究基地为中心，用开拓进取的精神把广东方言的研究工作迅速向全省各地以至相关的邻省扩散、延伸。我们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打破地域和部门的框框，充分利用全省的方言研究资源，组织起省内各地方言研究人员，把分散在省内各地的方言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地来做好广东方言的研究工作。顺着这一思路，最近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已启动联络广州以外相关高校，物色协作单位，在省内各地组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分中心的工作，并已成功建立了韶关学院、湛江师范学院、嘉应学院等九个“工作站/分中心”，分别举行了挂牌仪式。展望未来，进一步通过加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汉语方言研究基地）的建设，使之能够更好地辐射全省各方言地区，为散布全省各地的方言工作者搭建起开展方言研究的学术平台，这样一定可以更好地推动广东方言研究不断前进，不断攀登新的台阶。

2.掌握好方言研究的指导思想，坚持方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为发展地域文化服务的大方向，是促使广东方言研究不断前进的另一个重要保证

方言的研究过去是冷门，现在是热门。这一转变的动力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方言研究者认真思考的。暨南大学方言研究走过的历程，广东方言研究几十年来的持续发展，都跟方言研究到底能否产生社会效益，能否在社会语言文化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紧密相连。实践证明，只有牢牢把握方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为促进文化发展服务这个大方向，方言研究才有广阔的天地，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社会的支持，也才有持续发展、不断升温的条件。这也正是我们的方言研究得以从冷门转向热门的关键所在。拿服务于语言应用来说，广东的方言复杂多样，这就为我们的方言研究服务于在复杂多样的方言条件下贯彻好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包括语言规范化、大力推广普通话等重大政策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旦我们广东的方言研究能够在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中作出努力，我们也就在为社会语言应用服务的大道上迈出大步了。长期以来，广东方言研究者在结合方言实际，帮助开展“推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不就说明广东方言研究能直接服务社会语言应用，影响社会语言生活吗？再拿方言研究促进文化发展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地域方言自然也就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承传、弘扬几千年优秀中华文化，离不开记载中华文化的汉语汉字。那么，要承传、弘扬作为优秀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又怎能忽略承载这些地域文化的地域方言？岭南文化是离不开岭南地区的方言的。既然岭南地区有粤方言、闽方言（潮汕话、雷州话等）和客家方言，我们对这些方言的研究，自然就应该有助于人们认识岭南文化，研究岭南文化以至于发展岭南文化。广东不是提出要建文化大省，甚至文化强省吗？这个文化当然是要有广东特色的文化，例如广东的民间文学，广东的地方戏曲，广东的风土人情，以至于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饮食文化等，而这一切，无一不是通过当地的方言反映出来的。广东方言的研究，一旦和广东的地域文化挂上了钩，研究的天地就拓宽了，在社会上的影响自然也就扩大了。这里强调方言研究在语言应用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作用，并无削弱方言研究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之意。众所周知，在整个语言科学中，方言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方言研究对于汉语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揭示汉语发展规律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方言研究在构建语言接触的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也都是毋庸置疑的。近期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担心方言由于“推普”而将逐步退出语言交际圈，逐步从社会语言生活中消失的声音。前几年上海就有“两会”代表表达了“孩子们不会说上海话怎么办？”的担忧，近日广州“大洋网”上有网友提出“假如有一天在广州听不到广州话了，广州还能叫做广州吗？”的疑问。种种迹象反映人们对作为地区标志性特征，作为本地区优秀文化载体的方言的情结越来越浓厚。语言生活的实践时刻提醒我们，研究方言的人，一定要摆正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认识在“推普”高潮中，社会通用语和地方方言始终是保持着有主有从、并存并用的格局，而不是形成你死我活、有我无你的局面。要正确理解和深入探讨方言在当今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绝不能无视方言区人民对自己方言的深厚感情。要十分明确：方言研究既能为方言地区人民掌握社会通用语服务，也能为保存和发展方言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乡土文化服务。我们在此强调方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为地域文化发展服务，也就是要告诉人们，今天的方言研究之所以是热门而不是冷门，就因为今天的方言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是能够产生多方面的社会效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