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唐时期

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指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

这是关于小说观念与小说起源的一段著名论述，班固在此第一次强调小说来源于民间，稗官是最早的小说创作者。虽然班固提到的 “小说”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概念有着显著区别，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也存在诸多渊源。值得注意的是，出于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由稗官加工和创作的小说是为什么样的读者或听众服务的呢？对这段文字，《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如淳语曰：“稗音锻家排。《九章》 ‘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 颜师古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 唐林请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2]其不仅对稗官的身份、地位作出说明，同时也指出，稗官创作小说的动机在于 “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可以说 “王者” 就是最早的小说受众之一。这里包括 “王者”在内的上层统治者接受小说时带有比较明显的功利色彩，他们意图通过这些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 了解民风、民情，以便加强统治。

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九有晋武帝司马炎曾阅读小说《博物志》的叙述：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3]

通过这段文字可知，晋武帝司马炎喜读小说，常于空闲之时翻阅《博物志》。他作为《博物志》的读者，在肯定作者张华博学多才的同时，也批评《博物志》一书多记浮妄之事，进而提出修改意见。

帝王的好尚不仅会对社会风气带来较大影响，同时对不同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也可能起到推动作用。例如，汉武帝喜好求仙、方术，这在汉代小说创作中留下一定烙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洞冥记》、《十洲记》等小说作品中均出现了汉武帝的形象；唐朝帝王如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中宗李显、玄宗李隆基、宣宗李忱等都喜爱诗歌并有诗作流传至今，唐代诸帝对诗歌的爱好同时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同样，作为小说读者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帝王对小说的阅读与喜爱在小说创作和传播领域也产生了影响，晋武帝司马炎喜读《博物志》就是一个例证，后世多位帝王与他一样喜读小说，对小说的传播与兴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国时期，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背诵“俳优小说”，体现出较多的娱乐性质。《三国志》卷二一裴松之注云：

《魏略》曰：“（曹）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4]

曹植熟悉“俳优小说”并为邯郸淳背诵“数千言”，可知两者都是小说的受众。

六朝时期，小说受众对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事件是谢安对裴启《语林》的批评。《世说新语》卷下《轻诋第二十六》记：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5]

东晋隆和时，“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6]裴启《语林》面世后盛行一时，谢安听说此书内容后，对其中与自己有关的言语予以否认，并对《语林》一书提出批评。因谢安位高权重，所以他的言论给《语林》的流传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这是小说受众直接影响小说传播的典型事例。

先唐时期关于小说受众的资料匮乏，但通过有限的文献材料可以窥知：这一时期的小说受众多为上层人士，不管是 《汉书·艺文志》 中提到的 “王者” 还是晋武帝司马炎、临淄侯曹植、太傅谢安等，都地位显赫；小说受众对小说创作、传播的影响也不可低估，甚至直接关系到小说传播的命运；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受到一定重视，曹植背诵 “俳优小说” 可为一例。另外，隋朝侯白所作小说取名为 《启颜录》，说明这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就注意到读者因素，注重小说的娱乐功能。