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姐妹的美丽蜕变

董爱伟

浙江杭州

1995年，杭州到河南招老师的消息迅速在我们毕业班中传开，因不满意家乡工作的分配和对“天堂”的向往，我孤身一人来到杭州，成为较早“东南飞”的小孔雀之一。那时的联络方式主要还是书信，陌生的语言与生活环境使我倍感孤独。刚开始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别人最惬意的周末和节假日成了我最难熬的时日。

因为孤身一人，在学校的宿舍里、音乐室里经常会有住在学校附近的三三两两的学生和我泡在一起，当然，我也经常被邀请到学生家做客。有一次到一个学生家里，学生兴奋地说要请我喝她们这里最受欢迎的茶，一边说着一边把泡好的茶捧给我品尝。我仔细一看，红的是胡萝卜块，青的是烘青豆（嫩绿的大豆剥好后经过水煮，烘干制作而成），还有芝麻、橙子皮，五颜六色，这样的茶我可从没见过。既然学生说此茶很好，那就喝呗！一口茶喝到嘴里，我差点喷出来，痛苦艰难地咽下后，我冲学生叫喊：“这茶怎么是咸的？！”“对呀，这就是我们这里最具特色的茶，也是最好的茶，我们叫它烘青豆茶，茶水喝几杯后，里面的烘青豆、芝麻、橙子皮、茶叶都可以吃掉，好吃又营养！很好吃，你刚刚喝不习惯，慢慢地你肯定会喜欢上它的。”我的学生饶有兴趣地给我介绍着。果真如学生所说，我后来很快就喜欢上了烘青豆茶，并且还有点上瘾。

在我的第一届七（3）班学生里，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董水花，妹妹叫董仙花，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在一次音乐课上，当学生们学会了一首新歌后，我请学生自告奋勇站起来演唱。当我请举手的一位女同学演唱时，有同学告诉我：“老师，别让她唱了，她很傻的。”这句话全班的学生肯定都听见了，我看着那位女同学，她的手仍然高高地举着，还面带着微笑。我坚持请这位举手的女同学站起来演唱。虽然唱得不算好听，但绝对不跑调，音也很准。我当着全班同学表扬她：“这位同学唱得真不错，如果我们全班同学都有她这个演唱水平的话，我们班的歌声，肯定是全校最好的，因为她音准不错，声音也很甜美。如果大家都像她这么勇敢的话，你们的歌声肯定会越来越好听。”在后来的音乐课上，这位同学经常举手也经常演唱。再后来我才知道，唱歌的不是同一个人，她们原来是一对长得极像，智商、情商都差不多的双胞胎姐妹——水花和仙花。

在校园里，这对形影不离的姐妹，只要看到我，老远就打招呼；音乐课后，也总会跟我说一两句闲话，有时还专门跑到讲台前和我说“老师再见”，有一个星期天还跑到我宿舍里和我聊天。又一个星期天，姐妹俩竟拿了一包烘青豆给我送来，说：“老师，我们家新做的烘青豆给你泡茶喝！”我说：“这个烘青豆做起来很麻烦，你们妈妈知道吗？”姐妹俩争着说：“我们妈妈听我们说你喜欢喝烘青豆茶，是她让我们送的！”

一个春天的周末，我闲来无事，便在学校周边的田地上捡野菜马兰头，正好被路过此地的“两朵花”看到了。她们很高兴地说她们也喜欢吃马兰头，两个人一边说还一边帮我用手掐野菜。第二个星期天的中午，姐妹俩提着足可以炒一盘的马兰头来到我的宿舍，我很惊喜，留她俩吃中饭，姐妹俩害羞地说“不行，不行”，就跑走了。

在姐妹俩毕业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很久没有看到她们，有时候心想，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有一次到姐妹俩所在村子的朋友家玩，问起这“两朵花”，朋友说：“那两个傻子啊！初中毕业后也不知干什么去了，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说起来是初中毕业，也不一定认识几个字！”“我觉得她们挺不错的啊！我对她们姐妹俩的印象很好，学习成绩是差点，但唱歌还不错，音乐课上表现很好的，有礼貌，还懂事！”我急忙争辩着。

多年后，我骑着自行车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朵花”也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她激动地冲我大叫：“董老师！董老师！”我们俩都下了车，彼此问候着，我知道她们姐妹俩现在都在工厂里上班，已经能帮父母赚钱了。这样的情景在我们上下班的路上出现过好多次，每次我都分不清是哪一朵花，但每次都是以对方热情而甜美的“董老师”的叫声开头。再后来，我的家搬到离学校稍远的地方，代步工具也改为了汽车，以上情景再没有出现过。

几年前，初三任课老师到饭店一起聚餐，饭后我们几个女同事突发奇想，去“腐败”了一次——洗脚。落座后，端着洗脚水的几个洗脚工走了过来。“您是董老师吧？”一个洗脚工惊喜地叫道。“我是董仙花呀！您不认识我了？”“还真的认不出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漂亮？还这么端庄，彬彬有礼！”我欣喜地看着她说。“董老师，您也漂亮，还和以前一样！我今天给您好好洗洗，等会再给您捶捶背，按摩按摩。”那天我感觉是我所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洗脚服务中最享受最优质的一次服务。我在聊天中得知，姐妹俩现在都已嫁人并都当上了妈妈。这朵“花”在给我服务时，还不时地向旁边的同事自豪地介绍我，其他几位洗脚的小姐妹也都露出羡慕的神情。

当后来再次和同事说起这“两朵花”时，我们对学生们又多了几分感慨！大家口中所谓的“傻”，仅仅是学习中处于弱势的状态，如答非所问、反应迟钝、考试分数低等。但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有太多太强的可塑性，像“两朵花”这样热情、善良、真诚、乐观的姑娘，她们被这个社会需要着，凭自己的辛勤劳动赚钱养家，对待别人温暖、热情、真诚，难道这不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成员应有的素质吗？

再后来，在说起这两个“傻姑娘”时，我的介绍、我的辩解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兴奋和“得瑟”之感。难道不可以吗？是我的音乐课给她们俩正了名，而我这位音乐教师也因此久久地留在了她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