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一) 选题意义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华侨华人社团较为集中、活跃的地区(在 20世纪60年代以前更是如此) ，而马来西亚国内不仅华人社团林立，而且特别活跃。根据2005年马来西亚政府社团注册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共有华人注册社团 7 937个。目前估计已超过 10 230个。1在东南亚，甚至在全世界，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起源可能最早，其发展脉络也较为典型。因此，研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考察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史沿革的规律、特点，分析其在马来西亚的历史，特别是在当地华侨华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目前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仍然付之阙如，因此，我们力图弥补这一学术研究的缺憾。

(二) 研究现状

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以及华人社团的发展，都曾给予关注，并做过比较深刻的研究。故此，涉及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的论文、著作比较丰富，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

1.新马地区的整体性研究概况

在新马地区，专门研究当地华人社会，尤其是专门研究当地华人社团的著作也很多。从事相关研究的许多学者本身就是当地华人。相较而言，在新马地区，研究新马(乃至东南亚) 华人社会和当地华人社团的学术成果可说数量最为丰富，学术价值也最高。其中，《马来西亚华团简史》(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9年) 一书中，分别记述了 190 多个马来西亚各类型华人社团的简史。此书开始部分还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作了整体上的简要论析，并重点介绍了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 “华总”)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辞典》(吉隆坡:一钱研究机构，1980年) 将华人社团分为地缘、血缘、业缘、总会、医药、体育、文娱、校友会、华教等类型，分别介绍了相关类型重要社团的简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王赓武的著作 《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集》(姚楠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 、《中国与海外华人》(天津翻译中心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 、《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等，崔贵强先生的著作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以及郑良树的许多著述中，就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进行了深刻、精辟的研究与阐释，有助于学界获得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华人社团较为深入的总体性理解。

吴华先生在新马地区研究华人社团的华人学者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 、《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共三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 、《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等。对于研究新马地区的华人社团，吴华的上述著作非常重要，尤其在史料方面。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一书只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的地缘性社团，同时，它也和吴华的其他相关著作一样，重于 “志”，重于记述。除上述著作之外，吴华编著的 《柔佛州华族组织概述》(新加坡:陶德书香楼、东南亚华文资料中心，2002年) ，对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柔佛州华族乡团组织、柔佛州逾百年历史的会馆、潮客两帮最早的会馆、柔佛州商业团体进行了概述，并对柔佛新山的华人会馆特刊作了简介。吴华还有一篇论文 《大马华族社团的发展与功能》(载 《“马来西亚华人”专论》，抽印本) ，此文分地缘性组织、血缘性组织、业缘性组织、综合性组织等社团类型，按照草创(1801—1890年) 、发展(1891—1941年) 、停顿(1941—1945年) 、复兴(1946—1957年) 、蜕变(1957—1983年) 5个时期，简要论述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发展。

彭松涛主编的 《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 》(新加坡:文献出版公司，1983年) 是记载、研究新加坡华人社团历史发展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述。这部书对新加坡的所有社团进行了归类，记载了众多社团的发展历史，并简要研究了其发展概况。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华人社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一部工具书，《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1982—1983) 》一书对研究新加坡华人社团来说必不可少。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编辑委员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著的 《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对研究新加坡华人会馆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由林水檺、骆静山合编的 《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 和由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的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 是两部集合了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应该是在 《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基础上扩充、增补而成。在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中，各有关学者从社会、人口、政治、教育、经济、华人新村、文化思想、报刊、文学、地缘性社团(乡团组织) 、宗教等各方面，全面诠释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其中，在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刘崇汉专门分析研究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地缘性社团(刘崇汉称之为“乡团”) ，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见解。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载 《南洋学报》第53 卷，南洋学会，1998年12月) 是刘崇汉所作的另外一篇全面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著述。在文中，他界定了华人社团的概念，归纳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类别和数目，分期简析了其发展史，并指出了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李雄之(横眉) 先生长期在华团内担任要职，对华团内部事务了解稔熟。他的三部著作 《烟雨华团》(第一部和第二部由李雄之分别于 2000年、2006年出版，第三部由雪隆李氏宗亲会于 2011年出版) 是研究马来西亚华团内部机制问题的必读作品。

吴云龙的著作 《遭遇帮群:槟城华人社会的跨帮组织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年) 主要从早期槟城华人社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领导性华团———平章会馆和中华总商会入手，分析福广两帮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曾大量引用早期槟城华人社会历史上重要的华文报纸 《槟城新报》中的珍贵资料，增强了文章的研究力度和可信度。颜瑞章主编的 《居銮华人社团简史》(新山新文学印务社，1975年) 主要对柔佛居銮地区的华人社团历史作了简析。《晋汉省华人社团简史》(古晋:晋汉省华总，1999年) 简析了砂拉越晋汉省的华人社团历史。

陈铁凡、傅吾康编的 《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共三册，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年) 对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包括华人社团历史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原始史料。刘崇汉编著的 《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和田汝康著述的 《砂拉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第二版)(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1年) 也是集合相关研究和资料的重要著作。而 《第四省华人社团联合会会员资料汇编》(美里:第四省华人社团联合会，1987年) 、《诗巫省华团手册 2002—2003》(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2003年) 、房年胜主编的 《诗巫华人社团大观》(诗巫省华人社团联合会，1995年) 则保存了砂拉越诗巫地方华人社团的许多珍贵资料。另外，由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本身所编辑、出版的纪念特刊，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始研究材料，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2.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整体性研究概况

在中国大陆，林远辉、张应龙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是研究新马华侨史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作者将新马地区的华人社团分为地缘组织、血缘组织、业缘组织等几类，以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提出许多重要见解。李明欢所著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 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海外华人社团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组织形态、经济机制、社会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探讨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发展。许振礼和方雄普编著的 《海外侨团寻踪》(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 一书也分 “侨团溯源”、“历史功绩”、“旧瓶新酒”、“史料钩沉”4个部分，多角度分析、论述海外华人社团，该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史料价值。周南京主编的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和《世界华侨华人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及庄炎林、武杰主编的 《华侨华人侨务大辞典》(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 等工具书中，收录了研究世界华人社团包括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许多重要学术成果，而且，其重要的资料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庄国土的著作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也有对海外华人社团的深入论述。赵和曼主编的 《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收录了有关马来西亚桂籍华人社团的许多原始资料及部分研究文章。曹云华等人的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 、曾玲的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等著作中，也有关于新马华人社团较为深入的论析。

此外，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著述行文时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略有涉及，此处不再详述。至于在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祖籍地，各省、市、县都有专门编辑和出版的当地的 《华侨志》，其中，或多或少有涉及华人社团包括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内容。

在港台地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史发展的著述也不少，如:麦留芳著 《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73年) 、黄枝连著 《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李威宜著 《新加坡华人游移变异的我群观:语群、国家社群与族群》(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年) 、麦留芳著 《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张清江译述，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等都是研究和论述新马地区华人社会的重要著作。有关专家和学者在著述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时所持有的观点，值得借鉴。

陈琮渊的学位论文 《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团联合会研究(1977—1997) 》(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研究 1977—1997年间的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团联合会。作者认为，“二战”后砂拉越华人社团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其组织形态也呈现时代的特征，足以印证外在环境变迁造成人类团体改变的观点。文章重点分析了联合会的成立背景、内部组织架构及外部网络关系。文章还从政治参与、经济活动、教育文化、社会公益等几个角度，论述了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团联合会的社会功能及时代意义。

此外，何凤娇主编的 《东南亚华侨资料汇编》(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 、杨建成主编的 《30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 以及 《30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 和 《30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续编)(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 等，在相关研究和相关资料搜集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著作。

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作为著名的研究华人华侨的华人学者，颜清湟的相关学术成果非常有影响力。他所著述的 《新马华人社会史》(粟明鲜等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 “华人社会的形成”、 “方言组织”、 “宗亲组织”、 “秘密会社与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与社会的变动”、 “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 “社会问题及其控制”、“文化与教育”等诸多问题，对 1800—1911年的新马华人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刻和客观的分析研究。书中对新马地区华人地缘性社团(方言组织) 和血缘性社团(宗亲组织) 及秘密会社的分析研究，对相关研究者而言颇具启示性。

此外，研究华人社团，尤其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论文数量非常多。许多论文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观点新颖，见解深刻，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3.专题、个案研究概况

在整体性研究不断积累、日益深化的过程中，专题和个案研究的增多，更进一步增加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马来西亚各类华人社团中，地缘性社团和方言团体占有最大的比例，也较为活跃。因而，学术界也给予了较多关注。何启良的 《马来西亚华人宗乡会馆“封闭”和 “开放”的两难》(毛策:《郑良树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以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创建 “学术文艺出版基金”为例，简要论述了马来西亚地缘性社团的历史和发展现状。陈美华的论文 《族群、历史与认同———以马来西亚客联会的发展为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8年第11期) 探讨的主题是马来西亚客家族群的认同问题。作者选取 1979年成立至 2004年的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广义的田野调查和访谈法，配合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作者总结认为，“客联会”的宗旨及目标乃凝聚华人认同感，一方面维护族群本身的生存与利益; 另一方面巩固并强化华人整体的团结意识，同时达到凝聚客家次族群的内部关系、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的内部关系之三重 “向心”的作用与功能。而其客家认同，可以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方面来理解。陈亚才的 《马来西亚宗乡社团发展动向的观察与探讨》(《资料与研究》，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年第8期) 探讨了 19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宗乡社团的发展动向。谢剑、陈美萍的 《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以马来西亚吉隆坡及雪兰莪地区客家社团的发展为例》(《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1年) ，以雪隆地区客籍社团为例，探讨了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问题。台湾学者江柏炜的 《海外金门会馆调查实录》(马来西亚篇)(金门县文化局，2007年) 主要分析了近代金门的海外移民和金侨的分布、东南亚金门人会馆的成立、马来西亚的金门人会馆。其中，作者重点分析了巴生、浮罗吉胆、马六甲、巴株巴辖、古晋等地的金门会馆。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此书，其研究成果既具有一定的特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江柏炜的另一著作 《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门人的宗乡会馆》(第二版)(金门县文化局，2012年) 专门研究新加坡的金门会馆。作者以长期的田野考察、丰富可信的资料为基础，从金门会馆历史演变入手，比较系统地分析金门人的移民史、职业、认同以及与祖籍地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009 级博士生林联华的博士学位论文 《马来西亚福建籍华人地缘性社团研究》，主要研究马来西亚闽籍乡团组织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探讨了闽籍乡团组织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要作用。作者利用厦门大学的经费资助，到马来西亚各重要闽籍乡团中进行考察，并对一些乡团领导层进行采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和观感。谢爱萍主编的 《马来西亚广东人研究论文集》(马来西亚雪隆广东会馆，2007年) 中，收录有多篇研究粤籍会馆的论文，它们大多是作者经过田野考察后进行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宗教团体的研究，相关的著述也很多。朱金涛的文章 《100年来的吉隆坡华人寺庙》(《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 54周年纪念特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委员会，1977年) ，简析了吉隆坡地区的多家华人神庙及宗教组织，包括南天宫、仙四师爷庙、关帝庙、谭公庙、天后宫、钟万公庙、南阳宫、兴义殿、福星祠、威镇宫、弥陀岩、登彼岸、千佛寺、观音亭、雷王殿、地母庙、真空祖师道堂等。朱金涛对吉隆坡华人神庙道堂的分析论述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作者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此文，可信度较高。陈志明(Tan Chee-Beng) 著的 《马新德教会之发展及其分布研究》(苏庆华译，代理员文摘(马) 有限公司，1991年) 和 《马新德教团体》专门研究了新马地区的德教社团组织。陈志明的上述著作是德教会研究的奠基之作。刘伯奎编的 《砂拉越之真空教》(寻乌:黄畲山总道堂，1977年) 专门分析了流行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地区华人中的真空教。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的论文 《关于三一教的一些看法和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传播》(Orient Extremus，1972 No.12，1980 No.27) 是他在新马地区亲自调查研究的成果，文章较为系统深入地分析了三一教在新马地区华人中的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07—2008年，在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经费赞助和妈祖文化研究中心的主催下，马来亚大学的苏庆华和刘崇汉率领一批中文系本科生对散布于马国各州的 46 间天后宫进行田野考察，并对当地耆老进行了口述历史的记录工作。经过整理、编写后，这批研究成果终于以 《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第一辑和第二辑的形式，分别在 2007年及 2008年出版成册。这两辑 《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既保存了马来西亚天后宫的重要原始资料，也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对于目前在马来西亚日益活跃的一贯道，苏庆华作了较多的深入研究。他研究一贯道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马来西亚一贯道的历史及其发展近况》(《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成立大会特刊》，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 以及 《弘道海外道———一贯道发一崇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传扬与发展》(《南洋学报》第64卷) 等等，前篇以一贯道自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马国的发展为起点，介绍各组线之发展概况，特别是各主要组线之佛堂分布与其所主办的一些重要活动。文章重点分析了发一崇德道场、宝光建德道场，进而总结认为:一贯道在马来西亚超过半个世纪的弘扬、阐道历程，绝非平坦无阻。后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道场的成立为例，分析一贯道 “发一崇德”道场在海外的传播发展。

对于在华团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教团体，专家学者也作了相关深入研究。廖文辉的 《华校教总及其人物》(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2006年) 重点研究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重要领导机构之一———教总的历史及相关重要人物。该著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主要论析教总的历史，作者从 “母语教育权益的捍卫与争取”、“完整母语教育体系的维护与争取”以及 “教总在政治、文化与社团领域的参与”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教总维护、发展华文教育的卓越贡献; 上篇也简要分析了华文教育两大领导机构教总与董总的关系，较为客观深入地评价了董教总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下篇主要介绍分析了教总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他们包括林连玉、沈慕羽、严元章、陆庭谕、庄迪君等人。《华校教总及其人物》是迄今为止较为深入系统研究教总的重要学术专著之一。

教总出版的 《教总 33年》(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87年) 以及董总出版的 《董总 33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年) 和 《董总 50年》(钟伟前主编，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4年) 在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董教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教总 33年》的主要内容包括:教总成立 33年以来的图片纪实、历届会务报告、历史文献、属会简介等。《董总 33年》的内容主要有:董总各州属会介绍、董总历年重要会议记录选、历年重要文告/声明选、重要备忘录选、文献/文章选编、华教 33年大事纪要、大事专题、人物谱。《董总 50年》是在参考前两本资料集的基础上充实而成，它增加了 1987年以来的大量重要文献，并附有相关的重要统计数据。

黄伟雯的 《砂拉越留台同学会之研究(1964—1996) 》(诗巫:砂拉越留台同学会，2002年) 比较系统地深入研究了 1964—1996年之间的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该著作是黄伟雯将其学位论文进行出版，是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的，历经前后三次田野调查(1999—2001年) ，深入砂拉越当地的华人社会，通过实地的观察，以及与当地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诸位重要干部的访谈，使论文的分析论述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作者认为，在 32年的历史中，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虽然在 1960年代不受当地华社重视，但如今已发展成沙华社会推动文化活动与华文教育的重要代表之一。

华团不仅是传统华社的三大支柱之一，与华社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尤其在华团的政治参与方面。祝家丰的论文 《权益组织之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质变与分化》 ［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 40年(1965—2005) 》，南方学院出版社等，2006年］，以及 《国家与马来西亚的非政府组织运动———华人非政府组织在马哈迪时期的转变和分化》(《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第10期) 是两篇研究华团政治参与的重要论文。祝家丰认为，在各项政策上，马来西亚政府注重马来议程，因此往往牺牲了华人的权益。而华基政党无法保障在马来霸权下的华人权益，因此，华人非政府组织通过政府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益。这种政治式的参与使华人选民在大选中向国阵政府反映出他们的心声，尤其是在 1986年及 1990年的大选中。国家领导人认为这种维护权益的方式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地位，因而采取各种手段以破坏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采取国家社团主义的理论，以政治的方式渗透各个组织，国阵领袖以高压方式挑战及边缘化华人非政府组织。总之，国家社团主义支配式的政治介入运作，成功地改变了华人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并导致其分化。祝家丰的另一篇论文 《国族构建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华团的角色》(文平强编:《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构建———从独立前到独立后 50年》，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0年) ，探讨了华团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后不同阶段的发展，认为随着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进展，华团表达的诉求大多摆脱了族裔性的羁绊。以公民权利为基础来争取各项权益的做法，让华团的角色有所转变，从而在国内民权运动中发挥更有益的功能。华团的积极行动也为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团角色的转变深具意义，因为借此可以为国族构建的论述增添新的方向，而华团的抗争也冲击了马来西亚国族构建的进程。总之，在迈向一个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的 “想望的国家”的道路上，华团肯定仍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俾使马来西亚在未来能塑造出涵纳全民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族认同。

4.英文研究著作

英文方面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研究新马华人社会的 Wolfgang Moese，Gottfried Reinknetch and Eva Schmitz-Seiber，Chinese Regionalism in West-Malaysia and Singapore(《西马和新加坡的华人地方主义 》)(Hamburg，1979) ;C.S.Wong，A Gallery of Chinese Capitans(《华人甲必丹群像 》)(Singapore，1963) ; R.K.Vasil，En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New Delhi:Radiant Publishers，1980) ; Mak Lau Fong，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早期马来亚华人方言群分类法则》) 等。上述著述中或多或少都有关于华人社团的研究。从整体上研究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团的有:C.P.Filz Gerald，The Thir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东南亚第三个华人团体》) ，Edited by George Hicks，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1930s(《193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社团》)(Select Books Pte.Ltd.，1996) 等。研究地方性华人社团的著作有 Morally United and Politically Divided: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Penang(《道 德联合 与 政 治 分 裂:槟 榔屿 的华人团 体 》) ，Michael B.Leigh，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arawak:A Study of Communal Relations(《砂拉越的华人团体:社群关系研究》)(Malaysia Publishing House Ltd.，1964) 等。研究早期华人秘密会社的有:W.Bligthe，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ecieties in Ma-laya(《马来亚华人秘密会社的影响》)(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WilliamL.F.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y in Malaya:A Survey of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1900(《马来亚华人秘密会社:1800—1900年的三合会概览》) 等。研究华人宗教社团的有:Bernard Formoso，DE JIAO:A Religious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Overseas:Purle qi from the East(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an Chee-Beng，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陈志明:《马新德教团体》)(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5) 等。

综合来看，在尽力充分占有原始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做了多方面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关于华团的历史发展及其分期，华团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所体现出的社会作用等方面，有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在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方面，很多相关学术成果也是较为深入系统的，参考价值较高。

华社和华团的不断发展演变，会促使新的问题不断产生。经过不懈努力，更多的原始可信资料也将不断被挖掘出来。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学术界对华社和华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华团与华社的关系方面，相信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

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仍然是需要加强的课题。因为，更为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的不断涌现，一定会促进和提升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整体性研究的水平。

二、华人社团概念界定、分类及历史分期

(一) 华人社团概念界定

本书是对华人社团所做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社团的概念及社团的分类。

对于 “社团”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 “各种群众性的组织的总称，如工会、妇女联合会、学生会等”; 由罗竹风主编的 《汉语大词典》对 “社团”的解释也是 “各种群众性组织的总称”。联系到本书，这种解释有些简单。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 “社团”的表述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团体或单位，如学校、商店、科研院所、军队、政党等。社团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尤其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有了很大发展。”2如果把这一解释放置于本文中，应该是不太合适的，有不严密、不恰当之嫌。早在 1869年，当时统治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针对华人私会党颁布 《镇压危险社团法令》，1890年又颁布 《社团注册法令》，加强对社团组织的管理。1957年马来西亚实现独立后，或颁布、或修订有关社团法令，以加强对其国社团组织包括华人社团组织的管理。因此，为更科学、更严密地探讨、理解 “社团”的含义，还应该着眼于法学方面对这一概念的诠释。由于材料来源所限，我们不能查找出马来西亚国内对 “社团”概念的法律界定。刘崇汉先生在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华人注册社团(简称华团) 是基于共同宗旨(包括地缘、血缘、业缘性原则或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性或非传统性组织。”这种定义主要是一种学术性的定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定义。

在我国，由邹瑜、顾明主编的 《法学大辞典》对 “社团法人”的解释是:它是 “为实现一定目的，由一定数目社员结合而设立的法人”，“社团法人的设立须有一定数目的社员，须建立组织机构，制定章程，并须经法定机关进行登记后，才可取得法人资格”，“根据社团法人成立的目的，可将其分为营利社团法人和公益社团法人”。3林尹、高明主编的 《中文大辞典》对社团的定义是 “社团法人的简称”，“社团法人:私法之一二人以上之社员依法律关于社团之规定而成立之法人也。分二种:一是以营利为目的者，曰营利社团; 二是以公益为目的者，曰公益社团”。4上述两种概念界定较为科学。

在中马两国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议之前，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更准确地说是华侨社团。而且，本文论述时所涉及的华人社团，在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之前，实际上也主要是那些华侨社团。关于 “华侨社团”，《华侨华人侨务大词典》中解释为:“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以联络感情，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自发建立起来的一种互助、联谊、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中对华侨社团作了如此解释:“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联络感情、共谋生存与发展，或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或以业缘同行等为纽带，自发建立起来互助联谊与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它源于中国明清时代出现的秘密会社及以后的会馆，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源。”5这些解释，对早期的华侨社团来说，比较全面，也比较准确，不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华人社团的概念。目前，在马来西亚，根据政府有关法令的规定，马来西亚人享有结社自由，但合法的社团组织成员人数必须在 7 人以上，并在国家社团注册局登记并获准注册。至于本文中所研究的华人社团，主要指那些非营利性质的群众性、公益性、合法注册的华人组织。

(二) 华人社团的分类

海外华人社团的分类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海外华人社团的分类有所不同。早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大体被分为方言组织、宗亲组织和秘密会社三大类(参见颜清煌:《新马华人社会史》) 。而西方学者中，有人将华人社团分为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系统;有人分为中式社团和西式社团两大类; 又有些学者将华人社团按其主要功能分成20 类，除了传统分类之外，还分成武术团体、医药团体、艺术团体等等。在我国，一些学者将海外华人社团分为血缘、地缘、业缘、会党和联谊等 5 类; 台湾侨史学界则将华人社团分为综合团体、乡族团体、社会团体、职业团体、文教团体、政治团体、救国团体等七大类。在这些名目繁多、着眼点不同的分类中，最基本的有 3 种，即地缘性组织、血缘性组织和业缘性组织。

1981年，马来西亚政府修正后的社团注册法令规定，社团组织分为 3 类:联谊团体、政治团体和政党。目前，马来西亚政府社团注册局把注册社团分为 13类，即:①宗教团体; ②社会福利团体; ③联谊与休闲团体; ④妇女团体; ⑤文化团体; ⑥互助团体; ⑦商业团体; ⑧体育团体; ⑨青年团体; ⑩教育团体;瑏瑡⑪政党; 瑏瑢⑫职业团体;⑬瑏瑣一般性团体。马来西亚有些学者将本国华人社团划分为6 类:①作为核心领导机构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 “华总”) ，其成员包括马来西亚 13个州的中华大会堂或华人社团联合会; ②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简称 “商联会”) ，其属会包括马来西亚各地的中华工商总会; ③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 “董总”) 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两者合起来简称 “董教总”) ，成员包括马来西亚各地华校董事联合会和华校教师联合会; ④地缘性社团和血缘性社团组织联合会，包括数十个地缘性社团联合会和血缘性社团联合会; ⑤学缘性组织联合会，包括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和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 ⑥全国性文化、青年、宗教等方面的华人社团组织，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佛青、青运、青团运、佛总、道总等。6

颜清湟先生和我国一些学者的划分方法，对本书而言较为科学、合理，其他的划分方法多具借鉴意义。因此，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本书中将把它们大致分为如下几类:地缘性社团(方言会馆或乡团) 、血缘性社团(宗亲会馆) 、业缘性社团、文(学) 缘性社团、宗教社团、秘密会社等。对于政党组织，本书基本不将其作为研讨对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极少数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尤其是早期的少数会馆，由于诸多原因，其具体建立时间已不可考。对这些社团，文中一般只记录其大概的创建时间。1889年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社团法令后，有些社团又只有其获准注册的时间，文中对于它们成立、创建的时间以获准当地政府注册的时间为准。至于有些社团的创建时间在不同史料中记载有别，则确定其创建时间时，以较原始的史料中所记载的时间为准，尤其是以社团本身或其总会所编辑、出版的纪念特刊中所记录的创建时间为准。

(三) 华人社团的历史分期

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进程，许多学者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曾对其进行分期。如，著名的新马华人社团研究专家吴华先生在其著作 《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中，将新加坡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分期为:①草创时期(1819年新加坡开埠至 1890年) ; ②发展时期(1891—1941年) ; ③停顿时期(1942—1945年) ; ④复兴时期(1946—1957年或 1946—1959年) ; ⑤蜕变时期(1957年或1960年至 1983年或至今) 。7在其论文 《大马华族社团的发展与功能》中，吴华先生对新加坡华人社团历史发展的分期作了同样的划分。关于 “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的历史分期，吴先生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认为，这种划分过于详细，而且，1960年以后，吴先生称之为 “蜕变时期”，“蜕变”的说法是我们所不敢认同的。况且，吴先生只是将新加坡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作了分期，未对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进行分期。

在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刘崇汉先生分别以“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独立后华人乡团组织”为题，以 1957年马来亚独立为基准，将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刘先生称地缘性社团为 “乡团”) 历史发展分为 “独立前”、 “独立后”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在这两个大的历史分期中，刘先生又作了更详细的划分。对于独立前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刘先生又划分为 4个时期:①草创时期(1890年以前) ; ②发展时期(1890—1941年) ; ③停顿时期(1941—1945年) ; ④复兴时期(1945—1956年) 。8这种划分和吴华先生的相同。对于 “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发展情况，刘先生划分为以下 3个时期:①巩固与发展时期(1957—1969年) ; ②整合与开拓时期(1970—1989年) ; ③寻求扩大组织时期(1990—1996年) 。9在 《马来西亚华团简史》中，刘先生撰写的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概述》一文，又对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分期，大致相同于前述对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分期:①19世纪以前的华人机构及先导组织(义山、寺庙、公司) ; ②草创时期(1801—1890年) ; ③ 拓展时期(1890—1941年) ; ④ 停顿时期(1941—1945年) ; ⑤复兴时期(1945—1956年) ; ⑥巩固时期(1957—1969年) ; ⑦整合时期(1970—1989年) ; ⑧振兴时期(1990年至今) 。10刘先生还撰写有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一文，该文对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史发展所作的分期，11相同于他的前述划分方法。刘先生的划分方法，我们认为，或过于简略，或过于详细。不过，吴华先生和刘崇汉先生的划分方法都是建立在客观、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对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进而划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史发展的分期，无疑可作为重要借鉴。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早期历史发展的分期，结合刘崇汉先生和吴华先生的相关划分方法，按照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可分4个阶段:①雏形时期(1800年以前)(1889年以前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早期发展阶段) ; ②早期发展时期(1800—1889年) ; ③调整曲折发展时期(1890年至 “二战”结束前) ; ④全面发展阶段(“二战”后至今) 。

第一阶段时期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主要是以寺庙、祠堂、义山、互助社等形式出现，一般情况下，它们既为乡亲服务，也是早期华人联络乡谊、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重要场所。第二阶段时期各类型华人社团纷纷成立，而且一度作为当时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1889年，华人社会中的秘密会社被查禁，促使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时期，当时中国国内风云激荡、中华民族命运面临严重危机，广大的马来西亚华侨积极心向祖国，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中国的联系日益加强，至中国抗战时期达到高峰，这种倾向也必然影响并反映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中; 另外，随着当时新马地区经济的发展，华人社会和其他民族社会的联系也在逐渐加强，因而，当时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也开始注重理顺与英国殖民政府及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 此外，各帮派华人社团内部、各类型华人社团内部也出现联合现象; 由于深受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也由于马来西亚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时期的华人社团出现民主化、国际化的趋向，不仅是社团数量增加较多，华人社团的组织类型也呈现更多样化。日据时代，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第四阶段是全面发展时期。“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华人的当地意识开始日渐强烈起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当地化色彩加强。马来西亚独立后，随着中马两国对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逐步解决，华人绝大部分取得马来西亚公民权，马来西亚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这种转变也反映于当地的华人社团———以前的华侨社团大多转变为华人社团，它们的宗旨也与此前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开始注重服务并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注重理顺与当地政府及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社团，它们仍以维护华人自身的权益为基准。战后，伴随着马来西亚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华人社会的发展进步，华人社团的发展更加迅猛，社团数量大增的同时，各种社团力量以各种方式、途径在不断进行整合，社团发展更显复杂化; 各社团间的帮派意识在渐渐淡化; 华人社团出现现代化、经济化的趋势并不断加强; 社团体制中的民主化趋势在这一时期仍在日益加强;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较早时期即已具有国际性，而“二战”后马来西亚社会的风云变幻，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更促进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联系的国际化。面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课题，华人社团纷纷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全面发展”体现于这一时期华人社团的本质性转变，体现于华人社团内部组织机构、管理体制的不断成熟完善，体现于华人社团或产生、或加强的复杂化、经济化、民主化、现代化、国际化等发展特点。

三、主要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

(一) 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四章，分别论述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相关重要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们按照地缘性社团、血缘性社团、业缘性社团、文(学)缘性社团、宗教社团、秘密会社等几种类型，分别探讨它们的历史发展，并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总结。

第二章主要分析华团的内部机制与主要组织机构。本章中首先考察了华团的管理体制，接着分析不同类型社团中机构设置的具体情况。本章重点分析了在华团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以及奖助贷学金。

第三章主要从政治参与、华文教育、华人文化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华人社团与华人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四章为华人社团名录，我们仍然分为地缘性社团、血缘性社团、业缘性社团、文(学) 缘性社团、宗教社团等几种类型，按照不同历史阶段，收录华人社团资料。它们主要反映不同华团的创建时间、发起人或创建人、首任或历届负责人、会员人数、主要组织设置等重要问题。

本书为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 的修改版。与前一版相比，此次再版重新撰写了前言，对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做了更充实、更明确的交代。在本书的第一章中，第四部分 ［文(学)缘性社团］ 和第五部分(宗教社团) 补充比较多，尤其是第五部分，大幅增加了新内容，其余部分改动比较少。第二章和第三章改动不多，主要是增加了反映最近几年华人社团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主要活动的内容。原书第四章删除，内容大部分不再采用，少部分融入其他章节。本书第四章是原书的第五章，这部分中增加了很多各类型社团的条目，并对部分社团资料进行了补充修改。此次再版，也尽力补正了原版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

(二) 研究理论和方法

本书首先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历史。如，划分华人社团历史发展分期; 尽力搜集更多的社团史料，加以分析、归类、考订等; 尽可能理清每个社团的建立时间、发起人、创建人、会员人数变化等重要问题。

本书也采用了一些社会学的方法。比如，在马来西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考察，走访了许多华人社团，尤其是具有重要地位及影响力的华团; 针对一些重要领袖或人物作了大量的访谈; 此外，尽力搜集反映社团最新动态的一手资料等。

1 《星洲文化空间》，《星洲日报》副刊，2011年8月7日。

2 王伯恭:《中国大百科全书》(6)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720页。

3 邹瑜、顾明:《法学大辞典》(6)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18页。

4 林尹、高明:《中文大辞典》(23) ，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第10236页。

5 谢成佳:《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1 ～2页。

6 言路、齐进:《华团须勇于落实结盟策略》，《星洲日报》，2001年8月31日。

7 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1 册) ，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6 ～12页。

8 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3 册) ，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349页。

9 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3 册) ，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388页。

10 刘崇汉:《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概述》，马来西亚华团简史编委会:《马来西亚华团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vi～vii页。

11 刘崇汉:《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南洋学报》1998年第53 卷，第185 ～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