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尽管对华侨家书并不陌生，但当李柏达先生将他珍藏的八十多封自己家族的古巴华侨银信展露在我面前时，我仍然感到十分惊讶。

古巴!“古巴”这两个字首先让我眼前一亮。古巴(亚湾)曾经是中国人主要的一个移民国家，由1847年“卖猪仔”开始，先后到这个遥隔万里的拉丁美洲岛国谋生的中国人至少有二十万。在我的家乡五邑(江门)地区，“去亚湾”曾经是一个流行词。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胜利后，由于社会制度的认同，歌曲《美丽的哈瓦那》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唱，“古巴糖”一度进入中国城乡的每个家庭，国人对这个兄弟之邦的名称也就耳熟能详。但20世纪60年代古巴实行“国有化”，大小产业(包括小商店和街头摊档在内)一律被没收，当地华侨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曾经繁荣的华人社区迅速式微。加上水路遥远、信息闭塞等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古巴华侨华人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近期，古巴老华侨已经所剩无几，大小华埠渐次荒废，大量的文物和史料流失，才有人突然醒悟，喊出“抢救”的呼声。在这种情势下，忽见一批古巴华侨家书冒出来，怎能不令人惊喜呢?

家书保存之不易，大家是深有体会的。而华侨家书的收藏，就更为困难。你无法想象，一个家族、两个国家(古巴、中国)、三代人(收藏者的曾祖辈、祖辈、父辈)之间的通信，竟能历时80多年，在经受了抗日战争等严重战祸、旧社会农村的匪患盗贼，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动乱，还有台风、洪水、虫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仍然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在农村，像李云宏宗族这样珍藏家书的例子实在不多。不少人因文化水平所限，或搬迁、扫除，或老人去世，书信就会被当成垃圾扫地出门，或一把火烧掉。这批家书之所以保存下来，有一个特殊原因———它传到第四代，传到了一位对银信(侨批)情有独钟的集邮爱好者、青年收藏家手上，同时又遇上了一个重视华侨历史研究、弘扬华侨文化的好时代。这又是多么令人庆幸和欣喜啊!

2006年起，我出版了两本书1，发表了先父黄宝世1952—1975年的40多封古巴家书，曾经引起读者关注和文史界、收藏界专家的高度重视。不止一位朋友曾经断言很难再有这样的家书出现。谁知，李氏家族的古巴银信不但时间上比我父亲的家书长27年，而且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作为私人生活史和心灵史的民间家书，向有“信史”的美誉，是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而华侨家书更是一种宝贵的跨国民间文献，国际信息和世界风云也会游弋其中。民间家书抵万金，华侨家书价更高!

若如学术评论界所言，我的两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一部古巴当代华侨史，那么李氏宗族银信就不仅是对这部当代华侨史作了有力的佐证和补充，同时也为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华侨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料。为此，我鼓励柏达把它们编辑成书，进一步丰富华侨史料的宝库。柏达十分努力，仅仅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就把《古巴华侨银信———李云宏宗族家书》的书稿拿了出来。

从史料的视角看这批银信，其中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最珍贵，也最让我震撼。“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太平洋水路被封锁，美洲侨汇几被断绝。日军多次入侵台山，狂轰滥炸、烧杀抢掠，以致生灵涂炭。而天公偏偏不开眼，连续三年大旱，作物失收，台山侨眷生活陷入困境，以致哀鸿满地、饿殍遍野。海外华侨心急如焚，纷纷捐款抗日，或回国参战，或千方百计寄钱接济亲人。本书的第24、25封银信，信封两面密密麻麻地盖着邮戳，经编著者考证，这是在多个国家、地区兜兜转转才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进入昆明、重庆，足足历时半年才最终到达台山侨乡的。而此时，台山已经沦陷，李氏宗族中有的小家庭早已家破人亡，有位妇女被卷入逃难人流，远走他乡。这是当年台山侨乡一个多么凄惨的缩影!是对凶悍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多么有力的控诉!这些家书将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什么叫作“战争、沦陷”，什么叫作“天灾、人祸”，什么叫作“灾荒、饥饿”……

这批银信中的每一封，其史料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你细细品读，都会看到历史的身影。由于编著者对银信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读者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注释和解读，我相信，本书对于金融史、邮政史、交通史、中外关系史和家书、侨批、文献信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助益。

当然，李氏宗族银信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它和所有的华侨家书一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传谕、教化作用和艺术欣赏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银信的三位曾祖辈和祖辈华侨作者(李云宏、李云宽、李维亮)都是农民出身，读书不多，而且遇到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独特的台山方言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等多重困扰，因而他们的文字表达困难重重。虽然书信中还有好些非文非白、不太通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耐心阅读，就不难发现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信息。诸如20世纪20年代古巴政府的禁赌、禁毒和排华，60年代卡斯特罗新政府实行共产，受到美国的封锁压制，中古贸易的易货方式，以及古巴华侨为何出走美国等。而信中所展示出的李氏家族先辈的不怕艰险、勇于闯荡、刻苦勤俭、爱国爱乡、重视教育、敬重父母、关怀亲人等内容，则充分体现了华侨优秀的传统品格和伟大精神。他们的每一封信，都离不开寄钱———寄钱，不断地寄钱!即使在只靠微薄的养老金糊口、侨汇受到侨居国政府严酷限制的困境中，依然千方百计地寄钱。临近生命终点时，竟破釜沉舟、倾其所有，将“一生积蓄一次寄回”。这是何等的感人!相对于某些侨眷在家乡缺乏大志、不思进取，习惯性依赖侨汇过悠闲自在的生活，海外华侨则更显独立、奋发、自强，视野和胸怀也更加开阔。针对侨乡的陋习和不良风气，华侨长辈在银信中一边寄钱，一边反复劝导儿孙“人生在世，须要守慎德行，切勿乱作行为。人伦不固(顾)”;与邻里相处要有气量、“以和为贵”，切勿因小事争斗，有矛盾“祈用和平善法解决，切不可用仇怨气语讲话”;“力谋进取，希望发展图强”，“择善而从，立定志向”，“千祈勤俭，不可闲汤(荡)过日”;“父母功劳大过天，儿应奉养父母亲”，教导后辈要常记“血脉之情，平等对待”……简朴的语言中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传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西方的平等、民主、博爱理念。虽然时移世易，但今天的读者仍可从中获得教益。

此外，这批银信的艺术欣赏价值也值得肯定。颇见功力的字迹、精美且内容丰富的邮票，以及多姿多彩的信封和邮戳，都会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批银信大多用毛笔写成。李云宏、李云宽和李维亮的字写得都不错，其中尤以云宽为佳。云宏、云宽生于19世纪80年代，维亮生于1903年，他们是在清末民初受教育的。那一代人学毛笔字，就像今人学电脑，是必修课。但字写得好不好，则与各人所下的功夫与天分有关，这就是所谓“字如其人”。我特别欣赏老一代华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他们把“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带到大洋彼岸的岛国，直到晚年仍锲而不舍。此等情怀，着实令人感动与佩服。

黄卓才

2015年元月于暨南大学

1黄卓才:《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卓才:《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