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客家山歌
(一)《诗经》遗韵国风体格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移民文化的产物。客家山歌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具有 《诗经》遗韵，国风体格。应该指出，我国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吴楚地区，对于岭南来说都是北方，中原汉人南迁，带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吸收所经地区丰富的民间文化，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山歌。
我们可以从客家山歌与古代中原民歌、唐代竹枝词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及修辞风格的比较中探讨它们共同的特色。 《诗经》中 “十五国风”的民歌，创作于西周初叶至春秋战国中叶，反映了古代中原的民间文化，其歌词言简意赅，朴实无华，富有诗意。大量的例子表明，客家山歌与中原古代民歌中的 《诗经》 “十五国风”、 “乐府民歌”以及唐诗中的竹枝词，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修辞风格上，特别是在 “赋”、“比”、“兴”、“比喻”、“双关”、“韵律”和 “声调”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我们来看 《诗经·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意思是: 你送给我木瓜，我回赠你玉佩，这不是物质的报答，而是为了结下永久的情谊。用比喻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情。
再看 《诗经·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意思是: 美丽的姑娘啊，约好在城墙角等我，我来了你又故意躲藏，害得我搔头徘徊难过。这是民歌的 “赋”体，它直抒胸臆，语言直白通俗，这与客家山歌常用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
又例如 《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意思是: 一对对啾啾叫着的雎鸠，活跃在河上沙洲，好像那幽娴、美丽的姑娘，引起年轻小伙子的追求之意。这又是一首描写男女之情的民歌，在表现手法上用了 “比兴”，借物托起，触景生情，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物。
这一手法在客家山歌中也是常见的。例如:
麻竹搭桥两头空，两人相好莫露风。
燕子衔泥嘴爱稳，蜘蛛牵丝在肚中。
河边石子生溜苔，思想阿妹唔得来。
七寸枕头睡三寸，留开四寸等妹来。
应该指出，在实践中，“赋”、“比”、“兴”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所谓 “赋”，即直叙，直接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所谓 “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以他物比作此物; 用具体形象的事物，来比喻作者要表达的事物。比喻可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又比如 《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意思是: 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的米谷。多年侍弄养肥了你，你却对我一点儿也不怜惜照顾。我发誓要离开你，到那愉快的乐土。乐土啊乐土，哪里才能得到我们安居的处所?! 这首诗 “赋”、 “比”、“兴”兼而有之，又是 “迭句体”。我们来看下面使用比兴手法的客家山歌:
一朵红花在水中，想去探花水又深，
因为探花跌落水，纵然浸死也甘心。
种树爱种松树秧，恋郎爱恋老实郎，
松树正系常青树，老实阿哥情正长。
在客家山歌中，借物托起，触景生情的比兴手法随处可见。
日头一出照四方，唐山隔番路头长，
鸳鸯枕上矛双对，日里挂念夜思量。
鸭子细细敢落塘，鲤鱼细细敢漂江，
蜜蜂细细恋花树，妹子细细恋情郎。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
风吹竹叶满天飞，两人离别正孤凄，
灯草跌落猪红钵，呕血攻心脉人知?
从以上四首客家山歌可以看出，其特点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表现形式上是每首山歌四句，每句七字，一、二、四句押韵; 第二，使用了比兴、双关、比喻的手法，语言通俗，朗朗上口; 第三，其内容上主要描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由此可见，客家山歌与 《诗经》中 “十五国风”在修辞手法、艺术风格上基本一致，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流传在中原地区的古代民歌用的是文言古语，而客家山歌用的是方言俗语; 前者多为四言体，后者多为七言体。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七言体民歌 “竹枝词”逐渐盛行，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 《竹枝词》(二首) :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上述七言体民歌 “竹枝词”在晚唐时期的中原汉民中已很流行，客家先民在第二次大迁徙中，把中原这一体裁的民歌带到南方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下面的客家山歌与上面的 《竹枝词》很相似:
隔远听到崩苎声，看紧有行又矛行，
一阵日头一阵雨，看紧有晴又矛晴。
以天气是睛还是雨作比，得出双关语 “有晴 (情) ”和 “无晴(情) ”，以 “晴”暗指 “情”。这样生动有趣的双关语在客家山歌中的运用屡见不鲜。如:
讲起交情真有趣，郎有心来妹有意，
白纸写字矛纸格 (阻隔) ，滚水蒸饭就来气 (去) 。
新做大屋四四方，做里上堂做下堂，
做里三间又二套，问妹爱廊 (郎) 唔爱廊 (郎) 。
所谓双关语，即一句话或一首山歌中，含有两重意思，有两种解释。双关语有谐音和借意两种，因客家话字音不同于其他方言，因此有些双关语只有熟悉客家话的人，才能体会到此中的妙趣与韵味。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我们可以从诗歌的形式与韵律上比较客家山歌与唐诗。如唐诗中杜牧的 《山行》与客家山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一树杨梅半树红，哥系男人胆爱雄，
恋妹爱哥先开口，妹子开口面会红。
在大量的唐诗中，四句一首，每句七字，一、二、四句末押韵，且多为平声。这种规整的句式结构，俗称 “豆腐块”。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 “豆腐块”这种诗歌形式，唐诗才大放光彩，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展示出唐诗无穷的生命力。客家山歌正是受到唐诗极大的影响，其形式大多数是 “豆腐块”，与唐诗的形式基本上相同。在诗歌中，把同一个韵的字，放在句子的末尾，使它产生一种声音回环的和谐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押韵”，押韵的方式叫作 “韵律”。在韵律及平仄上，客家山歌不像唐诗中的格律诗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它与 “竹枝词”很相似，且富有音乐节奏韵律之美。
我国近代著名维新变法先驱、外交家、爱国诗人黄遵宪先生，是梅县人，他很注意收集当地客家山歌并加以创新，在他的 《人境庐诗草》中就有九首客家山歌，其中有: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矛人知。
因为分离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出门水东西。
挽水西流想矛法，从今唔养五更鸡。
这些山歌的韵律、声调，双关及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和七言体形式等与唐诗、“竹枝词”民歌都极为相似，和传统客家山歌也很相似。黄遵宪先生在所辑录客家山歌集的 《题记》中认为: “(《诗经》)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而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念及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他肯定了客家山歌与 《诗经》“十五国风”是一脉相承的，并高度赞扬了客家劳动人民的才智和客家山歌的美妙。
客家山歌发展为七言体，能熟练运用如赋、比、兴、双关和比喻等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及民间群众通俗的口头文学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客家山歌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南方民歌的影响，我们不妨把传统客家山歌与南方民歌作一比较，从中了解两者的异同。在明代著名文人冯梦龙编辑的十卷 《山歌》中就有:
郎有心来姐有心，二人相似线和针
针儿何曾离了线，线儿何曾离了针。
传统客家山歌中有:
郎有心来妹有心，铁棍磨成绣花针，
郎系针来妹系线，针行三步妹来寻
冯梦龙的 《山歌》中有:
郎有心来姐有心，唔怕人多屋又深，
人多那有十只眼，屋深那有千重门。
传统客家山歌中有:
郎有心来妹有心，唔怕山高水又深，
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自有撑渡人。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传统客家山歌已经糅合了南方民歌的许多元素和风格。
总之，客家山歌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原汉民迁徙是同步进行的。“歌随人走”，经过千余年漫长的时间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客家民系与客家山歌，经历了中原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交流融合的艰难历程。但不管历程怎样艰难，客家山歌本身仍然保存着 《诗经》遗韵、国风体格，仍然保存着中原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